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红色商业片导演黄建新，
之前是个什么样的导演？
如果你在近十年间常常观看主旋律红色史观商业片的话，应该会留意到一个叫做「黄建新」的人，常常出现在片头的演职员表里。在这些影片里，这个名字之前的 title 通常是「总导演」或「总监制」。
黄建新导演在创作我们熟知的红色史观商业片之前，他的作品常常带给观众一种 80 年代国产 cult 电影的最初印象。 黄建新导演的八十年代三部曲
《黑炮事件》与续作《错位》两部作品 ，其中不乏大量运用恐怖片元素、包豪斯式的场景设计、韦斯安德森式的对称构图以及极具戏剧化的灯光光效。在电影《埋伏》中，黄建新用了冯巩和江珊这一逗一甜做男女主角，却仍能拍出一种等待戈多般的荒诞与悬疑并存的气质，其世界观塑造的能力可见一斑。韦斯安德森式的对称构图
在吴天明导演带领，以西安电影制片厂为发起点的这批第五代导演之中，除了黄建新以外大多都是奔着乡土来拍的，唯独他热衷聚焦于城市。黄建新在 90 年代初期留澳归来，在商业化浪潮兴起的国情下六字宇宙慢慢成型，城市百态三部曲由此而生——除了本期以邻里纠纷为主题的电影《站直啰、别趴下》（1993），还有讲单位政治的《背靠背、脸对脸》（1994）以及讲平民互害的《红灯停、绿灯行》（1996）。该系列之后的两部电影解读也会在别的电波「魔幻90」系列节目中持续更新。 《站直啰，别趴下》的蓝光版封面
这次的「魔幻90」，我们就从黄建新的 90 年代「城市百态三部曲」的第一部——《站直啰，别趴下》开始，以影片中的一些视觉符号的隐喻作为线索，进行一次拉片。
从符号学的层面来解读，导演在片中多次采用不同的方式玩剧透，这些不起眼的设计足以在观众心中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与暗示。刚搬来的高作家走在一条很宽的路上，却被两个玩呼啦圈的小孩挡住。“两个”小孩暗示着高作家将来面对的际遇，另一方面呼啦圈本身具有的特殊时代背景，以及自身存在感强的特点暗示着未来二人占据了本不该属于他们的空间。 拍摄警察局时，取景出现了青岛的标志建筑圣爱弥尔教堂，并加入了钟声敲响的音效。 可见除了构图美观外，确实多了一层象征意味在其中。 这部的电影从始至终布景都很虚幻，小成本棚拍戏份占大多数。室内处理少见自然光，大多使用舞台光（《错位》中一脉相承的光效处理方法），置景更是有许多简陋之处，但也因此塑造出一种独特的荒诞性美学风格。冯巩饰演的知识分子高作家刚刚搬到作协分的住房，第一个见到的入场 NPC 老孙头是原著外特别设计的人物，导演以此方法引入了未出场人的背景——体制内官员刘干部与小市民张勇武的两户邻居。 小市民、知识分子、体制内官员三人同框
黄建新有个特点，他的都市生活三部曲里面，身份先于个人，这一点是和王朔系电影是十分不同的地方。王朔系的电影，个人先于身份，比如说杜梅方言，它首先是女人和男人，它的护士身份和城南文化馆职员身份是附庸，可以换掉。但是黄建新的片子，冯巩首先是作家，刘干部首先是干部。这跟黄建新一直探讨的东西有关系，他对体制身份对个人身份的束缚、引导、哺育、包裹与互动十分感兴趣，也就是屁股是如何决定脑袋的，这个故事的走向，也正是身份利益成为了最主要的引导力量。第一次矛盾发生后，酒醉的张勇武来到高作家家中，带出了人物前史 “刘干部是四人帮的爪牙” ，这样的文革语言在电影中屡见不鲜。刘干部政工的职位在文革时期是可以决定人生死的职位。而根据张勇武的言行则可以推断，他跟造反派是有一定距离的，更像是社区文化下成长的工人阶级家庭孩子。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代背景，当时的人们习惯性用宏大叙事来解释日常生活中的琐事
第二次矛盾时张永武一家动用文革式手段，用“你是个特务”批倒批臭刘干部，刚好激怒了在文革时期有这种群众口碑的敏感性的刘干部。 “我这个人吃亏就吃亏在太听领导的话了。”
秉持着“不兴自由主义”原则，可见刘干部还活在之前的精神世界中，没有跟上社会发展的节奏。张勇武响应国家号召，放下工人阶级架子，当上了龙鱼公司总经理 这里不得不提到风靡 90 年代的龙鱼热——亚洲龙鱼、金龙鱼，学名美丽硬仆骨舌鱼，这在当时是如大哥大一样的身份象征。这种鱼养法讲究，只能缸养，喂食小鱼，并且有严格的品种等级划分。九十年代的财富象征：龙鱼
龙鱼的价值是完全依靠时代改变而产生的，而张勇武嗅到的商机，很大一部分也是玩出来的，这样的行为放在之前是属于玩物丧志的。张勇武面临“要媳妇还是要鱼”的困境而与妻子吵架的消息传入了其他两户人家中，由此事也可见高作家和刘干部二人对妻子完全不一样的沟通态度。刘干部的媳妇更类似传统劳动女性附庸于丈夫，而高作家妻子则展现了知识女性追求独立的一面。高作家一句“以后咱俩要打起来，你能像张勇武他老婆那样对待我吗？”反映了他作为知识分子内心对于传统妻子的向往。 接下来的一个镜头，拍高作家用老孙头的打气筒给自行车打气被要钱，这里可以明显的看出导演在有意将这些元素进行融合，一方面变现了经济浪潮下人们消费观的改变，另一方面也暗示着两性关系的变化。刘干部为了复仇让自己的女儿小美当间谍潜入张勇武家搜集行贿的证据，却因为女儿收到张勇武送的一套衣服就理所应当的认为自己的女儿受到了侵犯。刘干部无法理解消费主义于这个时代的改变，由于物质基础导致的不信任使他甚至对自己的女儿物化。处女膜完好证明
见了处女膜完好证明的刘干部为了给女儿道歉，购买了一辆超出自己支付能力的自行车作为补偿，同时商场中响起《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背景音乐。因为金钱的出现，暖光下家庭其乐融融的温馨场景也显得诡异。
90年代初期的服务员戴绶带，以体现当时消费具有的独特仪式感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在拍摄舞厅的场景时使用的背景音乐是 Cyndi Lauper 1983 年的新浪潮音乐《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 「女孩只想找点乐子」这在 1980 年代初期女性意识开始抬头的社会氛围中，具有独特的时代意义。舞厅中一闪而过的松下卡拉OK企鹅吉祥物
收购草鱼事件，捞鱼的行为明显指代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全民捞钱浪潮。张勇武号召全楼捞鱼的行为是先富带动后富的生动体现 。在这一次的浪潮下，刘干部的观念悄然发生改变，只有高作家仍保持着所谓的气节和固有观念，殊不知在全新的生产关系之下的知识已经不似曾经那般重要。 裸体打火机，暗喻干部自己也扯下了遮羞布
在金钱的浪潮下，「第三次国共合作」开始了。刘干部和张永武的矛盾从「阶级矛盾」变成「人民内部矛盾」，官商开始勾结 ， 权力与资本联姻。那一晚，高作家在百叶窗的光效下辗转难眠，他看着象征这知识分子身份的黑框眼镜和自认为本不该属于自己的十块钱陷入了沉思之中，这是这部电影第一次表现人物独处时的内心思考—— 他被整个楼和这个时代抛弃了。导演黄建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独立人格，他的价值观永远取决于别人对他怎么看。”
回到这部电影的片名《站直啰 别趴下》，最直接的指代便是高作家本人。在这些被时代裹挟的人之中，每个人的姿态都不一样。相比于其他两户，唯有高作家最有这般思虑，这是一部知识分子的自觉电影。在原本已经归于平淡的剧情接近尾声，然而故事并没有甘于在这里结束，张勇武为了风水与高作家换了房子，资本家最终露出了本来的面目， 叫上自己的一众 homie 砸了高作家的墙 。在最后为了送别高作家夫妇二人，市民警察知识分子艺术家各类人欢聚一堂。不料摄影师在按下快门时踩到了小美之前无意间扔的香蕉皮，留下了一张全场人歪掉的合影，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著名的喜剧表演艺术家托马斯慢博士有言：“谁不爱看别人倒霉啊。”
导演非传统地使用突发事件做为结尾，在观众看来是一种让人不太舒服的戛然而止。但事实上，众人的欢乐其实早就没有了。用一张歪掉的合影撕开温情脉脉的外衣，生活也正是这样不断继续下去。紧接着的便是恐怖片似的片尾曲，这与最后一场戏成为一个紧密的整体，通过不适感制造引发观众深思的结局。相比于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左邻右舍》，导演黄建新添加了更多的文革式语言在其中。这是一个无法平移到其他年代的故事，文革创伤的暗线与市场经济浪潮的明线交织在一起，在时代变化的冲击中，曾经的因才得以变成今天的果。神话故事是人们对于世界的一种理解，常见的编故事方法都是在重复神话的逻辑，人们习惯于有因有果的叙事，而黄建新的作品却一直在有意模糊掉这一点。 第五代导演手记中曾写道：黄建新写“小人物”不含有同“大人物”对抗之意，而是因为“小人物”更具“日常性”，他们的生活“更体现了民族文化的根茎”，“小人物”成为文化剖析和社会剖析的一种视角。由这种写作动机出发，黄建新不打算无条件地对“小人物”给予单纯的同情和讴歌，宁愿让他的角色们处于“尴尬”的境地。 黄建新用一种冷峻的态度观察并表达着一切，并不会对人物作出共情或者嘲讽，与人物的距离其实很远。他拍摄种种小人物被裹挟之下的闪光点，但却并不给予他们实质性的改变与圆满结局，这也更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 正视人的复杂性，人物是复杂的而不是站在道德高地来评判的。黄建新用这部作品反思时代与人性，更警醒着时代浪潮之中的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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