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 唐煜 郑亚红 陈畅
文 | AI财经社 郑亚红 唐煜
编辑 | 郭璐庆
二胎妈妈在职场
10点半吸一次奶，11点出门，12点跟客户吃饭，吃完饭后，要立刻拎起背奶包冲进商场的母婴室用自动吸奶器将母乳泵出，放进一次性灭菌的储奶袋中，再细心地将它们放在有冰袋的保温袋里，收纳好背奶包，再冲向下一个客户的见面地点。
生完老二将近一年时间里，回归职场的周蓉都在跟时间赛跑，从工作的褶皱中寻找时间和空间来完成作为二胎妈妈的任务，她常常在去见客户的车上会困得睡一路。
图/视觉中国
奔波一天，晚上8点下班回到家，周蓉给自己的唯一任务是陪伴小女儿三小时直到她睡着。但往往事与愿违。很多次她刚跟女儿坐稳在床上依偎好，工作信息就叮咚叮咚地涌进来。周蓉在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市场部工作，即使在下班时间，这个岗位也需要保持在线。
遇到需要紧急处理的工作，周蓉只能放下女儿，立刻拿起手机协调工作，搜索信息、找相关同事问进展、修改手中已有文件……直到“咚”的一声，埋头于工作的周蓉才发现6个月的女儿憋红了脸横在地上哭。原来，孩子在她处理工作的时候，慢慢从身边爬走，掉下了床。
这样的状况发生过不止一次。还有一次是周蓉忙了一天后回家倒头就睡，结果半夜原本被她挡在有围栏一边的小家伙，从周蓉身上爬过去，从床的另一侧摔下去。全程睡得死死的周蓉，直到孩子一声嚎啕刺破天花板，才从梦中惊醒过来。心疼、愧疚、委屈几种情绪交织在一起，“我真的也很累，白天还要工作，晚上要两个小时起来吸一次奶，哺乳期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
几次意外发生后，周蓉加装了护栏，保证宝宝活动的范围内360度全覆盖。她也学会在急活来的时候，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安顿好后，自己再全身心处理工作。
每个二胎妈妈，在完成工作和照顾孩子上的双线经验都称得上是一部书。在做了二胎妈妈后的一段时间里，另一家互联网大厂员工万如意也面临过恼人的问题。在她已经休完产假回归职场后，一直用母乳喂养的二宝还不会用奶瓶。
为了能让孩子吃饱，那段时间万如意只能趁每天午休的时候开车回家喂孩子。为了能更从容些，万如意尽量提高效率，不让工作占据午休时间。这样维持了半个月，二宝终于学会了吃奶嘴，万如意才松了一口气。
时间管理是每个职场妈妈的必修课。在微软工作的Lily是一个坚定的母乳拥护者，自从有了二胎，她对自己的时间管理就更严格了，每天要求自己用最高效的方式完成工作，5点准时下班回家喂奶。有时遇上出差，她就带着一家人出门，白天老人们帮忙带孩子，晚上她工作完回来喂奶，只是那段时间订酒店机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时间相对自由的工作也因为二胎的到来被重新定义“自由”。媒体人苏馨不得不将工作安排在夜间，因为白天被两个儿子大量占据，很难有缝隙。
6点半爬起来做早餐，7点半之前先把哥哥送到学校，回来后赶在8点半前再把弟弟送到幼儿园。由于弟弟上半天学，11点半把弟弟接回来，下午3点半再去小学把哥哥接回来。放学后做饭、辅导功课、疫情期间孩子身体状况报备……
兵荒马乱的一天结束后，晚上9点小怪兽们都睡觉了，苏馨才有时间伏案工作，处理手头的稿件。做记者时养成晚上写稿的习惯，本来已经渐渐改掉，有了娃之后不得不再次捡起来。
新成员的加入，让一个家庭有了新的责任，而妈妈通常是其中承担最多的个体。与此同时，她们又是职场人，背负着沉重的KPI。在有些人看来，孩子就像一把温柔刀，一刀一刀割去了她们的自由和时间。
生育的过程极其辛苦，失控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些妈妈们也努力在生活和工作轰炸后的废墟上建立自己的掌控感，重新学习处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
二胎妈妈的后顾之忧
万如意的公司是业内知名的奋斗大厂。怀上二胎时，她就对自己在这间大厂的职业生涯做好了心理准备。当时，她正站在升职加薪的当口。尽管很清楚怀孕和刚生完孩子的女性是要给部门的低绩效背锅的，晋升更是无望，她还是决定努力一把。怀孕期间依然承担了大量的工作，跟所有人一样加班、出差，暗暗希望自己的坚持被人看到。
但一切还是泡汤了，万如意不仅承担了部门的低绩效，自己的名字也从晋升名单中消失。休完产假再次回到办公室后，万如意说“压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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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并不是说工作强度承受不了，而是“根本没有工作”。生二胎前，万如意是部门的骨干，很多大项目都是她来负责。自从怀孕以后，她的任务逐渐被分给了其他同事。在她休产假的几个月里，同事已经成为最了解项目的人，而她却完全不清楚进度。
得不到重点工作、绩效不高，从万如意回归职场开始，直到她抓住一个机会跳了部门，重新挑起大梁，本该在几年前轮到的那次晋升才终于落到她的头上。
互联网大厂们在这个时代里全速奔跑，它们也要求自己的员工跟上节奏，永远对工作保持忠诚。天然被生育拦住的女性，就跟万如意一样常常会面临这样的压力时刻。同样身处互联网大厂的叶然，怀上二胎后，已经位居高级总监的她被领导刻意安排去做一些无足轻重的工作，尽管待遇没有因此减少，但是重要的项目已经与她无缘。
离开了岗位，就相当于不再熟悉业务，速度无法跟上团队。尽管她们认为自己完全能够胜任那些工作，但没人会相信她们。
在肩负救死扶伤职责的医院，怀孕自由甚至是一种奢侈。科研人员张也所在的医院，护理团队想要怀孕需要提前半年向护士长报备排队。因为团队的工作弹性很小，需要三班倒，如果有人怀孕就会破坏部门内的平衡，让排班乱了套。有的护士排上了队，但一直没怀上，过了时间就只能重新排队；如果有护士没排队但意外怀孕了，排上队还没怀孕的同事就只能往后顺延。
相比之下，在外企工作的Lily顾虑会小很多。Lily在微软工作了将近20年，中间也有其他公司高薪挖她，但她更看重微软对女员工人性化的照顾。在怀孕期间，Lily的老板会适当减少她的工作量，让她少出差，产检请假也很灵活。休完产假回到工作岗位后，可以5点提早下班，中午还有2个小时可以吸奶。此外，微软也有明确的规定，产假期间不计入KPI考核，这也让她能够毫无压力地休5个月产假。
当然，国内大厂也并非面目可憎。比如万如意的公司有明文规定，怀孕、休产假的女员工绩效不能被打C，C是要被淘汰的等级，这算是对职场妈妈某种程度的保护。再比如，公司有一年的哺乳假，职场妈妈们在这个期限里可以5点下班，只是很多人用不了，因为活很少在5点结束，“大家都在推进工作，你也不好提前走”。
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大厂优越的硬件设施。大厂的母婴室是最为慷慨的，大部分一、二线大厂都配备了有沙发、有电源、有专门的储奶冰箱、环境温馨的“豪华母婴室”。
现实世界与大厂在母婴室的问题上就像一个平行世界。根据2019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国内地所有城市总计拥有的母婴室数量仅为2643间，其中只有7座城市拥有超过100间母婴室，北京以341间位列第一，超过2200个家庭共用一间。大多时候妈妈们只能去厕所挤奶，“觉得特别没有尊严”。
公务员张瑞云就在没有母婴室的湖南乡镇做扶贫工作，工作量超乎人们对公务员的刻板印象。跟大厂员工一样，她的手机也要24小时保持开机状态，有时候一两个月都回不了一次家。“体制内一个岗位就那么一两个人负责，就算领导体谅你早点下班，但这些事情总得做完，如果我不来做，没有人会来帮我。”
二胎一直在张瑞云的规划里，她本来想等大女儿大一点再生，但老二到来的速度比想象中更快，压力也比原来更大了。去年疫情防控期间，张瑞云的工作更加繁忙，她要去社区给每家每户做排查，还要上门量体温送菜，工作从天亮排到天黑，有几次加班到夜里三点多，根本没有时间吸奶。“涨奶的感觉太难受了，特别痛，就像胸前两块大石头压得你想死。”强压之下，老二硬是在一岁不到就断了奶，她对此一直很愧疚。
对于身处职场的二胎妈妈而言，老人往往是最坚实的“靠山”，一线城市的“互联网打工人”的标配几乎都是父母带娃。福建的伊荷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她和丈夫的双亲都有各自原因不能帮带娃。前前后后换过四个阿姨，不是太油条，就是太懒惰，或者毫无边界感，她常常哀叹“找一个好阿姨比找一个好老公还难”。
如果说老人是“靠山”，那么丈夫的重要性就相当于职场妈妈最重要的战友，不添乱是基本要求，给不给力最关键。
律师李斌就有这样一个好战友。生了老二之后，李斌从工作了10年的检察院跳槽到创业公司闯荡。2019年，李斌得到在一家世界50强企业做管理层的机会，在深圳工作了一年多，每两周才能回一次北京。在这个过程中，丈夫选择了支持，他继续待在司法行政部门，这份工作不太忙能让他有更多时间照顾两个孩子。
不论是在一线城市的互联网打工人，还是医生、科研人员或是乡镇的公务员，没有哪一个职场女性在面临生育问题时是没有后顾之忧的，工作既为她们的人生保驾护航，也为她们增添了无穷的挑战。来自父母的支持、丈夫的尊重和参与都是二胎妈妈们实实在在的武器，是她们能够安心回归职场背后的重要原因。
她们后悔吗？
刚生下二胎后，周蓉曾严肃地考虑过要不要当全职妈妈。那时候她被拉进了几个妈妈群，看到有的母亲为孩子付出了自己的全身心，亲自接送上下学、做营养丰富的餐食、陪着孩子上钢琴课、舞蹈课，不错过孩子任何一个成长瞬间。“看到这些我真的会怀疑自己不是个好妈妈。”
是母亲“骂醒了”她，母亲是一个全职妈妈，她深知把工作权交出去后，彻底奉献家庭和孩子，女性将为此付出的代价，“经济独立是你的底气”。
工作带来的价值感是很多二胎母亲无法割舍职场的原因之一。
生完二胎回归职场的第一天，Lily感到无比幸福。在微软的前10年，因为一直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Lily每天沉迷于工作，她本来认定自己会是坚定的丁克一族。直到31岁，Lily意外有了孩子。当女儿柔软的小身体躺在怀里的时候，那种美妙的感觉颠覆了她以前的认知，“原来比起工作，成为一个母亲是更有意思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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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丝毫没削弱她的事业心。生完老二回来，她还升职做了管理层。Lily始终提醒自己，在家里她扮演着两个女儿的榜样，做好一个母亲的同时也必须要把自己的职业经营好。“不是说要去追求多高的职位，而是要让她们看到工作的丰富多彩，让她们体会到自己现在努力学习的意义。”
有了两个孩子后，李斌发现工作也被注入了更多的动力。记得刚生完老二的时候，她白天在检察院工作，同时还在写一份10万字的博士后报告，晚上喂完奶把孩子哄睡了，她就跑到检察院继续写，每天写几千字，在那种强压之下，坚持一个月把报告写完了。
“只有想偷懒的时候，孩子才会成为你的借口，本职工作做好了，没有人会因为你是一个二胎妈妈就做减分项。”李斌想让两个儿子知道，一个正常女性必须要有自己的事业，家里的顶梁柱不一定就得是男性，这也是另一种性别平等的教育。
作为一个乡镇基层的体制内人，张瑞云并不把自己的工作视为“养老单位”，打拼的劲头一点不输大厂996的程序员。“我才三十多岁，不想在公务员队伍里混吃等死。”更现实的考量是，两个小孩的教育、穿衣，每顿都要吃肉吃水果，哪哪都需要用钱，生活没有留给她喘息的空间。
但也有不少妈妈，有了两个孩子后，本能地把家庭放在了第一位，在职场上做了妥协。
在一家检测机构工作的王珊，已经算是公司的老员工，有经验有资源，但为了把更多时间留给两个孩子，直到现在她还是一名普通职员，很多比她来得晚的人后来都成了她的上司，有时难免会觉得不平。
去年有一家公司以升职加薪为条件挖她，但因为会经常加班，王珊考虑了很久，还是放弃了这份心动的offer。“我想很多二胎妈妈都会有这个遗憾。”为了加薪，王珊只能用那些更苦的办法，比如申请一份职务证书来拿公司的额外补助，现在她还在尝试考另一个证书赚点挂靠费，“很难，还在努力中”。
伊荷则因为孩子选择了跳槽。她的前东家是一家氛围轻松的互联网公司，她是排在前面的优秀员工，入职还不到三个月时，老板非常少见地给她加薪了10%，还在部门的年终考核中拿了最高分。但为了方便接送女儿读幼儿园，伊荷换了一家离家更近的公司，代价是薪资比之前少了两三千块钱。
她们后悔吗？以色列社会学家奥娜·多纳丝曾发起一项调查，她采访了23位 “后悔生孩子”的以色列母亲，写成《后悔做母亲》一书，她们后悔的原因除了对身体的损耗，失去时间和自由也是排在前列的。
就像苏馨偶尔会怀念单身时候的日子，那时她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经常下班后跟同事去唱K、去喝小酒。同龄的闺蜜们几乎都当了妈妈，只有一个朋友至今仍单着，苏馨每次看她又去看电影了、又去逛博物馆了、又去旅行了，说不羡慕是假的。
即使生活里充满了各种辛劳的碎片，这些受访的二胎妈妈都没有将此视为“牺牲”。在她们眼里，压力是加倍的，幸福也是加倍的。
有一个周末，伊荷把小女儿哄睡后，老公领着大女儿去动物园，她一个人在奶茶店刷了一小时淘宝，短短的放风已经觉得是天大的满足。她很少会怀念一个人的日子，因为觉得没孩子的时候，有大把时间也没有创造出很多自我价值，可能也就是看剧玩手机，两个女儿让她平凡的生命更完整了。
“养育小孩有点像去重看自己从小被照顾的时光，站在一个更远的视角去看每个生命最初的时光，她们软软糯糯的，连抬头都要一点点学，感受她们没有被改造过的纯天然的思维，我很享受这个过程。”伊荷的小女儿是一个有着一头卷发爱笑的小孩，下班回家，光是看着她的嘟嘟脸，一天的疲倦都被治愈了。
以前生活里只有工作的时候，Lily每天下班就是一个人回到公寓，看看剧然后睡觉，偶尔和朋友出去小聚，回想那些日子，她觉得非常孤独。今年2月，Lily刚度过了自己的40岁生日，那天一打开门，老公和孩子把家里挂满了彩灯，两个小棉袄冲进她的怀里，祝她生日快乐，给她写了贺卡，四个人一起切蛋糕，家里到处是热热闹闹的声音。“怎么可能再会去想没有孩子的生活？”
（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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