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和就业选择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实证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工作是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的重点和关键。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较多[1][2][3]，但有关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研究还相对较少[4]。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即毕业后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但未将户口从农村迁出的这部分高校农村生源毕业生[5]，既包括农村籍高校应届毕业生，也包括已毕业多年的农村籍大学生即存量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群体。在高等教育扩张背景下，每年新毕业高校学生屡创新高，2022年大学毕业生数量达到1076万人，其中来自农村生源的高校毕业生大多数留在城市工作，但并未全部将户籍迁入学校或工作地，这使得在城镇中的存量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快速增加，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重要构成部分[6]。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在全部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所占比重从2011年的5.3%逐渐提高到2021年的12.6%，其中，外出农民工中大学生比例从2011年的7.0%提高到2021年的17.1%。因此，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的背景下，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是做好稳就业工作的重点之一，关系到整体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重要议题。

现有文献中，关于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和就业选择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比较少。目前关于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事实状况、学理解释和实践干预等层面，而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一般关注的是城乡高校毕业生在就业率、就业去向、就业薪酬、就业质量等方面是否有差异、形成原因及对策等问题[7][8][9]。极少研究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深入讨论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和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另外，当前研究关注的对象基本都是农村籍应届高校毕业生，而对农村籍往届高校毕业生这一农民工的重要组成部分还缺乏研究，通过研究这部分存量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和就业选择，能够为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提供新的证据。

随着农村籍高校毕业生规模的不断增长，亟须将促进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因此，为探究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和就业选择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本文运用2011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的多年份微观数据，分别测量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和就业选择，并剖析其变化情况。其中，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选择是指农村户籍的大学生选择不同的就业形态、就业身份、职业类型、岗位类型等。采用二元Logit回归、多元Logit回归等实证分析方法探讨影响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和就业选择的因素，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在研究方法方面，基于多年份微观调查数据，本文采用计量回归的实证分析方法从多角度深入讨论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和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以更好地理解在新的经济形势和劳动力市场变化的背景下，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形成原因。其二，从研究视角来看，本文利用微观数据考察存量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和就业选择状况，为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更全面认识和促进高校毕业生特别是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提供了实证依据。

现有文献中，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较多，已有研究发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受到学生个体特征(如性别、人力资本)[10][11][12][13][14]、家庭背景(如家庭经济收入、父母受教育年限)[15][16][17]、学校相关因素(如高校的类型和所在地)等多种因素的影响[18][19]。但是，目前关于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学术研究还较少[20][21]，当前研究主要讨论高校毕业生在就业率、就业过程、就业结果(包括就业去向、就业薪酬)等问题的城乡差异上。从就业率来看，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些研究发现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在就业率上低于城市籍毕业生[22][23][24]，而一些研究发现农村籍毕业生就业率高于非农村籍毕业生[25][26]。从就业过程来看，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能力、求职成本和求职时间与非农村籍大学毕业生相比都存在差距。在就业结果上，农村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较高但工作的起薪水平较低[27]。在就业去向方面，农村户籍与非农村户籍毕业生存在显著差异[28][29][30]，比如，相比城镇户籍毕业生，农村户籍毕业生更难以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在升学和出国出境方面占比显著更低。

现有研究也对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特别是在城市就业出现困境的可能原因进行了理论分析:一是户籍限制。城市和农村户籍差异带来明显的就业机会差异，很多农村生源的高校毕业生由于不能解决户口问题而无法在城市就业，对其就业和职业选择的影响较大[31]。二是学历、学校和专业限制。农村籍大学生的学历构成以大专为主，本科及以上比重在逐步提高[32]。农村籍大学生主要就读于一般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高层次高校的比例较小[33]。受家庭经济、报考时信息等因素限制，这些农村生源的学生倾向于选择农林等相对冷门专业，或者职业技术导向的岗位应用型专业[34][35]。学历和学校层次相对低、冷门专业社会需求小、岗位应用型专业薪酬待遇一般较低，这些都使得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压力较大。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因素如就业信息获取和处理方面的劣势、社会资源的不足、针对性就业指导少等，也可能导致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相对困难。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综述可以发现，现有国内对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研究已涉及较多的事实状况和理论层面的解释分析，也为解决农村户籍毕业生就业提供了建议。但是，目前关于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研究仍有限，现有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研究内容和方法不够丰富。目前的研究主要比较农村籍和非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是否存在差异，而专门关注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研究极少，特别是缺少对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选择情况的深入探索。同时，也缺少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从多角度探讨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和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这使得研究结论一定程度上缺乏足够的解释能力，也限制了研究内容的拓展。

第二，研究对象涵盖范围不全面。已有研究分析的调查对象基本是农村籍应届高校毕业生，主要考察的是其毕业时的就业状况，而并未包括已毕业离开学校且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未将户口从农村迁出的这部分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由此可见，以往研究未能关注农村籍往届高校毕业生这一重要群体的就业和就业选择。

第三，研究数据时间跨度较短。目前大部分研究采用的是一年或者短期截面调查数据，仅有少数研究采用了2年或2年以上的调查数据[36]。严格意义上讲，现有研究结论仅能反映较为短期的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不足以说明长时段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和就业选择变化情况。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和就业选择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并没有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因此，本文试图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利用六期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在更长的时间内进行纵向分析，主要回答以下问题:一是在多年份较长的时间内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与就业选择的变化情况是怎样的?二是影响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与就业选择的因素及其影响有哪些?以此丰富关于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研究。

1.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CSS)，这是一项全国范围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主要对全国公众的劳动就业、家庭、社会生活等方面进行长期纵贯调查。该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混合抽样的方法，即分县(市、区)、村(居)委会、居民户、居民4个阶段抽样，每个阶段采取不同的抽样方法，最终共抽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51个县(区)下属的604个居(村)民委员会。本文采用六期(2011年、2013年、2015年、2017年、2019年和2021年)CSS调查数据，在样本分析中只保留年龄为18周岁到59周岁且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人口，即处于劳动年龄的高校毕业生群体。研究对象样本共有8741人，其中2011年929人，2013年1261人，2015年1338人，2017年1463人，2019年1801人，2021年1949人。

2.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和就业选择，共5个变量，分别为:一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指的是高校毕业生是否就业，如果是已就业有工作为1，否则为0。二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态:指的是高校毕业生选择的工作是否为非正规就业，如果选择的工作是非正规就业为1，否则为0。参照以往研究[37][38][39]，并结合CSS调查问卷中的具体问题，本文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雇员”“自营劳动者或家庭帮工”视为非正规就业者;同时，将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没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或基本医疗保险的劳动者也计为非正规就业者。三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身份:本文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身份分为雇主、雇员、自营劳动者或家庭帮工及其他四类。在分析中，选取雇员为参照组。四是高校毕业生的职业类型:由于不同职业的工作条件和工作报酬等不同，高校毕业生可能会选择不同的职业类型。在国家标准职业分类体系的基础上，参照以往研究[40]，本文将研究对象的职业分为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其他人员(包括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警察军人、不便分类人员等)四类。在分析中，选取商业服务人员为参照组。五是高校毕业生的岗位类型:指的是调查对象的工作岗位是否属于需要工作专业技能的工作，如果工作岗位需要工作专业技能为1，否则为0。

(2)解释变量

本文关键的解释变量是个体是否为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如果调查对象是农村户口则为农村籍高校毕业生，赋值为1;如果调查对象是非农村户籍，包括城市户口、居民户口和其他户口则为非农村籍高校毕业生，赋值为0。

为了准确分析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和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后文的实证分析加入了个体和家庭层面的解释变量及个体所在地区和调查年份的固定效应。

个体特征变量包括个体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人力资本等。其中，年龄分为18~25岁、26~35岁、36~45岁、46岁及以上四个年龄组，在分析中，选取46岁及以上年龄组作为参照组。基于教育型人力资本和技能型人力资本是提升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人力资本的两个重要方面[41]，本文以个体的受教育程度衡量其教育型人力资本水平，分为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三类，在分析中，选取大学专科作为参照组;以个体的互联网技能型人力资本衡量其技能型人力资本水平，如果平时使用互联网，则认为掌握互联网技能，赋值为1，否则为0。

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人口数量、家庭支收比等。其中，家庭支收比是指家庭每年总支出与总收入之比;家庭支收比越大，调查对象越希望通过就业和工作类型的选择来提高自己的收入，以改变当前生活的境况。

表1为主要变量的名称、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在高校毕业生群体中，30.7%为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共2683人，69.3%为非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共6058人。其中，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平均年龄为26.98岁，大多数集中在18~25岁(占比53.6%)和26~35岁(占比33.6%)两个年龄组;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分别占53.2%、44.4%、2.4%;56.2%的农村籍毕业生有工作，43.8%没有工作。已就业的农村籍高校毕业生中，31.9%选择非正规就业，68.1%选择正规就业;79.3%为雇员，15.2%为自雇形式;从事职业为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比例依次为42.7%、29.6%、26.3%;82.6%选择的工作岗位需要工作专业技能。

本文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说明20112021年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和就业选择的变化情况，并比较农村籍与非农村籍高校毕业生之间的差异。

1.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比例呈现下降趋势，且低于非农村籍高校毕业生

就业比例，即已就业样本所占百分比，是反映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最直观指标。20112021年，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比例依次为:71.30%(2011年)、59.06%(2013年)、61.58%(2015年)、52.16%(2017年)、57.49%(2019年)、51.54%(2021年);而同年份非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比例依次为:85.71%、80.27%、79.02%、72.64%、72.11%、69.83%。可见，从就业状况来看，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相比非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在落实就业方面有一定的劣势。

2.农村籍高校毕业生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比例高于非农村籍高校毕业生

20112021年，已就业农村籍高校毕业生选择非正规就业的个体所占百分比波动较大，依次为:45.45%(2011年)、34.09%(2013年)、19.66%(2015年)、44.02%(2017年)、37.37%(2019年)、21.76%(2021年);而同年份非农村籍高校毕业生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比例依次为:23.65%、21.99%、8.85%、27.79%、19.59%、13.37%。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就业形态上，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相对较差。

3.农村籍与非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在就业身份选择上有明显差异

2011-2021年，已就业农村籍高校毕业生中就业身份为雇员比例最高但在波动中下降，从2011年的81.33%下降为2021年的78.35%;自营劳动者或家庭帮工的比例从2011年的13.33%减少为2021年的9.79%;而雇主的比例比较稳定，占比不到10%。另外，农村籍高校毕业生选择雇员的比例(2021年为8.25%)低于非农村籍高校毕业生(2021年为84.00%)，选择雇主、自营劳动者或家庭帮工的比例(2021年依次为8.25%、9.79%)高于非农村籍高校毕业生(2021年均为6.19%)。

4.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职业类型选择随时间发生了变化，且与非农村籍高校毕业生间存在差异

20112021年，农村籍高校毕业生从事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高于从事办事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商业服务人员等职业的比例，但选择商业服务人员的农村籍高校毕业生比例在波动中有所提高，从2011年的24.00%增加到2021年的30.71%，这与近年来中国产业结构快速升级是相关的，也是未来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选择的重点职业。同时，农村籍高校毕业生从事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2021年为38.06%)低于非农村籍高校毕业生(2021年为42.82%)，而商业服务人员的比例高于非农村籍高校毕业生(2021年为22.78%)。

5.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在岗位类型上大多数选择需要工作专业技能的岗位

2011-2021年，已就业农村籍高校毕业生选择需要工作专业技能的岗位占比较高，均在75%以上，2021年已达到84.01%，这说明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工作专业技能型人力资本有所提升。不过，与非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相比，农村籍高校毕业生选择需要工作专业技能岗位的比例相对较低。

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汇总六期调查数据，进一步讨论影响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和就业选择的因素。

1.回归模型设定

(1)二元Logit模型

本文采用二元Logit模型考察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就业形态和岗位类型的影响因素。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P表示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为就业(或选择的就业形态为非正规就业，或选择的岗位类型为需要工作专业技能的工作)的概率;Xi代表个体是否为农村籍高校毕业生、个体和家庭特征及其他解释变量;β0为常数项;βi为待估计参数。

(2)多元Logit模型

本文采用多元Logit模型来分析高校毕业生就业身份和职业类型的影响因素。假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身份(或职业类型)是4种相互排斥的类型，高校毕业生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效用的就业身份(或职业类型)。假设Yi为随机变量，表示第i个毕业生选择了第j种就业身份(或职业类型)，则第i个劳动者将选择从事第j种就业身份(或职业类型)的概率为:

其中，i=1,2,...,n;j=1,2,3,4;Xi代表个体是否为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等解释变量;βj是待估计的参数。参数估计值反映了相对于参照组而言，各变量对高校毕业生选择某种就业身份(或职业类型)的相对概率的影响。在实际估计中，本文选择雇员(商业服务人员)作为分析就业身份(职业类型)时的参照组。

2.实证结果分析

(1)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影响因素

对全体高校毕业生的回归结果显示，农村籍高校毕业生比非农村籍高校毕业生更不容易就业[见表2中第(1)列]。相同条件下，农村籍高校毕业生有工作的概率比非农村籍毕业生低3.0%。在控制了个体因素、人力资本、家庭因素等影响之后仍然存在的户籍差异，这可视为由个体是否是农村籍高校毕业生造成的。同时，男性(相比女性)、18~25岁、26~35岁、36~45岁(相比46岁及以上)、已婚(相比未婚)、使用互联网、家庭人数越少、家庭支收比越低的高校毕业生更可能就业有工作。

对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回归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支收比对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有显著影响[见表2中第(2)列]。具体而言:一是18~25岁、26~35岁两个年龄组(相比46岁及以上)的农村籍高校毕业生有更低的就业概率，即较低年龄组的农村籍高校毕业生更不容易找到工作;二是与大学专科相比，大学本科或研究生及以上的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概率相对较低;三是家庭支收比越高，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概率越低。但性别、婚姻状况、互联网技能型人力资本、家庭人数等对农村籍高校毕业生是否就业没有显著影响。

(2)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态的影响因素

对全体已就业高校毕业生的回归结果显示，相同条件下，农村籍高校毕业生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比非农村籍高校毕业生高4.4%[见表2中第(3)列]。同时，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互联网技能型人力资本、家庭人数等对高校毕业生是否选择非正规就业有显著影响。

表2中第(4)列对已就业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回归结果显示:一是男性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相比女性)更不容易选择非正规就业;二是已婚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相比未婚)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更低，这反映出在进行是否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决策时，在同等条件下，未婚农村籍高校毕业生有相对较大灵活性;三是与大学专科相比，大学本科农村籍高校毕业生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更低。而年龄、性别、互联网型人力资本、家庭人数和家庭支收比等因素对农村籍高校毕业生是否从事非正规就业没有显著影响。

(3)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身份的影响因素

从就业身份的影响因素来看，相同条件下，与成为雇员相比，农村籍高校毕业生选择成为雇主、自营劳动者或家庭帮工这两类自雇形式就业身份的概率更高[见表3中第(1)列至第(3)列]。同时，与成为雇员相比，男性毕业生选择雇主、其他就业身份的概率更高，26~35岁、36~45岁两个年龄组(相比46岁及以上)的毕业生选择其他就业身份的概率更低，受教育程度越高(大学本科或研究生及以上)的毕业生选择雇主、自营劳动者或家庭帮工的概率均更低，具有互联网技能型人力资本的高校毕业生选择自营劳动者或家庭帮工的概率更低，家庭人数越多的毕业生选择成为雇主的概率更高。

对已就业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回归结果显示，与选择成为雇员相比，男性、家庭支收比高的农村籍高校毕业生选择成为雇主的概率更高;而对自营劳动者或家庭帮工、其他这两类就业身份的各因素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见表3中第(4)列至第(6)列]。这与对全体高校毕业生就业身份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

(4)农村籍高校毕业生职业类型的影响因素

考察高校毕业生职业类型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显示，与选择商业服务业人员相比，农村籍高校毕业生选择从事办事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的可能性比非农村籍高校毕业生更低，但对选择从事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或者其他人员没有显著影响[见表4中第(1)列至第(3)列]。回归结果还显示:与从事商业服务业人员相比，男性(相比女性)毕业生从事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概率更低，18~25岁、26~35岁两个年龄组(相比46岁及以上)毕业生选择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其他人员的概率均更低，大学本科或研究生及以上、使用互联网的毕业生选择从事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的概率更高，不过家庭因素对毕业生职业类型的影响不显著。

针对已就业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回归分析显示:与选择从事职业为商业服务业人员相比，18~25岁、26~35岁、36~45岁三个年龄组(相比46岁及以上)的农村籍高校毕业生选择从事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概率更低，男性农村籍高校毕业生比女性从事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概率更低，而大学本科或研究生及以上(与大学专科相比)的农村籍高校毕业生选择从事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概率更高[见表4中第(4)列]。但是，各因素对农村籍高校毕业生选择办事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其他人员的影响均不显著。

(5)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岗位类型的影响因素

从岗位类型的影响因素来看，农村籍高校毕业生选择需要工作专业技能的岗位的概率与非农村籍高校毕业生没有显著差异[见表2中第(5)列]。但年龄、受教育程度、互联网技能型人力资本等变量对毕业生的岗位类型有显著影响。18~25岁、26~35岁两个年龄组的毕业生比46岁及以上的选择需要工作专业技能岗位的概率更低;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使用互联网技能的毕业生选择需要工作专业技能岗位的概率更高。

但是，仅互联网技能型人力资本与农村籍高校毕业生是否选择需要工作专业技能岗位显著正相关，即使用互联网能够增加农村籍高校毕业生选择需要工作专业技能岗位的概率;而其他各因素对农村籍高校毕业生是否选择需要工作专业技能的岗位均无显著影响[见表2中第(6)列]。

本文基于20112021年六期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二元Logit和多元Logit回归方法实证考察了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和就业选择的变化及影响因素。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在就业状况和就业形态、就业身份、职业类型和岗位类型等就业选择上与非农村籍高校高校毕业生存在明显差异。这说明户籍状况仍然是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和就业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二，人力资本对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和就业选择有显著影响。教育型人力资本，即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就业形态和职业类型选择;互联网技能型人力资本对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岗位类型的选择有显著影响。第三，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个体因素和家庭支收比等家庭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和就业选择。

在中国经济转型、教育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应当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多渠道提升人力资本、多方加强精准帮扶，来促进农村籍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依据本文得到的结论，提出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首先，改革户籍制度，加快农村籍高校毕业生落户城镇。农村户籍高校毕业生是宝贵的人力资源，对农民工群体素质结构的转变起着重要作用。要用开放的思路改革户籍制度，放宽面向高校毕业生的落户门槛，促进农村户籍高校毕业生直接落户城镇，减少影响高校毕业生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在面向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落户政策方面，考虑不再区分应届和往届毕业生，加快存量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尽快落户城镇。

其次，农村籍高校毕业生要多渠道积累和提升人力资本，加强教育型和技能型人力资本的积累，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增强就业竞争力。农村户籍大学生的学历以大学专科为主，应通过政府提供助学贷款、和教育补贴解决农村学生的经济困难，在成绩条件满足的情况下，让农村户籍学生能够报考本科院校甚至较高层次高校，进一步提高农村户籍学生的受教育程度，从而有助于提升其职业层级。在创新时代，农村籍高校毕业生要关注新时代产业发展趋势，注重培养与岗位需求相适应的技能，通过教育型和技能型人力资本的提升以增加就业机会。

最后，政府和高校多方合力，加强对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群体就业的精准帮扶。可以以高校为主、基层政府为辅，建立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数据库，全面掌握毕业生情况，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有关政府部门可以收集和公布各种职业的详细描述、就业前景、劳动力市场需求等信息，引导农村籍高校毕业生更加有效地就业。高校应该针对农村籍学生的实际情况，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就业信息资源和求职就业渠道，以弥补农村籍大学生在求职方面的不足。同时，高校还应帮助农村籍毕业生设置合理的就业期望，注重求职心理调适，以促进其就业和就业选择。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新时代下人力资本与大学生就业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21YQNQD0040)的阶段性成果]

谢倩芸: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1]岳昌君，丁小浩.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因素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4(2):80-86.

[2][18]闵维方，丁小浩，文东茅，等.200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6(1):31-38.

[3]岳昌君，张恺.高校毕业生求职结果及起薪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3年全国高校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教育研究，2014，35(11):72-83.
[4][7][20][22][36]李涛，李茜.中国高校农村籍应届毕业生就业形势与发展趋势—基于2021年和2020年两轮全国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46-57.
[5][6][32]蔡翼飞，高文书.农民工人力资本结构转变:农村高校毕业生的存量分析.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2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76-190.
[8][23]李春玲“.最难就业年”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基于12所高校毕业生的追踪调查.李培林、陈光金、张翼.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97-214.

[9][24]岳昌君，张恺.城乡背景高校毕业生就业差异的实证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15，36(5):37-47.

[10]李黎明，张顺国.影响高校大学生职业选择的因素分析—基于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双重考察[J].社会，2008(2):162-180+224.
[11]曹星，岳昌君.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性别差异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10，31(1):68-72.

[12]赖德胜，孟大虎，苏丽锋.替代还是互补—大学生就业中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联合作用机制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2，10(1):13-31+187-188.
[13]葛玉好，邓佳盟，张帅.大学生就业存在性别歧视吗?—基于虚拟配对简历的方法[J].经济学(季刊)，2018，17(4):1289-1304.
[14]乔志宏，苏迪，占诗苑,等.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就业去向和结果的影响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4，222(8):92-97.
[15]张文玉.家庭社会资本、动员能力与大学生求职[J].中国青年研究，2017，262(12):96-102.

[16]喻开志，李俊峰，邹红.中国职业类别选择研究—基于多类别职业选择模型[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4，29(11):91-98.
[17]黄振霞，周岚峰.大学生就业选择中的家庭因素探析—基于福建省六所高校毕业生的调查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6(1):113-116.
[19]岳昌君，夏洁，邱文琪.201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实证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38(4):1-17.
[21][28]张旭路，蒋承，李利利.大学生就业的城乡差异研究—基于全国高校抽样调查数据[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4(2):170-176.
[25][27][33][34]袁兴国.高校农村籍毕业生就业特点及对策[J].江苏高教，2010(5):101-102.

[26]肖富群，张登国.农村与城镇大学生初次就业的差异—兼论农村大学生的就业特征[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1(5):67-75.
[29]谢宝国，王远伟.农村籍与城市籍大学毕业生就业获得差异的实证研究[J].教育与经济，2014(1):46-52.

[30]岳昌君.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城乡差异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8，39(2):92-101.

[31][35]杨晓霞.农村出身高校毕业生的两难就业困境[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1):88-91.

[37]薛进军，高文书.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特征和收入差距[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6):59-69.

[38]张延吉，秦波.城镇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收入差异研究[J].人口学刊，2015，37(4):92-103.

[39]谢倩芸.女性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实证分析[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21，35(4):97-115.
[40]高文书.人力资本与进城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实证研究[J].人口与发展，2009，15(3):38-43.

[41]谢倩芸.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变动研究—基于教育型和技能型人力资本双重维度的考察[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7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