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满洲、上海和不抵抗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头目策划了一个阴谋，占领了中国东北的三个省。这次行动没有获得东京军事当局直接的批准，并与日本政党领袖的愿望有冲突。事件的策划者从辽东半岛的日本租借区域，以及从沿着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的基地，直接指挥着关东军。数小时之内，南满的重要城市——奉天（今沈阳）、营口、安东（今丹东）及长春——落入日本人的控制。仅仅数日，辽宁和吉林省的大部分地区被纳入关东军的势力范围内；而在数周之内，日军就建立了一个统治整个东北的傀儡政府。在孩提时代就已被废的清末皇帝溥仪，东山再起出任伪满洲国的“皇帝”。

这些事件令中国人目瞪口呆，不仅是因为日本人的胆大妄为，而且因为中国军队的不抵抗。东北当时是在——或本应是在——张学良将军的军队保卫之下，在1928年日本人谋杀了其父张作霖之后不久他就继承了乃父的“独立王国”。在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结盟后，“少帅”不仅统治了东北，而且获得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地位。尽管如此，令人震惊的是，张学良对他广大的“独立王国”不做任何保卫，而是宣布了不抵抗政策。

理论上，张学良本来能够击败日本人。关东军仅有1.1万人，而据报道，张至少控制着25万人的军队。他在沈阳的兵工厂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最现代的，他的空军拥有60架飞机，他的军队拥有坦克、4000挺机关枪和现代的野战炮。可以断言，这支军队本应能够对其领地进行可靠的保卫。

实际上，如果张的军队直接迎战关东军，他的真正优势可能不会如此之大。规模较小的关东军军队不仅得到铁路区域内日本预备役军人的补充，并且得到来自朝鲜（那时是日本帝国的一部分）的日本军队的快速增援。张学良军队大约有12万人在关内控制着河北省，可能无法轻易地调到东北。在奉天和辽宁省只有4.5万—5万人的中国军队，而在吉林省只有5.5万—8万人的中国军队。这些中国军队与训练有素、组织到位的日本军队相比，可能也无法令人满意。尽管东北军进行了现代化建设，但它仍然是一支旧式的、唯利是图的军阀队伍。它的许多军官是早年当土匪头子的张作霖的旧部。张学良本人并不是一个出色的领袖。当日本人发起进攻时，他在北平，据说正在医院接受戒毒治疗。军队的士气和纪律远低于日本的水平。

在东北军中的日本军事顾问也危及了中国的处境。尽管张作霖在后来的几年里竭力缩小对日本的依赖（这是导致他被刺杀的一个因素），但东北军一直是靠日本的帮助和装备建立起来的。它依然与日本具有剪不断的联系，以致关东军的情报机构对中国军队的行动和计划了如指掌。例如，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人能在奉天的中国飞行员到达机场前，把他们全部拘押，并因此在他们能够飞达安全地带之前俘获了张学良的全部60架飞机。因而，如果中国军队真的与关东军开战，他们将面临极为严峻的困难。

“九一八事变”令许多中国人震惊的不是张学良军队的糟糕表现或是日本人打败了他们，而是根本就不予抵抗。在事变前的几周里，当中日之间的纠纷正在酝酿时，张劝告他的部下无论如何不要惹恼日本人。当事变爆发后，他立即给他的部下打电报，要求避免与日本人开战。就像他1931年9月20日告诉记者的那样：

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故当日军开枪与机关枪并用炮轰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原文如此——译者注〕，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

绝大部分中国军队遵守了张的命令。驻扎在奉天北兵营的一支7000—10000人的军队，距南满铁路“爆炸”地点仅数步之遥，却在一小队人数少得多的日军面前望风而逃。安东和营口在进行了零星的抵抗后投降了，而在吉林的中国军队在日本当局到达之前就已撤出。大部分重要城市在36小时之内就被占领了。中国指挥官不是见到日本人就逃（有些人在锦州重新集结），就是做了日本人的傀儡。至于发生像样的战斗，那往往是意外之事。例如，在长春混乱的事件中，据报道有65名日军遭到了中国军队机关枪的乱枪扫射而被打死。

最正式的抵抗来自三省中最北的黑龙江，当时张学良的指挥链断裂了，黑龙江的中国军队不服从他的命令并进行了抵抗。黑龙江的军事长官兼省主席万福麟在事变发生时与张学良在河北省。被留在省会齐齐哈尔指挥的万的儿子，明目张胆地劫掠了省财库，在哈尔滨把当地的货币兑换成日元。他还为投降日本人的伪军清理道路，使其占领了这座省会。在一片混乱中，一支沿中苏边境的小型边防军司令马占山将军的急行军到了齐齐哈尔，击退了伪军，夺取了局势的主导权。另外两位想抵抗的将领加入了他的阵营，建立了一支1.8万人的联军。当日军试图修复在齐齐哈尔以南嫩江上先前战斗中被破坏的铁路桥时，马将军攻击了日本军队及其工兵。日军直到在飞机和野炮的支持下，集结了5000名士兵，进行不断的攻击，才在1931年11月19日再次占领了齐齐哈尔。52名日军死于这次战役。

齐齐哈尔的陷落并不是东北抗日的终结。马占山和他的战友退到了地形崎岖的腹地，其他中国军队的残存力量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好几年里，日本关东军被迫去“扫荡”这些游击队。这些部队确实是游击队，其他的东北军事当局均已执行了张学良的命令而不予抵抗。日军仅用了屈指可数的战斗就占领了中国整个东北38万平方英里和30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1932年3月，日本军部在一份正式的报告中称，在整个“满洲战争”中（满洲，指中国东北部，现在主要作为历史名词使用，为保持译文的流畅性，下文基本加以保留，不做修改），仅有378名日本军事人员丧生及821人受伤，尽管这些数字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低了些。

张学良的拒战极大地帮助了关东军，特别是自从日本军官蔑视东京而策划了这次阴谋之后。9月18日以后，日本政党内阁竭力抑制关东军，部分目的是平息对其愤慨的世界舆论。东京政府在10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成功地阻止了关东军扩大军事行动。尽管如此，日军可以通过对中国人的恐吓和伪军的作用来巩固其地位。在关东军巩固对东北的控制过程中，张学良不抵抗的命令促成了关东军司令部安抚住东京当局。关东军的情报机构完全破解了张学良的指挥系统，以致他在9月18日之前及之后的不抵抗命令为日本指挥官所尽知，并能在制订它们的军事和政治计划时发挥作用。

愤怒与震惊的中国作家猛烈地抨击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为什么他把中国的三个省丢给一支规模不大的日军呢？为什么甚至连延缓关东军前进的作为都没有呢？中国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的主笔邹韬奋在1931年10月17日写道：

沈阳兵工厂原存有步枪八万枝，机关枪四千架，飞机场有可用飞机二百架，此外弹药粮秣迫击炮各厂设备至少在一万万元以上……准备之方是叫各当局先把军器弹药存入库内，所下命令是“日本人爱什么就给他什么”！各高级军官的临危准备是化装逃走，像所谓东北边防军总参谋长荣臻化装一仆役模样，趁日军开城行人拥挤之时，持菜篮做出城买菜模样，混出逃到北平去谒见那位“日本人爱什么就给他什么”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不是这种无耻举动，是宁死不屈的准备应战。

对张尖刻的抨击，经常把张学良所谓的懦怯与马占山的英勇相比较，马作为嫩江战役的英雄被报刊所称颂。专栏作家汪仲芳写道：

“我们的”张学良元帅、东北三省的大“老板”、30万大军的司令官，并且是国民军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副总司令，以他戏剧般的表现，在面对日本入侵时命令他的军队放下武器退却而“震惊了”世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于他的慷慨，日本在占领东北三省中的两省时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如果不是马春山〔原文如此——引者注〕将军不遵守其上级的命令，进行了尽管不成功但顽强的抵抗，阻止了日军向齐齐哈尔的进军，日军将不费吹灰之力完成对整个满洲的征服。

对张学良的人身攻击还集中在他不替死难的父亲报仇。那时中国人普遍认为关东军的军官谋杀了张父，就像事实上后来文件所证明的那样。正如汪仲芳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的少帅是个孝子，他理应记得中国有句父仇必报的老话。”这类抨击在当时的中国媒体上随处可见。

但南京国民政府的情形如何呢？它支持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吗？国民党政权从来未曾征服过或直接统治过东北。它能够宣布对东北的主权，仅仅是由于张学良与南京结盟，接受了在国民党和政府中的职位，并在他统治的省份悬挂了国民政府的旗帜。因此，即使南京渴望这样做，它也不可能强迫张采取违背他本人意愿的抵抗政策。尽管如此，1931年秋季有足够的证据明确地证明蒋介石完全支持不抵抗政策。就在事件发生之后不久，蒋宣布中国将把对日议案提交给国联并将依靠国际压力来扼制东京。那些在东北抵抗的军队并没有很快得到军事援助，没有军队运到北方敦促张学良进行行动。还有，尽管张丢弃东北受到人们的唾弃，但“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强烈的反对声中，仍选举张学良为国民党监察委员，表明蒋介石继续支持这位遭受围攻的司令。

尽管有这些公开的事件，但在不抵抗政策的形成中南京的作用仍然模糊不清。差不多一年之后的1932年8月20日，《中国每周评论》写道：“少帅从满洲退却是符合国民政府的愿望，还是违背其愿望，现在还不得而知。”

暗地里，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早就逼迫张学良遵从不抵抗的路线。在整个1931年夏季，随着东北危机的加剧，蒋和南京国民政府中的其他人经常打电报给张学良，建议他不要惹恼日本人。1931年9月18日前的数日里，在沈阳的中国指挥官向北平的张学良报告日本人很快就要动手的消息。通过进一步与南京沟通后，张随即发布了坚决的不抵抗的命令。当事情真正发生时，张通过电报与南京保持频繁的联系，向南京报告了日军攻击各个城市的情况。蒋介石继续督促他不要抵抗，并告诫他向国联的上诉是扼制日本的最好途径。1931年9月21日，蒋介石给华北特别是属于日本势力范围的山东的军事将领们打电报，告诫他们向国联上诉，并宣布：“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藉口。”

因而，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不仅默认了张学良的软弱政策，而且还在事件发生前后确切地督促他执行这一政策。当然，南京在公开场合对它在形成这种反应过程中的作用予以淡化， 而更愿意让张来承担公众对这个政策义愤的责任。张对此予以承受，但他对蒋的不满可能成为后来西安事变的诱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的情报机构获得了这些电报，他们比中国公众更了解真正的形势……

本文节选自柯博文《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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