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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Inflation Dynamics and Monetary Policy，为前美联储主席Janet Yellen 2015年在马萨诸塞大学发表的Philip Gamble纪念演讲的讲稿，发表于2015年9月24日
译者：张小丹
感谢Michael Ash的介绍，感谢马萨诸塞大学邀请我发表今年的Philip Gamble纪念演讲。
在今天的发言中，我将讨论通胀及其在联储货币政策实施中的角色。我将首先回顾美国自1960年代以来的通胀历史，并强调两个关键点：如今的通胀远比过去稳定，且目前处于非常低的水平。然后，我将谈谈与通胀相关的代价，以及为什么这些代价表明，联储应努力将通胀保持在接近2%的水平。在简要回顾我们自金融危机以来的政策行动之后，我将讨论通胀动态及其对前景和货币政策的影响。
通胀的历史回顾
调控通胀（即一揽子商品服务价格的平均增长率）是所有央行的一项关键职责。将通胀水平稳定在温和低位至关重要，鉴于我将在下文叙述的理由，高通胀、过低通胀或不稳定的通胀都可能令家庭和企业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调控通胀是国会赋予美联储的双重使命（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一大支柱。
美联储并非总能成功履行其物价稳定使命。图1中的红色虚线描绘了个人消费支出 (PCE) 通胀的同比变化。PCE是美联储内部的政策制定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用来定义其长期通胀目标的通胀指标。
图1：自1960年代以来的美国通胀
自1960年代中期起，通胀开始抬升。食品和能源价格的大幅跳升在这一波通胀上涨中发挥了作用，但这并非故事的全部，如图所示，在1970年代和80年代初食品和能源冲击发生之前，通胀已经在上升了。如果我们看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通胀，即图中的黑色实线，我们会发现，这条线也在1960年代中期开始走高，并在70年代上升到非常高的水平，这强烈表明，一定有除了能源和食品价格冲击之外的因素在起作用。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核心通胀长期趋势的测算（图1中的黑色虚线），会发现这一时期通胀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在任意时间点上，这种趋势都可被用一套统计学模型描述出来——该模型预测的是在经济冲击造成的所有影响被彻底消化之后，通胀在长期上回归到的预期水平。从图中可以看出，模型测算出的这一趋势在1960-70年代有所抬升，表明这一时期没有稳定的预期“锚”，可供通胀长期回归——测算趋势通胀的其他模型也大致支持这样的结论。
今天，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通胀在1960年代末和70年代表现出的这些特征——水平高企且缺乏稳定的锚——反映了一系列因素，包括长期过热的劳动力和产品市场、能源和食品价格冲击的影响，以及“通胀心理学” （inflationary psychology，指实际通胀上升导致人们上调对未来通胀的预期）的出现。这些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导致（实际和预期）通胀随着时间推移而急剧飙升。但追根究底，货币政策对这一时期实际和预期通胀所经历的大致走向负有责任，因为美联储在食品和能源价格冲击乃至于其他扰动之后，未采取充分措施让通胀回归可预测的低位。
1979年年底，美联储开始显著收紧货币政策，以打压通胀。这在1980年代初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使得整体通胀持续走低，在1983-1990年间的平均水平低于4%。在1990-1991年的经济衰退和随后的缓慢复苏之后，通胀进一步下降并多年维持在平均2%的水平。然而，自2009年衰退结束后，美国的通胀显著低于FOMC的2%目标，部分反映了随后经济复苏的平缓步伐。
对上述模型测算的通胀长期趋势特征的研究，揭示了通胀动态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尽管这些结果是基于特定统计模型在具体设定下得出的，但这些结果意味着，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该模型预测出的长期通胀率没有出现持续的波动，一直非常接近2%。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稳定性在最近一次严重衰退期间和衰退结束后仍然存在；在这一轮衰退中，失业率攀升至与1981-1982年经济下行期间相当的水平，而当时的趋势通胀曾明显下降。正如我将讨论的那样，这一趋势的稳定似乎与长期通胀预期特征的变化有关——目前的通胀预期指标似乎比过去锚定得更好，可能反映了货币政策实施的改善。在任何情况下，这一实证分析意味着，过去20年里，长期通胀比1970年代更可预测，因为可供通胀回归的预期趋势通胀率不再有明显波动。尽管如此，通胀每年在应对不同冲击时的反应依然有很大不同。
正如图2所强调的，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平均通胀一直很低，部分反映了经济的持续疲软，事实证明，货币政策很难完全扭转这种趋势。自2008年以来，整体通胀（图2中红色虚线）平均每年只有1-1.5%左右，目前接近于0。这不仅仅是能源价格下跌导致的，因为核心通胀（黑色实线）在这一时期也处于平均较低水平。
图2：近期通胀不合期望地过低
通胀的代价
2012年，FOMC首次采用明确的长期通胀目标，即2%的PCE指数。（包括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在内的其他央行也有2%通胀目标。）这一决策反映了FOMC的判断，即持续偏离固定低位——无论是过高还是过低——的通胀，会在许多方面带来代价。持续的高通胀会促使家庭和企业将现金持仓维持在最低水平，并为此花费不必要的时间与精力；企业也不得不比原先更频繁地调整价格。更重要的是，高通胀往往会提升资本的税后成本，从而阻碍企业投资。这些副作用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在美国税制中，资本折旧的税收减免和其他方面并未完全获得通胀补偿。
那些依靠养老金、年金和长期债券来获得大部分退休收入的家庭，如果没有预料到持续的高通胀，将付出巨大代价。因为这些资产提供的收入的名义值通常是固定的，如果通胀持续高于最初的预期，这些收入的实际购买力可能出现意料之外的快速下降，并可能对退休人员的老年生活水平造成严重影响。
通胀的意外上升也会在一段时间内降低劳动收入的实际购买力，原因是当整体物价水平变化时，名义薪资的调整相对较慢。调查数据表明，这可能是人们不太喜欢通胀的首要原因。然而，长期来看，实际薪资（即经通胀调整后的薪资）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与平均通胀率无关，而是主要由生产力、全球竞争和其他非货币因素决定。图3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撑，该图显示，名义薪资增速往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广泛追踪物价通胀。
图3：薪资增速与通胀在不同时期的联动
持续的极低通胀也可能是有代价的，最近几年来，这些代价与货币政策制定者尤其相关。最“致命”的代价是，过低的通胀限制了央行对抗衰退的能力。通常情况下，FOMC可以通过降低名义联邦基金利率（存款机构的隔夜同业拆借利率）来对抗经济衰退。这些当前和预期的降息通过降低长期实际利率（经通胀调整的名义利率）和更广泛地改善金融状况来刺激支出、提振就业。但联邦基金利率和其他名义利率不可能远低于零，因为持有现金始终是证券投资的替代选项之一。因此，FOMC能把实际联邦基金利率压到多低的水平，必然取决于通胀率的水平。因此，当通胀很低时，美联储放松货币政策的空间更小。例如，严重的经济下行（例如大衰退）可能需要央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实际利率压低至远低于零，才能以令人满意的速度恢复充分就业，这种限制是一个潜在的严重问题。出于这个原因，追求过低的通胀目标或容忍持续的低通胀将不利于FOMC的另一项使命，即促进充分就业。
通胀出现意料之外的持续大幅度下行也可能是代价高昂的，因为这增加了借款人的债务负担。想想那些背负着常规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房主，假设市场预期通胀将保持在2%附近，且这些房主的名义收入将每年增长约4%。如果经济反而经历了一段长期的温和通缩，同时名义收入持平或下降，那么几年后，房主可能会发现，偿还月供比他们最初设想的要困难得多。不仅如此，如果房价没有如预期般上升，而是随消费者价格一同下降，那么房主的房产权益将低于他们的预期。这种有时被称为“债务通缩” (debt deflation) 的情况，会影响所有背负着未偿还学生贷款、车贷和信用卡债务的家庭，以及有银行贷款或发行过债券的企业。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贷款人将获得更多实际收入。但对经济的净影响可能是负面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借款人吸收损失的能力通常是有限的。如果偿债负担的增加和抵押品价值的下降严重到足以迫使借款人破产，那么由此给家庭、小企业主和失业工人带来的困难可能会非常严重。
自金融危机以来的货币政策行动
正如前文所述，在权衡了不同水平的通胀率对应的代价后，FOMC认定，2%通胀是其长期价格目标的适当操作定义。然而，正如图4所示，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实现2%通胀和充分就业（即美联储双重使命的另一大支柱）一直很困难。在危机之初，失业率（黑色实线）飙升，同时通胀（红色虚线）快速下降。
图4：失业率、通胀和联邦基金利率
此外，2009年经济衰退正式结束后，随之而来的复苏因各种持续的阻力而明显放缓，这些阻力包括：一些家庭背负着“水下抵押贷款”（译者注：underwater mortgages, 指本金高于房屋的自由市场价值的房贷）或债务负担高企，许多潜在借款人获得信贷的机会减少，州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受限，以及国外增长前景疲软等。为了打压长期利率，使就业和通胀回归美联储双重使命的目标水平，FOMC采取了多种前所未有的行动，包括将联邦基金利率（黑色虚线）降至接近于零，向公众传达可能将短期利率在一段时间内压至极低水平的意图，并购买大量长期国债和机构发行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MBS)。
这些行动创造了高度宽松的金融状况，使得劳动力市场状况在一段时间内显著改善。失业率在2009年达到10%的峰值，如今是5.1%，略高于FOMC与会者当前对失业率长期正常水平的估计中值。尽管其他指标表明，目前的失业率低估了劳动力市场的松弛程度，但总的来说，经济离充分就业已经不再遥远。相比之下，在过去几年中，通胀一直低于委员会的目标，过去12个月的通胀基本为零。不过，委员会预计，通胀将在未来两到三年逐步回归至2%。下面我将谈谈通胀的决定因素和支撑前述预期的因素。
通胀动态
用于描述和预测通胀的模型通常将（计入总通胀的）能源和食品价格变化与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变化（即核心通胀）区分开来。这种拆分是有意义的，因为食品和能源价格可能极其不稳定，且其波动往往取决于货币政策影响范围以外的因素，比如技术或政治发展（影响能源价格）或天气、疾病等（影响食品价格）。因此，在判断中期总通胀走向时，核心通胀往往是比总通胀更好的指标。当然，食品和能源在家庭预算中占比显著，所以美联储的通胀目标是以消费者价格的整体变化来定义的。
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核心通胀？回顾图1，核心通胀往往围绕着一个长期趋势波动，目前这个趋势基本稳定。我会首先讨论这些波动，然后再谈长期趋势。经济理论表明、而且实证分析也证实，通胀相对于趋势的偏离程度，部分取决于经济中资源利用的强度——可以近似地用实际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之间的缺口，或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相对于潜在产出的不足来衡量。这种关系可能反映了企业成本随着利用率的提高而上升的趋势，是货币政策影响中期通胀的一个重要渠道，尽管实际上这种影响是温和的、渐进的。某些类型的投入成本的变化——尤其是进口商品价格的变化——也会导致核心通胀明显偏离趋势，且有些年份的偏离幅度相当显著。最后，通胀的季环比变化乃至同比变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由特殊的 (idiosyncratic) 、且往往不可预测的冲击造成的。
是什么决定了通胀的长期趋势？在此，将图1中显示的对未来通胀趋势率的纯统计估算与人们对长期通胀实际预期的调查指标进行比较，会获得一些启示，如图5所示。
图5：长期预期通胀和趋势通胀的调查结果
理论表明，通胀预期可能与央行通胀目标有关，应当在实际价格设定中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这几条线的轮廓非常相似，表明模型测算出的通胀趋势实际上与家庭和企业的长期通胀预期有关。
总而言之，这一分析表明，经济松弛、进口商品价格的变化和特殊冲击，都会导致核心通胀偏离由长期通胀预期最终决定的长期趋势。你可能会发现，这个核心通胀模型是一个理论模型的变种，通常被称为预期增强菲利普斯曲线 (expectations-augmented Phillips curve) 。反过来，总通胀反映了核心通胀的变化加上食品和能源价格的变化。
这个通胀动态模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资源利用、进口价格和其他因素变化对通胀的总体影响几何，取决于这些因素是否影响长期通胀预期。图6用一个典型案例证明这一点：进口价格水平的逐步上升——或许是由国外实际活动加强或美元汇兑价值下跌引起的——导致进口价格的变化率在一段时间内抬升，从而导致通胀。
图6：通胀预期及进口价格上涨的影响
先看A组展示的情景：家庭和企业的通胀预期未被锚定，而是随实际观察到的通胀率变化而不断调整。当央行过去允许通胀出现显著且持续的波动时，这种情景就有可能出现——在1970年代-1990年代中期的美国，类似的剧情一再上演。在这种情况下，进口价格变化率的暂时上行导致了通胀水平的永久性抬升。这种转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进口价格上涨时期所产生的初始通胀上升，促使家庭和企业上调对未来通胀的预期。油价水平的持续上升或资源利用的暂时性增加，也可能导致通胀永久性抬升。
相反，假设通胀预期锚定良好（或许是因为央行长期以来成功地将通胀保持在某个特定的目标水平附近，并向公众明确表示其打算继续这样做）。那么，在面临进口价格变化率暂时上升或其他暂时性 (transitory) 冲击时，通胀的反应将类似于B组中呈现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进口价格上涨时，通胀才会偏离其长期水平。但是，一旦进口价格趋于平稳，在没有其他扰动的情况下，通胀将回落至先前的趋势水平。
这两个例子的一个关键含义是，良好锚定的通胀预期会大大增强央行追求双重目标（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的能力。进口价格变化率的暂时性变化和其他暂时性冲击不会对预期产生永久性影响，只会对通胀产生暂时性影响。因此，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央行可以“看穿”这些短期的通胀扰动，在不危及价格稳定的前提下，专注于使经济回归充分就业。在过去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就是这样做的。此外，这些通胀动态是FOMC预期通胀将在未来数年回归2%的一个关键原因，具体内容我将在下文详述。
总的来说，有证据表明，目前的通胀预期实际上锚定良好。图7展示了我之前提到的两个对长期预期通胀指标和长期通胀补偿指标（即TIPS，名义国债和通胀指数国债的收益率之差）的调查结果。
图7：长期通胀预期锚定了吗？
自1990年代末以来，长期通胀预期的调查结果一直相当稳定；尽管近年来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且一些观察者对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潜在通胀影响表示担忧，但这种稳定性依然存在。这些调查结果似乎一直锚定在经济衰退前的普遍水平上，这一事实表明，一旦经济恢复充分就业（且没有出现任何其他冲击），核心通胀将回到衰退前的平均水平，即2%左右。
但最近长期通胀补偿的波动（通常反映了投资者长期通胀预期的变化）削弱了这一结论。该指标现在显著低于金融危机发生前数年的水平。然而，通胀补偿的变化很难解释，因为它们可能是由金融市场特有的因素驱动的，比如流动性或风险溢价的变化，以及通胀预期的变化。事实上，试图控制这些因素的实证分析表明，在过去十年中，资产价格中所包含的长期通胀预期其实降幅很小。然而，过去一年通胀补偿的下降可能表明，金融市场参与者现在认为，通胀持续低迷的风险正在上升。
尽管总的来说，该证据表明，通胀预期目前锚定良好，但政策制定者将其视为理所当然是不明智的。锚定的通胀预期来之不易且耗时漫长：经验表明，要改变家庭和企业对通胀的“正常”特征的看法，需要多年精心实施货币政策，此外，如果未能控制住通胀，令其在高位或低位持续过久，可能会导致预期再次失控。鉴于几年来通胀一直低于FOMC的目标，这类担忧加深了美联储当前货币政策适当性的怀疑，按历史标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仍然高度宽松，以帮助通胀在中期内恢复到2%。
在讨论这个通胀模型对当前前景和货币政策的影响之前，有必要提醒大家注意。在经济学历史中，用菲利普斯曲线预测通胀的方法由来已久，并且为全球的货币政策制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该模型的理论基础在经济学界仍有争议。此外，通胀有时会发生变化，而实证类模型必然是一个复杂现实的简化版，无法充分解释。由于这个原因，菲利普斯曲线的预测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必须不断地评估这个模型预测的有效性，以应对新的数据。
政策含义
假设我对数据的解读是正确的，并且长期通胀事实上被锚定在衰退前的水平附近，那么，前文描述的通胀动态对通胀前景和货币政策有何影响？
这个框架表明，首先，最近通胀低于我们的2%目标，大部分是由特殊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的影响往往比较短暂。如图8中的黑色实线所示，自2008年以来，PCE通胀显著低于我们的2%目标，2013年和2014年的不足均接近1个百分点，今年则超过1.5个百分点。
图8：为何PCE通胀跌至2%以下？
图中的堆积柱展示了造成通胀偏离2%的各类因素及其影响大小，计算方法是我刚刚讨论的简单通胀模型的估算版本。正如图中柱体的蓝色实心部分所示，消费者能源价格的下降解释了今年约一半的通胀不足，以及2013年和2014年通胀不足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今年下行压力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进口价格的下降（图中橙色棋盘格部分），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过去一年美元汇兑价值上升了15%。相比之下，随着经济的复苏，经济松弛带来的限制（图中绿色点状部分）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减少，估计现在已是相对温和。最后，其他因素（包括食品价格的变化）同样也能解释目前通胀低于2%的不足中的一小部分；重要的是，这些其他因素的影响是暂时的，而且每年都会变换影响的方向。
尽管类似的会计演算不甚精确，并且结果将取决于所使用的具体模型，但我认为，其传达的主旨是相当合理的，即目前通胀率接近于零可主要归因于能源和非能源进口价格下降的暂时性影响。如果是这样，除非原油价格进一步显著下跌且美元没有明显进一步升值，否则总的PCE价格指数的12个月变化可能在2016年反弹至1-1.5%或更高。
为了确信通胀将在未来几年回到2%，我们首先需要相信，我们将看到持续稳固的经济增长和资源利用率的进一步提高，且长期通胀预期将保持在衰退前的水平附近。幸运的是，美国经济前景总体看来是稳定的。年初以来，每月新增就业人数平均接近21万，整体经济扩张速度略快于其生产潜力。根据我们最近的预测，我和我的同僚预计，这种模式将继续下去，在即将到来的2016年，劳动力市场状况将进一步改善。
在过去几年里，劳动力市场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 (considerable progress)。即便如此，我们仍乐于见到劳动力市场状况的进一步改善，因为经济可能尚未完全回到充分就业。尽管目前失业率可能接近长期正常水平（大多数FOMC与会者目前估计约为4.9%），但这一传统的资源利用率指标几乎肯定低估了目前存在的实际松弛程度：在周期性调整的基础上，劳动力参与率相对于其潜在趋势水平仍然偏低，从事兼职工作但更倾向于全职工作的人数异乎寻常地多。与这一评估相呼应的是，时薪和福利 (compensation) 的增长一直缓慢，表明大多数公司仍然觉得雇佣和留住员工相对容易。
减少这些方面的松弛可能会导致失业率暂时降至略低于模型测算的长期稳定水平，同时通胀将稳定在2%。例如，吸引失意劳工(discouraged worker)重返劳动力市场，可能需要在一段时期内维持特别充足的就业机会和强劲的招聘势头。类似地，公司可能不愿意调整业务、聘用更多全职员工，直到它们在填补兼职职位时遇到更大的困难。除了这些考虑外，失业率在一段时间内温和下降至低于长期水平，也可能（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有助于通胀加速回到2%。最后，这样的环境可能有助于扭转近年来似已发生的一些显著的供给侧破坏，从而提高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尽管这更像是一种推测。
与我所概述的通胀框架相一致的是，FOMC与会者最近在会议上提供的预测中位数显示，通胀将逐渐回到2%，同时失业率将暂时下降，至略低于预期的中长期失业率中值。这些预测体现了对实际活动和利率之间预测关系的两个关键判断。首先，实际联邦基金利率目前略低于如果实际GDP按潜在增速扩张所对应的水平，这意味着在不收紧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失业率可能会继续下降。其次，与会者含蓄地预期，我此前提到的各种经济增长的阻力将继续消退，从而提振经济的潜在活力。这两种判断综合起来意味着，符合“在中期内实现并维持充分就业”的实际利率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上升。这一预期加上实际活动和通胀对货币政策变化所固有的滞后反应，是我和大多数同僚做出下列预期的关键原因：在今年晚些时候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并——随着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改善和通胀回到2%目标——继续以渐进的速度提高短期利率，可能是合适的。
就其本身而言，我们首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的确切时间，对金融状况和总体经济应该只会产生轻微的影响。对整体金融状况而言，重要的是市场和公众所预期的的整个短期利率的轨迹。正如我所指出的，我和大多数同僚都预计，经济状况可能需要在未来数年以相当渐进的速度提高短期利率。然而，需要强调的是，首次加息的时间和随后对联邦基金利率目标的任何调整都将取决于，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委员会对实现充分就业和2%通胀进展的看法。
当然，经济前景是高度不确定的，并且可想而知，尽管通胀预期正明显走向锚定，但通胀仍可能显著低于我们的2%目标。就这一点而言，日本的近代历史或许有所启发：如图9所示，即便日本经历了持续多年的温和通缩，调查结果显示，该国的长期通胀预期依然为正且稳定。
图9：日本的实际通胀和预期通胀
日本实际通胀和预期通胀之间的持续分化尚无明确的解释，但我认为，它说明了所有中央银行面临的一个问题：经济学家对通胀动态的理解远非完美。我们的模型预测经常出错，有时甚至错得离谱，也反映了这种理解上的局限性。因此，通胀的上升可能比委员会目前预期的更慢或更快；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将需要调整政策立场来应对。
经济活动的前景也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例如，我们无法确定，仍在制约国内经济的不利因素将以何种速度消退。此外，在过去一年中，净出口严重拖累了经济增长，而最近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发展凸显出下列风险：国外增长放缓或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限制美国经济活动。委员会正在监测国外的发展，但我们目前认为，最近的这些发展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不会大到足以对政策路径产生重大影响。尽管如此，一旦发生影响经活动前景和影响通胀的意外事件，FOMC将需要调整政策立场，以使我们的行动与通胀在中期内恢复到2%的目标保持一致（在充分就业的背景下）。
鉴于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不暂缓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直到经济达到充分就业且通胀实际回到2%？这种策略的困难在于，货币政策对实际活动和通胀的影响存在相当大的滞后。如果FOMC将政策正常化进程的开始时间推迟太久，最终我们可能不得不相对突然地收紧政策，以防止经济相对于我们的双重目标超调过多。这种突然的紧缩可能扰乱金融市场，甚至可能在无意中将经济推入衰退。此外，在实际活动恢复正常且逆风消退之后，继续将短期利率保持在零附近，可能会鼓励过度加杠杆和以其他形式不恰当地承担风险，从而可能破坏金融稳定。由于这些原因，更审慎的策略是及时开始并循序渐进地紧缩，并根据输入的数据按需调整政策。
结论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美联储遵循国会制定的双重使命，致力于实现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为此，自金融危机以来，我们一直保持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该政策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明显改善，并帮助遏制了不良的通缩压力。然而，我们还没有完全实现双重使命下的目标：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一些松弛，这种松弛的影响，加上能源价格下降和过去美元升值的影响，是使得通胀低于我们目标的重要因素。但我预计，只要经济继续强劲增长、直至回归充分就业，且长期通胀预期继续良好锚定，随着目前压制通胀的暂时性因素逐渐减弱，通胀将在未来几年回到2%。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FOMC与会者目前预计，要达到这些条件，可能需要在今年晚些时候进行首次加息，随后以渐进的速度紧缩。但如果经济状况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对适当货币政策的判断将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