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版权页,为啥都不写“印数”了?

2022-04-06 星期三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印数”这一栏,从大部分书的版权页上“消失”了。

翻看了一下书架上的书,发现除了中华书局、上海古籍、故宫、三联等几个老牌社和果麦等极少数的新锐出版品牌以外,市场上绝大部分出版品牌的书,版权页都不写印数了。

那么,“印数”到底是不是必写的?这一栏为什么从版权页消失了?

可能背后有这么几点微妙心理。
 
心理1:从版权页公开信息,变成“不愿说的商业秘密”
 
曾几何时,“印数”是版权页上的必有项。如果你翻看建国初至八九十年代的“旧平装”,版权页无一例外都有“印数”一栏。然而,当如今的“印数”成为版权页的非必填项时,既然可写可不写,那么除了从建国初期走来的“老牌社”延续传统外,许多新兴出版品牌就干脆不写了。
 
一方面,这是因为出版社“事转企”后,图书市场的竞争化日益突出。“印数”信息是有商业价值的。对于行内人来说,知道首印数,就能推算出大概的印制成本对定价的占比、产品预期投入、以及背后一系列的推算。这也是为什么如今印数已经成了“不愿主动说的秘密”。你不写,我也不主动写。能清晰问出来某册新书印数的人,也成了一种“身份标识”——至少是行里人。
 
另一方面,畅销书时代下的“印数传(chui)说(xu)”也确实是行业不可避免的多年积弊。“我们这书上来就卖爆了”、“这书已经快10万册了”……许多模棱两可的话,如果仅限于渠道善意的交谈推荐,那么“空中语尔”。如果是“墨吃纸”、真的印数黑纸白字写在了版权页上,那就容不得丝毫马虎和模糊夸大。总不好意思让业务员拿一册版权页“印数1-3000册”的书,到处去推销“我们这书是今年VVVVIP重点品,投入巨大,上来就卖爆了”吧。
 
心理2:印量越来越低,总是不好看的。
 
纸书的平均印量逐年降低,这是大家都不愿承认的事实。生而为人,既然大家都是非仙非佛一介凡夫,多少都有点“鸵鸟心理”。
 
建国初的“旧平装”,许多书的印量之大,在今天来讲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你找一找“旧平装”,一部现在看来也就首印3000册的冷门学术书,当时能印到10万册。随着纸书的“阅读替代品”越来越多,10年前,普通书的平均首印数也能到1万册,编辑跟发行理论争印数,争得都是“到底几万(册)”。而现在,首印5000册一大关。为了首印“3000册还是5000册”,可能都得内部争议,想想有点悲凉。

▲1982年重印的《诗词例话》版权页,现在看来也就加印2万册的选题,当时居然每次能加印20万册,总印数超66万册,这在现在根本是无法想象的。也是一个时代风貌的真实记录。
 
“报喜不报忧”,版权页跟年终报表的心态是一样的。如果大部分纸书都是持续增长、今年5000册、明年1万册、后年5万册,相信大部分版权页都愿意写印数——谁不愿意骄傲地写下“X年X月第2版10次印刷,印数300000-310000册”?
 
那么,版权页的印数,到底有没有意义?如果有,有什么意义?
 
曾经的版权页印数,记录一个时代的风貌
 
虽然,各个出版社的印数系统都可以查到印数,然而变化才是世间常态。仅以建国后的纸书为例,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许多出版社就合并、消失、重组了。如果普通读者再想看到当时的印数,可能要去档案馆资料室,在现实中基本没有可操作性。
 
然而,一本本纸书作为印刷品,才是“化身千万”的时代风貌物证。当你拿到一本1982年重印的《修辞学发凡》,看到修辞学这么冷门的选题,按照如今的分析,每年顶多走5000册,只有古典文学专业的人会读。但在当时都能到9万册的印量。让人好奇,那个年代的人,都集体读诗写诗研究修辞吗?

▲198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修辞学发凡》版权页印数
 
作为“著书立说”的纸书,它的寿命很长。手机推送的“新闻”,过了4小时的热点时效性就成了“旧闻”,但宋代的《资治通鉴》,我们现在隔了千年依然在读,内容没有产生根本性变化。
 
一代代的版权页的印数,是一代代出版人、一代代编辑、作者和时代的集体风貌缩影。
 
未来的版权页印数,一种君子之态
 
虽然出版社的印务系统都有严格流程,印数对作者是公开透明的(尤其对于版税作者),但能够每次都把加印印数坦然地写在版权页上,总让人多了一丝敬重,有君子之风。
 
作为读者,当拿到一本版权页明明白白写着印数的新书,总是对这个品牌多一丝好感。无论是印3000册还是5000册,哪怕只印2000册,依然不失讲究和规矩,也透出出版人的不卑不亢,对时代、对自身的泰然。
 
当然,现在随着限量收藏本的流行,“印数”又有回归到版权页的趋势了。很多书明明白白地写着:印数:1-500册。潜台词是出版人的另一种骄傲:就印500本,手慢无。

今天是新书,明天请叫我“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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