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烈火和世纪末的罂粟壳
火车站旁的性侵案发地已经变成了现代化新楼盘
程衍樑
你当时在重庆报过了一些社会新闻，包括幼童被棒棒强奸致死。
袁凌
对，充满了很多的恶。因为欲望发酵之后爆炸，会产生很大的伤害。
像我当时写过的一个人物也是孤女，就是人家在火车站菜园坝火车站捡过来的一个小女孩，抚养她的养父就是一个棒棒，养母也是一个擦皮鞋的。因为常年老是两个人在外面干苦活，一天到晚不回来，就把她托付给一些邻居照看。但那些邻居其实也是棒棒，或者清洁工，女孩就遭到了这些人的侵害。因为年纪太小了，染上了很严重的疾病。我们当时很想去帮这个女孩，把这些人找出来，让他们受到一定的惩罚，同时给这个女孩一些捐助让她治病。
但是我们两个努力都失败了，一是这些人也不承认（而且）抓不到什么把柄。我面对面地去问他，他们也不承认看到（犯罪事件），他们也是很底层的那种人。
其实我印象深的就是其中一个壮年的男子，他住在一个好像随时都会被泥石流带走的一个小窝棚里，锅灶都长满了青草。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赤裸上身时，肩膀长了一撮毛，就是那种很油亮的，黑的发亮的那种，圆圆的，也很整齐。
当时我有点发愣，为什么人的肩膀上会长这样，一边一撮毛？后来我忽然懂了，因为棒棒长年累月就用他肩膀就扛东西以后，他那个地方就长了毛，那个毛又会受到汗水的滋润，长得特别茂盛。我们一般人是不会见到这种身体现象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当然做了恶，但是他也是一个很底层的人，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追究他什么。
后来那个女孩因为盆腔炎去世了。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我当时想让她说出一些真相。那女孩不愿意说，我就问她你想不想活？因为一开始问她很多都不回答，这一句算是一个终极追问了，对一个幼小的心灵，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追问。
这个女孩就说她想活。我说你要想活，你就说真话，我们才能帮你。她就把当时那些性侵她的情况说了，有老头也有壮年人，但是后来也没有绳之以法。后来我们刚刚捐了一点钱的时候，她就已经有发作趋势了。
这个女孩其实我挺难忘的，后来我写了一个《记忆之城》小说，也把她写进去了。我还有一个感慨的印象就是，当年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是纪念小女孩的死亡，前两年我回一趟重庆到当年我遇到小女孩的棚户区去看了一下，就在菜园坝火车站的北坡上。菜园坝火车站还没有拆，但是北坡完全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很规则的小区，你完全找不到任何当年棚户区的痕迹，这可能是一个好事，至少它变成了一个更好的地方。
但是同时也有一个东西，就是当年这些人生活的痕迹，小女孩的记忆、生命、死亡，没有在土地上留下任何痕迹。她的父母都已经肯定是被赶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因为主城区那些老居民都被迁移到很远的地方，何况这些人。所以你感到好像她没有来过，这种感觉让我也很难受。就是我们的世界发展之后，很多东西就被抛下，然后就变得毫无意义。所以我为什么写一些故事，我还是想把他们记录下来，就算她曾经存在过，还是能留下一些痕迹。
“他最后的依靠就是那罐氧气瓶”
程衍樑
当时在复旦你拿了一张照片在PPT上，是一个尘肺病人家里面。这个病应该是没得治了，（病人）只能靠呼吸机，一个氧气罐。我当时印象很深，（氧气管）和他坐着一样高，然后你说这是他最后一瓶氧气罐，吸完了他们家就不会再给他续了。一个人将死而未死，但是你知道他必然走向死亡，震撼还是蛮深的。当时这个照片是你自己拍的吗？
袁凌
是我拍的。当时我走进去看到他坐卧不灵，无法找到一个可以顺畅呼吸的姿势。他一开始躺着，后来他起来侧着面向着我，还是不舒服。他后来的姿势就是把头靠在了氧气瓶上，因为氧气瓶是倾斜的，他也是倾斜的，他就这样搭上去像一个人字一样。（他）最后的一个依靠都不是人了，因为他老婆回来就是把他弄回家等死的。
所以那种姿势我觉得就是孤立无援，氧气瓶也是锈迹斑斑，也不知道用了多少年了。当天下午那罐氧气，吸完之后他就回家了，之后不到一个小时就死了。
程衍樑
我后来看你这本新书，其实你里面写了，后来一个月以后你就去回访。
袁凌
这个书里面写到了他的故事，就说他的老婆其实长得很好看，但是很好看不是她的罪，她很无辜。但是这个现实就是这样，两个人看起来还在是夫妻，还在一个病房里，这个距离很近，但实际上是咫尺天涯，谁也照顾不了谁。我这里面还写到两兄弟就是尘肺病人，弟弟先死了，哥哥把他送走，等到哥哥死的时候已经没人管他了，自己臭在路边的一个简易房里。
后来哥哥就埋在地底的坟旁。当时哥哥带我去看弟弟的墓。他在弟弟的墓旁边，背一个手沉思，本来有个照片，但最后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登上来。当时我问他，你有没有成为病人，他说他没有，但是实际上他当时神情很凝重，后来过了一年我回去一问他已经死了，而且就埋在他弟弟的坟旁边。
所以当时其实是知道自己以后会和弟弟走上一样的道路，他只是没有告诉我。
程衍樑
他们都是矿工吗？
袁凌
他们都是矿工一家，三兄都是矿工，都死了。
程衍樑
是在陕西是吧？
袁凌
我老家有非常多的尘肺病人，包括我很亲的一些亲戚都有这个病，都很严重。
库区“小金三角”往事
程衍樑
在重庆的那段时间，其实是你最早的那段经历，接触了大量的社会新闻。如果在北京、上海跑社会新闻，跟你在这种二三线城市跑社会新闻肯定是很不一样的。你会见到一些刚说到的那些蛮荒的、非常暴力的一些事件，作为一个年轻记者，（这些事对）你有直接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你的一些人生观世界观什么的？
袁凌
我可能胃口本来就比较重，因为我小时候就出生在矿坑里，我们老家也是很多煤矿。比如说有一次煤矿事故一下就死了七个人，都是家里顶梁柱，一看一个个排在那里，都习惯了。我又长在医院里，目睹了好多的死亡，反正就见到什么我就记下了。这些对我本人倒可能有一种暗示，就是我还不至于（因为这些事）搞得自己承受不了。
程衍樑
所以看你的这些调查故事，特别像那种看着美剧《冰血暴》里面这种情节，我感觉确实是做调查记者必须要有非常强的一个心理承受能力。你有一次是去奉节调查一些种植问题，好像当时跟你同一天去的有另外一个记者，他待了没多久就跑掉了是吧？
袁凌
他其实是去调查奉节跑马圈地移民里面的一些黑幕。因为库区移民现成的搬迁，当中也会有很多的黑幕。他去之前发生了两起杀人案，一个是局长被人连车带人从桥上推到长江里去了；过了没多久，他去了才一两天，他们县的林业局长又被人刚下班走出楼门就被人砍杀，他怕了就回去了。
程衍樑
跟他一记者有什么关系？
袁凌
他怕人家杀他，因为那个地方太黑了，人家知道要把他弄掉，他就走了。但是我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领导又让我继续调查这个事情。我调查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当时看到血都没有清洗，政务中心的大楼门口就是一大滩血。当然我先写了一个房地产黑幕的稿子，我也没想那么多，那个场景就很像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全程都在砸，咣咣当当。还有一些人住在那种已经拆了一半（的楼），内部都弄出来了，但是还有人住在里面，没水没电，到处都是大洞小洞。
那个楼梯走着走着就会有一个大洞，你都可能会掉下去，掉下去摔死的那种，还有人住在里面。社会回到了一个没有秩序的蛮荒社会，因为整个城市都要不复存在了，曾经很庄严气派的县委大楼里面，住满了过路的难民。
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场景是，我走上二楼的台阶，一个女人向我迎面走来，她是赤裸上身，一个老妇嘴里叼着一个烟锅，我还给她拍了一张。后来我发给《新京报》的人，说要发出来是不是要被说色情？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色情可言了，因为性别在这里没有意义了。我们认为的一些文明的东西，一些标签，身份的差别、禁忌，在那样一种巨大的变动中，在这种慌乱的场景里已经没有意义了。
所以在这样拆的只剩那大洞小洞的楼里面，我就见到那个农民，他给我从山上搬下来拿了一包东西让我看一看，就是那个壳。山上大面积种植，几千亩地种。当时我就很犯嘀咕，我听他说他们还在山上，还正在收还没走，要不要趁这个机会瞧一瞧？但是他们有枪，当地有个女觉得漂亮想去偷花，被人一枪把耳朵打穿了。
我就在想那我上不上去？这是要命的事情，但是干记者的都是傻傻的勇气，我就跟领导打电话说我想去瞧瞧。领导也是傻大胆，你上去就上去，我就跟他就上去了。不知道算是运气好还是运气坏，因为我要把第一个稿子收尾，拖了一两天。所以我跟他上去的时候，几个人还刚刚走。
程衍樑
就是武装团伙撤掉了？
袁凌
撤掉了。他们种，还不光是贩，人家在那儿组织农民种，种完之后他们收了就走。刚走了两天，所以我看的都是他们留下的一些现场。
回来之后晚上就深夜两三点，一大群WJ冲进我的房间查我。我当时都不敢说我自己是记者，因为我当时还在清华大学念书，所以我就说我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来做调研的，给他们看学生证。
程衍樑
这是发生在三峡的那种蛮荒之地。
袁凌
奉节，你想想那种情况，山高皇帝远。
程衍樑
这个城市要不复存在了。
袁凌
也有新城，新城离老城有那么几公里。老城很混乱，新城也很混乱，因为到处在占地皮，到处乱闹，很高的坡上阳光都见不到，感觉随时都会垮。各种跑马圈地，这种生态是很野蛮的。
程衍樑
包括我们的很多听众可能都很难想象在九十年代末或者世纪初，在重庆还有那么多武装种植的团伙。
袁凌
他们有一个链条，但是他们当地也在打击。到处都是那种电线杆，都贴的是要打击种植。县人大代表都受不了，严明要求去铲除种植的人。后来他们确实也有很多的动作，但是不知道最后到底怎么样，肯定是没有以前那么嚣张了。
程衍樑
对，即使今天我们去百度类似的新闻其实还可以看到，包括到2004年的时候还是有大量的报道。他们好像从九十年代开始就一直在那边有长期的种植历史。
袁凌
我记得报道的时候实际上就是2004年的时候，他们种了好多年了，当时库区空心化，没什么产业。拆了很多房子，所以有些人就搞经济收入，而且这也是有传统的。民国的时候就大量的种植这一类。
程衍樑
西南地区本来就很适合种植，我当时看那些老新闻印象特别深的一点，就是一开始说他们可能九十年代刚开始重新种的时候，可能还在山里面种。后来直接种到山下了！
袁凌
对，他们有一个镇子叫“小金三角”。
从博士象牙塔走向《新京报》的最前线
程衍樑
我知道你后来又去跟着葛兆光先生读博，但也是没有读完，后来出来了，你为什么当时做了一段时间记者之后又打算到学院里面去了？
袁凌
我呆了有三四年之后，我觉得重庆差不多了，应该离开到更大的地方去看一看，但是当时没有机会。我当时就投了简历给《南方周末》，人家不要。我当时也没有那么多的平台，我在想怎么办？
那我先出去就考博，本来我对现代思想史是有兴趣的，所以我后来做高华，我也可以接受做一个现代思想史的研究，我就考博士到清华去了。
但是到清华的当天，就是我到北京报到的当天，我在跟一个朋友见面。结果在座正好有一位前辈，他被邀请到《新京报》去，我就知道要有一个报纸要在北京创办了，而且号称是横空出世，一出生就风华正茂这么一个报纸，是南方报系跟光明日报合办，跨地区办报的第一家，听起来这个真的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
然后我心里面就按捺不住了，那边是入学报到，这边我就去投了简历，很快就给人家就通知我去面试，然后就通过了。我就变成了一个两面人，这面学校上课，这面去做调查记录，累得不行了。
程衍樑
那段时间因为你同时要读自己的博士课程，另一块你又去刚创办的《新京报》里面，你当时的的KPI怎么样？
袁凌
没有这个概念，但是说实话任务挺重的，因为《新京报》它需要准备一些重头报道，为创刊号准备最重要的调查报道。当时这核心报道就是我写的，我用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做，所以每天稍微弄一点，骑个自行车从清华园一直骑到北京的主城区里面，在各个大医院找非典后遗症的病人，但是很难找这些病人，找医生找病人，找各种各样的楼道，那些死人楼。
用了很久时间，大家都把那些病人藏着都很忌讳，最后终于找到几个病人，然后才完成。北京SARS后，骨坏死患者调查，是《新京报》创刊的第一篇调查报告。当时我记得新浪用了一种特别大的字体去发表，结果三个小时就被删掉了。
《新京报》创刊那一天，我也没能享受创刊的酒会的喜悦。因为当时我被派到湖南衡阳去采访一个衡阳大火，他们第二篇报道也是我写的。
程衍樑
你绝对是主力记者了。
袁凌
算是最早的一批他们的调查记者。这样的话我就很缺乏时间去上课，后来我想这么耍无赖也不是办法，反正也想找一个托辞说比如说生病了，心病休学一年之内的，我想想算了，那我就不去上了。
那么拖了一点时间，后来等来了一个通知，导师还是给我留了个面子，没有把我开除，就是导师跟他说了一下，最后以因病退学这个名义就离开了清华。
程衍樑
当时葛兆光先生知道吗？
袁凌
我跟他说了，最后葛兆光留了一句话，就是与其多一个不情愿的学者，还不如多一个有良心的记者。其实葛老师很有意思，我很多年以后跟他又遇见了，他也没有怪我。
再后来他来复旦以后，我是跟我的研究生导师一块遇见他的，我就感觉有点尴尬，因为我没有退我研究生导师的课。后来我们一块给腾讯大家写专栏，他又给腾讯大家编辑说他看到一个袁凌，是不是我的学生？然后别人来问我，我就把他（微信）加上了，我们现在还是微信好友，但是很少聊。
程衍樑
也是非常神奇的一段经历，尤其是你刚说到其实比如《新京报》最开始的那几篇重磅的报道，一个是2003年当时非典你去找后遗症患者的一些案例，我印象里应该是找到了一些其实是很边缘以及很底层的患者。
袁凌
有这些患者。我后来还做过追踪，当时实际上是找到的医务人员，因为大量使用激素治疗，对外不披露，因为是“SARS抗战的胜利”。但是实际上后来我在差不多一年的时候，我又去回访了一遍，那时候找到了挺多的普通患者，在北京很边缘没有身份，没有户口，没有编制，只能去试药。就是医院开发了一些中药或者一些西药制剂，有可能有效，但是也有可能人体有害，副作用没有被科学核实，所以就找一批人当小白鼠去吃这个药。那时候也没有补助政策，他们就只好去接受这种当志愿者去吃这个药。
我看到一个女的，她以前是医院的保洁，最没有保障，但是通过我们对 SARS后遗症的报道——不光我了，还有好多媒体也报，后来他们终于得到了一些保障，最后还是有一些效果的。
程衍樑
我印象很深，你说你见到她的时候，她是弓着一个背，你说你可能都忘记她的脸了，但是你忘不了那个背，一看都是各种药袋子。
袁凌
本来我想给她拍个正面照，但是她就顾着上去拿药了，我就给她拍了一个背影。因为后背勾搂着，她在一堆药代中间。这种人她什么面貌大多是不注意的，留下的就是一个背影。
程衍樑
非典当然是那一年最重要的一个事件了，而且是作为《新京报》第一期是吧？
袁凌
《新京报》创刊号第一天。
程衍樑
然后你就到衡阳去了？
袁凌
我那时候已经在衡阳好几天了，其实他们创刊前几天我就去衡阳了。正在那边找线索，我什么都没有，我也没有笔记本电脑，我也没有什么录音笔，这些都没有，都是拉本子记，然后请人签名，我是在网吧的电脑上敲出来的。从下午三点敲到晚上九点敲出来一篇八千字的稿子，交给我们当时的主编。
程衍樑
衡阳大火，今天可能很多很年轻的听众可能已经都不太熟悉，或者从来没听说过。
袁凌
这个大火有个标志性意义，不仅是死了很多人，而且是一种二次伤害，死的人都是去抢险的那些消防队员。这些消防队员都是新兵，没什么经验。
那些领导也瞎指挥，明明楼房都已经烧得弱不禁风了，人都撤出来了，就是一些小财产损失，还非要去跑到楼道内部去弄。你说建筑本来就过火了，你用水给它一冲，火灭了再一冲进去，楼就塌了，把19个战士都塌死在里面。所以这个事情当时影响蛮大的，它涉及到我们是不是需要用这些新兵一次一次地去做消防战士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财务重要还是人重要。第三个是谁来指挥抢险？当时就是这样一些体制上的拷问，同时也是要真相的追问，到底是谁下达了命令？当时不知道有人下了命令，后来是采访才知道是有人下达了命令，但是谁下达的，中央当时还派了一个调查组，结果又是什么？
当时有几个我印象比较深的画面，我去现场的当时，人都已经被扒出来了，那么多人都在殡仪馆里面。一上午要火化9个，下午再火化8个，衡阳市的殡仪馆吞吐量也不大，感觉那个人都还没有来得及烧完，就都是油烟，冒上以后就冒不上去了，就又落下了，现场到处都是那种焦糊的油腻腻的味道，你身上都是一层油腻的味道。
一进楼堂，楼堂一开，开了一条缝，就能感到熊熊的烈火，像地狱之门一样。我几天都吃不下饭，我一见到肉我就觉得恶心，但我觉得这个呕吐就好像是一种致敬一样，当时面对这么多生命，会觉得我们也没有权利。面对那样的场景也是应该有所感受的。
当时想找调查组的人找不到，后来通过一个出租车司机。我打车的时候，司机说有个调查组来了，住在什么宾馆，他送了其中的人。我就根据线索跑到宾馆去了，正好赶到他们在一个大厅里用饭，我就随便跑到一个什么人旁边去问，这个人正好就是国家建委的一个官员，一个副处长，他还挺想透露一点内情的，结果当时旁边的WJ过来把我给架走了，他们都是WJ看着的。
后来他偷偷地跟我说，他说他住在三楼哪个房间，我就午休的时候躲过WJ，跑到三楼去敲门，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他们调查到的一些情况，说是一个人祸，最后要包括“内攻”的命令。
程衍樑
这个案子后来给他的处分是？
袁凌
这处分是不可能很严厉的，因为无非就是把一些人撤职，不会把谁送进监狱。最后我们的领导也觉得我们不要太去落到追责上面，还是要借此去反思一下我们的消防体制，因为可以解决长远的问题，追责是一个暂时性的问题。
但是我后来觉得这还是有点鸡贼，我个人觉得作为一个调查记者，我还是希望能够追责，完成一个硬的（惩戒），然后再说制度。但是当时《新京报》也不敢太过，所以他说追究一下体制，重点要放到上面来。不然的话，我还是想把下命令的人给挖出来。不过涉及到消防体制的问题，包括是否需要消防专业化，好像从八十年代，大兴安岭的那些大火案，到现在，一直都是被人讨论的问题。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消防跟部队脱钩。
程衍樑
现在已经脱钩了。
袁凌
对，脱钩。
我想写一写特稿群像里那些模糊的个体
程衍樑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从这种体制内的媒体跳出身份，成为一个独立作家的？
袁凌
中间反反复复，我其实换过很多家媒体。因为我身在曹营心在汉，我没有新闻理想，我是有一个文学理想，所以我只能说是一个新闻的过客。但是我每一天都在认真做好一个过客，但是我说实话，这个文学梦想一直在折磨着我，所以我中间几次离开。一直到2016年左右，就是我最后一次回到了《凤凰周刊》，最后是因为一些意外事件，也不是我想走，最后是因为被人要求走了。
程衍樑
被离职了。
你作为记者，但是一直有一个文学的理想，这个跟你个人的兴趣是有关系的，我印象很深。你2005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家里呆过一年，当时就写了不少的小说。
袁凌
准确的说应该是2006年到2007年，我回老家去呆了一年多才写的小说。20多篇小说，我后来编成两本书，一个是《我们的命是这么土》，一本是《世界》。这都是写家乡题材的，那时候就觉得乡土在经历一个断裂，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
我觉得我应该在那个现场把我生我养我的，记录下来。我觉得这太惨了，它死了都没有证人，我就作为一个证人记录下来。但是我这个证人当得也不好，没有坚持更久的时间，就写了这么一点东西。后来没有收入嘛，只好回到城市，但是回到城市我已经想好了，我不再寻求职业往上走的路途了，我要往下走，重新做一个普通的记者。
程衍樑
还是要写东西。
袁凌
还要写的，这时候想着当记者和编译都可以。但后来一直到2012年，我当了多年的那些编辑主笔什么的，其实都是大部分是给人家编稿子，偶尔自己也写，但是这个老是给人做嫁衣，而且你说记者的稿子也很难很烦，所以改来改去有时候给他重写了还不好意思署自己名字，后来我想我自己来吧。
所以我就在三十七八岁那年，做回了一个最普通的记者，当年我的小弟们都已经当了我的主管编辑和领导，其实心里面还挺有障碍的，但是还是要克服的，为了给自己挣得一次重新吃文字饭的机会。当时我在《凤凰周刊》也经常写稿子，但是他们不上网，我觉得很难受。所以重新做记者后，我就变成写特稿为主了，好像也救了我。
程衍樑
你在老家呆的那一年里写老家的事情，比如说在老家做的这些非虚构，或者这些采访本身的话，这种关联你如何去做区隔？里面的原型是那些真实的特稿的故事吗？
袁凌
有这种（真实）故事，比如说有一篇，小说《世界》里面主人公刘树立，他是我一篇特稿里面的一个人。特稿里面写了一群人，都是这种残废矿工群体，他是其中的一个。他双眼瞎了，然后他不肯依靠别人，自己在山里面种地，种了很多地，这些地都是那些健康的人抛弃了。
然后他也很自立，自学了很多技能，还照顾他的老婆。我感觉他身上有一种底层的坚韧，就是想重建乡村世界，当时矿工的特稿叫《血煤上的青苔》，他是里面的其中一个人物。
后来我跟他交往了好几年，我觉得有些东西特稿还没办法说出来，说的不那么充分，所以我专门写了一个小说。
还有这种例子，比如说我们家乡的尘肺病矿工，我最早在《凤凰周刊》的时候，我做了一个陕南小镇尘肺病矿工潮调查，说一个村里面有多少人得病，死亡率有多高，这是很严谨的数字。但后来我觉得这样还是不够，没有把我面对他们时候的那种感受表达出来，他们的人生、经历、感受，所以我后来就写特稿。
但是我后来写的特稿我觉得还是不太够，特稿还是受到很多限制，一个特稿里面可能有大量的人物，所以后来在《生死课》里面我又写了故事，我们刚才提到过的《最后一瓶氧气》，可能是同一个题材。我会既写调查报告又写特稿还写小说。如果我觉得还有些东西没表达出来，我会再写。
杨一
我有个很好奇的点，很多媒体人在做记者的这个时候，还是会有文学梦，有的人可能直接是把特稿的创作就变成文学才华发挥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像你最后其实是比较理想的，就是说通过写报道的方法，最后经过多年的积累之后，真的是开始写小说。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觉得做报道这个东西给你后来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哪些帮助吗？
袁凌
我不好判断。我的经历跟那些写稿的记者不大一样，我是先做了十来年的调查报告，然后又去做特稿，特稿我本身也不认为它是一种多高的形式，我只是当时也做不动调查报道了，然后特稿又多少更讲究点文笔，那么多年也不写特稿，我现在可以写了。所以说我一开始就没有把特稿当做一个多么高雅或者最重要的一个，更没有把它当做文学里一个多么高的一个东西。
在我心目中，文体之间，我尽量让自己能够切换。但是如果一个写特稿出身的记者，可能特稿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会很高，会认为特稿是他的一个归宿。
我觉得特稿还受到一个新闻性的限制，它受到篇幅的限制，它受到一个主题性的限制，它需要我们表达出来危言大义。但是我本人我不喜欢危言大义。我喜欢一个人有一个在世的价值。
程衍樑
血淋淋地直面现实。
袁凌
我觉得个体就有个体的价值，我不需要把一个人做一个典型，作为一个群体来描写。为什么我会在写了一篇特稿，写一个矿工群之后，还要专门去写这个人？因为我觉得虽然我已经写了这个群体，好像提供了一个样本，但是样本背后个体还是模糊的，我愿意来写他自己。所以这可能是我跟一个典型的特稿记者不大一样的地方。
节目后期：hotair | 制作总监：王若弛
文字整理：hualun | 排版：李文浩
Photo by David Tovar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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