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变日本命运的“关原之战”中，大明和朝鲜该如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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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贤”有云：“历史久了就会变成传说，而传说多了，就会成为神话。”

作为日本历史上中断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的“安土桃山时代”（又称织丰时代，是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称霸日本的时代），开创德川家族实际统治日本265年的“江户幕府”的发轫之役——“关原之战”在日本人眼中自然有其非凡的历史地位。

近期，根据美国作家詹姆士·克拉维尔1975年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美剧《幕府将军》将这段历史再次推到众人眼前，那么，与“关原之战”同时代的中国人是否了解这场战争？他们当时的观感又是如何？

隔岸观火

大明和朝鲜史料中的“关原之战”

庆长三年(1598)，丰臣秀吉病逝，幼子丰臣秀赖继任。丰臣秀吉临终之时挂念幼子，分别向“五奉行”（丰臣政权负责政权运作的家臣，成员为石田三成、浅野长政、前田玄以、长束正家和增田长盛）和“五大老”（丰臣政权下五个最有实力的大名：德川家康、前田利家、宇喜多秀家、毛利辉元和小早川隆景，上杉景胜在小早川隆景去世后继任）等人托孤。然而，德川家康却在此时趁机私结其他大名，任意分封领地。不久后，五大老之一的前田利家去世，这也导致以石田三成为首的丰臣政权家臣与德川家康的关系迅速恶化。庆长五年九月十五日，关原之战爆发，对阵双方便是德川家康指挥的“东军”和石田三成统领的“西军”。在这场战役中，“西军”将领小早川秀秋的背叛成为转折点，德川家康的“东军”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这场战争也为德川家康奠定了统治基础。三年后，他建立了幕府，开启了新的政治时代。

“关原之战”对日本国内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并未第一时间影响其外交走向——无论是当时统治朝鲜半岛的李氏政权，还是位居东亚大陆的明王朝都没有明确的“直观感受”，因此在其官方史料之中，均未对这场战役有太多的记述和评论。但如果就此认定，大明和朝鲜对“关原之战”的发生、进展和结局一无所知，显然也并非事实。

儒生作特使

朝鲜对关原之战的看法

在类似于政府往来文件汇编的李氏朝鲜《宣祖实录》第136卷和明朝《神宗实录》第366卷中，我们均能看到有关日本方面“关原之战”的相关记载。朝鲜大儒姜沆所撰写的《看羊录》也长期被视为研究“关原之战”的第一手史料。除了上述史料，朝鲜当时被日本掳走或自愿投靠的儒生也不在少数，这些人几乎第一时间为朝鲜带来了关于“关原之战”的相关情报。

其中，尤其以姜士俊、余进德（两位朝鲜儒生。很可能在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之中，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卖国投敌，最终日军溃败，沦为“韩奸”，逃往日本，受到在“关原之战”中隶属于西军阵营的某大名庇护）最为出名，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之所以回国，是因为：

“对马岛主平义智（原文如此，应为宗义智）, 漏听我等之思归，欲凭请成，即议于家康。家康乃许, 因裁请和书。”

也就是说，是对马岛当地领主将其二人作为特使送回的。对马岛是朝鲜海峡中部的一座岛屿，时属日本宗家管辖。对马岛领主宗义智在“关原之战”中站在了“西军”行列，此时为了躲避德川家康的问责，急于利用改善日朝邦交来证明自身价值，故将二儒生送返。

可惜朝鲜对姜士俊、余进德两人并不信任，在《宣祖实录》中，该条的相关批注是这样写的：

“姜士俊等之招，虽不可尽信，而从后逃归人之所招, 大概一样，则不可谓虚为不实，而天道祸淫之理，亦不可诬也，故备录之。”

言下之意，自然并不算以其二人作为日、朝外交的突破口，不过是将他们的招供作为一个情报来源而已。

朝鲜王国最为关心的，还是姜士俊、余进德带来的另一条情报：岛津家为躲避德川家康的军事打击，扬言要率领由七十艘战船组成的船队，进攻明朝。尽管对于这一情报，姜士俊、余进德本人都认为可信度不高（“愁岛津方与家康相持待变，必欲据家康之来，假称入唐也。”），事实上，岛津家在“关原之战”后与德川家的相持过程中，的确放出了一旦形势不利，将率部西征大明暂避的风声。依附于岛津的九州南部“水军”也攻击了两艘隶属于德川家的商船。也就是说，如果德川与岛津两家的矛盾继续升级，很难保证不会对东亚邻国造成影响。

大国担当

大明王朝对关原之战的看法

对于姜士俊、余进德等人带来回的情报，朝鲜方面应该进行了一番整理和汇总，并最终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二月以书面汇报的形式，报告给了明朝廷。

而这份朝鲜方面的奏报，也对姜士俊、余进德所提供的“关原之战”的情报，进行了最大限度的缩减。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考虑到明廷没那么多时间听取未经确认的“政治八卦”，另一方面，除了对在朝鲜战场上交过手的小西行长、加藤清正有点印象，明廷对石田三成、大谷吉继等丰臣政权重臣均无直观印象，因此隐去了“关原之战”的前因后果，直接以“家康攻破辉元，尽诛行长等诸将”进行概括。

当然朝鲜王国此番奏报的重点，还在于通知明朝廷其有意与对马岛方面重开朝、日贸易的相关外交事宜。对此明廷兵部方面给出的建议是：

“倭与朝鲜款事，未可悬断。总督万世德熟知倭情、职在经略，宜令酌议以闻。”

万历十四年（1586）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沉湎酒色、怠于政事的明神宗朱翊钧，对朝鲜和日本的事务却颇为上心，当即批准了兵部的建议，命令时任蓟辽总督的万世德给出相关意见。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明史》中称万世德调任西宁兵备道后，“遇敌入寇，躬擐甲胄，率将士御之，”结果“五战皆捷”，从此一战成名。“万历援朝之役”打响之后，明廷于天津设立前敌指挥部，万世德被举荐为“督察员右都御史”，专门负责海防事务。万历二十五年（1597）受命辅佐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邢玠前往朝鲜前线参战。而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时，也就是收到朝鲜奏报时，万世德刚刚于一年前从朝鲜撤回，对于朝鲜和日本方面的情况颇为了解。兵部提议由其“酌议以闻”，倒也算是合情合理。

万世德毕竟在朝鲜待过很长一段时间，深知朝鲜与日本一衣带水，且在经济上存在强烈互补性，很难长期保持对立的状态，因此回复称：“不过对马岛寻盟请成，非关日本复仇雪耻。”兵部也随即给出了：

“在朝鲜，惟当计讲款之可、不可，而不当计中国之许、不许；在中国，惟当问防海之备、不备，而不当问朝鲜之款、不款。”

一句话就是，明廷不予干涉。

自1601年至1604年间，通过对马藩主，日本向朝鲜送还了在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战争中掳走的1700余名朝鲜人。被送回的朝鲜人中，有很多是原本在朝鲜具有发言权的饱学儒士，他们回国后向朝廷说明德川家康与丰臣秀吉不同，德川家康有恢复邻交的意向。如此，朝鲜政府于1604年8月，派遣僧人松雪大师惟政和孙文为使节赴日，探听日本方面的真伪。尽管朝鲜方面当时仍把赴日使节称为“探贼使”，但终究是迈出了朝、日复交的第一步。

为了改善与明朝廷的关系，1602年夏，加藤清正也将此前掠走的王寅兴等87名中国人，“授以船只、资以米豆并倭书二封与通事王天佑送还中国”。不过明朝廷并不领情，兵部对此事的批复是：

“闽海首当日本之冲，而奸宄时构内讧之衅；自朝鲜发难挫衄而归，图逞之志未尝一日忘。今迹近恭顺，而其情实难凭信；与其过而信之，宁过而防之。除通事王天佑行该省抚按径自处分、王寅兴等听发原籍安插及将倭书送内阁兵科备照外，请移文福建巡抚衙门亟整搠舟师，保固内地；仍严督将士侦探，不容疏懈。”

正是由于明廷对日本长期保持敌对态度，明朝时，民间知识分子对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知之甚少。明末清初，浙江鄞县人万斯同以其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为资本，前后十九年写成了五百卷的《明史稿》。但其中对邻国日本的政治生态却是不甚了解，因此在其书写的《明史稿·日本传》对“丰臣政权”和“关原之战”的描写都颇为潦草，只写了：

秀吉死，遗孤秀赖甫七岁，娶巨首源家康孙女，家康辅之……家康死，传子秀忠，称新关白……四十三年，秀忠以兵三十万攻秀赖于大坂，秀赖败之，保内城。秀忠掘地道放火，秀赖败死。

对于今天熟悉日本历史的读者而言，万斯同的这段描写可谓似是而非谬误百出。但在几个世纪之前，这位中国民间的历史学家能够收集到民间交流、口口相传的点滴信息，拼凑出“丰臣政权”衰亡到“江户幕府”崛起的全过程已属难能可贵。可惜的是，就是这些点滴的资料，最终也被主持编修《明史》的清朝重臣张廷玉删除，以至于后人读到的《明史》之中，只剩下如此简单的叙述：

“秀吉死，诸倭扬帆尽归，朝鲜患亦平。然自关白侵东国，前后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朝鲜迄无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诸倭亦皆退守岛巢，东南稍有安枕之日矣。秀吉凡再传而亡。”

参考文章：

1、[韩] 姜沆著，《看羊录》，[日]平凡社，1984年出版

2、刘菁华编，《明实录朝鲜资料辑录》，巴蜀书社2005年7月

3、[清]万斯同著，《明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

4、[清]张廷玉著，《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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