马克·里拉|比起“自由民族主义”，“液化”的西方是更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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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里拉|比起“自由民族主义”，“液化”的西方是更大的挑战

作者：马克·里拉（Mark Lilla）

译者：谭金哲

图为本文作者马克·里拉（Mark Lilla）

对于西方民众来说，乌克兰对俄乌冲突的回应有些令人难堪。我们习惯于生活在和平与繁荣中，没有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或共同利益进行战斗和做出牺牲的习惯。我不认为只有我一个人扪心自问我们是否会在类似的情况下像乌克兰人一样勇敢和无私。这个问题让人无地自容。

也许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过于苛刻。危机可以激励人们做不寻常的事。委婉来说，自由主义价值观从未在乌克兰深深扎根，其公民也不以博爱和公民责任感而闻名。了解乌克兰历史的观察家很少能预测到乌克兰抵抗的激增。在此问题上犯错的不只有弗拉基米尔·普京。

一旦战争结束，这种感觉会持续多久，谁也说不准。历史上有无数战争改变国家基因的例子；比如战后的德国。但正如我们从个人关系中知道的那样，危机所建立的友情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散。人际关系中存在熵定律，就像物理世界存在熵增一样。甚至还有道德熵这种东西，人们只能期待他人在有限的时间内表现为一个好人。

但就目前而言，乌克兰人的抵抗和他们的团结意识激励着我们其他人。然而对某些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种激励；它给我们上了一课。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正在利用乌克兰战争来批评我们自己的自由民主国家。他们问，为什么我们不能更像乌克兰？

这不是一个明智的问题，但它是出于真正的关切。人们的感觉是，我们已经失去了强烈的公民使命感，民主规范被公然藐视，对公共利益的漠视令人不寒而栗。今天，我们的国家看起来不像公民共和国，而是消费者和网络成瘾者的集合体。与此同时，仇外的民族主义正在取代曾经反映对民主前景乐观态度的慷慨爱国主义。所以，是的，为什么我们不能更像乌克兰？

关于这个问题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自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美国最清醒的政治记者之一。上个月，他在《纽约时报》上写道：“乌克兰战争不仅是军事事件，也是一个智力事件。乌克兰人之所以获胜，不仅是因为他们的部队有优势，而是因为他们在为一种卓越的理念而战斗。”对布鲁克斯来说，这个想法就是自由民族主义。他认为，乌克兰正在教导我们，民族归属感不一定与对个人自由的承诺相矛盾。相反，自由主义可以使民族主义高尚，教导它慷慨。高涨的民族主义可以将自由主义与我们对彼此的依恋感联系起来，并激励我们为我们共同的东西而战。所以：让我们现在都成为自由民族主义者。

这是一个令人钦佩的愿望。但它引出了以下问题：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是自由民族主义者？为什么当代民主国家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如此之少？为什么我们是如此冷漠的公民？为什么非自由的民族主义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相比于试图回答这些困难的问题，直接指控我们的领导人和同胞缺乏胆量保卫民主更加容易。（布鲁克斯没有这样做，但其他人是这样做的。）人们可以写一本有趣的小书来讲述“神经衰弱”在现代政治中所起的作用。我们通常把它与反动和军国主义的右派联系起来。当前冲突中的讽刺之一是，经常将这一指控作为武器的普京现在已成为它的目标。由于他的军事失败，他亲手帮助建立的俄罗斯激进右派开始质疑他的勇气。

但这种指控在左派中也被使用过。任何熟悉后殖民主义革命政权历史的人都会了解到“革命热情不足”的说法，这种说法被用来解释政权的失败或清洗掉麻烦的政府官员。为什么我们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因为缺乏革命热情。

不幸的是，自由民主的捍卫者在冷战期间也养成了使用类似言论的习惯。回顾这一时期的著作，令人惊讶的是，信仰和战争这两个词出现得如此频繁。我们必须对民主原则有信心！我们必须赢得思想的战争！

人们可以将信仰的对象定为神，但难以定为思想观念。思想不是将军们在战场上使用的武器。思想通过反思和批判为我们追求真理服务；这就是他们的全部作用。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确实能激发信仰，它们可以，有时也必须被用作政治冲突。但是不存在“思想战争”这样的东西。思想的真正力量在于它们能够揭开意识形态的面纱，而不是传播意识形态。那些希望依靠乌克兰来指责自己民主制度的人似乎处于无脑的路径依赖状态。他们有真正的担忧，我也有同样的担忧（几年前我甚至写了一本书来表达这些忧虑）。但我不认为我们的民主社会的悲惨状况与神经衰弱、信仰缺失或缺乏自由民族主义这样的统一思想有多大关系。我年纪越大，越是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不是卡尔·马克思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而是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

近年来，我花了大量的实践研究托克维尔，我对他是一个多么微妙和令人信服的唯物主义者感到震惊。他的代表作《美国的民主》并不是以对民主价值的援引以及我们为什么必须为之奋斗开始的。它从北美的地理环境开始——森林、沼泽、山脉、奔腾的河流。面对广阔的、未受破坏的美国景观，早期定居者发现自己处于相对物质平等的状态。大自然非常大，而他们非常渺小。他们需要彼此。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法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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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克维尔看来，这种平等的事实是在美国民主中建立平等原则的必要条件；而这种原则随后激发了人们对平等的热情。换句话说，生活的激情最终扎根于物质现实。托克维尔并不像马克思那样相信政治思想只是反映社会的物质关系。但他知道，如果完全脱离了当前的社会现实，任何政治思想都不会有长久的说服力，甚至不会有意义。这是对所有乌托邦思想家的挑战：他们必须在不完全脱离目前现实的情况下想象一种新的事态。

托克维尔的唯物主义有一个重要的关联：如果曾经吸引人们想象力的政治理想不再存在，我们的第一直觉应该是问，这种变化的背后可能是什么社会条件的变化使旧的理想不再那么有说服力。我们不应该摆出预言家的姿态，恳求每个人回归真正的信仰或接受新的信仰。因此，如果我们对西方民主国家缺乏公民归属感、社会团结和对共同利益的尊重感到担忧，我们必须问自己以下问题。在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中，有什么变化削弱了我们的民主公民意识？

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并不新颖。在我看来，民主侵蚀的最终根源是，用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话来说，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流动和不那么稳固。鲍曼使用 "液体 "一词是对《共产党宣言》的间接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写道，在资本主义下，“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一切神圣的东西，都将被亵渎”。

鲍曼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坚实是一件好事。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保守派。他们的期望是，一旦不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被推翻，在共产主义下将出现一个新的、坚实的社会类型。对他们来说，从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的全部意义在于（理想地）恢复稳固性和建立确定性，以便人类能够按照其本性健康地生活。因此，像团结这样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像经济计划这样的政策非常重要。

今天，资本主义仍然存在。但它液化人类关系的力量已经大为增强。广义的资本主义——包括现代科学和技术——不再只是侵蚀坚实的社会机构。它甚至阻止了新的坚实的机构的形成。这是鲍曼最重要的见解。

在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里，人们已经开始预见到，我们的机构和规范将不再像以前那样持续存在。他们已经将这一因素纳入他们的思想，甚至更重要的是，纳入他们的感受。我们知道，父母离异的孩子在发展与他人的牢固关系方面比大多数人更困难。由于失去了对他们所成长家庭的肯定感，他们对自己能够建立稳定的家庭缺乏信心。我的感觉是，这种情况现在正更普遍地发生在社会上。从生理性别的重要性到家庭的主导作用，年轻时存在的社会机构和规范越来越少，当他们年老时也会存在。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很难不想象我们将迎来人类意识和社会生活的彻底转变。

这种流动性的明显例子比比皆是。在经济领域，放松管制，“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私有化，全球金融和贸易，以及社会保护的取消使工人的生活和他们的社区更加脆弱。在技术领域，不可避免的互联网为年轻人提供了大量的人类可能性菜单，这破坏了民族和宗教习俗和价值观的传承。它还使我们所有人都受到心理和道德病毒的影响，这些病毒瞬间在全球范围内跳动。在医学领域，研究和治疗的快速发展使今天的治疗智慧明天就会过时，使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感到困惑，对医疗机构越来越怀疑。最后，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是，我们看到流动性在流动的心理性身份的新意识形态中的影响。

这是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情况。人类社会的性质一直都是保守的。它的功能是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使个人能够在其中发展心理并相互合作；关键是，它还将知识和规范传递给后代。自由民主的思想和制度是在以这种保守的方式运作的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但是，我们当代的液体社会在这一点上做得并不理想。可以说，它们正在变得不那么社会化。它们的能量是离心的，而不是向心的。

我刚才提出的只是一个论点，而且不是一个原创的论点。但如果它哪怕是对了一半，我们就需要对自由民主和公民参与进行比我们所习惯的更深入的思考。在一个机构和价值观难以扎根的不稳定环境中，“共同利益”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团结”？当决定人类命运的力量是全球性的、不断变化的时候，民主公民权意味着什么？

这些不是修辞性问题。在我看来，它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政治问题。在我们能够清楚地思考其他问题之前，我们需要这些问题的答案。如果我们不知道自由民主还能做什么，我们就无法为自由民主“战斗”，因为我们现在必须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而且我们现在有这样的期望和感受。今天很多人都相信，对自由民主的最大威胁是仇外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液化。他们担心的是那些想让我们的社会变得不那么开放、不那么多样化、不那么受异见影响的意识形态。我也有这种担忧，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今天自称的非自由民族主义者是麻烦，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然而，他们做不到的是改变社会物理定律。这些天聚集在布达佩斯聆听基督教整合主义福音的所谓“民族保守派”活动家是液体社会的孩子。无论他们对自己从未了解过的世界有怎样的怀旧幻想，也从未以他们想象的形式存在过，他们的心理前景都假定是流动的、运动的、独立的。他们是出生在蜂巢之外的蜜蜂——像我们其他人一样。他们不是为了生活在一个甚至像完全“一体化”的天主教国家那样对他们有吸引力的蜂巢里。

事实是，今天的民族主义者永远不可能实现他们的目标。历史已经抹去了可持续的、同质化的神学——政治政权的可能性。我们仍然应该关注今天的极右民族主义者，并在政治上抵制他们。但这是因为未能实现其目的的政治运动往往比实现其目的的运动更危险。

我们都希望的是，很快，非常快，乌克兰将能够完全安全地加入自由民主国家的大家庭。我们还希望，战争的经历将在乌克兰人之间建立起足够的信任，使民主机构能够按照它们的初衷运作，有忠诚的反对派和对反对派的尊重。

但事实是，即使这些希望得以实现，乌克兰也会发现自己受到其他自由民主国家所面临的所有社会、经济和心理的离心力的影响。今天，每个政权都面临着这些力量，即使是俄罗斯。值得一提的是，在战争的最初几周，很少有俄罗斯公民示威反对战争，几乎没有人示威支持战争或急于参军。相反，他们急着去宜家买家具，担心商店会永远关闭。

本文的早期版本于10月14日在由自由基金会在波兰罗兹（Liberté Foundation in Łódź, Poland）举办的2022年自由博弈会议（Freedom Games conference）上发表。

文章来源：

Mark Lilla, Should American be more like Ukraine: Western society is being liquified, UnHerd, November 5, 2022.

网络链接：

https://unherd.com/2022/11/should-america-be-more-like-ukraine/

谭金哲，现为法意观天下编译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