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2022年4月4日，黎巴嫩副总理、资深经济学者萨德·查米对外界表示，在全国银行业陷入崩溃性危机18个月之后，“黎巴嫩中央银行已经和国家一起宣告破产”，全国金融部门正面临700亿美元的流动性缺口。尽管在4月5日，从1993年就起担任黎巴嫩央行行长的里亚德·萨拉梅公开否认了副总理的声明，但他本人正面临多项不当收入以及洗钱指控，并被视为“史上最大庞氏骗局”的头号责任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4月7日证实，该组织拟在未来三年内为黎巴嫩提供30亿美元的应急援助款，但要求黎巴嫩央行进行大规模结构性改革。
1975年内战爆发之前，黎巴嫩曾被视为中东最繁荣的国家之一。经历过15年的血腥内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重建事业再度带动了黎巴嫩城市经济的复兴，它的海滩、美食、古迹成为了全世界游客追捧的对象。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从2019年秋天开始却陆续经历了银行业破产、全国性街头运动、贝鲁特港大爆炸，以及长时间的事实无政府状态。其中原因何在？2021年9到10月，本刊记者在黎巴嫩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深度采访，试图为这一问题提供解释。大爆炸过去整整14个月之后，贝鲁特拉菲克·哈里里国际机场的空调系统依然没有完全修复。从巴格达飞来的乘客们刚刚在入境窗口排起长队，脑袋上就升起了热气形成的氤氲。“爆炸发生的一刹那，我还以为是以色列飞机丢了颗原子弹。”准备休班的海关职员塔雷克指着天花板告诉我，“电灯一下子全都熄灭了。吊顶上的塑胶板一大片一大片地塌落，电线和通风管的碎块缠绕在一起，从破口处晃晃悠悠地垂下来。到处都是灰尘和碎玻璃碴。”见缝插针的维修持续了8个月，随即被一场更加严峻的电力危机所打断——“当室外温度低于29摄氏度时，我们就得把已经修好的空调关掉，否则线路很快就会过载。”塔雷克的语气里已经不再有愤怒和困惑，“跳闸、一片漆黑，接着备用发电机启动，1/3的灯光重新亮起，这一切正在变得越来越频繁。”
2020年8月4日傍晚，在邻近贝鲁特港爆炸现场的一座立交桥上，市民正在帮助受伤者迅速转移。14个月过后，大桥护栏上依然贴满了遇难者的照片，有人用油漆写下了一句血淋淋的控诉：“你爱这座城市，但它背叛了你。”（图| 视觉中国）
和2019年春天上一次造访贝鲁特时的情形相比，这座城市改变得不算很多。无休止的交通堵塞照例可能从任何一个街角随时开始，推着婴儿车的菲律宾家政妇跟随体形健硕的雇主夫妇在商场和咖啡店进进出出。在城市西北角的哈姆拉区（Hamra），怀抱幼童的叙利亚难民妇女十年如一日地跪坐在路旁乞讨，用英语小声念叨着“一千块，一千块”（黎巴嫩镑）。但这种“常态”仅仅属于白昼；夜幕降临之后，220万人口的贝鲁特开始暴露出令人触目惊心的伤痕——毗邻地中海海滩的巴黎大道两旁，路灯由于断电熄灭了，整个街区就靠几家仍在营业的商店橱窗发出的微光照明。在享有盛名的夜生活中心杰美扎区（Gemmayzeh），年轻人聚集在一片漆黑的酒吧门口，点亮手机屏幕制造出几个模糊的光源。空气里弥漫着海风带来的咸味，以及无人清扫的街边垃圾在雨后散发出的臭味。从哈姆拉区的高层建筑俯瞰下去，阑珊的灯火会让人怀疑自己正在凝望月球。“我已经习惯了用不同类型的备用电池驱动公寓里的一切设备，从手机、电脑，到冰箱、热水器。”在城市东北侧靠海的卡兰迪那（Karantina）社区，建筑设计师拉米·阿尔哈耶克（Rami Alhayek）微笑着耸了下肩膀，“经常和建材商店打交道的唯一好处就在这儿，昨天我所在的街区停了16个小时电，比往常还要多5个小时。”顺着拉米的目光往中央区方向望去，1.5公里外，黎巴嫩国家储备粮食库残存的筒仓结构像一块皱巴巴的面包立在视线里。在它的正后方，曾经的贝鲁特港区12号仓库已经不复存在，码头侧面只留下一个直径124米、深43米的骇人缺口。那里正是2020年8月4日那场恐怖爆炸的发生地——当天晚高峰时分，一群漫不经心的电焊工人意外点燃了12号仓库内堆放的几十麻袋烟花；大火随后蔓延到整个仓库，引爆了在此搁置已有6年半之久的2750吨工业炸药原料硝酸铵。短短35秒时间里，218人被爆炸造成的冲击波夺去了生命，超过7000人不同程度受伤，储备粮库中的1.5万吨谷物在大火中化为灰烬。以12号仓库为中心，半径10公里范围内的5家医院、十余座教堂、数千所住宅以及一艘7500吨级邮轮几乎完全被摧毁；整个贝鲁特市90%的酒店和商场玻璃被震碎，85744处民宅以及公共建筑不同程度受损。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30万人不得不在街道或者临时搭设的帐篷内过夜。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CTBTO）通过其搜集的次声波数据估算，这次爆炸造成的冲击相当于一场里氏3.3级地震，是有史以来规模第六大的人为非核爆炸。世界银行估算大爆炸造成的直接物理损失超过46亿美元，光是本地商业保险公司接到的理赔申请额度就超过了30亿美元。
2021年7月14日，大爆炸11个月之后，黎巴嫩国家储备粮食库受损的筒仓结构依然矗立在12号仓库原址旁。由于国家财政陷入危机，贝鲁特港的修缮工作进度缓慢爆炸发生的那一分钟，黎巴嫩最大的私营公关公司MWPR的创始人玛丽安娜·韦贝（Mariana Wehbe）正准备离开她位于福煦街的办公室。从两公里外蔓延而来的冲击波没有震垮这座上世纪90年代建造的三层小楼，只掀倒了书架、办公桌和窗台上的花盆——福煦街位于那座面包状粮仓的正西方，残存的混凝土筒仓起到了意外的保护作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玛丽安娜的手机开始不间断地振动，来自迪拜、巴黎甚至纽约的问候通过WhatsApp、Twitter、Instagram等社交软件源源不断地涌了进来：几天之后她才听说，就连240公里外的塞浦路斯岛都听到了贝鲁特方向传来的巨响。“朋友们询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告诉他们：‘你们应该去问红十字会和医院。’”玛丽安娜在视频连线中告诉我，“可他们却说：‘我们的朋友是你，我们只想帮助你。’”那天晚上，玛丽安娜是步行离开福煦街的。从粮仓残骸中飞出的灰色烟烬几乎铺满了整条街道，套着反光背心、抬着担架的救护队员们踏着满地玻璃碴，步行冲向港区参与搜救。“那一瞬间我意识到，重要的不是远方的朋友们可以为我做些什么。”玛丽安娜告诉我，“而是我们能为自己、能为眼前的这座城市做些什么。”一个星期之后，Beb w’Shebbek黑白橙三色的招牌在杰美扎区的巴斯德街挂了出来。在阿拉伯语中，这个词组的意思是“门和窗”。玛丽安娜及另一位发起人、画廊老板南希·哈弗奇（Nancy Harfouche）联络了200多位具有室内装潢、建筑工程及建材采购经验的志愿者，承诺免费为全市范围内受损的私人住宅更换新门窗。分发婴儿食品、药物和基本生活物资的Beit el Baraka（祝福之家）开始登记有断粮风险的受灾家庭的联系方式，由两位餐厅经营者创办的Matbakh El Kell（人人厨房）每天会向街头露宿者及搜救人员提供2500份快餐。大学建筑系和土木工程系的在校生们涌向了OffreJoie（给予之乐）的办公室，在那里，他们将被分配到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实习机会：从第一张图纸开始规划和指导一整个被毁社区的重建。这一切是在黎巴嫩政府陷入组阁危机、全国金融和电力系统濒临崩溃的背景下完成的，它的力量来自一个古老的词语：人民。又过了14个月，贝鲁特超过1/3的受损建筑已经在志愿者团体的帮助下得到了重建或者修复。清真寺的唤礼广播在清晨和黄昏时分再度响起，下午茶时间以及夜生活重新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看看这些年轻人吧，他们已经证明自己可以把一个社区管理得很好。”在OffreJoie当了一年多行政主管的阿尔哈耶克指着一座即将结顶的重建教堂告诉我，“将来他们也可以像这样去管理整个国家。”Beit el Baraka的发起人易卜拉欣查甚至开始畅想一些更加宏大、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计划：“我们可以建立自己的农场和苗圃，自己去饲养奶牛。”不过，依然有一些东西始终不曾被撼动。2021年9月10日，瘫痪了整整13个月之久的黎巴嫩政府推出了一位新总理——亿万富翁纳吉布·米卡提（Najib Mikati）。他的长兄塔哈·米卡提是中东排名前五位的工程业巨头阿拉伯建筑公司（ACC）的创始人，但在贝鲁特的重建事业中完全消失了。新总理宣称，自己将致力于“从阿拉伯国家获得援助，以帮助黎巴嫩摆脱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但本地法文报纸《东方日报》讥讽说：“这不过是另一个权贵阶层成员试图从所剩无几的公共资源中渔利的故事。”公众普遍认为，原定在明年进行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将会被新内阁借故推迟：毕竟，从2009年到2018年，人们已经经历过一届拒绝下台的议会了。玛丽安娜·韦贝最终决定结束Bebw’Shebbek的工作，把公关公司的办公室搬到迪拜。在深夜的视频连线中，她表达了歉意：“我不可能欺骗那些并肩奋斗的年轻人说，这份工作可以永远持续下去。我没有想过要取代政府，但政府在事实上盗窃了志愿者的努力，而不去尽自己的责任。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不应当再继续了。”“作为正常人，任何亲历者目睹了8月4日的爆炸后都不可能依旧对这个国家无动于衷。”玛丽安娜告诉我，“不过有时我也会怀疑，或许放弃才是最明智的选择。或许只有结束一切虚假的希望，黎巴嫩才能重启。”
2021年8月17日，在陷入电力危机的贝鲁特，一位重建志愿者点起蜡烛在燃气灶上加热晚餐。随着黎巴嫩国家电网在10月初关闭两座主要发电厂，贝鲁特部分地区的供电时间已经缩减到日均2小时（图| 视觉中国）如果不是座下过于醒目的电动轮椅以及挂在支架上、时不时需要用嘴叼起的触控笔，马克·托贝·埃尔赫卢（Marc Torbey el Helou）的穿着会让人想起典型的硅谷“极客”：T恤衫，牛仔裤，踏板上的黑色跑步鞋刷洗得很干净。“我也想打起领带、在冷气‘冻’人的房间里披着西服和你聊天，但那不适合现在的我。”马克露出了笑容，“事情发生了，你就得接受它。”——2016年，这位金融才俊、黎巴嫩法国银行（BLF）资深分析师在一次海泳事故中脊柱严重受伤，从此被迫与轮椅为伴。“并不好笑的是，作为一个黎巴嫩人，适应伤害几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技能。”马克回忆道，“1994年我第一天成为OffreJoie的志愿者时，还是一个小学生，哈姆拉区那些千疮百孔的摩天大楼还没有维修完毕。我唯一没有料到的是，自己在40岁以前会目睹这座城市的一大部分再度变为废墟。而我本人作为OffreJoie的现任主席，需要在几个月里决定卡兰迪那社区数千名居民的命运。”在马龙·阿瓦德街的角落里找到OffreJoie的现场办公室并不容易：它看上去像是一间小小的杂货铺，不事张扬，偶尔会有头戴安全帽的年轻人进出。阿尔哈耶克拉开卷帘门，向我展示这只五脏俱全的“麻雀”：稍大的那个隔间是重建志愿者的衣帽、装备间；每天上午8点半，参与当天现场施工的上百名义工会在这里领取工装（T恤和背带裤）、手套、清洁工具与安全帽，他们随后会在工地上忙碌大约6小时。较小的隔间是会议室、指挥中心兼媒体接待处，值班的工作人员正在核对每个工地的排班表，确认新的规划方案和图纸，并在社交媒体上更新资讯。“大部分参与者的年龄都在28岁以下。”阿尔哈耶克介绍说，“不少人还是学生。”诞生在1975～1990年那场血腥内战中的OffreJoie，有资格宣称自己是黎巴嫩经验最为丰富的民间志愿者团体。1985年，一群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律师决定建立一个非政府平台来帮助战争难民获得初步安置，并最终重建家园。经过36年的发展，他们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完善的募款和义工招募机制，涉及的领域也从最初的难民安置拓展到社区服务、族群和解、外籍滞留者（主要是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难民）扶助等多个方面。“任务最繁重的阶段，我们在整个黎巴嫩共有6000多名志愿者投入服务，大部分人至少会在团体里待上三个月。”马克向我介绍说，“除去本国公民以外，还有来自其他11个国家的义工参与过OffreJoie的工作，包括中国。我们希望通过OffreJoie的努力，促进黎巴嫩不同族裔之间的团结和归属感，最终培养出新一代公民。”爆炸发生的第二天，马克和阿尔哈耶克赶到了紧邻事故现场的卡兰迪那社区。眼前所见的一切令他们久久不能平静——一些上世纪30年代建造的黄色法国式小楼像积木一样被推倒在地，大部分建筑的门窗被冲击波震得碎裂、变形，露台楼板整块塌陷下来。一座历史超过百年的福音派新教教堂变成了随时可能倒塌的危房，从落地窗溅射出的玻璃碴嵌进了木制墙板和宣礼台。更令人揪心的是位于社区南面的北贝鲁特火警中心办公楼：爆炸中遇难的218名殁者中，超过1/10是从这里出发的消防员，而他们的器材库和车房却变成了一堆碎裂的水泥块和裸露的钢筋。一条马路之外，黎巴嫩最古老的现代医疗机构、创建于1878年的圣格奥尔基医院失去了90%的床位和救护设施，位于五层大楼顶部的急救中心整个塌陷下来，13名患者因此当场遇难。“年轻一代的黎巴嫩人未必清楚这样一场灾难对一个社区的影响。但我和马克对内战还有清晰的童年记忆，我们不愿让历史重演。”阿尔哈耶克告诉我。在不算遥远的1976年1月，一群天主教长枪党（Kataeb）民兵冲进了卡兰迪那这个主要由巴勒斯坦难民居住的穆斯林棚户区，在几天内屠杀了超过1000名平民，并用推土机将那些简陋的铁皮屋夷为平地。随后的40多年里，卡兰迪那渐渐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多种族裔混居区，曾经的建材商店和垃圾填埋场变成了画廊或者多功能活动中心，创业公司开始筹划把废弃的工厂库房改造成文化创意空间。“我依然记得，在我坐着轮椅驶进废墟之间时，一位74岁的社区居民薇拉抓住我的手，啜泣着说：‘我不想离开这里。’”马克告诉我，“她是1976年那次大屠杀的幸存者。我们不能让恐惧再一次压倒我们。”
1976年1月19日，在遭到长枪党民兵摧毁的卡兰迪难民营，一名巴勒斯坦基督徒妇女试图向手持步枪的黎巴嫩武装人员求助。在贝鲁特港大爆炸中，卡兰迪那再度成为主要受灾区但把愿望付诸实现并不容易。光是清理社区内较大块的瓦砾和建筑废墟就需要300车次的载重卡车，而当黎巴嫩银行业在2019年陷入破产危机之后，OffreJoie账面上的200万美元经费受到每月取款限额的约束，无法自由支取。连身为银行业高管的马克对此也无可奈何，他告诉我：“我们只能求助于最原始的‘手提箱经济’（Suitcase Economy），恳请那些希望回到贝鲁特参与重建或者慈善事业的侨民朋友用每次几千几万美元的方式把现款带进来，同时继续向政府申请开设新的、限额较高的专项账户。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在一年里募集了300万美元的专款，用于卡兰迪那等三个受灾社区的重建。”一段时间里，OffreJoie甚至回到了最原始的以物易物模式：卡车司机、电力工人以及发电机租赁商从不同地区赶来提供帮助，得到的报酬是其他捐赠者提供的柴油、食品和窗帘布。马克回忆说：“我们在全国捐出的600箱食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实物捐赠。”旁观OffreJoie的工作流程是一种相当独特的体验。每周二中午，马克会放下银行的工作，来到阿瓦德街的办公室欢迎本周新加入团队的志愿者。会议室里的气氛像是大学迎接新生：每位新人依次介绍自己的国籍、年龄、教育背景以及擅长的技能，随后会被编入相应的部门，承担从社区规划、建筑设计到最基础的现场劳动在内的各种工作。“有建筑学或者工程学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和在校生一直是最受欢迎的。”阿尔哈耶克告诉我，“我们希望做的绝不只是简单地推倒被毁的旧房屋、盖起几栋冷冰冰的新楼。我们听取社区居民的意见：他们心目中的卡兰迪那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是否希望恢复过去旧住宅的外观和装潢，他们对供电、供水以及绿化有何要求。”除去最重要的设计、工程监督以及一些专业工作是由几十位资深工程师和建筑工人主导完成以外，其余任务被直接交给了年轻的大学生志愿者——“这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社区，我们责无旁贷。”2017年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之后，阿尔哈耶克曾经在迪拜的一家建筑事务所工作过两年半。他坦诚地告诉我，2020年8月受邀加入OffreJoie之后，自己不止一次动过离开的念头：“从收入上说，出国工作显然远为理想。因为OffreJoie几乎不提供薪酬，有限的预算都花在了采购建材和紧缺物资上。”几个月前，他开始收到一笔小小的交通和餐饮津贴，而整个团体里拥有类似待遇的管理者还不到20人：“严格说来，OffreJoie只有一位全职员工，就是我们的财务主管。毕竟，依靠不支薪酬的义工来管理数百万美元未免太奇怪了。其余所有人，包括马克，都是以志愿服务的方式参与这项工作。有些人已经忙碌了一整年时间，获得的‘报酬’仅仅是每天一顿午餐。”通过这种方式，OffreJoie节约了240万美元的人工成本，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在2021年10月，卡兰迪那社区已经部分恢复了大爆炸发生前的样貌：奶油色外墙的三层小楼重新矗立了起来，教堂的圆顶正在装上新的玻璃吊灯。午休时间，承担不同工作的志愿者挤在几条长椅上吃着简单的餐食，许多人的工装上布满了灰尘和泥点——由于道路狭窄，一些建筑废料的清理是要跪在地上用双手完成的。“根据我们的统计，在卡兰迪那及附近的两个社区中，共有67栋建筑和352套公寓在爆炸中不同程度受损。经过14个月的努力，我们已经完成了其中70%的建筑主体结构和50%的门窗的修复。”马克骄傲地告诉我。如今，每天在3个社区忙碌的400多名志愿者主要承担的是室内装潢、垃圾清理以及外墙粉刷工作。北贝鲁特火警中心的新大楼及圣格奥尔基医院底部的两层病房也已经恢复了运行；在收尾阶段，我甚至被邀请参加消防站的墙壁粉刷，得到的“奖品”是一枚消防员臂章：似乎平平无奇，似乎又意味着很多。丽娜·扈里并不是第一个走过来和我搭话的年轻人，但她的语气、姿态甚至被汗水打湿的头发，更好地凸显了OffreJoie的某种气质。在教堂工地狭窄的取餐处，这个贝鲁特美国大学（AUB）建筑系的大二学生自来熟地坐到我身边，用一种半是询问、半是确认的语气发问道：“新人，喜欢今天的工作吗？”“这正是意义所在。”她的回答，似乎也是在勉励自己，“只有为这座城市流过汗，你才会真正爱上它。”
2021年8月4日，在纪念贝鲁特港大爆炸一周年的致哀活动上，抗议民众与安全部队再度爆发大规模冲突勒伊拉·尼古拉斯（LeilaNicolas）宽敞的新公寓矗立在哈兹米区（Hazmieh）的一个小山头上，漂亮的外墙与街道两旁无人照管的公共垃圾桶形成了鲜明对比。50岁的女学者穿着浅蓝色T恤和运动鞋，正在收拾一只咖啡壶，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干练的家庭主妇，而不是全国第一大公立高校黎巴嫩大学（LU）的法律与政治学系副教授。“实际上，最近几天我们正在实施和平罢课。”勒伊拉告诉我，“2019年汇率崩盘之后，黎巴嫩全国物价发生暴涨，但高校教师的工资水平没有得到任何上调。两年半以前我的月薪可以兑换到3000美元，这个星期它只相当于200美元。”在缺少公共交通设施的贝鲁特，学者们早已习惯了驾驶私家车前往学校；但随着全国能源危机在2021年秋天达到顶峰，大部分文科教授已经负担不起每日出行的汽油费，不得不以罢课抗议的方式要求教育部做出回应。“唯一的‘好’消息或许是，因为我的住房贷款是用黎巴嫩镑偿还的，如今剩余债务已经缩水到一个比较小的数字。”勒伊拉笑了起来，“不过我的存款也贬值了90%以上。这就是黎巴嫩。”“这就是黎巴嫩”——从出租车司机到大学教授，所有贝鲁特人都习惯了用这个夹杂着愤懑、困惑以及无奈情绪的句子去描述他们千疮百孔的日常生活。过去26个月里在这座千年古城发生的一切，许多其他国家的公民在他们的一生中都未曾遭遇过：2019年8月，长期赤字运行、并以美元作为第二货币的黎巴嫩国家财政开始陷入流动性危机，黎镑逐渐脱离了与美元1500∶1的绑定汇率，服务业“停摆”和大范围失业的状况愈演愈烈。为了抗议政府正在讨论的加税计划，2019年10月17日，大批示威者走上首都街头，开始了一场持续数月之久、最多时有数十万人参加的Thawrat（阿拉伯语“革命”）。然而从那时起，坏消息传来的速度反而进一步加快了：2019年10月底，外汇储备濒临枯竭的中央银行宣布停止面向个人的外汇交易业务，每位在本地银行拥有美元存款的公民每周只被允许提取20到30美元。黎镑汇率在半年时间内一泻千里，贬值超过90%，许多贝鲁特人一生的积蓄在短短几个月里变成了一堆废纸，但领到的工资却还是先前的水平。进入2020年，新冠肺炎“大流行”使得更多人就此失业，大约120万黎巴嫩人沦为每日生活开支不到5美元的赤贫阶层。从这个意义上说，2020年8月的大爆炸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而是命中注定，将整出悲剧推向了最高潮。“爆炸之后的整整半年里，每当我在前往办公室的路上经过港区时，都会看到从储备粮仓中散落出的谷粒在阳光下发霉腐烂。”阿尔哈耶克告诉我。冬日漫长的雨季过后，浸泡在水中的小麦开始发芽，老鼠和蠹虫在灰烬里欢快地爬进爬出。“有时我觉得正在腐烂的不是麦粒，而是大部分贝鲁特人的生活。因为长时间的停电从2021年春天就开始了，我们太熟悉冰箱里的食物那股腐败发酵的怪味了。”阿尔哈耶克感慨道。而在灰烬和谷堆近旁，被爆炸冲击波摧毁的大型港口塔吊依然维持着扭曲断裂的形状：没有人有空去修理它们。
“祝福之家”创始人玛雅·易卜拉欣查在贝鲁特加比谢赫街的仓库中整理救济物资2021年秋天这场席卷全国的电力危机，则是整个恶性循环发展出的最新情节。由于主权债务违约和外汇管制，常年亏损的黎巴嫩国家电力公司（EDL）已经没有足够预算从海外购买发电机组所需的重油，不得不在10月9日关闭两座主要发电厂。全国电网的发电量因此骤降了40%，贝鲁特部分街区的日均供电时间也从此前的5到6小时进一步缩减到了2小时。不过，在伊拉克能源研究所（IEI）执行董事、中东能源问题专家耶萨尔·阿尔马莱基（Yesar Al-Maleki）看来，黎巴嫩的电力困境根本就是议会内部派系斗争的结果。他在邮件中告诉我：“早在7月24日，伊拉克政府就和黎巴嫩看守内阁达成了一项框架协议，承诺在未来一年以赊账的方式向贝鲁特当局提供100万吨原油，这批燃料足够在2021年三、四季度为黎巴嫩国家电网增加每天10小时的电力供应。但在黎议会内部地位举足轻重的真主党反对这项动议，寄希望于8月产生的伊朗新政府的帮助，伊拉克方面因此决定推迟履行协议。运送伊朗原油的船只迟至9月下旬才正式启航，而黎巴嫩的逊尼派政客集团还在寻求从埃及进口天然气。……”“这已经不是无能了，这是犯罪。”勒伊拉·尼古拉斯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距离内战结束已经过去了31年，我们的政府未向它的国民提供过一个正常政权理应负担的基本公共服务：不间断的电力，干净的生活用水，可靠的公共交通。每个黎巴嫩家庭在月底都会收到两份水电费账单，因为我们需要向私营公司购买应急用电和净化水。”而在2021年，缺少外汇现金的私营电力企业也陷入了困境，局势进一步恶化。在勒伊拉·尼古拉斯看来，今天黎巴嫩国内政治出现的结构性困境，早在1989年签署的《塔伊夫协定》（Taif Agreement）中就埋下了伏笔。为了终结旷日持久的内战，由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作为担保人，黎巴嫩各派民兵同意将议会中基督徒党派和穆斯林党派的议席数量之比调整为1∶1，同时大大削弱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的权力。除去真主党以外的17个民兵组织还承诺放下武器，作为合法政党参加选举。“但这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改革，只是承认了内战结束之际的现状。因为在新体制下，总统、总理和国会议长分别来自不同的宗教集团，彼此敌对，决策流程异常波折。”勒伊拉分析说，“而光是合法的政治集团就有18个，每个党派拥有近乎固定的选区，永远不会退场。侵吞有限的公共资源于是成为集体行为。”对此，长期关注中东问题的美国记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Kaplan）有一个更形象的比喻：“一家公司有18个股东，人人都想独吞利润。”
建筑业大亨、上世纪90年代黎巴嫩最重要的本土政治家拉菲克·哈里里（中）。遇刺16年之后，他在今天的贝鲁特依然是一位争议人物（图| 视觉中国）内战结束之时，叙利亚军队作为黎巴嫩新秩序的仲裁者，继续驻扎在这个命途多舛的邻国领土上。大马士革的军事威慑与亦官亦商的建筑业巨头拉菲克·哈里里（Rafic Hariri）的经营手腕相结合，维持了将近15年的表面繁荣。不过到了2005年，哈里里在一场神秘爆炸中遇刺身亡，贝鲁特街头随即爆发了百万人规模的“雪松革命”（Cedar Revolution），迫使叙利亚完全撤出在黎巴嫩已经部署了30年的占领军。然而由老哈里里之子萨阿德（Saad Hariri）与退休军阀米歇尔·奥恩（Michel Aoun）结成的双头政治体制甚至更加虚弱：从2013年到2018年，黎巴嫩曾经整整5年没有正常的议会换届，29个月没有总统。正是在这段混乱的时间里，2750吨硝酸铵被一艘破旧的塞浦路斯货轮运到了贝鲁特港的防波堤旁，接着被检查人员扣留。海关官员曾经至少6次致函地方法院，要求批准出售或者转移这批临时堆放在12号仓库内的可怕爆炸物，然而从未得到回音。在日复一日的混乱和选择性无视中，房间里的“大象”被遗忘了，直到它们在2020年8月4日被意外点燃。讽刺的是，似乎也正是由于渎职和盗窃的广泛存在，贝鲁特受到的实际破坏比理论上的最糟结果要略轻一些。大爆炸发生的第二天，俄罗斯军事分析师穆拉霍夫斯基就向莫斯科《共青团真理报》表示，如果2750吨硝酸铵真的同时爆炸，“贝鲁特可能会从地图上消失”。从爆炸造成的毁坏状况看，更接近事实的情况是，“大部分爆炸物在过去6年里已经被人盗走出售了”。黎巴嫩政府随后进行的调查也部分证实了这种可能性。
2021年8月5日，黎巴嫩总统米歇尔·奥恩在议会发表演讲。87岁的退役将军奥恩在内战末期一度自封为总理，造成冲突进一步升级，但在2016年依然被主要政党选为总统（图 | 视觉中国）看上去，只有坚持反以色列意识形态的真主党（Hezbollah）成为了政局崩坏的受益者。这个拥有独立武装、和伊朗以及叙利亚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什叶派政党如今在议会拥有超过1/10的席位（13席），并且和奥恩家族领导的“自由爱国运动”（FPM）以及另一个什叶派大党“阿迈勒运动”（Amal Movement）结成了联盟，共同操控政局。效忠于真主党的平行行政、医疗系统以及财务网络隐隐已有取代黎巴嫩政府之势，俨然成为“国中之国”。但勒伊拉并不认为真主党的狭隘宗派气质与其他腐败的政治势力有任何差别：“和上世纪80年代相比，建立伊朗式的政教合一政权或许已经不是真主党的目标了。他们只希望利用黎巴嫩的虚弱来实现自己的地理政治抱负，而不是建设好这个国家。因为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都不会允许有这样一个特权政党存在。”几天之后，我在机场附近的布拉杰·巴拉杰纳镇（Bourj el-Barajneh）的一间办公室拜会了胡沙姆·玛塔尔（HosamMatar）博士。尽管竭力澄清自己领导的智库“研究与文献咨询中心”（CCSD）并非真主党的“官方下属机构”，但几乎所有中东研究者都清楚：玛塔尔曾经不止一次作为真主党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出访海外，他的观点可以代表真主党内部一部分高级智囊的看法。勒伊拉·尼古拉斯提出的质疑，被我换了个角度抛给了这位布拉格大都会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当黎巴嫩现有的政治体制已经明显走向土崩瓦解之时，真主党不打算做点什么来革新这种局面吗？”“凭什么非得是真主党？”胡沙姆差点笑出了声，“我们不过是18个主要政党之一，凭什么不先从其他人开始，而要由真主党独立承担政治变革的成本呢？”他随后开始聊起真主党对贫困什叶派社区的救济活动，聊起那些“腰缠万贯的老政客”和“拥有外国护照的欧美代理人”。不过，对贫富分化现象的愤慨显然并不妨碍真主党支持亿万富翁米卡提出任新总理；在对大爆炸事件的调查和追责中，真主党及其盟友的态度也是最消极的。
一名重建志愿者帮助受灾家庭从一片狼藉的房屋废墟中清理出依然能使用的物品。在黎巴嫩政府陷于瘫痪的情况下，民间组织承担起了重建贝鲁特的大部分任务（图| 视觉中国）玛雅·易卜拉欣查（MayaChams Ibrahimchah）的气质并不像一位激进的街头活动家。精心打理过的金色长发、裁剪得体的修身夹克以及停在路旁的自用SUV越野车都显示，这位41岁的前古建筑保护专家拥有优渥的经济条件和不俗的社会地位。“实际上，即使是在女性个人自由相对宽松的黎巴嫩，玛雅也算得上是一个异类。”Beit el Baraka的项目经理之一阿扎尔告诉我，“她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却选择嫁给一位穆斯林。其他古建筑保护学者和城市规划专家会乐于寻求政府及大企业的支持，她却认为大企业才是城市活力的扼杀者。”玛雅很快就以一种不落俗套的方式印证了这种评价——她撩起耳根后的头发，露出一道长长的伤疤：“2019年10月18日，‘革命’开始的第二天，我就在街上。混乱的推搡和劈头打来的警棍让我缝了6针。”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在抗议示威中受伤了：“有时是为了揭露政府腐败，更多时候是为了保护我出生的这座城市。”1975～1990年血腥的内战让贝鲁特至少被完整地摧毁了三次。最初是长枪党和巴勒斯坦民兵在哈姆拉区的高层建筑上相互对射，1978年叙利亚军队对城东基督徒聚居区的“百日围攻”则夷平了大部分法国统治时期建造的公共建筑和民宅。1982年，入侵的以色列军队包围了包括港区在内的整个西贝鲁特，将那些海景酒店连同散布在高层建筑之间的巴勒斯坦棚户区连根拔起。到了1989年，自封为总理的奥恩将军——正是那位如今担任着黎巴嫩总统的马龙派老政客，议会召集了46次会议才为他凑齐足够的信任票——占领东贝鲁特，主动挑战控制着西贝鲁特的合法政府，导致以巴卜达（Baabda）山地为中心的基督区又一次被叙利亚军队的重炮、坦克和火箭弹“点名”。旷日持久的冲突在城市的中心部分造就了一条南北向的狭长无人地带，树木和荒草在其间自由生长，形成了离奇的空中景观“绿线”（Green Line）。许多街区的居民构成被永久性地改变了。内战结束那年，玛雅·易卜拉欣查刚满20岁。她亲眼见证了故乡被来自不同势力的炮火反复摧残，接着又以一种极不正常的方式开始了重建：“烈士广场旁的里沃利（Rivoli）影剧院曾经是一代贝鲁特人的共同记忆，它和附近的丽晶酒店以及露天大市场甚至在内战期间也幸运地保存了下来。但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这几座地标性建筑在短短几个月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丑陋的露天停车场。”主导这项工程的是1994年成立的上市企业Solidere，即“贝鲁特中心区开发与重建公司”的法语首字母缩写。新公司被授权以强制购买的方式征用城市中心的土地，原业主获得的不是现金，而是Solidere的股票。在黎巴嫩政府的许可下，Solidere长期以极低的利息从本地银行获取贷款，在那些昔日的民宅、市场和公园地基上建起高档写字楼、酒店或者停车场，再以高价售出。尽管这家公司拥有3.6万名股东，但所有贝鲁特人都清楚它的真正掌控者：哈里里家族。从1992年到2004年，老哈里里只有两年时间不曾担任内阁总理，其中还有将近7年兼任财政部长。黎巴嫩国有企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私营化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你甚至可以认为，哈里里把整个国家当成股票来炒。”贝鲁特最著名的媒体人之一、前《每日星报》总编辑贾米尔·穆鲁（Jamil Mroue）在文章中写道，“他在价格最低的阶段‘买下’了黎巴嫩，又在高位抛售，用的甚至不是自己的钱，而是从银行借来的。”在老哈里里治下，黎巴嫩GDP一度实现了年均超过7%的高增长率，但积累的公共债务也从90年代初的不到20亿美元一路飙升到了280亿美元（2001年），开始了长期负债运行的状态。为了填补亏空，黎巴嫩主要银行长期以不正常的利率从国民手中吸收外币存款，被世界银行斥责为“由官方主导的庞氏骗局”。与此同时，老哈里里家族的私人财富则从1992年时的10亿美元增长到了2005年时的160亿美元，跻身全球富豪排行榜前100位。这正是玛雅·易卜拉欣查长期以来反对的一切。她激动地告诉我：“40岁之前，我一直在眼睁睁看着这座熟悉的城市从我面前消失：最初是由于战争，随后是粗暴、不受管制的开发。……”从反对低价征地到阻止历史建筑被毁，过去几年她活跃在贝鲁特城市开发的许多重要场合。而大爆炸在某种意义上给了玛雅实践自己长期理想的机会：“在如此可怕的时刻，那个惯于插手一切的政府却突然消失了。我们决心自己动手夺回整座城市。”Beit elBaraka的起点是一家为大爆炸受灾家庭和低收入群体免费提供生活必需品的小超市，玛雅向我展示了货架以及仓库中的物资：“有大米、食用油、婴儿配方奶粉和饮用水。我们还是贝鲁特唯一一个免费提供肉制品的非政府组织。”与大爆炸同期发生的银行业危机及失业潮使得这场救助行动远远超出了一般公益活动的内涵，而升格为类似公民互助的有组织联合。玛雅告诉我：“从2020年第二季度开始，黎巴嫩的许多公立中小学已经因为疫情影响宣布停课。这意味着学生们无法在校领取一顿免费午餐，而他们的父母由于货币贬值，根本无力承担这项额外开支。随后的大爆炸则导致许多低收入家庭就此陷入绝境。我曾经亲眼看到一位退休中学教师在立交桥下露宿，因为她微薄的退休金支付不起入住旅馆的费用。”Beit el Baraka的应对方案是推出“定额配给卡”制度——所有缺少基本生活物资的本地家庭都可以在该组织的网站上登记自己的联系方式。玛雅和她的团队通过与其他95个志愿者组织建立共享信息库，派出工作人员核实这些家庭的住址及实际状况，随后为其建立受助者档案。每个月，每个受助家庭可以通过一张配给卡领取一定数量的食品和其他物资，月底自动清零。通过这种方式，从Beit el Baraka获得帮助的家庭在过去14个月里已经超过了3万户。但这绝不是玛雅期待实现的整个事业。“准确地说，我们是在发起一场战斗，一场与不负责任的政府争夺公共空间的战斗。”Beit el Baraka首席运营官（COO）、前农产品销售经理埃利亚斯·哈利勒（Elias Khalil）告诉我。和OffreJoie一样，Beit el Baraka也参与到办公室附近的受灾社区耶稣会花园（JesuitsPark）的重建活动中。全部12幢住宅楼都被免费更换了新的门窗和外墙保温层，哈利勒还计划帮助居民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他激动地表示：“我们希望耶稣会花园的居民能拥有任何正常城市的市民享有的那些条件：可靠的水电供应，足够的公共空间，充分的工作机会。既然黎巴嫩政府无所作为，那么我们就自己动手去完成，并且要证明我们比他们做得更好。”下一步，Beit el Baraka打算为这个社区翻新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中心花园，并为居民添置一个带有免费无线网络的小型图书馆和一个小广场。为此，他们已经与住户们举行了几次露天“听证会”，并承诺将邀请这些原住民参与公共设施的运营和维护。10月初的一个下午，建筑工人开始把刚刚卸下的木料搬运到未来的花园地基上：它们中的一些是专门从海外进口的，为的是契合19世纪建筑的原貌。“像其他重建志愿者组织一样，我们从海外募集善款，过去一年中已经筹措到了100万美元，其中95%来自侨居海外的黎巴嫩人。”玛雅告诉我。但和她正在发起的战斗相比，这依然只是一个小数字：“14个月时间里，我们参与了3011处民宅和200多家小便利店的重建，直接或间接帮助了18万人走出眼前的困境。还有更多社区已经邀请我们参与公共空间的规划和重建，为此我们必须继续募集善款，并把运营开支严格控制在总预算的2%以内。”对于Beit el Baraka这个目前由十多位年轻人负责运营的小团体，玛雅甚至寄托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我们已经在贝卡谷地及其他地区物色了一些合作农场，开始生产自己的蔬菜和水果，提供给受助家庭。我们还打算投资奶牛场，在不依赖政府的情况下创造一条食品供应链。这都需要时间。”“问题在于，假如居民自己就可以创造所有公共服务，那么投票选出一届新议会的意义又在哪里？”我问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起码值100万美元。”35岁的哈利勒笑了起来，“因为所有黎巴嫩人也都想知道。”
1990年2月26日，在黎巴嫩内战的最后阶段，一个贝鲁特基督徒家庭穿过著名的“绿线”、进入由奥恩将军的武装控制的东城杰美扎区。纵贯城市中央的大马士革大街，在内战期间成为了穆斯林区和基督徒区之间的事实分界线阔别黎巴嫩超过40年，尤金·罗根（Eugene Rogan）依然能回忆起贝鲁特的空气里挥之不去的消费主义气息。这位牛津大学现代中东史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在哈姆拉区的美国侨民公寓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也见证了1975年黎巴嫩内战的开端。当时的一个细节令他至今印象深刻：“即使在长枪党民兵和逊尼派穆斯林武装公开爆发冲突之后，贝鲁特人也没有停止夜生活。广播电台甚至推出了一档专门的节目，为酩酊大醉的司机和乘客提供驾驶指南。它的内容是这样的：‘亲爱的听众，××大街目前正在交火，建议您绕行。’”尤金·罗根的回忆，得到了另一位资深历史学家、定居巴黎的菲利普·曼瑟尔（Philip Mansel）的赞同。在一部关于地中海东岸城市的专著中，曼瑟尔发明了一个术语“黎凡特（Levant，欧洲国家对地中海东岸地区的旧称）性格”，来形容他对贝鲁特城市气质的印象——由于有着悠久的多民族、多宗教混居历史，并且位于奥斯曼帝国统治领土的边缘，贝鲁特人“把交易置于理想之上”，“在奢华的闲暇中充满了欢愉的诱惑”。的确，对一座过去60多年里始终被冲突和死亡笼罩的城市来说，贝鲁特浮华的表象未免太过火了：和巴格达、大马士革乃至开罗相比，这里永远有更贵的汽车、更大的购物中心、更吵闹的夜总会以及更浮夸的派对。即使在电力危机笼罩全国的2021年秋天，持续到凌晨两三点的宴会依然随处可见，一些酒吧甚至全天候不间断营业。“但这仅仅是黎巴嫩人性格的一个侧面。”在贝鲁特美国大学附近的一间咖啡馆，资深政治学教授希拉尔·哈桑（Hilal Khashan）严肃地搅动着小勺，“当全世界开始谈论黎巴嫩时，他们在说些什么？巴勒斯坦难民，叙利亚难民，以色列人，伊朗人，甚至沙特阿拉伯人。自从1943年这个国家宣告独立以来，每当它出现在全世界报纸的头条时，几乎都是出于‘非自身’的原因。黎巴嫩人的矛盾特性，本质上是身为小国国民的无可奈何。”1920年英、法、意三国缔结的《圣雷莫协定》，确定了黎巴嫩和叙利亚这两个州将脱离土崩瓦解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成为由法国托管的黎凡特委任统治地的主体。但黎巴嫩直到19世纪末的1888年才从旧叙利亚州独立出来，在历史传统和文化渊源上都被视为后者的有机组成部分，很快受到方兴未艾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法国的对策是利用聚居在黎巴嫩山脉地区的马龙派天主教徒对穆斯林群体实施牵制，同时推行一种被称为社群主义（Confessionalism）的权力分配方案，使主要宗教派别和政治势力在新组建的行政机构中都能有一席之地。这种独特的妥协形式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1943年成为了奠定黎巴嫩独立基础的《民族宪章》最重要的条款。《民族宪章》规定：新国家的总统、总理和国会议长将分别由马龙派天主教徒、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担任，议会席位将以6∶5的比例在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分配，看似兼顾了各方利益，足够公允。然而在希拉尔·哈桑看来，冲突的导火索在此时便已埋下。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在19世纪后半叶催生了一系列种族仇杀，这使得黎巴嫩本土政治中的各个派别无不处在各怀戒心的状态。而法国殖民当局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强行以1932年人口普查的结果作为依据，在《民族宪章》中纳入了稍微有利于基督徒的权力分配方案，导致本地穆斯林群体从第一天起就怀抱不满。“更为不幸的是，作为一个在20世纪初经历过大规模移民外流的国家，黎巴嫩在人口和军事实力上几乎弱于周边的一切势力。”哈桑感慨道，“而目光短浅的本土政治家们从来不惮于引入外部力量维护宗派私利。以削弱国家为代价保全自己，这就是黎巴嫩政治的本质。”
黎巴嫩内战期间，长枪党麾下的基督徒女兵正在一处山区射击场受训。长达15年的内战最终造成15万军人和平民死于非命，超过10万人落下终身残疾偏偏20世纪在中东恰好是不同形式的民族主义的昌盛期。以混居、妥协为特征的黎巴嫩共和国迅速被卷入漩涡，被迫直面小国不可承受之重。贝鲁特市中心的地标性建筑烈士广场（Martyrs’ Square）是为纪念1916年被土耳其处决的16位阿拉伯民族主义志士而建造的，这些志士几乎无一例外希望黎巴嫩成为“大叙利亚国家”的一部分；而叙利亚社会民主党（SSNP）当下依然是黎巴嫩的18个主要政党之一。巴以冲突的升级，则成为黎巴嫩内部冲突的诱因——1967年，阿拉伯联军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遭遇惨败，近40万巴勒斯坦难民顺势涌入邻国黎巴嫩，打破了该国基督徒与穆斯林人口之间的脆弱平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游击队更以南黎巴嫩为基地，从事针对以色列的抵抗活动，遭致的反击则由黎巴嫩人承受。到了1975年，马龙派民兵与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擦枪走火”终于引发了黎巴嫩本身的内战，叙利亚随即以“调停”为名派兵进驻，在事实上占领黎巴嫩达30年之久。而在1982年，以色列也在“加利利和平行动”的名义下入侵黎巴嫩，意图将“巴解”游击队驱赶到北非，史称“第五次中东战争”。震惊世界的萨布拉－夏蒂拉难民营大屠杀，便是在此际发生。年复一年，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以及由美、法、意、英联合组建的多国部队在黎巴嫩领土上捉对厮杀。昔日以礼貌、周到闻名的黎巴嫩人也被无孔不入的血腥气氛所感染，竞相加入这场屠戮。贝鲁特成为汽车炸弹这一全新恐怖袭击方式的诞生地，15年间共有4386人因此丧生，包括两位黎巴嫩总统和两位总理。除去15万军人和平民最终死于内战、10万人落下终身残疾外，整整100万黎巴嫩人选择了移民海外，接近战前总人口的1/4。而异乡人们却留了下来：在今天黎巴嫩的大约690万常住居民中，只有不到550万属于该国公民，另外还有超过90万叙利亚难民、大约45万巴勒斯坦难民以及来自伊拉克、苏丹、土耳其等国的逃难者分散在大大小小的难民社区和贫民窟里。许多巴勒斯坦人已经是难民家庭的第三、第四代成员，但既无法获得黎巴嫩国籍，也难以重返故土。不堪重负的黎巴嫩人对他们的排斥和偏见已经超过了同情。“即使黎巴嫩人自己渴望从那场战争造成的心理影响中走出来，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也不允许。”勒伊拉感慨道。2006年夏天以色列对整个黎巴嫩海岸线长达一个月的封锁，以及南部边境线上数十年此起彼伏的冷炮声，都在为真主党营造的“国中之国”的合理性提供依据。曾经的大屠杀发生地夏蒂拉难民营，如今依然贴满了不同派别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招兵广告。而在北方城市的黎波里，阿拉维派穆斯林常年将已故的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同属阿拉维派）的巨幅画像树立在山坡上。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这里很快成为黎巴嫩不同派别平民，甚至越境的叙利亚武装人员交火的频发地。《贝鲁特围城余生记》作者、曾经在联合国大会上为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担任翻译的黎巴嫩著名女记者丽娜·塔巴拉（Lina Tabbara）无奈地写道：“一些人心目中的完人，在另一些人眼里可能就是魔鬼。偏见不仅存在于官邸中，更灌注进了每个人的内心。”“在招募新志愿者时，我们不建议他们主动报出自己的宗教背景。”阿尔哈耶克告诉我，“OffreJoie希望凝聚不同派别的黎巴嫩年轻人，而不是加深整个国家固有的宗派偏见。”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回避：一旦青年们得知彼此的教派差异并就此展开争论，分裂就有可能出现。而党同伐异的门户之见，实际上早已深深植入黎巴嫩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在获得该国教育部认证的29所大学中，有28所属于私立，其中20所创办于内战结束后，各自依附于不同的党派和政客。马龙派教会、哈里里家族以及真主党各自运营着属于自己的大学，从师资力量到奖学金发放都有着清晰的派别偏好。2017年，当一位逊尼派教授被任命为黎巴嫩大学扎赫勒校区负责人时，学生们以罢课作为威胁，要求校董会收回成命——扎赫勒是真主党在贝卡谷地的重镇之一，校区的大部分学生来自什叶派。他们在拥有投票权之前已经成为某个宗派的一分子了。“或许，只有身居海外时，黎巴嫩人才会变得更像一个整体：他们挂起雪松旗，制作黎巴嫩传统食物，和每一个偶遇的同胞相拥哭泣。”勒伊拉·尼古拉斯的语调流露出了温情，“但当他们回到这里时，就开始互相抱怨，诅咒他们眼中的一切。每个人都想用截然不同的观念定义这个国家。”女教授最近接到了一份来自瑞典高校的邀约，或许会在几个月之后移居寒冷的北欧。但她的内心依然波澜起伏：“贝鲁特有我可爱的朋友、家人，有我热爱的公共生活和我的整个学术生涯。我不想在这个年纪从头来过，但有时你不得不如此。”
“门与窗”组织联合创始人、贝鲁特时尚产业和公关业名人玛丽安娜·韦贝努尔·法哈特（NoorFarhat）可能是贝鲁特唯一一个希望把采访时间定在上午7点半的重建志愿者。玛丽安娜·韦贝移民迪拜之后，努尔是Beb w’Shebbek留在黎巴嫩的“看守”公关主任，而她同时还兼任着一家室内装潢公司的设计师，因此只能把从事志愿工作的时间挪到每天清晨和晚间。实际上，当一头栗色长发、戴着胶框眼镜的努尔提着硕大的摩托车头盔，风风火火地冲进我们约定好的一家海滨咖啡馆时，她的面容和语音的稚嫩都让我极为惊讶——“去年夏天我刚刚从贝鲁特美国大学拿到工程学学士学位，在Beb w’Shebbek的一年多志愿服务是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努尔告诉我，“半个月前玛丽安娜离开时，为受灾家庭免费更换门窗的服务已经基本结束，用我们组织的资金运营的复建项目只剩下几间民宅和两个社区篮球场。我的任务是监督这些扫尾工作顺利完成，并向媒体介绍Beb w’Shebbek在过去14个月的努力。”几天后我才得知，努尔本人的经历同样不同凡响：她曾是黎巴嫩17岁以下女子重剑全国冠军得主，在阿拉伯青年锦标赛上拿到过金牌。远在大爆炸发生以前，玛丽安娜·韦贝已经是贝鲁特社交场上的传奇人物。“从部长、议员到酒吧老板，每个人都认识她，许多年轻女孩把她当作个人偶像。”努尔告诉我。这位出生于美国侨民家庭、曾经在DHL黎巴嫩分公司担任高管的中年女性在2014年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时尚业公关公司，并很快成为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以及超级跑车公司迈凯轮在黎巴嫩的独家合作伙伴。由韦贝一手操办的高端社交晚宴尤其名声在外：她曾经把一队世界级超模邀请到贝鲁特旺多姆洲际酒店，参加《Vogue》杂志阿拉伯语版的创刊一周年庆典，又在2019年戛纳电影节上策划了英国帝国影院集团的百年庆典。“黎巴嫩陷入经济危机之后，我的大部分精力花在了帮助濒临破产的独立时装设计师和首饰商人筹款上。”玛丽安娜·韦贝在视频连线中告诉我，“但我时常会问自己，这一切是不是离那些普通人过于遥远。对于贝鲁特的大多数人，一直以来我是不是做得太少了。”和玛雅·易卜拉欣查一样，玛丽安娜是Solidere简单粗暴的开发模式的批评者。她告诉我：“时尚业原本可以不仅仅为少数人服务。我的朋友圈里有贝鲁特最好的室内装潢设计师和木结构建筑修复师，只要能得到机会，他们完全可以让那些濒临倒塌的19世纪历史建筑重新焕发生机。但政府一直以来的做法是把他们口中的‘老旧房屋’直接推平，建起一些和这座城市的历史毫无联结的丑陋塔楼。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大爆炸后的准无政府状态使她第一次有机会践行自己的承诺：“什么是遭到破坏最严重，又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门窗！待在一间门窗完整的住宅里是贝鲁特人最基本的尊严。我们的工作就从这最基本的努力开始。”“让一切回到它该有的样子”——这是玛丽安娜·韦贝为Beb w’Shebbek的工作设定的目标。在接到每户受灾家庭登记的信息之后，玛丽安娜和她的团队不是立即开始大兴土木地施工，而是细致地向户主打听和门窗甚至建筑风格有关的信息：“您需要的是多大尺寸和形状的玻璃？”“如果是木制百叶窗，您觉得它应该漆成什么颜色？”必要时，她会亲自带着那支由独立设计师、建筑师以及有经验的木匠、玻璃匠组成的团队出发，上门去为报修者提供完整的住宅翻修方案。这一点令努尔·法哈特深感钦佩，她告诉我：“玛丽安娜身上有一种奇特的理想主义气质，她认为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足以影响人们对生存状态的看法。她会告诉那些贫民窟居民，在我们的帮助下，你也可以拥有漂亮的飘窗、坚固的对开大门和通透的采光：这本来就是你应得的。”“玛丽安娜希望有朝一日，当这些伤痕累累的贝鲁特人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想到的不仅仅是破坏和贫穷，还有美。”前《时代》周刊记者拉尼娅·阿布扎伊德（Rania Abouzeid）是Beb w’Shebbek工作的受益者。她向我回忆说：“在黎巴嫩这样一个人们已经习惯‘万事靠自己’的国度，灾难发生之后，我根本不知道能从哪里获得帮助。政府派来勘核损失状况的士兵看了几眼我公寓墙上的裂缝，丢下一句‘没有出现结构性破坏’就离开了。我还得说服辗转找来的瓷砖修理工接受延期付款，因为他只肯收美元，而银行只允许我每周从账户上提取30美元现金。”邻居帮助她在Beb w’Shebbek的网站上完成了需求登记；一个多星期之后，工作人员开始上门测量需要更换的门窗的尺寸，并最终免费完成了安装。拉尼娅专程打电话向玛丽安娜表示了谢意，但同时依旧认为：“灾后重建不应该是公民自发完成的互助项目。黎巴嫩政府原本可以做很多事，也应该做，但他们渎职了。”不同于许多志愿者组织避谈政治的做法，玛丽安娜·韦贝坚持认为，自己正在从事的就是“真正的政治”：“如果我们已经开始自主管理这座城市，甚至这个国家，那么我们就是在搞政治。”她的许多“不合时宜”的理念，给年轻的努尔·法哈特留下了深刻印象。努尔告诉我：“在上百个重建志愿者团体中，Beb w’Shebbek是唯一坚持向每位参与者支付薪酬的组织。玛丽安娜认为，当人们付出了时间和精力，他们就应该获得经济报酬，哪怕少一些。因为我们没有权力要求其他人在贡献劳动之后，还要表现出慷慨：他们本来是可以袖手旁观的。”
1984年8月28日，内战期间贝鲁特当地儿童在被摧毁的民宅和损坏的防空机关炮之间玩耍（图 | 视觉中国）过于周到和细致入微的翻修，自然不可能太讲求速度。在全力以赴的十几个月里，Beb w’Shebbek总共帮助900多户受灾家庭完成了门窗更换和内饰翻修。玛丽安娜抱歉地告诉我：“我知道还有许多登记了联系方式的家庭依然在等待受助，但我们的核心团队已经减少到50人左右，许多志愿者不得不同时兼任两三份工作来供养自己的家庭，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大。”更重要的是，她越来越怀疑这份工作的价值——“Beb w’Shebbek的初衷是在国家陷入危机之时使人们重新振作，但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追究大爆炸的责任人，需要改变那个崩坏的政治体制。这已经超出了我个人的能力范围。”几年前，她把唯一的女儿送到了迪拜，和自己的姐姐生活在一起。9月中旬，玛丽安娜本人也选择了离开：“我还有自己的事业，终身从事志愿工作对我来说太奢侈了。当人们挣扎在生存压力下、每天只能考虑衣食住行时，他们很难想清楚更重要的事，但这就是现状。”努尔·法哈特依然对未来抱有期待。她提到了尚未完全熄灭的街头运动之火：“或许有一天，我们会武装起来，把那些腐败的事物一扫而光。”但她也很清楚，改变未必会在危机四伏的2022年大选中到来：“那些蜗居在贫民窟里的居民依然会以100美元的价格把自己的选票卖给某些政党。我不会谴责他们为一点蝇头小利出卖未来4年，因为他们确实太需要那100美元了。真正需要谴责的是那些政党和他们背后的政治家们。”而比努尔年长近30岁的勒伊拉·尼古拉斯看法要远为悲观，她告诉我：“我曾经见过一个18岁男孩，他对许多自己从未接触过的宗教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天哪，那是个2002年才出生的孩子，没有经历过内战，但他的心灵已经被这个国家毁了。”“那些走上街头的人们每一个都对现状不满，但当你询问他们究竟想要什么时，每个人的答案往往又是不同的。”10月14日上午，一群拥护真主党和阿迈勒运动的什叶派民众在贝鲁特正义宫（电影《何以为家》的取景地）附近举行游行，抗议爆炸案调查法官发出对两位什叶派政客的逮捕令。人群遭到了疑似基督教政党“黎巴嫩力量”（LF）的支持者的射击，造成7人死亡、32人受伤。波折重重的调查因此再度濒临中断。（感谢刘毅强、石彬彬、陈文芳、林恩·诺海德等为本文提供的帮助。文中出现的数据除来自公开资料外，均由受访团队提供）本文为原创内容，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文末分享、点赞、在看三连！转载请联系后台。
▼ 点击阅读原文，一键下单本期新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