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不管是放烟花还是连坐，因为人大法工委的一些参与都成了热门话题，其实能否落地，落地是不是就是最优解，都存在很大的悬念。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法工委自己露脸了。
确实，不管是法工委，预算工委等等人大的下设机构大部分读者估计确实也陌生，毕竟他们不直接行政。
先说说烟花的事。
真的是所谓懒政才不让大家放吗？真的是环保压力泰山压顶了吗？我觉得倒不如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全社会的“既要又要还要”心态作祟，大家接不接受普遍性放开、燃放自由后带来的副作用，幻想一种“我就在楼下放放能出什么事”的不切实际理想状态。
我就亲眼目睹过一个穿天猴除夕夜烧掉一栋楼的事，万幸没有人员死亡。
这些人身与财产损失，燃放人自己与其监护人能否负责？万一找不到责任人怎么破案？如果要给当地政府定个负面指标，定多少合适？如果又回到了生命无价的路子上，那就老老实实都别玩。连安全生产责任事故都可以分级管理，因公殉职也有明确的抚恤金额标准，没有什么不可以，更不应该被一些莫名其妙的政治正确搞得左右不是人。
“大家都是自己的第一责任人”，2023年我想已经不用我再给大家讲一遍。
毕竟中小学春游怕出事故可以不游，烟花当然也可以不放。如果凡事都是一种无限责任心态，那就别干了，满大街都是有限责任公司。
站在我的角度，由燃放者个人行为造成的后果，“谁家孩子谁抱走”，政府应该着重管理的是销售与生产端，再就是防范祭祖导致的森林火灾。毕竟仓库炸了与自己玩脱造成的损失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甚至可以考虑烟草管理，一定年龄段不能买，危险性达到一定程度带身份证来买，这些都比大年夜傻乎乎守着一帮巨婴强。
这里就再多说一句，媒体在烟花燃放的问题上往往存在左右互搏，一边是传统节目——哪里又有个小学生炸断手指炸瞎眼了，另一边自然又是“批评懒政”。
以我的经验，“脱离群众”这种大帽子确实谈不上只有上访户不知道选反映问题类型的时候，才算是个万金油答案，但“脱离基层”这是体制内普遍存在的现象，既有真不知道实际情况，也有装不知道实际情况的。一级勤务加强的除夕夜到底能有多少人在岗，又有多少危险的苗头被掐死在萌芽阶段，大家问问身边派出所、街道、城管的朋友就有数了。
讲个鬼故事，不少地区疫情期间超负荷工作画的饼还没兑现呢，所以都现实点。
想要燃放自由，先从社会舆论做起。说句难听的，22年初的俄罗斯觉得自己死不起人只能速战速决，23年末的俄罗斯人觉得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大不了打到与另一场冲突相连。肉眼可见的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美好的憧憬都要让位于解决眼前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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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再说几句连坐，其实这事不复杂，就拿个眼前的例子来说，到底缅北遣返了多少嫌疑人与通缉犯？离我们掌握的总数还差多少？我想参与的朋友们都知道还不到开茅台的时候。起码周围几个兄弟单位都在研究仍然在逃的人员去向，通道，第三国等等问题，就凭这一点，就应该知道强度还不够还要加码。
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连坐，我不知道能有什么简单有效办法解决问题。话又说回来，博尔顿能主导扣孟晚舟我们凭什么不可以，真要是能根治电诈，别说是“博尔顿”你就是“内塔尼亚胡”也不是不可以啊，有的漂亮话是说给别人听的，真自己信了迟早房倒屋塌。现实中不过是你说我不能连坐，所以我再多费时费力点，搞个“帮信”嫌疑或者其他的程序来达到“连坐”的实际效果。
实际生活中，由于家人的过错导致自身发展受限的例子是很少见的。尤其是类似交通过失造成人员死亡这种，基本不影响，如果影响了其实应该考虑是不是别的因素套了这个理由。这里也可以分享个真实故事，爷孙三代都因交通肇事造成严重后果被处理过，是不是能证明这家人可能八字就缺车？站在常理来看，他家就不该有驾驶证，但实际上没有理由不许人考，所以也只能是希望重孙辈有所改变了。
也有声音借连坐扯到政审，认为应该取消政审，我想说政审只会越来越“大数据”越来越贴近真实情况，而不是跑去派出所盖个章走程序了事。基本可以判断，这种“呼吁”会在组织部门那踢钢板，也不是谁都惯着大v与网民。舆论这个东西有用但从我的视角，有限。以色列已经替我们证明了到底什么是成事的关键。
最后我想说，当我们看到美国最高法六比三守门的时候，或许也该环顾下，随着时代的新陈代谢生老病死，或许全球都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有弄潮儿，有人随波逐流，有人刻舟求剑，但不管什么意识形态与初心，最终都是熬出头办成事才有权定义别人这个冒险，那个机会，谁又是麦卡锡谁又是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