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多女少的村决定给媒婆发奖金

▲亚甜婆婆在家抽水烟图/本刊记者杨旻洁

结构化的婚恋困境不是一个村能改变的事，但面对困境，一个不那么理想的办法，总比没办法好。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杨旻洁

图 / 受访者提供（除署名外）

编辑 / 李屾淼 [email protected]

59岁的亚甜婆婆成了青福村第一个领取红娘奖金的人。

2024年临近春节的1月19日，广东省茂名市青福村发了一条通知，表示从1月20日起，“凡给我村30岁以上(含)男性未婚青年介绍配偶并最终登记结婚的红娘，村委会给予1000元介绍费予以奖励。”

给红娘发奖金不是青福村的首创。1月18日-20日那几天，广东省有三个村的村委会先后发出了奖励红娘的公告。公告承诺，如果红娘帮本村男青年介绍配偶并促成其结婚登记，村委会将为其颁发600-1000元不等的奖金。

亚甜婆婆促成的这桩姻缘，始于青福村集市上的一场闲聊。

集市是附近各个小村赶场人的汇聚地，也是信息交换的场所。亚甜从隔壁芦村赶来，正在摆摊卖鱼。她被身旁一位母亲的诉苦所打动。

母亲的儿子罗良在佛山做服装批发生意，38岁，仍是单身，“完全不理会男女之事”。有时，母亲吃着别人的喜酒，席中就会忍不住落泪。亚甜回忆，“儿子这么多年不结婚，她已经气出病了。她去过医院，开了很多药，吃了很多年，仍不见好。”

亚甜想起，一位闺蜜也托她为31岁的女儿吕佩物色对象。亚甜认为，罗良和吕佩是合适的一对，便与双方父母商量着引见彼此的儿女。

前些年，吕佩经由亚甜牵线见了很多人。不过，这更多是为了完成父母的心愿。亚甜回想，“她被逼的成分更多，但去相亲时也没有敷衍。”

数月前，亚甜和罗良正在去往女方家的路上，吕佩忽然打来电话表示，她不想再相亲了。

亚甜灵机一动，说“不能走回头路，来都来了”，男女双方才见上了第一面。罗良和吕佩出乎意料地看对了眼，开始交往。

今年1月30日，他们办了婚宴，2月4日，二人领证登记，婚后准备一起住在佛山。

凭借这一对的牵线成功，亚甜成为村里第一个领奖的红娘。不过比起奖金，更令她欣慰的是，罗良一结婚，他母亲的病就突然好了。亚甜总结，“她得的其实是心病。”

▲亚甜婆婆

亚甜婆婆称得上是许多年长村民的救心丸。上门来托她说媒的，一般不是未婚青年本人，而是忧愁的父母，“来找我的人总说，‘儿子不爱说话，他自己找不到对象，就来拜托你介绍啦。’”

从青福村嫁到隔壁卢村的亚甜，从26岁起就开始帮人说媒，33年来，她的穿针引线已经促成四十余对男女结为夫妇。邻居、亲戚、附近村落的村民，都分布在她用红线编织的网络上。

不过亚甜也常说，“我不是专业红娘。”说媒，就像她喜爱抽水烟一样，只是一种闲暇时的乐趣。这个乐趣跟了她几十年，习惯成自然。

亚甜婆婆留着一头短发，皮肤晒得黝黑，只会说当地的黎话方言，声音低沉而有力。她的每一天都很紧凑：下田、养鸡、赶海、做饭。逢年过节还得到处赴宴。说媒的业务，往往要等到她晚上洗完碗后，点上水烟一边抽，一边与委托的父母们商定相亲事宜。

春节，是牵红线最忙碌的时候。此时，村内涌来一大拔归乡青年。假期一过，他们又匆匆离去，大多数人去往广州、佛山打工。

在亚甜的奔走下，除了罗良吕佩这对终成眷属，今年她还为8对男女牵了线，其中4对在初次见面后还保持着后续交往。

外甥女秋英认为，“小姨（亚甜）乐于交朋友，为人处事的礼仪很周到。”跟伙伴郊游，受邀吃酒席，亚甜都留意打听适婚男女的线索。

哪怕是办白事的时候，亚甜也不忘见缝插针。过年前，她去帮人烧纸时发现，一位40岁的女性不肯在葬礼上多给些小钱（丧葬事宜的份子钱）。亚甜听到对方辩解，“我没结婚，没钱，可以少随一些”，便走上去和她打交道，要帮她说媒。

和1990年代相比，亚甜多数说媒对象的年龄，已经从二十多岁，上升到30-40岁。亚甜发现，年龄更大的青年，选对象的顾虑会更多。男多女少的局面，也增加了说媒难度。

亚甜认为，“相对来说，女方更挑剔。如果她不挑，事情很可能就成了。”所以如今亚甜筛选过滤的更多是男方，她的把关相当严格。

▲秋英组织的相亲饭局

一般收到家长委托后，亚甜会骑着小电驴，在村中打探情况。她像特工一样，默默收集着相亲者的各种信息：样貌、人品、性格、家庭、职业、经济条件、是否有犯罪记录或其他不良习惯。不孝顺的、不够上进的，亚甜都不会帮忙介绍。

“不是父母说他好，他就好。太近的邻居，一般也只会说好话。”近年来，委托的男方过多，亚甜不得不严格选拔标准。她将打听范围扩大到400米以外的同村人身上。“以前，男女数量差别没这么大，大家都在一块玩，都知道彼此情况，说媒更简单。现在，男孩变多了，要调查、要了解的也变多了，说媒还更累一些。”

觉得双方合适，亚甜就安排两人见面。二十多年前，一般是男方和亚甜去女方家。最近几年，为避免尴尬，相亲点转移到村外镇边的茶楼。三人围圆桌而坐，亚甜坐中间。她除了介绍二人相识，也要全程陪伴、观察、调节气氛。一般只会点四样菜：花生、野菜、鸡爪和饺子。重点是聊天。

潜规则是，男方应该是谈话更主动的一方。如果男方过于沉默，双方很难有后续。“遇到这种情况，给面子的女孩，会喝两杯茶再走，私下告诉我对方不行。有些女孩，也会假装要去洗手间，趁机就走了。”

有时，相亲能否谈成也是一门玄学。结果并不总是跟经济因素挂钩。“有车有房的人不一定被选中，总要挑一挑他的脾气。没车没房的，也有能谈拢的，只要他上进积极”。

拥有几十年说媒经验的亚甜，很难说出相亲局上的男女情缘发展有什么规律。“看上眼了，就加微信继续聊，看不上眼，就不聊。”

除了命运的眷顾，村民也肯定，“婆婆是有名声在外的。大家知道她做媒好，家里有适婚男女，都愿意来告诉她。”

村中也有职业媒人，却很少有好口碑。大多数村民都会提醒单身男性，要谨防“相亲骗局”。有的媒人会带着女方和多个女伴一齐出现。女伴少则一二人，多则七八人。一见面，男方需要给媒人和在场的每一位女性发红包，每个200元。女方在饭桌上会加男方微信，下桌后就删掉。有时，也会有已婚女性参与“相亲”。

红包并不是亚甜做媒的动力，村委会的1000元奖金看起来也不算多。二十多年前，媒人谢礼以猪头、米和油为主。夫妇结婚的第二天，亚甜也会收到他们几十到几百元不等的红包。现在，金额有所增加。但是，谢礼或红包都是自愿给的，亚甜不会要求。曾有夫妇无意中忘记给红包，她都不介意。

亚甜统计，她介绍的对象，目前还没有离婚的。夫妇生孩子，也会请她喝满月酒，或者帮忙照顾坐月子。亚甜的女儿说，“我妈妈也算是积德积福吧。”

1992年生的外甥女秋英，这两年也自发走上媒人道路。看到村委会的奖励公告后，秋英开始为青福村的一位熟人介绍对象。秋英对目前的情况比较乐观，“两人都是良好接触状态，之后就看他们的缘分了。”

亚甜回忆做媒经历，总是波澜不惊。秋英对这项新业务，却充满了探索的欣喜。对于相亲所见的奇观，她也感到诸多困惑。

腊月二十八，她在朋友圈宣布，过年要在旦场镇附近大组相亲局，收到了“不均等”的踊跃报名。来的都是她同辈的电白单身人士。“8个女生，四十多个男生。”秋英拒绝了不熟悉的人，以及28岁以下的男性。最终，组成8次线下相亲局，一个女生一般要配对两场相亲。

传统媒人、男方、女方一起谈话，在秋英看来，是有些拘谨的。她更偏向于双方带来多个伙伴一起玩。“大家都是同龄人，这样更随意，氛围不尴尬。”观察到饭桌上男女双方升温不够，她就提议加一场沙滩散步作为“售后服务”，午夜12点才散场。

男方是养殖户，海边正是他的主场。烟花、灯火、小吃摊都是浪漫氛围的催化剂。第二天，她就收到了男方送的谢礼—— 一条金鳞大鱼，“他说交往得很好，结婚了再给我大红包。”

▲秋英收到的媒人谢礼

除了为这类喜事开心，秋英也为她无法理解的需求而感到愤怒。一位离异带娃、经济条件不错的男性列出择偶条件：“女方不能出去工作、不能有赌博性质的娱乐活动、不能化妆做指甲、不能经常外出、不能反驳他的话、每餐菜谱必须按照他几个孩子的要求来做。”

秋英建议他，“其实不如付钱找一个家政。”

出乎她预料的情况是，“男生人数多，但有的也会很挑。”男方是她的同学，一位平面设计师。正式见面前，秋英担心男方顾虑，就把女方的情况逐一告知：技校、美甲师、有点矮。一开始，男方表示，“只要是女的就可以了。”见面之后回访，他在意的因素却增多：“嫌女方脸型不好看、身材不够高挑、不是单位里的、没有共同话题。”

在青福村，知根知底的民间媒人，比职业化的婚姻中介人更易获得村民信任。目前看来，女方是婚恋市场上更有选择权的一方。媒人搭桥后，成与不成，看眼缘，看条件，也看天意。托人说媒也许不是纾解婚配难题的解药，却也是一种缓解未婚焦虑的镇定剂。

祠堂内新年挂的灯笼一年比一年少，逐年变得稀疏。元宵节巡村时，青福村党支部书记邓园总有这样的感受。

在当地的黎话中，“灯”和“丁”发音相似。过去一年生了男丁的青福村村民，在正月初十一、十三、十五，都会在家门前摆添丁酒，到村中祠堂挂灯还神。一盏灯，代表一个新生男丁。全村上一年添了多少个男丁，祠堂就新挂多少盏灯。女孩出生，会办满月酒，但不会有出灯和添丁酒。

邓园也察觉到，他被邀请去添丁酒宴的次数也不如从前。

“不摆添丁酒，可能是因为经济压力，可能是生孩子的人在减少。或者反推过来，因为结婚的变少了。不结婚，哪来的孩子生？”邓园分析。

今年36岁的邓园自己也未婚未育。2017年以前，他在北京的部队当兵。部队上，打电话的机会少，接触女孩的机会更少。28岁开始，家人经常劝他回家结婚生子。按照村中父母辈的观念，“22、23岁就该成家了。”

一年后，邓园退伍回来进村委工作。村里基层工作繁忙，他还没有遇到合适的婚配对象。当村支书的4年，每逢过年，父母都“唠叨着催婚”。如今，邓园也能理解他们的焦虑，“哪个父母的心愿，不是盼着儿女成家立业？”

邓园不是村里未婚男性中的特例，还有许多和他一样的大龄单身男青年，以及为此操碎心的父母。

作为茂名市电白区旦场镇的大村，青福村总人口数有10151人，其中有五百多人，是30-45岁的未婚男性。据邓园估计，村中男女比例大致为7：3，而30岁左右适龄青年的男女比例约为3：1。

在茂名，男多女少的婚配难题，也不仅存在于青福村。在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茂名的常住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9.63。而在茂名的五个市辖区内，青福村所在的电白区又以111.47的性别比居于榜首。在这个总人口为150.37万的县区，男性比女性多出8.15万人。

多年存在的男孩偏好生育意愿，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茂名如今男多女少的婚配局面。近30年来，这种生育习俗有所撼动。

今天的青福村，是这段历史链条的一个环节，也是当下全国农村婚恋困境的一个缩影。三十年前呱呱坠地的男婴，似乎正在婚恋市场上丧失他们初生时的性别价值。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黄振华教授等人此前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19个样本村庄中，有51个村的村干部反映当地存在较为严重的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占比42.9%，其中东部地区占比38.6%、中部地区占比50.1%、西部地区占比40.3%；在1785个农户中，有825个受访农户认为当地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较为严重，占比46.2%，东、中、西部分别占比38.6%、54.8%和43.2%。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7，全国乡村人口性别比为107.91，显示我国男女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现象在乡村地区十分明显，农村男性更容易陷入婚配难题。

鲁西南某县城的彩礼数额从2020年的18.8万一路攀升到2023年的“3个9万9”，额外还有在县城买房、买车的要求，相当于正常农村家庭两个劳动力外出打工5-7年的积蓄。

不过，青福村的彩礼并没有因此大涨。村民指出，“现在还是一般一二万，经济好的会给多些，但很少有人见过超过10万的。”但是，总体而言，女方相亲有更多选择权。有人会要求男方高收入、有车、有房。除了特别富有的男性，其他人挑剔女方的空间很小。

亚甜婆婆也发现，近年来男方的某些标准也有所放宽，例如，“他们不再嫌弃比自己大几岁的女性了。”

▲亚甜婆婆在女儿家中

相比于被抛入的性别结构困境，邓园更关心的是，怎样才能让眼下的村中青年抹掉这个困境的烙印。

“婚配难，说大了是个社会人口问题。但我在想，如果有牵线人，不管成全一对、两对，也是完成父母的心愿。而且至少有个人在那里可以求助，不至于让村民们在茫茫人海中去找。就像你想要吃饭，至少要知道哪里有饭店。”

开办“饭店”，不是简单的工作。坐拥饥饿的市场，并非运营的全部要义。隔壁村的一家婚介所，开张不到一年就停业了。在邓园看来，这是因为外来的中介人无法获得村民的信任。“中间可能存在差价。男生去中介所登记要多付钱，女生登记反而有钱拿。久了，村民就不愿意去登记了。村委会也许更适合做这种平台。我们经常走访各家，有公信力，负责中介时，对男女双方也更公平。”

2024年年初，青福村村委会也曾计划组织一场相亲大会。按照设想，各村单身男女将集中来青福村，以开座谈会的形式实现交友。但是，报名回应通知的人寥寥可数，相亲会没办成。

百人联谊会在城市中可以做得风生水起，但它似乎与青福村的含蓄和人情相冲。邓园反思，“根据各村委的反映，大家还是觉得相亲是私密的事，不宜公开。来的人，都想往结婚的方向处。相了很多个还没成，既会很没面子，又会担心别人说你太挑剔。”

村委会似乎不得不酝酿更贴合本土人情的牵线方式。2024年1月18日，河源市龙川县的铁东村发布了奖励红娘的通知。那天，邓园正在村委会开例行大会，他从手机上刷到这则消息。

他立即加开小会，专门讨论如何效仿铁东村。邓园认为，铁东村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很久以来的想法——通知的重点不在于快速解决婚配，而在于让单身汉现象引发更广泛的关注。“奖励对象不只是持证上岗的职业媒人。人人都可以是红娘，都能参与。每个人互相调动资源，亲戚、朋友、同学都能介绍凑成一对。”

提议全票通过。第二天，青福村的公告出炉，文字表述与铁东村发布的几乎一致。不同的是，在青福村这里，获奖红娘的牵线对象，需要是“30岁以上”的本村单身男性。奖金，也从铁东村的600元提高到1000元。奖金来源，是出租虾塘的村集体经济收入。

黄振华教授分析，基层组织出台鼓励婚配措施，有一部分原因，是社会治理的需要。“家庭，其实起到了很重要的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每个个体，一旦纳入家庭框架，就需要承担赡养责任。如果个体游离在家庭之外，可能是一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而且会给社会带来养老负担。”

如今，引导农村青年进入婚姻和家庭，需要面对更多不同的期待。黄振华指出，“传统农村社会，大家都从事农业生产，择偶观比较同质化。当代，这种择偶观的异质性越来越高。外出务工的年轻人接受现代性观念更多，更期望和他谈得来、思想更现代的伴侣；长期呆在村里的，他可能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更期望一个顾家的伴侣。在中部省区，外出务工的比较多，那里的村民也会偏向找彩礼要求更低的外地人。”

对于红娘奖金一类的政策，黄振华认为，“奖励红娘的机制，可以缓解问题，但不能根治问题。从长远来看，保证男女人口数量趋于均衡，才可以解决婚配难题。对于单身男青年这个群体，要多提供支持和关注，例如从制度层面遏制天价彩礼；通过乡村振兴，引导资源回流乡村；同时，也要加强性别平等生育观的宣传教育。”

从某种程度来说，邓园至少达成了他的第一层宣传目的。这则公告，如今是村民们的谈资，还被多家媒体争相报道，成了青福村近来的名片。

连邓园本人也有所收获，他的朋友当天就为他引介一位女性，并认真考虑要进军婚介行业。

同时也会有不支持的声音。“有村民担心，发公告会让外人说我们青福村是‘光棍村’，娶不到老婆，损害了我们的名誉。也有网友说，只奖励帮男性介绍的红娘，是性别不平等的体现。”

“单身人士多，这只是事实而已。我们没有重男轻女，关键问题是，剩下的都是单身汉，并不是女孩子。” 谈起这些，邓园总是皱着眉，辩解的声音像拴了一块石头。他想不到，自己的好心会招致不解。

令他同样没想到的是，这种心意很快就有了实在的回响。因为亚甜婆婆的努力，村委会一个收集档案的铁盒里，有了第一对新婚夫妇的合照。夫妇俩手持结婚证并排而立，村委会的标牌立在背后，仿佛是证婚人。

红娘奖金还没到账，但村委已在猜想：也许下一笔钱，还是会发到亚甜婆婆手上。登记的时候亚甜很兴奋，满以为当场就能拿到1000元现金，但村委告知还得等待财务审核。亚甜对此一脸嫌弃。

亚甜隔三差五就跑去村委催发奖金，并且自信满满地跟村委说，今年还准备再领8000。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罗良、吕佩、秋英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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