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冲概念及其在东南亚的应用：批判和改良建议

在现有文献中，学者将对冲进行了四类概念化：

其一，对冲是针对感知到的风险（perceived risk）所做出的反应，这种风险与特定战略和经济脆弱性相关。

其二，对冲是在应对安全挑战时进行的一种结盟选择（alignment choice）。吴翠玲（Evelyn Goh）认为对冲是中小型国家在制衡（balancing）、追随（bandwagoning）两种战略之间发展出的“中间位置”。

其三，对冲是一种管理风险的手段，与结盟选择相关联。例如，西奥西阿利（John Ciorciari）认为对冲是一种特定类型的结盟战略，旨在优化与大国安全合作的风险和回报。

其四，对冲是一种结合了接触（engagement）与威慑（deterrence）做法的混合政策手段（mixed policy approach）。例如，郭清水（Cheng-Chwee Kuik）认为对冲同时包含了“收益最大化”与“风险-应急”两类手段。

许多学者同时选用多种上述的对冲概念。对于哪些国家正在对冲的问题，现有文献正逐渐做出相互矛盾的评估。此外，这些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有关我们应该使用哪些指标（indicator）来判断对冲的讨论。

现有文献对于四类对冲定义的选用（原文作者制图）

当对冲这一概念最早产生时，它与风险密切相关。例如，罗伊（Denny Roy）认为对冲和制衡之间的区别在于风险和威胁之间的区别。然而，在上述四类概念化中，第四种将对冲视作混合政策手段的理解在文献中最为常见。对他们而言，对冲相当于合作性的和冲突性的手段的结合，或是说接触和制衡策略的结合。例如，吴翠玲与郭清水等学者借用制衡的概念来定义对冲。在这类文献中，对冲与风险（risk）的原始联系逐渐消失，对冲和制衡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因此，很有必要将对冲、制衡两个概念划清界限。

本文提出的对冲概念框架包含四大要点：

首先，对冲不应被理解成一种混合了多种政策选项的总体安全战略或是“准-大战略”（quasi-grand strategy）。相反，对冲应当被理解成一种风险管理战略（risk management strategy）。风险指的是特定事件发生或发展的可能性（the probability of certain events or developments）以及它们将造成的预期伤害。风险管理包含对于风险的认知、评估、缓解或接受、再评估等过程。对冲有助于风险缓解。

其次，对冲与制衡、追随战略有显著区别。制衡、追随是对安全威胁（security threat）的回应，而对冲是对安全风险（security risk）的回应。因此，对冲概念很难被定位在“纯粹制衡-纯粹追随”两极之间。

第三，鉴于前述区别，不应将制衡、追随的概念用于定义对冲，反之亦然。当某一行为体制造的安全风险被重新评估为安全威胁时，国家的对冲行为可能会相应地转变为其它安全应对措施。从对冲到其它措施的过渡可能存在着一个转折点，这与安全化（securitization）的过程相类似。

第四，由于不同国家的意愿、能力、机遇、限制等因素的差异，对冲战略应用在不同国家时有多样变化。对冲行为可能包含国家的自救措施、与安全风险制造者的互动、或是与第三方的接触（engagement）。就这一点而言，国家与风险制造国之间的外交、经济接触很可能就是其对冲战略中的一个相关层面。

区分安全风险与安全威胁的差异至关重要。相较于安全威胁而言，安全风险是概率性的（probabilistic），而且通常根据其可能性与潜在的量级进行评估。对于风险的管理通常涵盖防范、转移、弱化等措施。与其相反，国家对于安全威胁的管理通常构成一种作用-反作用动态（action-reaction dynamics）。

在界定一个国家对冲与否的实证研究中，聚焦于相关决策者、决策者的感知、决策过程可能是更可取的方法。然而，本文基于新的评估标准，提出以下三项指标，用于辨别东南亚国家在回应中国的南海政策时是否采取对冲战略：

1.如欲了解一个国家对于安全的感知（perceptions）与评估，可以从其国防白皮书、政策声明、公共外交之中寻找线索，因为话语（words）很重要。如果某国的官方文件或是行政部门的言论表明某个特定事态的发展可能会影响该国的安全利益，那么很可能这一事态被当局视作安全风险。与之相反，如果该国的公共话语（public discourse）明确指出某项安全挑战正在显著地破坏、危害、削弱该国的安全，那么很可能这一挑战被该国认定为安全威胁。然而，研究者很难直观地分析一国的话语，这是因为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在理解安全挑战时可能存在内部分歧。例如，文职官员与军方有关安全的认知与话语很可能相互对立。不管这些差异如何，对冲最终被领导层认定为一种目的性的风险管理策略。

2.第二项指标基于亚当·利夫（Adam Liff）在探究制衡战略时对于军力提升（military capabilities enhancement）措施的研究。探究一个国家采取军力提升措施的原因有助于判断该国的战略是否为对冲。在对冲的情况下，国家采取适当的军力提升措施，以此探查、缓解安全风险。例如，提升侦测能力用于探查风险，提升互联互通能力（interoperability）用于缓解风险。然而，在制衡的情况下，国家的军力提升措施会更进一步，包括军事集结以及基于具体威胁场景的复杂联合演习。正如利夫所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军力提升措施是对于军事威胁的政策回应，并且目的在于增强该国对于潜在敌国的威慑能力或战力，那么该国的战略就是制衡，而非对冲。

3.第三项指标基于林和库帕（Lim and Cooper）的研究。在次要国家（secondary states）因大国的行动而运作的特定的安全环境中，次要国家对于未来与大国结盟与否的决定传递模糊信号（signaling ambiguity），从而使其它国家难以判断，是对冲战略的另一个迹象。对冲是一个国家的风险缓解措施，也是关于其未来结盟行为（alignment）的模糊信号，以此应对安全风险在未来恶化升级的可能性。例如，假设一个国家采取内部制衡（internal balancing）战略以应对未来潜在的安全威胁，或是对于其未来的结盟决策、追随战略传递明确信号，战略模糊缺失，那么该国采取的不是对冲战略。与之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出于减轻安全风险的目的，对于其未来的结盟决定发出模糊信号，那么该国采取的就是对冲战略。换句话说，在安全风险转变成安全威胁之时，如果一个国家将结盟作为其唯一的或首要的选项，那么该国就没有在对冲。至于如何判定次要国家传递的信号是否模糊，可以比较在协议、公开言论、安全与防务合作的实际形式等方面次要国家传递的与大国结盟的信号。

中国对南海海域的控制增强以及对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否定被部分东南亚国家视为安全挑战（security challenge）。现有关于对冲战略的文献经常选择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作为案例，这两国针对中国在南海举措的回应常被解读为对冲战略。本文也以这两国为例，基于新的分析框架对其行为进行检验。

1.马来西亚

针对南海问题，马来西亚的国防政策致力于保护其陆地领土以及海上经济利益，即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对于马来西亚而言，航行自由是其首要安全利益，其次是经济利益。因此，马来西亚在外交上反对中国的南海举措。

现有的研究常常认为马来西亚在后冷战时代采取了对冲战略。例如，郭清水的研究关注了马来西亚针对中国同步进行的约束性接触（binding engagement）和有限追随（limited bandwagoning）措施。然而，由于本文不认可将对冲理解成一种混合政策手段，本文将不考虑“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马两国经贸联系。因为马来西亚在经济层面上与中国合作的主要目的似乎不是为了减轻安全风险，而是为了其国内经济繁荣。

针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与行动，即使有某些群体将中国视作威胁，马来西亚官员与政策制定者一直很谨慎地避免这样的表述在外交场合中出现。根据郭清水的研究，马来西亚的官方政策在近年来刻意的不将中国视作威胁。例如在2013年，马来西亚国防官员有意地淡化回应中方在曾母暗沙的主权宣示活动。即使在马来西亚智库与战略研究界的许多人主张对中国采取“更有力的措施”，马来西亚的外交立场没有明显转变。自 2018 年 5 月以来，由首相马哈迪领导的联合政府也大体延续了此前的路线，认为南海问题争端方的尖锐语气或是进一步的行动都有导致冲突升级的风险。同时，马哈迪暗示西方国家在南海的军事部署只会加剧紧张局势。只要航行自由得到保障，中国的主权声索不会对其它争端方产生太大影响。这些说辞（rhetorical positions）表明，马来西亚仍然在专注于缓解南海争端带来的安全风险。

马来西亚的军力提升措施致力于提高其海域意识（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和更好地保护海上安全利益，以应对未来的挑战。马来西亚在其占据的南海岛礁上建造了军港，其中弹丸礁（Swallow Reef）的军港是最延伸的。此外，马来西亚对于可能涉及中国的突发事件的担忧似乎影响了其军事演习的性质。早在2010年，马来西亚的海空联合军演即开始专注于陆军空降与两栖作战。分析师指出，中国实力的提升促使马来西亚采用前沿防御战略（forward defense strategy）以及例如潜艇这样的非对称武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仅仅采取了有限的措施来推进海军现代化，这与其有限的国防预算相匹配。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马来西亚在以制衡的战略回应中国。同时，马来西亚近期的军力提升措施不仅仅是在针对中国，他们在苏禄海的很多举措被用于应对来自南菲律宾的跨国挑战。

作为一个正式的不结盟国家，马来西亚一直在谨慎地平衡其结盟信号。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已经克服了其在二十一世纪之前明显可见的不情愿，而展开了对华双边军事交流与合作。中马的海上联合军演在2015年才第一次举行，但是直接促成了次年的纳吉布总理访华与进一步的海军合作。考虑到中马海军合作，马政府小心翼翼地对其结盟信号进行了校准。与此同时，马来西亚也在维持其与美国的长期军事关系。即使受预算所限，马来西亚仍然继续与美国开展了超过75项军事活动。马来西亚还参与了太平洋伙伴计划（Pacific Partnership）、东南亚合作与训练演习（SEACAT）和环太平洋军演（RIMPAC）。马来西亚向北京与华盛顿传递的结盟信号都很薄弱。这些信号的传递有多大程度是受南海争端的影响也是值得商榷的。马国防部长主张南海应当是一个中立而安全的区域，表明马来西亚很理想地希望该地区摆脱大国竞争的影响。在未来，马来西亚将如何回应升级的安全风险亦尚不明确。换句话说，该国的领导层似乎仍然专注于减轻安全风险，而未决定制衡中国。

2.新加坡

许多现有的文献都认为新加坡在采取对冲战略。最常见的论据是新加坡希望从中国获得经济利益，同时出于稳定与安全的考虑热衷于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部署。另一种理由是新加坡领导人与外交官持续地主张它们不想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做出选择。有趣的是，中国的观察家似乎不太倾向于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新加坡已经选择站在了华盛顿一边。

新加坡希望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并不令人意外。中国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新加坡是中国最大的外国投资者。然而，近年来新加坡领导层对来自中国的压力与干涉做出了强烈反应。这不仅归因于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也与中国领导层的明显期望有关，即新加坡作为华人占多数的小国应当尊重而顺从中国。虽然新加坡不是南海主权与治权的声索国，但是考虑到它的战略位置和区域经济角色，其在航行和飞行自由方面的安全利益受到了中国在南海举措的挑战。

新加坡领导层的各种评论都表明其担心南海争端带来的潜在风险，即大国紧张局势的升级，甚至中美之间的误判和意外武装冲突。然而，鉴于中国的强势（assertiveness）以及安全挑战，新加坡政府毫不含糊地指出航行自由关乎新加坡的经济存亡。正如李显龙总理在2016年国庆群众大会上明确强调的那样：国际法、航行自由、东盟的一致性对新加坡而言都利害攸关。到2016年，对新加坡而言，中国的南海举措不仅仅意味着风险，还构成了安全威胁，因为很显然新加坡领导层明确地将此问题界定为生存问题。自2016年以来，尤其是在中国批评新加坡对于南海仲裁案的立场之后，新加坡的语气可能变得更加温和（muted），但传递出的有关中国的信息却与此前相同。换句话说，即使没有使用“威胁”这个词，新加坡仍认为中国持续对其构成威胁。

至于第二项指标，假设新加坡并没有对冲，而选择的是制衡战略，那么将会有证据显示：新加坡采取了额外的军备提升措施来获得能够单独或联合捍卫其海上安全利益的军事能力，尤其是在保护开放的海上交通线（SLOC）方面。近年来，在中国对南海加强控制的同时，新加坡持续发展其海军战力，例如投资能够防御海上威胁的护卫舰、巡逻舰与潜艇。此外，在《美国-新加坡加强防务协定》的支持下，新加坡还决定允许美军部署在新国土以外地区开展行动的战斗舰与侦察机。其中，P-8侦察机有能力监视中国在水面上的行动，并对在海南岛外活动的潜艇进行监察。基于这些新获取的军事能力，至少可以论述新加坡为美国制衡中国提供了便利。

至于第三项指标，新加坡的结盟信号早已指向了美国。尽管自称不结盟，新加坡早在1960年代就倾向于与美国结盟。冷战结束后，新加坡继续支持美军的部署，并为其提供后勤支持。假设新加坡奉行的是对冲战略，那么其发向美国的结盟信号应该在很大程度上与发向中国的结盟信号相匹配，但事实并非如此。新加坡与美国的防务关系日益密切，延伸到了联合军演、反恐、国防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从华盛顿的角度来看，美-新关系坚如磐石，许多分析师将其比作“准联盟”（quasi-alliance）。相较之下，新加坡传递予中国的结盟信号不仅更为薄弱，且缺乏连贯性。正如邝云峰所说，中-新军事合作尚处在雏形阶段，且浮于表面。同时，新加坡对于加强中-新防务合作所持的保留意见似乎得到了大部分精英的支持，他们将中国视作修正主义（revisionist）国家。

因此，即使新加坡在近来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可以说新加坡早已经“选了边”。以上三项指标都表明，新加坡正在制衡北京，而非采用对冲战略。

本文认为，为使对冲概念重具分析价值，应当将其视作一种风险管理战略。本文提出三项指标：安全认知和话语的性质、军力增强措施的范围和目的，以及在应对安全挑战时发出的结盟信号的模糊程度。这三项指标和新的概念框架有助于区分对冲、平衡两种行为，使我们能够系统地分析对冲战略。在案例分析中，本文发现马来西亚的举措侧重于缓解感知到的安全风险，因此可以被理解成对冲战略。然而，新加坡的举措更像是制衡战略，这与主流文献的看法不同。本文的发现有望指导我们重新审视其它东南亚的案例。

海域意识

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

概念化、化为概念

conceptualization

互联互通能力

interoperability

概率性的、盖然论的

probabilistic

审核 | 周贤政 任怡静

排版 | 吴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