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点多，天花板上“哐当”一声。傅岳从睡梦中被惊醒，他心跳加速，脑袋里嗡嗡作响，几乎没犹豫，便起身冲进厨房，抄起菜刀，出了家门。
他打算跟楼上邻居“拼了”。
冲出家门后，傅岳在楼道盘算了会儿，怎么上楼是个问题——“是坐电梯上去？还是走没监控的楼梯？”思考的空当让他逐渐冷静下来，他放弃了。
这是遭遇邻里噪音几个月以来，傅岳最冲动的一次行为。傅岳35岁，在江苏苏州做外贸业务，自认为性格还算温和，深谙待人处事之道，几乎没与他人起过冲突。直到2018年，原本住在他家楼上的一对老人搬去与子女同住，房子被转卖，搬来了由两个老人、两个小孩和一对中年夫妻组成的六口之家，傅岳长达六年的安静被打破。
来自楼上洗衣做饭、小孩蹦跳尖叫、打扫卫生的声音从早持续到晚，傅岳开始变得敏感暴躁。忍无可忍时，他站在床上，抡起胳膊向着天花板一通猛砸，手指关节处受伤流了血，却也没能砸出多大声音。他试着在家戴耳塞、播音乐，都没法改善情况，只好上楼敲开邻居的门，对方并不觉得自己的行为会吵到他，又找了物业上门沟通，也无果。
经过接近两年的反复斗争、沟通，以及自我调节，傅岳最终走出了噪音阴霾。这场“噪音之战”里，他为了减噪、治失眠、脱敏，查阅了无数资料，试尽各种办法，为了与同样受噪音困扰的人分享经验并抱团取暖，他在2019创立了“邻里噪音联盟”，在百度帖吧、知乎、微博等各平台与其他“受害者”交流，分享抗噪方法。
在这个过程中，傅岳发现，邻里噪音“受害者”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用半年时间做的调查问卷，收到了近4000人回馈；他建立的五六个微信群中，群里的人来来去去，但每个群总维持在四五百人的数量。对噪音制造者的诅咒、谩骂，以及相互开解，成了群友们凌晨失眠时的议题。
据中国物业管理协会2020年统计数据，邻里噪音投诉量正逐年上升，占业主投诉比例已超40%，其中来自楼上的噪音占比最高，占噪音投诉量的80%以上。
根据2008年《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住宅区噪声标准是白天不能超过55分贝，夜间不能超45分贝（别墅区标准为昼间50分贝、夜间40分贝）。傅岳和群友用分贝仪在家测了来自邻居的响动，从平均数据来看，脚步声通常40-50分贝；连续跑跳可以达到50-60分贝；一个25公斤的孩子从沙发跳至地面产生的噪音能达到60分贝；在隔音较差的房屋中，拖拉桌椅的瞬时噪音高达70分贝。
受到邻里噪音困扰的人们，有的用音箱播放电锯声、敲门声，或者购买震楼器，以同样的方式反击噪音制造者；有的卖掉房子，搬离奋斗了多年的城市；也有人因为冲动施暴，锒铛入狱。但更多的人因此失眠、抑郁，陷入无望。
来自楼上的响动
26岁的刘浩是傅岳建的群里最早的“受害者”之一。
他生活在内蒙古呼和浩特，2019年春天，父母为他购入了市里的一套房子，打算用作将来的婚房。
刘浩做自媒体工作，每个月挣一万多，住进自己的房子后，一个人自由自在，即使加班到凌晨，也觉得生活很有奔头，外面打雷下雨都能睡得安稳。
平静的日子过了不到半年，就被楼上搬来的新邻居打破了。
首先传来的是装修声，尖锐刺耳的电钻声会突然穿透墙壁，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一天不停。为了尽快入住，施工声有时能持续到深夜十一点。刘浩内向，也理解“谁家都要装修，装修的时候都吵，也总有结束的一天”，便忍了下来，从未上楼交涉。三个月后，施工总算结束了。
楼上的新邻居紧接着搬了进来。
这是一对中年夫妻和他们的女儿、一位老人，还有一只泰迪犬。他们在建材城做卫浴器材生意，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刘浩告诉液态青年，从早上六点到凌晨三点，楼上都在持续不断地发出各种噪音。
早上六七点是孩子的起床时间，她会从床上猛得跳到地板上，天花板传来“咚”的一声，刘浩会在此时被惊醒；白天是老人拐杖敲击地板和小狗玩铁球的声音，而这往往是刘浩周末在家或居家办公的时间；等到晚上，打扫卫生、洗碗做饭、木制桌椅被拖着摩擦地面发出的“刺啦刺啦”声此起彼伏；凌晨一两点，则是大人光脚在地上跑动的声音。
跟装修声比起来，这种日常噪音没那么尖锐，但更隐蔽，往往只有隔着一块天花板的邻居听得到；它同时又不可预测，刘浩不知道噪音什么时候会突然响起，也不知道多晚会停，更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第一次凌晨被“咚咚咚”光脚走路的声音吵醒，刘浩只当是偶然现象，谁知噪音持续了两三个月。他忍无可忍，在业主群里对邻居喊话，“哥，大家都要休息上班，以后晚上能不能注意一点儿？”对方回了会注意，但当天凌晨三点，拖拉椅子的声音再一次传来，比之前声音更大。
刘浩买了桌椅腿的塑料套，跑上楼敲门，请求大哥给桌椅套上，并称“以后有磨损或者坏了，我再去买”，对方压根没收，说自己家的事儿不用别人管。
一开始，楼上邻居的逻辑是“我们楼上也吵，但我们从来不去找人家”；再往后，他们觉得刘浩“大题小作”，“故意找茬”；到后来，邻居不再承认是自己发出的声响了，有时还会故意报复。
2020年5月，刘浩的表弟来家里住了一阵，凌晨一点，被楼上打扫卫生的声音吵到，兄弟俩一起上楼理论，对方直接喊话，大概意思是，“收拾房间是我们的自由，注意不了，谁让你住楼下的。”刘浩觉得对方蛮不讲理，懒得再去沟通，索性删掉了对方的微信。
刘浩找过物业和派出所投诉，得到的答复是“楼上楼下的，有点动静很正常，互相体谅一下。”
但他无法体谅，“这是我活了二十几年来，最憋屈，最无能为力，也是最恶心的事儿。”
孤立无援
2020年5月沟通失败后，刘浩对声音愈发敏感起来。无论白天还是夜里，只要听到楼上有响动，他就会停下手里的事，开始专注听楼上的动静，接着心跳加速、血压升高，他无法控制自己这种行为。而在之前，即使夜里刮风打雷，他都不会被吵醒。
为了让自己静下来，刘浩在家的时候，除了洗澡，其余时候都戴着耳机，白天听交响乐或有声书，夜里听助眠的白噪音，并且将声音开到最大，“不然根本没法在家呆”。如今他到哪儿都要戴耳机——外面突然响起的建筑噪音，都能立刻让他烦躁起来。
他的睡眠变得支离破碎。经常到了凌晨三四点，已经很累了，整个人迷迷糊糊，周围也都安静了，可还是没法入睡。即使在亲戚朋友家过夜，他也总要熬到凌晨三点才能睡着，“总害怕楼上会突然响起声音，没有安全感”。就算睡着了，也容易惊醒，睁眼想到楼上噪音，便又睡不着了。
持续的失眠和焦虑下，刘浩觉得自己性情大变。他变得暴躁，经常听到楼上的响动后无处发泄，随手拿起手边的手机、烟灰缸或者音箱，就往地上摔，情绪也经常失控，甚至会痛哭。他对工作也变得“破罐破摔”，剪视频时没耐心一帧帧去调，配乐和特效就“胡七八糟随便弄”。
2020年冬天，耳机戴久了，刘浩开始经常耳鸣，耳朵里会流出一些黄色的液体。去医院检查后，医生确诊了中耳炎，警告他不能长时间戴耳机了。今年4月，他又去看了精神科医生，诊断结果是双相情感障碍。他现在每天都在吃药，每个月医药费要花2000块。
在噪音“受害者”群体中，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的人并不少。傅岳告诉液态青年，他们群里就有许多患抑郁症的人。10月30日凌晨，群里探讨抑郁问题时，一名群友称自己“重度抑郁，吃了一年多药”，“跌入了深渊”。
刘浩不愿意把负面情绪带给朋友，只跟父母诉苦。父亲觉得他大题小作，劝他“忍忍”，“楼上孩子还小，总有长大的一天”，但刘浩认为小孩的素质取决于家长素质，并不抱期待。再之后，一聊这件事，两人总吵，父亲最终会以“你当初不好好学习，这是应该承受的后果”来埋怨他。刘浩不理解这个逻辑，他觉得父亲不理解自己，过年回家基本不再与父亲讲话。
一个人忍受噪音，刘浩觉得“孤立无援”。两个月前，他甚至动过自杀的念头——那天傍晚，他跑到一栋废弃的大楼，喝了点儿酒，愈发觉得“没人能理解自己”。坐在楼顶，他想起这两年受到的折磨和疾病，再想到工作中的不如意、被催婚的苦恼，想着不如跳下去，一了百了。
最后，他想到了父母，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他得对父母负责。这让他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逃离者和幸存者
为了躲避天花板凌晨传来的噪音，刘浩搬到厨房睡了半年。现在，他每天下班回家吃了饭，都尽量“躲出去”，跟楼上的噪音相比，傍晚公园的广场舞音乐都动听了许多。周末，他就去市图书馆待着，一直到闭馆了才回家，至少避开了楼上小孩白天的吵闹声。
“躲”是邻里噪音“受害者”们惯用的方法。来自上海的群友陈玉文曾经为了躲避邻居噪音——小孩用椅子磕地板的声音、用力跑跳的声音，各种杂物掉落的声音，在车里睡了两年。
她一度把父母接到上海生活，老人因为无法忍受楼上噪音，只在新房住了半个月就回了老家。和邻居反复沟通、交涉无果后，陈玉文买了辆车，她并不需要经常开车上班，只是把车当作了自己的另一个家——她把车停在避风的地方，每天晚上回家洗完澡，便直接上车，将车窗拉开一条缝通风，盖着被子在里面过夜。
新冠疫情爆发后，她索性自告奋勇去国外出差了三个月，只为躲避噪音。回国后，她用震楼器和邻居展开斗争。震楼器引来邻居在她家门口扔了满地垃圾，于是陈玉文以对方恶意丢垃圾和制造噪音为由报警；陈玉文买了共振音响开着，自己跑到楼下车里去住，这次是邻居报警告她“噪音扰民”。
最后，陈玉文卖了房，离开了上海，这场“战争”才得以消停。她将自己的经历投稿给傅岳，退了群，便再也没出现过。
傅岳也不是没考虑过换房子。但他这套房子是学区房，买来就是为了方便小孩将来上学，同样地段的学区房，如今的价格要比他购入时高出五六十万。几经权衡，傅岳觉得换房并不现实。
他曾短暂地回乡下老家住了一段时间。原本开车上班需要40分钟，回老家后，通勤时间变成了一个半小时，但傅岳终于能睡个好觉了，状态也逐渐在恢复。在他看来，晚上休息好了，即使在早高峰堵两个小时，也不觉得累，生活还是“更舒服一些”。
心情逐渐平和后，他决定跟邻居“打感情牌”——拿出自己做业务的沟通技巧，多方打探到邻居大人小孩的基本工作、学习信息，抓住他们对小区停车位不熟悉的情况，加了微信，热心帮忙解决问题。
随后，每次傅岳回市区的房子时，总找机会和邻居嘘寒问暖，给小孩送点礼物。再熟一些，他买了隔音减震垫送到对方门口，不提噪音的事，只说在家铺的垫子买多了，将多余的分给他们。邻居收下后，他感觉天花板上方传来的噪音小了许多。
碍于面子和关系，邻居不再肆无忌惮地制造噪音。2020年春天，傅岳的小孩该读小学了，全家都搬了回来，生活恢复正常。
在傅岳看来，遭遇日常生活噪音，“就像遭遇灾难”，而他通过和平沟通，成为了其中的“幸存者”，但这种方法也仅适用于自己的情况。他后来将“邻里噪音联盟”改成了“安静之家”，依然在不定期更新科普内容，并向群里的“受害者们”提供建议。
经过几年来对噪音问题、邻里噪音纠纷案例的了解和分析，傅岳发现，大部分人对于噪音的反应，不取决于噪音分贝有多大，而是出于对噪音制造者的厌恶。这种厌恶往往产生于长年累月的沟通障碍，反复沟通受挫后，不少人会陷入对邻居的厌恶，甚至仇恨。
这种仇恨，体现在“安静之家”群友们的群昵称中。不少人的昵称，都由“楼上”“噪音”和带有诅咒性质的词组成。也确实有些“仇恨”引发了暴力事件：10月中旬，江苏一女子凌晨被陌生男子闯入家中殴打，据当地警方，施害者可能由于噪音原因而对邻居施暴。2019年11月，河南郑州一男子杀害了楼上三名二十多岁的女孩，经调查，被害女孩为嫌疑人楼上租客，因其长期在夜间制造噪音，双方存在邻里噪音纠纷。2019年4月，青海西宁一男子持刀闯入邻居家，砍伤4人，作案动机也是因为无法忍受邻居孩子的吵闹声。
傅岳也接到过类似的群友投稿。对方被楼上噪音折磨了三年，期间使用过震楼器、堵门锁等方法报复，两家多次去派出所，闹到了街知巷闻的地步。后来，在一次纠纷中，群友冲动之下将楼上的老人推下楼梯，事后医生诊断老人可能变成植物人，他也因此入狱。
群友在文章结尾写道，以身试法终究是不值得的，但“如果噪音有解决办法，大家就不会那么痛苦了”。
漫长的事
傅岳把邻里噪音比作“点燃负面情绪的火苗”，一旦点着，就可能被怨恨和焦躁吞噬。
在他之前的调研中，70%左右受到邻里噪音干扰的人，是25-50岁、生活在城市里的年轻人或中年人。他们倾尽全家所有，在城市里买房定居，或多或少背负着工作、子女教育和父母养老的压力，每个月都要偿还房贷，焦虑无处不在。
而从自己过往经验和各种案例中，傅岳认为，对个人来说，要逃离邻里噪音，如果无法通过沟通解决，只能反击。反击无效后，只有两条出路——搬家和“你死我活”。
目前，中国对邻里噪音还缺乏法律明文规定的规范和处罚。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而目前使用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还是1997年颁布的，并没有关于邻里噪音的界定、规范和处罚的条款。
而在傅岳看来，只有建立规范的邻里噪音治理流程，才能加强约束。他和“安静之家”的群友们会去中国政协网、中国政府网的留言平台和国务院客户端，以及每年全国两会召开时的两会专题的留言窗口上建言，呼吁关注家庭住宅的邻里噪音问题，制定细化的邻里噪音整改标准，有完善的法律法规约束。
来自其他国家的相关法律或许能够提供借鉴——韩国在2014年颁布并实施《共同住宅楼层间噪音标准规定》，将邻里噪音细化为蹦跳或走动、开关门窗、敲击和锯东西、拖动桌椅和家具、运动器械、电器乐器等发出的噪音，并为其设定了日间57分贝，夜间52分贝的标准，一周内3次超标，就属违法行为。
社区层面的介入或许更方便直接。而在邻里噪音矛盾如此普遍的当下，傅岳从未见过小区里有过相关宣传，他希望社区能像宣传尊老爱幼、节约粮食一样，将居家文明写入宣传栏，从道德角度去引导居民。
“这是一件漫长的事，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群就能解决的。”傅岳感叹，“如果楼上能自己体验一下噪音，他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不久前，他深夜在楼道遇到了曾经的邻居——那个噪音制造者，对方一脸惆怅地抽着烟，说是因为他家楼上刚生了三胎，老人也搬来照顾小孩，而他正在为邻里噪音抓狂。
由于这段时间内蒙古疫情形势严峻，当地的图书馆和网吧暂时关闭；天冷了，公园也没法呆了，刘浩只能待在家里办公。前不久，他又失眠了一次，只要楼上一发出噪音，就拿用秋裤包着的篮球砸卧室天花板。几天后，他在凌晨四点好不容易睡着后，听到了撬门的声音，透过猫眼，他看到了邻居夫妇。
更大的冲突似乎“一触即发”，刘浩买来了铁的棒球棍，找了两块木板，打算下次反击时“死命敲，一晚上不睡地敲”。最近几天，他又在对着防盗门的桌子上放了收音器和摄像头，防盗门外也安了猫眼摄像头，为了发生冲突时备好证据。
“到了那一刻，大不了鱼死网破”，这一次，刘浩“不打算再忍了”。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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