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篮：捷报从东京传回，警报在山东拉响
2021-08-13 星期五
在刚刚结束的2020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女篮延续上升势头，取得第5名的好成绩。如果签运好一些、1/4决赛细节处理得精到一些，夺牌也不是不可能。不管怎样，这是一支能给人无限遐想的球队，主力阵容足够稳定，也足够年轻，三年后的巴黎，她们或许能赢得一个更加浪漫的结果。中国女篮，毫无疑问已重返世界顶级强队之列，然而培养了绝大部分队员的青训体系，却在经历着“盛世之下的隐忧”。上月14号，2021年全国（U19）青年篮球联赛泰安赛区组委会发出一纸通知：四川女青、山东女青、广东女青“不计成绩不计名次”，原因是这三支球队“注册人数不足8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客观因素，不宜做过度的解读，但三支球队——尤其2013、2017两届全运会冠军的山东女青——凑不齐规定的注册人数，还是足以让人感到震惊。 中国女篮主控李缘，就出自山东青年队
女子篮球的困难一直存在，工资少、商业价值低，受伤的风险却一点也不小……这些，全世界女子篮球甚至美国都概莫能外，但这是相对男子篮球而言的。纵向来看，我国女篮青训近些年遭遇的困境，有一些是从顶层传导下来的，有一些则来自校园篮球的冲击，本文的侧重点在于后者。 众所周知，现如今我国体育人才的培养是“双线并进”，体育口（体校、青训队、职业俱乐部）一条线，教育口（大中小学校）一条线。两条线大致是平行的，但也存在一些交错的点——CBA选秀大会就是典型，两条线可以通过这些交错的点进行有限的交流。当交错的点多到一定程度，两条线就你中有我、不分彼此了，这是体教融合的终极理想形态。 最早的时候，我国经济和教育相对落后，体育是获得体制内身份、迈向人生巅峰的金光大道。现在情况不同了，体育口能给的，教育口通通能给，而且回报/风险比例更高。男篮还好，如果打进CBA，有很大概率会跨入另一阶层。女篮则不然，哪怕是打上WCBA，你的工资仍有很大概率不如北上广深的普通上班族，这一点，从WCBA选秀1-5顺位最低保障工资仅15万元就可见一斑。 2019WCBA选秀，邓睿洁当选状元
回到“注册人数不足8人”。家长们之所以不愿意让孩子注册，是因为这样一来，就失去了征战CUBA的资格（CUBA不允许运动员读大学之前在青年队注册），她们可选择的院校就只剩下体育类院校，择校的主动权和机动性被大大限制了。有的球员会选择以“备案球员”的身份跟队，这样既不耽误训练和比赛，又能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保持足够的主动权和灵活性。 CUBA也有自己的顾虑，有资格组建高水平运动队的学校本身就有限，每年的招生名额同样有限，如果对注册球员放开限制，会不会压缩学生球员的生存空间？假设各个学校都去哄抢注册球员——职业球员水平相对大部分学生球员要高一些，是不是与发展校园篮球的初衷背离了？ 跟教育口相比，体育口的整体优势在于教练员水平高、软硬件设施更好。以山东女青为例，该队主教练安广庭曾是上世纪末山东男篮主力后卫，退役之后一直在体育口一线深耕，两届全运会青年组、两名国家队后卫王思雨和李缘，是他教练生涯最为人称道的“作品”。他现在带着一批队员在烟台封闭集训，备战9月份的全运会，据他介绍，整个教练组和保障团队，加起来有十几个人。 山东女篮后卫王思雨
即便如此，山东女青还是面临着注册等困难。“家长要上学，咱（规定上）别弄得太死了。”安广庭表示，家长不愿意给孩子注册，他不会强求。可是对于有的青训队来说，既得给全运会抡才，又得为俱乐部养士，面对那些不愿意给孩子注册的家长，他们就会显得很为难：培养半天万一没法上一队，不就成了给他人做嫁衣了么？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困境。有时候为了留住好苗子，青训队只能让步。 “跟家长也在磨合，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一位俱乐部工作人员告诉我，“也不是说完全招不到，但确实是有困难。” 是的，不注册总好过招不到，而现实情况是，越来越多的家长不愿意让孩子进专业队。除了少数天赋异禀的球员，大部分家长都会选择宁可牺牲孩子的运动潜力，也要保住学习的机会，二选一的话，他们会选择前者。包头三十三中女篮的主教练冯丹蕾告诉我，之前有多支专业队到他那里去招生，“但孩子们不愿意去，想着先上学，如果有机会再走专业，向邵婷学习。”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邵婷
邵婷，是中国女篮的队长，也是教育口迄今为止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运动员，她的经历向世人证明：校园也可以培养出顶级运动员。中国女篮奥运会阵容当中，邵婷、韩旭、武桐桐都是在校园里成长起来的，以及中国男篮新晋成员王少杰、祝铭震，都是比较典型的案例。趋势再明显不过，篮球的重心，正在向校园转移。 “体育口的比赛，学校基本都能打，而体育口就打不了任何教育口的比赛。教育口有很多学习班，甚至有海外的交流访问机会，体校啥都没有，学习班也少了。”一位基层体校教练向我吐槽，他对体育口的前景感到悲观，“最终，体校可能就是个壳，比赛全是教育口的在校生去打。” 按理说，全运会是体育口四年一度的盛会，但一些篮球弱势的省份却只能整建制调用教育口的球队去参赛。比如，青海师范大学女篮代表青海，包头三十三中女篮代表内蒙古并打进了U19的附加赛，雅礼中学女篮代表湖南打进U19决赛圈，北京师范大学女篮则与四川女篮联合组队……即便篮球强势的省份比如山东，其青年女篮也得从清华附中借人，上届有韩旭、刘禹彤，这届则有李美潼。 北师大女篮王牌内线刘禹彤
青年队是这种情况，与它们同气连枝的基层体校，同样日子不好过。 以篮球大省山东为例，全省的地市级体校，拥有成型的女篮的，不过10所左右，更别提区县级体校了。关于区县级体校，具体的数据我没查到，但不妨以河南省的情况为参照。河南大学张星晨在自己2016年的硕士论文《河南省县级业余体校现状调查》中做过统计，河南当时有县级业余体校46所，其中2所有名无实，其余44所绝大部分都是“一集中”办学模式，即运动员只在业余体校训练，学习和食宿由中小学和家庭承担。 “一集中”、“二集中”的培养模式，现在在广大基层已是屡见不鲜，这其实就是体教融合的一个成功经验。如此一来，体校不必受招生困难之苦，而学校也获得了紧缺的体育教育资源，一举两得。 至于那些仍在正常运转的体校，它们也有自己存在的意义。拿前段时间爆红网络的山东姑娘张子宇来说，她是山东女篮名宿于瑛之女，年仅14岁身高就突破了2米20，眼看就要超越姚明。她在清华附中走了一遭，后来还是回到了体育口，因为这里或许更能发挥出她的价值，她就是前文所说的那类天赋异禀的孩子。20天以前，她率领济南市体校夺得全国U15女篮冠军，她本人则荣膺赛区MVP。 和同学们在一起的张子宇
“她不光是长得高，脑子也特别好使，有大局观。”济南市体校女篮主教练栾明杰说。 济南市体校女篮每年都有队员进入国少、国青，栾明杰还担任过2020年U15国少训练营的女篮助理教练，可是招生却同样变得异常困难，只能把范围推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偏。 这就是体育口最真实的生存现状。我们不知道“注册人数不足8人”是否意味着中国女篮后备人才的危机——毕竟需要足够长的时间去验证，但是另外一个趋势倒是非常明显。 日前，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体育局等四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全省大中小学校体育教练员专业技术岗位设置管理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四个红彤彤的公章敲在白底之上，醒目，庄重。 李缘带领国青女篮问鼎2018亚青赛
《实施意见》提出，要在大中小学校增设“体育教练员专业技术岗位”——这是一个跟体育教师完全不同的、全新的“工种”。同时，支持鼓励职业队、各级体校的教练员到学校兼职，“可按规定领取报酬。”当然，还有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第10条，“加大省优秀运动队退役运动员入职学校力度”，通俗来讲，就是给那些符合规定的优秀运动员以安置措施。 如果把《实施意见》跟《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即“双减”意见）放在一起琢磨，则是更有一番妙趣。《实施意见》未必可以刮起大风大浪，但罡风起于青萍之末，这里边蕴含的趋势，不言而喻：体和教在融合，“教”在逐渐把“体”囊括进来。 初高中层面，“交错的点”越来越多。中体协和中国篮协合办的“星火杯”，已是青训和校园篮球爱好者们必看的比赛，未来可能会有女篮的“星火杯”。中国篮协在开放一些U系列比赛的指标，给教育口去参加。未来，中体协还在策划一些“全覆盖”的赛事，涵盖中职（含体校）、民办学校。更远的将来，或许会有小学生篮球联赛，与中国篮协的小篮球计划形成犄角之势…… “如果能转岗去学校，你愿意吗？”我顺着《实施意见》的话茬问一位资深的体校女篮教练。 “当然愿意。”他不假思索地说，“在学校，评正高的机会多一些，我的那些同学，早都是正高了，硕导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