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6月，湖南女子学院毕业典礼。 （视觉中国 / 图）
2022年8月底，山东女子学院女性学专业迎来第一批学生。这是国内第三个开设的女性学专业。
中国的女性学研究起步于更远的1980年代，随着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而落地生根。从那时起，围绕学科设置的合理性、建制与否的讨论就开始了，这些讨论试图寻找一个答案，这个新兴学科该如何从边缘走向主流。
对于学生来说，除了实现某种志趣，还有更现实的问题需要清晰化：学什么？毕业去哪儿工作？甚至，能否进入公务员考试专业目录？
“我们是女性学的学生，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课？”2013年，在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专业大一的《礼仪与修养》课上，学生们针对授课内容发出疑问。
已经是九年前的事了，但李思依仍旧印象深刻。三四十人的教室里，穿着优雅知性的中年女老师放着一页页PPT，标出女性领导者在不同场合下合适的妆容、穿着及仪态举止。几位同学提出异议，“这样的课程背离了我们所学的专业知识”。
彼时，那群大一新生刚刚接触女性学，她们对于自己专业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打破性别刻板印象、成为自己所定义的女性。
老师的态度也很开放。那堂课结束后，班委发放了一份问卷收集意见，系主任和任课老师专门组织了一次开放式辩论会，讨论女性学的学生是否需要学习女性礼仪课程。
在中国，女性学曾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新兴学科。它起步于1980年代，又随着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而落地生根。但它的学科建制在很长时间内徘徊不前。2022年8月底，山东女子学院新增的女性学专业迎来第一批学生，29人，清一色女生。该校女性学教研室主任李桂燕感叹，这“经过了近二十年的准备”。此前，中华女子学院和湖南女子学院分别在2006年和2012年开设了这一本科专业，授予法学学士。
女性学学者常常提及的话题是，如何从边缘走向主流？她们也无法说清，建制与否，究竟哪条路走得通。
“我还以为是淑女班嘞”
家长们常常询问的问题包括：女性学学什么？招不招男生？毕业后去哪里？
“女子院校如果没有女性学专业，就没有抓手。”负责主要申报工作的山东女子学院教授王慧表示。
女性学的学科建设始于本世纪初。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规定，要在高等教育相关专业开设妇女学、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等课程。此前的1998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北京大学在社会学下设立女性学硕士专业方向。
山东女子学院在2003年就设立了女性学导论课程，一门面向所有大一新生的公共必修课。同年，又成立了女性学教研室。
尽管课程建设早有基础，“但关于女性学的研究方法理论还没统一，这影响到专业和系的设立”，王慧说。
师资力量分散也是一大棘手问题。女性学要求老师具备社会性别意识。但这个领域横跨社会、法学等多学科，“老师多来自其他学科专业，有时甚至用男权视角分析女性议题”。
尽管已有两个院校先行设立，王慧还是希望“等到条件稍微成熟”。她希望培养出一批“在观念上不接受传统”，并且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事女性与社会发展工作的学生。
然而，学科设立与否直接关系到人财物资源的获得。如果女性学只是作为一门公共课，教师没有自己专业的学生，专业归属感往往不强。
在教育部门，决定专业是否开设的评估指标多是社会需要。湖南女子学院社会学系副主任孙继静曾参与该校女性学专业的设立工作，她表示，教育主管部门往往更看重“整体目标是什么”以及“如何达成这个目标”。在她看来，女性学如果想成为一门主流学科，就要“达成行政合法性，与社会的发展建设相契合”。若是省属高校，“还须符合高校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
王慧提供的专业申报书显示，该校分别从“上层重要决策部署、促进中国妇女事业科学发展、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服务孔孟之乡山东的地方社会发展及落实女院发展特色”五个方面，论述了设立女性学专业的必要性。
申报过程中，师资问题再次被提出。2021年7月，35位专家对申报书进行盲评，一位专家提出了质疑——要配套一批行业导师。于是，山东女院又聘请了全国妇联的人士和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的教师等，形成23人的行业导师队伍。
为招到第一届学生，2022年暑假，李桂燕和团队在山东各地跑了个遍。家长们常常询问的问题包括：女性学学什么？招不招男生？毕业后去哪里？李桂燕对一位家长的惊愕印象深刻：“我还以为是淑女班嘞。”
教学割裂，就业难度不小
“上一节课讲如何成为优雅知性的女性，下一节课的老师批判，那是对女性束缚的表现。”
女性学学什么？李桂燕介绍，山东女子学院女性学专业的布局，以女性教育研究为中心，突出儿童教育、老年教育和家庭建设三方面，也包括多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
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发现，目前三所院校的女性学专业核心课程，涉及女性学理论、妇女人权、中外妇女运动等。也会有管理学、社会学概论、社会心理学、社会统计学等传统社科课程。
课程设置并非完全自主。“首要参考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在这个基础上，李桂燕等人还参考了中华女子学院、湖南女子学院的“全套人才培养方案”。
一次人才培养方案论证会后，有老师私下表示，“在现在学科发展的氛围下，学校支持了女性学这个小众学科的建设，很了不起。”李桂燕感到欣慰。
也正是因为小众，使得老师们对它的理解各所差异。当这些差异传递到学生那里，则成了某种割裂。
很多人将“行动”视为女性学的核心。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2020级学生孙盼提到系里的一个传统。大一《女性学概论》第一课，老师公布期末考试的第一道笔试题目——预设在火车站等场景下，“用没有接受过社会性别视角训练的人能听懂的话”向大爷大妈介绍女性学。卷子满分百分，这道题占了三四成的比重。
学生要花一个学期时间去思考，该如何让别人了解女性学，“说社会性别、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别人可能听不懂，但你要说男女各占半边天，别人一下就明白了”。
孙盼出生在中部一个小城。高中一次偶然，她读了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那是种“焕然一新的感觉”。高考志愿表上，她把女性学填在了第一位。
2019年4月12日，东京大学新生开学典礼上，著名女性学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上野千鹤子向新生致辞，演讲引发强烈反响。 （资料图 / 图）
在女性比例极高的院校里，孙盼觉得女性学更像是一个短暂的“乌托邦”。同学中，有立志做出一番事业后创设奖学金、鼓励更多人深造性别研究的，也有希望成为大学生村官、改变基层性别不平等现象的。
李思依在2014年和2015年曾相继获得到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和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交换的资格，当时她惊讶地发现，“除了本土实践不同，女院的上课方式和表达的开放氛围，与国外没什么区别”。
但偶尔，老师也会转向一种含蓄的教学方式。湖南女子学院2019级学生武浩岚注意到，在一些活动或教学中，有的话题“最好是关起门来讲”。孙继静则举例，“女性学一定要谈到身体、性等基础性问题”，而这些长期在主流视野之外。这几年，同事们常常对女性学讲什么感到困惑，教材难选，上课往往只能采用“性别平等”“男女平等”等中性词汇。
更明显的割裂感在于专业课程的分化。有时，“上一节课讲如何成为优雅知性的女性，下一节课的老师批判，那是对女性束缚的表现”，孙盼感到迷茫。
有的老师则致力于将女性研究和中国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孙盼记得，一位五十多岁的男老师，想法是“应找到中国本土化的根发展女性学”。他的观点里，男女两性都可以做“君子”，贤妻良母不代表陈腐顺从。
这些割裂最终体现在学生就业上，“学得很杂，不知道毕业后做什么工作”。孙盼记得，老师做过一份对女性学专业看法的调查问卷，大概74%的同学认为，女性学是一个“没有太大市场价值”的专业。
不少同学将目光投向公务员或教师岗位。现实情况是，在公务员考试专业目录上，女性学专业从未进入序列，虽然可以报考社会学专业的岗位，但到了复试环节，面试官常常会困惑于报考者的专业背景。
95世妇会，一块里程碑
自此之后，相关研究从妇联系统向学术系统迈进。
中国的女性学研究在1990年代意气风发。那些在各个高校、学术机构创立第一批女性研究中心的人，都会将1995年秋天视为学科发展史上无可替代的里程碑。
那一年，云南民族大学西方哲学课教师杨国才41岁。她是一位白族女性，男性化的姓名来自父母养育儿子的期盼。
1995年9月，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起初，杨国才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前往北京前，时任云南省妇联主席王义明忽然问，“国才教授也是少数民族吧？也可以就女性接受教育的角度准备一个发言。”
于是，杨国才身着白族服饰，向来自全世界的学者和官员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随着学历不断提高，她身边的女性越来越少。
1995年9月7日，杨国才（右）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一个论坛上发言。左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美国妇女史研究的开拓者齐文颖，她已于2021年去世。 （受访者 / 图）
这次大会让中国的女性学研究者接触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第一任系主任、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王金玲意识到，如果要继续和国际社会进行对话，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专业，“否则只是点与点的交流”。
回到昆明，杨国才开始筹备设立一个研究中心。“必须通过教育，把妇女问题，特别是少数民族妇女的教育问题纳入到高等教育中，使未来的决策者在受教育阶段就武装自己的头脑。”杨国才在云南乡村做过许多深度调研，痛心于做绝育手术的女性数量远远高于男性。
在妇联的支持下，云南民族大学在1995年成立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中心，并在1999年将女性学设为社会学硕士专业方向之一。
95世妇会更重要的意义便在于，自此之后，相关研究从妇联系统向学术系统迈进。据天津师范大学性别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芳琴统计，1999年底，中国高校中有34所成立了妇女研究中心。“这让女性研究能够超越单纯以妇女问题为研究重点，转向研究与行动、理论和实践并行的模式推动学科演进。”王金玲说。
进入21世纪不久，2001年8月，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成立。一众研究者信心满满，期待着更多女性学研究开花结果。那时的王金玲提出，女性研究的核心“并不是研究妇女问题，而是从女性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整个社会”。她甚至谋划在各个学科加入女性的研究视角，计划先从历史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突破。她把经济学视为“最难攻克的堡垒”，“这个学科里女性视角的成果太少了”。
各个部门的重视让王金玲印象深刻。在全国妇联组织的学术研讨会上，她见过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珮云、顾秀莲来听会。“珮云大姐一直强调，在女性学的发展上，一定要建立中国的话语体系。”
王金玲较为骄傲的一件事是，曾经，很多学校都不认可全国妇联奖励的女性学研究成果为部委级别的项目，现在则已成为共识。
杨国才更把女性学所重视的行动性贯彻到底。在担任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时，她多次为干部队伍中的女性问题发声。早年间，杨国才多次建议，县、州、市的领导班子里，最少要有一位女性。
杨国才也意识到，女性干部“选不出来”，还与某些根深蒂固的观念相关。“调研时，我注意到下乡的队伍，往往是三个男干部加一个女干部。老乡们一看到有女性，就会调侃，‘看来今晚你们几位又要做新郎官咯’。”
在之后十多年培养研究生时，杨国才为自己立了一个目标，“要把性别平等观念和一套女性学研究的方法论，带到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去”。
学科化遭遇瓶颈？
“如果只是为了研究而研究，用量化的数据，分析出一个看似正确的结论，对现实没有发挥益处，这样的研究对于学科发展而言是无意义的。”
女性学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各种挑战，比如，究竟是不是一个独立学科。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人口研究所教授、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叶文振还记得，2004年，他到上海参加全国女性创新课程研讨会，与近百名学者就女性学学科建设与创新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之后，他在《是情绪化的性别遐想，还是规范化的学科建构》一文中，对热衷学科建设的学者“泼了点冷水”。那时他认为，过高的建设热情和颠覆已有知识体系的期望，稀释了女性学的系统建构——如果清点这个学科，“几乎全是其他学科的舶来品”。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赵叶珠曾撰文分析马里兰大学女性学系的课程组成，该系本科课程中，基础课程涉及女性学导论、女性主义教学法、对工作场所的女性主义分析等。另外，还有三个方向的跨领域选修课程。赵叶珠认为，这对中国女性学发展的启示之一是，“课程内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与社会发展紧密相随的”。
现在叶文振的观点发生了转变，“虽然在学科建设上还没有形成共识，未能把所有力量都整合起来”，但经过这些年，不管在教材建设、师资共享、人才培养，还是社会需求上，“女性学都在往前走”。
杨国才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一定要有实体机构，有老师、学生、教材，才能把一个学科撑起来。”
2020年9月16日，21世纪人类消除贫困事业与妇女的作用——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暨全球妇女峰会5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时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远程发表致辞。 （视觉中国 / 图）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王俊曾在论文中总结五种女性学的学科化路径，分别是向成熟学科渗透，比如在社会学硕士中设立女性学研究方向；独立的女性学系；建制上“虚”，行动上“实”，如2000年7月大连大学成立的、由学者李小江领衔的性别研究中心；国际合作办学；跨学科建制。
不过，按照王俊自己的说法，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随着李小江的离职而“难以评价”；跨学科建制的尝试，随着天津师大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10年回归“虚”体而告一段落；国际合作办学这条路，众多学者表示“也不好走”。
杨国才的体会是，专业的资源与校领导的重视相关，“有女领导时，对这个专业是最重视的”。杨国才曾希望在学校内继续组建一个女性干部培训学院，但最终未果。
而成立独立的女性学系，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就业。“女性学专业为什么没有推开？单独设立的女性学专业学生就业面如何？这是校方肯定会考虑的问题。”王金玲说。
杨国才和王金玲都觉得，女性学发展的势头的确在减弱。
孙继静最直观的感受是，在大型学术竞赛上“很难取得成果”。2021年，在某次比赛的评审答辩中，一位校级评委指着她和学生做的性别平等教育项目问道，“这有什么实用价值？”
一次研讨会上，王金玲曾提出女性学发展遇到了瓶颈，其中包括学术研究的转向，“女性学是一门行动的学问，如果只是为了研究而研究，用量化的数据，分析出一个看似正确的结论，对现实没有发挥益处，这样的研究对于学科发展而言是无意义的”。
最早一批女性学研究者如今已相继退休。王金玲开玩笑说，“青年学者是从学校到学校，学术功底很好，但和我们这一代不同的是，他们缺乏社会阅历。”
王金玲也注意到，一些关注女性研究的部门，关注的重点也从妇女问题转变为家庭问题。
如何让女性学回归主流？杨国才认为，还是不能回避行政逻辑，“在建制上下功夫，不要空喊口号”。
一切依旧任重道远，研究了一辈子女性学的杨国才，最近希望给4岁的孙女种下性别意识的种子。一天，她给孙女讲了一个与性别有关的故事，讲完后，她说，“杨老师讲完了，现在请小杨老师复述一下这个故事。”
“奶奶，我不是小杨老师，我是小李老师。”杨国才的先生姓李。
那一瞬间，杨国才再次意识到，社会建构的潜移默化。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李思依、孙盼、武浩岚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