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大唐诗社美篇：7月7日，毛泽东同志机要秘书张玉凤及丈夫刘爱民等一行参访山西汾酒集团。汾酒集团董事长袁清茂、党委副书记李振寰全程陪同。大唐诗社张耀仁、曹居月、大唐诗社社长、山西知名作家王进等参加活动。张玉凤一行先后来到中国汾酒城、成装二厂，了解了汾酒数字化工厂生产模式与管理理念，领略了汾酒人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汾酒气概。在汾酒博物馆，来宾一行聆听了讲解员对汾酒的酿造史、发展史和成名史的讲述，感受了汾酒悠久的酿造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

     张老、刘老等参观了汾酒集团先进生产线，汾酒储存库及汾酒文化博物馆。大家对汾酒深厚的历史文化、先进的生产工艺、高效的管理制度赞叹不已。

      袁清茂董事长介绍: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山西汾酒获得金质奖章。当年延安窑洞毛主席曾用汾酒款待苏共领导人米高扬。1949年开国大典国宴用酒便是山西汾酒。汾酒是真正的中国白酒之祖和文化之魂。品牌中国规划院副院长、大唐诗社社长东湖通报了品牌中国规划院关于协助汾酒下一步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和设想。

      张玉凤老人家回忆:当年毛主席只抽烟不喝酒。周总理只喝酒不抽烟。毛主席对汾酒非常关注，也非常喜欢，提倡大家喝汾酒。毛主席作为一代诗书大家，多次书写晚唐诗人杜牧名作《清明》。以示对千年汾酒的钟爱。张老对汾酒集团的发展壮大给予高度评价，特别是对汾酒集团厚遇两万多员工表示赞赏。她希望汾酒集团加速复兴之路，尽快恢复当年酒老大的行业龙头地位。

      汾酒博物馆珍藏着一幅毛主席亲笔书写的杜牧诗。这是当年汪东兴陪华国锋主席视察山西时，专门捐赠给汾酒厂的。如今成了汾酒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世界晋商网注意到：很多老一辈革命家对汾酒都情有独钟。《帅府家风》《汾酒通志》《国宴汾酒》《彭雪枫传》等记载：从1935红军北上延安到1949年开国前夕，我党重要宴会喝的几乎全是汾酒。建国以后，国家层面以及各界群众，每逢国事宴会、朋友宴饮、家庭私饮、节日礼尚等，都首选了清香汾酒。

其中，1949年开国大典前后的三场国宴，用的都是汾酒。

1951年，周总理亲自给国务院典礼局长余心清批示“如需用烈性酒，则用汾酒！”

1959年，毛泽东会见宴请战友贺子珍，专门要了山西杏花村老白汾酒说：“我还是这个习惯，酒要喝的，但不多喝，在延安时经常喝点汾酒。后来也喝过不少其他酒，还是觉得汾酒很纯正，喝完一点也不难受。”

1964年，新中国食品科学家、酿酒业泰斗秦含章让邓大姐转告周恩来总理说，今后应多饮杏花村汾酒，邓大姐问他为什么？他回答：“汾酒纯正”。……

在领导人和专家眼里，“纯正”是清香汾酒的标签，是再熟悉不过的味道，这是华夏民族酒的代表，是应该有的风格和精神。

可以说，北方清香烧酒一直是上层社会的主流。首先是酒好，汾酒品质的纯正得到了专家、领导人的共识，这才有可能进入国宴，这个应该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历史、文化、名气、情感贡献等其他因素。

那么，人们说的“汾酒不是赢在真相，而是赢在真诚”又是从何而来呢？与国宴用酒又有什么关系呢？

从1936年到1947年，毛泽东与党中央在延安11年，在此期间，延安生活极度困难，日子比较好过的晋绥边区多次提供粮油烟酒等给党中央，其中最奢侈的物品就是大名鼎鼎的汾酒。

当时，货物是通过毛驴驮运,西渡黄河,千辛万苦送往延安的。那个年代没有公路，都是小道，杏花村汾酒运到晋绥边区，再运到延安400多公里，要走十多天，但中央要的酒从未误过事。毛泽东正是用汾酒在延安宴请了“民国六君子”、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以及举办朱老总60大寿等等。党中央对山西人真诚、纯真的办事风格印象极为深刻。

事实上，山西人的诚信和真诚是有传统的。“山西商人从无坑骗”——这是清朝时期人们对晋商的普遍评价。而在100年前的1921年，汾酒就提出了“振兴国酒，信誉至上，优质为本，绝不欺世盗名”的企业理念，率先站在“国酒”和“诚信”的高度审视中国酒业。这在当时实在了不起，震惊了整个民族产业。

诚信和真诚，一个具有规则色彩，一个具有情感色彩。在品牌营销上，诚信往往赢得尊重，真诚往往赢得感动，能出奇效。

来源：大唐诗社、智度名酒评论等

晋商头条由以下单位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