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杂志 |送别爷爷郑超麟_澎湃号·湃客

送别爷爷郑超麟

郑晓方

郑超麟孙女

中国中福会出版社宋庆龄出版中心原主任、编审

图 |晚年郑超麟，郑晓方摄于上海市普陀家中

1998年春节后，爷爷的身体明显衰弱。他自知大限已至，总是说自己的生命快结束了，父母给他的生命快用光了，这个瓜成熟了，你不去摘它，它也要掉下来。在1998年4月爷爷98岁诞辰的那段日子，我们分别为他过了好几个生日。

那时候，他一边加紧做他手头工作，对长文《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进行修改和订正，这是一篇爷爷在1997年下半年开始动笔的长篇文章，他自己说是“最后论文”，以后再也没有精力写这么长的文章了；一边配合范用老先生的出版进度，经过范用先生的努力，在罗孚先生的帮助下，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正式出版《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我们需要随时补充和提供范老那里需要的材料。1998年春天，我们与时间赛跑。

安排后事，自拟讣告

1979年6月爷爷恢复公民权后，被安排在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每月120元工资。每月5日下午，是我固定到上海市政协给爷爷拿工资的日子。在1998年6月或7月的5日下午，我照样到市政协去给爷爷拿工资。在电梯里碰到经常跟我们联系的人事处同志，他问爷爷身体情况，有什么需要帮助？回家我转告爷爷，爷爷说，那就请他们到我们家来一次吧。大概过了两三天，这位同志和政协一位副秘书长到我们家来。

那天面谈，爷爷跟他们说了三个内容。首先是感谢他们。爷爷说：“从1979年到现在，你们照顾了我，我的身体已经差不多用完了，现在我要跟你们告别了。”第二，爷爷拿出了他写给中共中央十五大信的复印件，该信要求“宣布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肃托案’为错案，并予以平反”。爷爷说：“我已经等不到回答了，这封信复印件请你们替我反映上去。”第三，爷爷说：“我死了以后不要开追悼会，后事从简。”

图 |郑超麟以孙女名义自拟《讣告》，交代后事

6月的一个晚上，爷爷突然说，他觉得自己快死之前，要跟我谈最后一次话，我赶紧录了音。他甚至以我的名义自拟《讣告》，原文如下：

讣告

郑超麟先生，上海市第五届和第六届政协委员（一九七九—一九八八年），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一九九八年〇月〇日逝世。他生于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五日，享年九十八岁。遗嘱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定于一九九八年〇月〇日在西宝兴路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

特此讣告亲友！

孙女

郑晓方

1998年〇月〇日

爷爷去世

1998年8月1日凌晨4:29，爷爷在上海仁济医院去世。1日和2日系周末，医院停止办理手续。3日周一一大早，我到医院办了死亡证明后，去太平间看爷爷。看门的问我知道哪一格吗，我说知道。我把存放爷爷冰柜的大抽屉拉出来，对着两天没看见的爷爷说了一通话。接着到派出所办理户口注销手续，再到龙华殡仪馆办理告别仪式手续，最后到布店买来一块大红绸布，准备告别仪式的时候盖在爷爷身上。回家跟我爸妈说我看见了爷爷，6岁的女儿大哭起来：“妈妈看见太爷爷，我没看见。”

3日下午，殡仪馆灵车来仁济医院接爷爷，陈独秀外甥孙吴孟明和我护送爷爷到龙华殡仪馆。

告别仪式定在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爷爷是参加八七会议代表中最后一个离世的，告别时间特别定在8月7日上午，同时把此时间告诉所有亲朋好友。

提前告别

3日下午6点钟左右，突然接到市政协的电话，要我和我爸爸立即去政协，其他亲戚不要去，有要事商量。我们马上乘出租车来到政协，看到已经打印好的几张8月7日告别仪式的《讣告》。人事处办公室还有四五位同志没有下班，其中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同志我们之前没见过，主要是他跟我们说话。他表示，8月7日领导要出差，时间不允许，告别时间能否改在8月5日。我一听吃惊起来，那就是后天。外地来的人都定在6日到上海，我们很多准备工作来不及做。我提出了一些理由，希望不要更改时间，但其实根本就没有商量余地。特别是在清华大学的刘桂生伯伯因学生要毕业答辩，目前还没有确定具体到上海的时间。商量到最后我表态：如果刘桂生伯伯5日之前能来到上海，告别仪式我同意提早。于是，工作人员带我到这栋楼的下两层楼打长途电话到北京，在电话里我把事情跟伯伯讲明之后，伯伯说5日他可以到上海的。这样，我们又回到了人事处办公室，确定告别时间在8月5日上午。

图 |1998年8月5日，“向郑超麟先生告别”仪式现场

4日上午由政协人事处一位女处长陪我去龙华殡仪馆更改告别时间。5日上午大厅本来有安排，我们这一场只能是加场，在11：00举行。办好更改手续后，女处长问我：“告别会上的两边挽联写什么？如果写好了，要给我们看看。”我说还在考虑中。她说：“殡仪馆也有卖的。”我说：“这个不能买，就让它空着。”她说：“空着那不好看。”我说：“没关系。”在爷爷的告别仪式上，大厅的左右两边是空的。

从殡仪馆回来，我又一个一个地打电话，通知所有的人，告别时间更改了。4日这天，家里忙起来，所有人忙着准备第二天的告别仪式，写挽联、订花圈、打电话，安排那几天外地来的亲友住在上外宾馆，所有人吃饭包在附近一家饭店。

4日晚上，政协又来电话，要我5日一大早把家里收到的所有唁电、挽联、悼诗全部送到政协，由政协统一布置。第二天一早，我按要求全部送到政协。

5日上午10点多钟，我们到了龙华殡仪馆大厅，政协的人已经到了。在家属休息室，一位副秘书长跟我说，他们看了唁电、挽联和悼诗等，觉得大部分没有问题，有的不太合适。他们考虑后，统统没有带来。我立马说：“那得全部还我。”他说：“肯定全部还你。”

事后，在某杂志做编辑的朋友跟我说，那天他特地带了一个本子要来抄写悼念文字，结果什么也没有。

上海社科院《瞿秋白年谱》作者周永祥先生，把之前撰写的挽联挂在他送的花篮上：“光明正大，德高望重，革命功绩，赫赫有名。是非曲直，历史裁定，虽死犹生，名垂千古。”告别会之后，我们把爷爷移到大厅的后面。这时玻璃盖已经拿掉，我又近距离地站在爷爷边上，我哭着跟爷爷说：“你以后要托梦给我。”

告别仪式结束后，刘桂生伯伯和我坐上灵车护送爷爷送到闵行火葬场。工作人员问我们：“是否要看进炉？”我答要的。又问我们是否要看出炉？我答要的。问我们是否要自己捡骨灰？我答要的。每个项目办了手续后，伯伯和我站在炉前，目送爷爷被推进炉门的最后一刹那，火苗烧起了红绸布，“哐”一声，炉门关闭。那一幕至今清楚地浮现在我眼前。

第二天，我来到市政协，拿回了所有的唁电、挽联和悼诗。上海两家电视台、《解放日报》《文汇报》，报道了爷爷逝世的消息：

上海市政协第五、六届委员

郑超麟先生逝世

上海市政协第五、六届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之友社社员郑超麟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1998年8月1日4时29分在上海仁济医院逝世，享年 98 岁。

根据郑超麟先生丧事简办的遗愿，已于1998年8月5日在龙华殡仪馆向郑超麟先生告别。

魂归起点

按爷爷要求，告别时他不穿新衣服，就穿平时最好的衣服；不请吃豆腐饭；骨灰放在他喝过的酒坛里。

告别仪式后，我打电话给王元化先生，诉说为爷爷办告别仪式遇到的不快之事。王先生在电话的那一头安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