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去胡同上厕所不再是个问题？

经过若干次“公厕革命”之后，北京老城里的公共厕所，从分布密度和洁净程度上，都已经有了很大进步。然而缺乏隐私保障和人性设计的公厕依然占据了胡同居民的日常生活，如厕体验仍旧充满着种种尴尬和不便。

让我们把目光放在北京胡同纵横的旧城，一起看看如何来以胡同公厕占据的“空”，来补身体尊严之“缺”。

文 | 丘濂 高一丁

陈大妈的一天，是从清早起床后倒尿盆开始的。

家住安定门内，坐拥着北京二环之内寸土寸金的繁华，但陈大妈的生活却谈不上舒适。从车水马龙的主街拐进她所居住的胡同杂院，仅有一人可通行的夹道，迂回曲折地通向院落深处。各家各户都尽可能多地占用院落空间，私搭乱建出各式小屋。陈大妈家也不例外。除了一处十几平方米的公房之外，善于做木工活儿的爱人用木板搭出了厨房、淋浴间和储藏室，再做卫生间就没有空地了。因此平时上厕所全家人就要去外面的公厕解决，晚间或者不便出门时，尿盆便派上了用场。

陈大妈的好朋友赵大妈，住在附近另一条胡同的院子里。她的居住条件要略好一些——2011年，赵大妈一家对自家住房进行了重新装修，分隔出一间3平米左右的卫生间。上小号和洗漱，都可以在这个局促的空间里得到解决，但大号依旧要去公厕。这是因为胡同片区雨水、生活污水和排泄物都走的是一条管道。如果污水没有事先处理，极易造成堵塞。赵大妈告诉我们，她后来得知可以在马桶后面增加一个粉碎机来将排泄物转化成液态，但这类装置的安装和维护有一定的技术门槛，也并不是家家都愿意花钱来改造。所以，在安定门街道这片胡同纵横的老城里，依赖公共厕所的家庭依旧不在少数。

北京方家胡同内的三类公厕 © 高一丁

住在楼房里的人们难以体会天天跑公共厕所的滋味。以前赵大妈去公厕要横穿安定门内大街的马路到对面，十分不便。最近几年，国子监街这条胡同的西口新增添了一处公厕，赵大妈出门沿街走两三分钟即可。这也是安定门街道为数不多的一间“二类公厕”。所谓二类公厕，最直观的区别于“三类公厕”的不同，就是每一个都是独门单间，并且除了里面有一个坐便器外，外面还有一个无障碍卫生间。在赵大妈看来，这已经比过去的公厕强不知道多少倍。但目前60多岁的她担心，自己本来膝盖就不好，再过几年就不一定蹲得下去了。“胡同里有不少上了年纪的老人，只能用坐便。并且年纪大了行动速度又慢，早上等坐便的就容易排队。”而这间公厕能成为二类公厕，也和它地处国子监景区范围内有关。这也意味着，在非疫情时间的旅游高峰期，胡同居民还要和游客来排队竞争，而他们难免就要另寻它处。

对老人而言并不便利的公厕入口 © OPEN建筑事务所

于是在胡同片区分布最多的三类公厕就成为居民们最日常的选择。这类公厕只有半人高的隔板但没有门，大多数里面缺乏取暖设施，冬天会明显“冻屁股”。第一次迈进胡同公厕的人，往往会先被蹲着的人吓一跳，接着为毫无遮拦的声音和气味感到尴尬。但转而又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大概二三十年前，这种类型的公厕在全国都普遍存在着。出乎人意料的是，经过若干次“公厕改革”之后，这种毫无私密性可言的公厕依然牢牢占据着旧城百姓的生活。

极度缺少私密性的公厕 © OPEN建筑事务所

为什么即使是首都北京，公厕面貌的改观也相对缓慢？《道在屎溺：当代中国的厕所革命》一书的作者、人类学者周星回忆起自己1985年在中国社科院读书时，专门有一位瑞典留学生穿越大半个京城，和他讨论一个尖锐的话题：中国的厕所为什么那么脏？这也成为了周星来研究中国公厕问题的起点。

在周星看来，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有着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漫长的转型期。农业社会中粪便是资源，城市中产生的粪尿要输送到乡下。工业化肥的普遍使用，则会终止围绕粪肥形成的城乡关系。周星还记得，自己80年代初在北京西郊玉泉路地铁站附近散步，还见过周边大白菜地里有农民用人粪尿进行漫灌的场景。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大中城市都在兴建污水处理厂，城区里的旱厕、掏粪工人和掏粪车成为逐渐消失的风景。这就是说此时广大农村已经不再需要使用人的粪尿了，它们需要以一种不可见的方式进入城市下水系统。而对比公厕文明遥遥领先的日本，它们这一转变则在更早的时候发生——在20年代中期，人们的排泄物已经因为肥料的大量生产而失去其价值。

林兆华执导话剧《厕所》展现上世纪公厕面貌

正如周星所遭到的外国友人的诘问，对于公厕条件的抱怨首先来自改革开放后涌入国内旅游的外国游客。因此，80年代中期启动的公厕变革是由对“国家形象”的考虑来驱动的。它由旅游局而并非市政部门来主导，首先亮相的新公厕也是位于北京站东侧、中山公园南门、王府井百货大楼南侧这些景区或商业街的显要位置。每一次的大型活动的成功申办都会提供公厕升级的契机，比如1990年的亚运会、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等等。

然而1996年，当中国历史博物馆展览了首批“公厕革命”的战果，包括故宫的仿古公厕、八达岭长城具有沙发、地毯和鲜花的公厕以及定陵有着熏香、音乐和休闲服务的公厕，报纸上却登载了《公厕革命何时进胡同》这样一篇直指问题核心的文章：一方面是众多旅游区的少数豪华公厕，一方面是胡同里沟槽式、甚至没有隔挡的三类四类公厕。一位北京居民问：“公厕革命什么时候才能进胡同啊？”

苏州旅游景区内的仿古公厕 © 新华社

于是90年代末期开始北京胡同片区的公厕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改造。这次改造后，原来属于四类的连隔板都没有的“大通间”厕所基本消失了。这种厕所曾被外国游客形容为“你好厕所”，因为相互可以畅通无阻地打招呼聊天；卫生环境也更得到了改善。排泄物可以即时冲走，不会滞留在卫生间，以后要想顺着味儿找公厕不那么容易了；另外公厕的数量也增加了。过去有个坏小子行径，叫“茅房憋老头”，一帮蔫坏的孩子特意起大早，把公共厕所里仅有的几个坑位都占上，在里面干聊天也不出来，让门口赶“早高峰”的老人们急得无可奈何。而这数量一多，上厕所的人也就能分散开了。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的一则新闻显示，北京市已经完成新建改建公厕共5200座，它们90%都在城区的街巷胡同里。这让当时的北京市成为了全世界新建改建公厕最多的城市，保证人们在路上走8到10分钟就能找到一间公厕。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水平，胡同里的公厕还可以再向前继续提升吗？

北京前门一带胡同里改造过后的公共厕所 

© Meng Dandan

陈大妈曾被街坊“邀请”，专门步行15分钟去体验位于板桥胡同的一间公厕，它也瞬间成为了陈大妈心中的“五星级公厕”。怀着好奇心，我们也去感受了一下。从外表看去，这间有着灰色外墙的公厕平平无奇，但走进去发现，这里能够打动胡同居民的是一系列用了心的细节：一进门便有专门的污物池方便倾倒尿盆；自动感应的水龙头流出来的是温水，旁边还有洗手液；带门的卫生间里，安装了伸手就可以免费取纸的自动厕纸机；厕所的空调也在一直在持续不断地送出暖风。2018年时，这片胡同所属的东城区开启了全新一轮的“公厕革命”，这间公厕就是这次行动的结果。

两种公厕，在华而不实和外表朴实无华，但内里贴心实用之间，胡同居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就像不远处的簋街上还有另外一处“一类公厕”。因为位于北京最著名的“宵夜一条街”之上，建筑特别在外观设计上花了心思，镜面玻璃包裹了整体，好似一处艺术空间一般。但那里的卫生纸放置在入口处，洗手池的水也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后，才会慢慢变成热水。这些对居民们来说，就不如板桥胡同的那间二类公厕那样务实好用。

北京簋街的一类公厕 © 高一丁

新一轮的公厕革命，也考虑到了环卫工人的群体。去年东城区就启动了“暖心驿站”，依托垃圾楼、公共厕所等建筑为环卫工人建设驿站空间，里面安排有桌椅，工人们可以在里面吃饭和简单休息。我们了解到，如果是三类公厕，一般由一位环卫工人负责打扫三个，每天他会来回巡视清扫，中间就可以返回驿站这样的地方进行休整。但如果是二类或者一类公厕，普通面积是一位工作人员来管理，面积较大则会是一对夫妻来负责，他们就固定住在和公厕相连的小屋子里。这种屋子往往条件局促，一层放桌椅，爬上梯子，上层的隔板之上就是被褥。更麻烦的是洗澡问题难以解决——胡同里过去那种极便宜的公共澡堂基本已经消失，他们要么每几周花钱去一次洗浴中心，要么就在夜深人静时利用无障碍卫生间的空间来进行简易的冲洗。讨论公厕的改进方向，也包括能让环卫工人有更舒适的休憩和生活空间。

国子监街二类公厕旁的环卫暖心驿站 © 丘濂

其实，尊严二字便可概括人们对于一间公共厕所最重要的需求，无论是从使用者，还是从管理者的角度都是如此。周星谈道，排泄空间的“文明化”，以及人类在排泄时的快感、安全感、放松感、舒畅感等等，都可以增强人的尊严和价值，因为这是人对于自己身体之动物性本能的那些由来已久的“自我歧视”的改变，是人对于自己的尊重。

一间高度文明化的公厕，就能让人们感受到尊严的存在。只要看一看邻国日本，这个厕所文明经常被人津津乐道的国家就明白了。人们可以关上门坦然地坐在发热马桶上，在拟声装置“音姬”发出的潺潺水流声中优雅如厕，而不必担心排泄声音的尴尬。日本人使用厕所的频率和长度都排在世界前列，这并不是说他们的生理构造有什么特别，而是因为卫生间成为了一种心情的“转化间”。在舒心的卫生间中流连，他们反而会获得极大的放松。

外观及功能都令人舒心的日本公共厕所 

© Masatoshi Okauchi

之所以经过如此多轮的改造，还有大量的三类公厕解决不了基本的私密性问题，就是因为在有限的空间里如果全部改成加门的单间，在数量上就要有所牺牲。我们注意到，有的公厕增加了对开的两扇门板以尽量节省空间，但对大多数的小型三类公厕，这依然难以实践。在未来，胡同公厕需要的不仅是在现有格局之上来做加装，更亟需一种全新的思路方案，能够平衡如厕的私密与空间的集约。

OPEN建筑事务所就位于北京安定门街道的方家胡同。胡同里的公厕，很早便吸引到了两位创始人李虎和黄文菁的注意。在已然满满当当的胡同里，OPEN依然看到了“空”的存在。就现有公厕所占用的空间来说，他们认为一定有着更有效率的空间使用方式，这就是拥挤的胡同中，“空”的机会。他们想做的，是用这种“空”来填补身体尊严之“缺”。

每个人的城市 第一集

《清洁驿站 | 身体净化系统》

以人为尺度的厕所胶囊 © OPEN建筑事务所

OPEN建筑事务所研究了一个人如厕及洗手需要的最小的空间。他们参考了飞机等大型交通工具中所使用的卫生间和人体工学设计，从而有了一种卵形厕所胶囊的设想，这样也就不会浪费任何面积在公共走道上。每一间独立的厕所胶囊中有一个坐便器和洗手池，并采用了无性别（Unisex）的概念。在目前施行的《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中，对男女厕位的比例有着十分具体的要求。好比在人流密集的场所，女厕位与男厕位的数量比例不应小于2:1。但在实际使用中，一些女厕仍会面临排队的问题。不分性别的卫生间就可以在总数量减少的前提下，更好地同时服务于男女使用者。

独立的胶囊形态，也为具体的使用场所保留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些胶囊厕所空间既方便组合，也可以独立存在，适用于胡同里的各种角落。在OPEN看来，在作为公共厕所之外，如果能将胶囊厕所投放进胡同里的每一户院落中，将会是更加便利化的方式。

厕所胶囊可以投放进胡同院落中 © OPEN建筑事务所

关于无性别公厕的投放，目前还存在着一些争议和不确定性。比如，当面对异性不当的使用习惯时应该怎么办？又比如，到底应该是安排蹲坑还是坐便器？这两个又是紧密相连的，因为不当的使用方法会让座便器更脏，而让人会有心理接受障碍。

已经有科学研究表明，直冲式的蹲坑所溅起的水花中，细菌含量会多过虹吸式的坐便器，而通过坐便器的马桶圈来传染皮肤疾病，其实条件非常苛刻。从日本的发展趋势来看，随着人们如厕文明程度的改进，坐便器无疑是厕所发展的趋势——60年前，日本还是一个蹲坑如厕的国家，如今全国只有3%还保留“和式”蹲厕。这也是一个老龄化社会的必然要求。这不由让人想到1933年上海《东方杂志》推出的“新年特大号”里，社会名人畅谈的各种新年梦想之中，历史学者周谷城那个最为奇特的梦想：“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这在将近90年后的今天，仍然有待实现。

胶囊厕所旁边当然可以设置留保洁人员休息的空间，但OPEN认为，胶囊公厕关键是在设计上能够方便打理，这样公厕根本不需要有人在旁边24小时值守。毕竟在这样逼仄的环境生活，始终无法保障舒适和尊严。

“公厕+” 解决多种清洁用水问题 © OPEN建筑事务所

而面对胡同杂院当中住房紧张、洗衣和淋浴不一定家家都有条件解决的情况，OPEN设想，能不能在胶囊公厕的基础上，发展成一个“公厕+”概念的集成空间，解决胡同居民的更多的清洁用水问题？这样一来，在胶囊公厕的二层增加洗衣房和淋浴间，洗衣、洗澡的产生的废水加上收集的雨水可以被用于冲厕。屋顶的天台，则既用来放置太阳能集热板，又可作为一个人们等候、休憩和社交的平台。

在胡同里随便走走就不难发现，公厕门口经常聚集着扯闲篇的胡同居民。大家因为解决生理需求而不约而同来到这里，之后难免要唠唠家常。洗衣房本身就会提供一个居民偶遇交流的空间。公厕上如果有天台，那无疑是个既宽敞又体面的交谈场所。在未来，公厕社交不再意味着“你好厕所”的窘迫，而是一个温情美好的场面：居民们登上公厕天台一边聊天，一边还可以看到北京旧城最迷人的景致——起伏连绵的灰色瓦屋顶和点缀其间的绿色树冠。

屋顶一年四季开放的公共空间 © OPEN建筑事务所

公厕改造的意义，就在于唤醒对个体身体隐私和健康的尊重。在这样的共识之上，我们便会有更安全和更清洁的公共环境。OPEN建筑事务所“清洁驿站”的方案不是终点，提出问题本身，才是更为重要的目的。需要怎样的公共厕所，个人卫生的解决还存在哪些不便，每一位城市居民的声音，都应该被听见。

你观察到身边的公厕存在哪些不足，又期待它们能发生哪些改变？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与我们分享！

三联人文城市由《三联生活周刊》创立，以2020年首次发起主办的三联人文城市奖评选为起点，在中国城市化处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节点上，探索城市与我们生活的密切关联。

OPEN是一家国际知名建筑事务所，由李虎和黄文菁创立于纽约，2008年建立北京工作室。主要作品包括：UCCA沙丘美术馆、上海油罐艺术中心、深圳坪山大剧院、山谷音乐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