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中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的需求曾似乎永无止境。中国饮酒者如此喜爱来自澳洲酒体饱满的红葡萄酒，以至于许多葡萄园把它们种植的白葡萄换成了颜色更深的品种。葡萄酒厂甚至恢复了使用软木塞——而不是更方便的螺旋盖——封瓶，就因为中国消费者喜欢。

但后来，一切都完了。

2020年4月，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莫里森呼吁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独立调查。中国政府非常愤怒，谴责那是推卸防疫责任的“政治操弄”，并动用了本国巨大的经济实力予以回应。

中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了惩罚性关税，后者最大的海外市场几乎立刻消失。征收关税后的2021年，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葡萄酒销售额暴跌了97%。当地酒厂的储罐里装满了卖不出去的设拉子和赤霞珠葡萄酒，压低了红葡萄的价格。

澳大利亚的葡萄种植者仍在蒙受损失。今年对红酒的需求更低。他们面临选择，要么亏本出售葡萄，要么不采摘，将成本降至最低。像毛偌·特拉瓦廖内这样的葡萄种植者甚至对自己家族企业的未来产生了怀疑。

特拉瓦廖内53公顷的葡萄园在阿德莱德郊外，位于澳大利亚河地产区，自从关税生效以来，他一直没有生产任何批发用红酒。去年，他将自己种植的红葡萄卖给了其他酒庄，尽管勉强够本，但还是让他感到幸运。

“每天都是一场斗争，”特拉瓦廖内说，“让人不得不认真考虑：继续干下去值得吗？”自从他父母1966年在南澳大利亚州的乡村小镇怀克里买下了一个小果园以来，他和家人一直住在那里。

中国刚开放市场时，北京曾把准入当作胡萝卜。现在中国经济已稳居世界第二，失去有14亿消费者的中国市场的威胁已是没有哪个国家或行业承受得了的大棒。

中国通过阻止进口台湾的菠萝、苹果和鱼对台湾施加政治压力。立陶宛向台湾示好后，中国对这个波罗的海国家实施了非正式的贸易封锁。

近几个月来，中国已在外交上采取了更为温和的态度，激发了澳中贸易关系可能会得到改善的乐观情绪。去年11月，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20国集团会议上举行了会晤。一个月后，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成为四年来首位访问中国的澳洲高级外交官。双方同意就贸易问题启动对话。

但仍有许多纠纷需要解决。澳大利亚呼吁开展新冠溯源调查后不久，中国商务部对澳大利亚是否人为压低价格向中国倾销葡萄酒启动了一项调查。2021年3月，中国对装入2升及以下容器的澳大利亚进口葡萄酒征收高达218%的反倾销税，征收期限五年。

惩罚性措施并没有就此结束。虽然没有对大容器运往中国后再进行分装的红葡萄酒征收反倾销税，但澳大利亚农场主说，他们的货物经常在中国港口滞留好几个月，无法清关。中国还禁止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大麦、棉花、龙虾等其他产品。

中国曾是澳大利亚葡萄酒的最大买家，占澳洲葡萄酒出口的40%，但现在的购买额已降到了第23位，排在瑞典和菲律宾等国之后。这对澳洲葡萄酒行业来说是个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自从2015年中澳两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后，该行业已对优先事项进行了重新调整。

据澳大利亚葡萄酒协会的数字，由于中国购买的澳大利亚葡萄酒约95%是红酒，河地产区的种植者已在过去十年里将赤霞珠、设拉子和梅洛葡萄品种的种植面积增加了近650公顷，尽管用于葡萄种植的土地总面积有所减少。

“我们受到了中国的诱惑，”蒂姆·惠特斯通说，他是南澳州立法院代表河地的议员，这是该国最大的葡萄产区。他估计河地产区今年有一半红葡萄不会被采摘出售。

“我们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中国篮子里了，现在反被咬了一口，”惠特斯通说。

妮基·帕兰是一头扎进中国市场的澳大利亚酿酒师之一。她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从2014年开始将瓶装葡萄酒销往中国，生意最好时销量曾达到每年逾200万瓶，约占她业务的90%。征收关税后，她的生意消失了。

她尝试过不受关税影响的产品。最初，她制造过伏特加和白兰地等烈酒，甚至尝试过制造西柚气泡水，但这些产品都卖得不好。澳大利亚为遏制新冠病毒采取了禁足措施后，她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待在家里很难兜揽新生意。

最终，她在墨尔本开了一家品酒室，将销售重点转向澳大利亚国内。现在，她的大部分销售额都来自国内。她说，她一直在寻找其他海外市场，“但没有一个市场能在数量上取代中国。”

尽管发生了这一切，她还是认为问题不在中国，而是澳大利亚的上任政府缺少娴熟的外交手段。“我们公开羞辱中国，在我看来，我们不该那样做，”她说。

澳大利亚的痛苦仍在加深。企业集团美誉酒业已告诉它在河地产区的合作葡萄园，今年生产更多的红酒只会进一步压低明年红葡萄的价格。

美誉酒业表示，公司将不按照一份多年合同购买更多的红葡萄，而是要解决供过于求的问题，公司会付钱给“封存”葡萄园的种植者，让他们将葡萄藤置于休眠状态，今年不生产葡萄出售。美誉酒业还提出付钱给种植者，让他们将红葡萄藤换回白葡萄藤。CCW合作社的商业经理梅兰妮·卡尔加斯说，她以前从未听说到过这种建议，该合作社由河地产区的大约500名葡萄种植者组成。

“这些都不是有利可图的选择，更像是停滞不前的选择，”合作社成员威尔·斯文斯特德说，他在河地的欧弗兰德角拥有一个种植园。

斯文斯特德选择了不采摘他种的红葡萄。他说这很令人失望，因为他在过去五年里为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在种植设拉子品种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与该地区其他农场主相比，他的日子好过点，因为他还有种植西瓜的生意，他说。

经营农场从来都不轻松，容易受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的影响。但种葡萄是特拉瓦廖内注定要从事的事业。他的父母出生于意大利葡萄酒酿造世家，在20世纪50年代来到澳大利亚。他一直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朝一日会接管家族农场。

但现在55岁的特拉瓦廖内正在重新考虑这是不是他想让孩子们过的生活。关税并不是唯一的挑战。今年雨季的降雨不同寻常地多，导致附近的墨累河出现泛滥，潮湿增加了农作物病害的风险。肥料、运输和其他经营费用的成本也在增加。

他儿子表示对酿酒感兴趣后，特拉瓦廖内反而鼓励儿子去探索其他职业。他儿子明年将在大学读机械工程学。

“这让人很伤心，”特拉瓦廖内说。“很难鼓励年轻一代进入这个行业。”

最近，他得知他的邻居决定退出行业，这名邻居是第三代葡萄种植者，已将农场上市出售。特拉瓦廖内说，就连退出这个行业也不容易，因为有许多正在出售的葡萄园，但没有买家。

“如果这种情况再持续两三年的话，许多种植者就会退出，一走了之，”他说。“没有指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