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乾坤丨资产阶级国家形式的拜物教批判

国家衍生论争参与者一再回到的一个思想家，就是苏联早期的法学家帕舒卡尼斯（1891—1937）。帕舒卡尼斯在1927年出版的《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研究的经典，然而作者在1937年殒命于政治运动之中，也使得这本书被封存了整整三十年。1967年，《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重新以德文出版，对当时西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重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帕舒卡尼斯的思想，从两方面深刻影响、 推动了国家衍生论争的深入：一方面，帕舒卡尼斯提出了如何理解资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形式外表的问题。另一方面，帕舒卡尼斯对国家形式的研究，建立在对商品形式内在逻辑的研究之上。我们具体来看帕舒卡尼斯这两方面的贡献。

（一）资产阶级国家形式问题

国家衍生论争的参与者，几乎都提到了帕舒卡尼斯1927年在他的 《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提出的关键问题：“为何阶级统治没有停留在它所是的东西之上，也就是说，一部分人民在实际上屈服于另一部分人？为何它要采取一种官方的国家的统治形式，或者为何同样是这一形式，这一国家强制的机构没有变成统治阶级的私人机构，为何它同后者分离开，并采取了一种非个人的、和社会分离开的公开权力的机构的形式？”① 

在由恩格斯加以阐述，列宁进行系统化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些论断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帕舒卡尼斯在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的话，那么为何在资产阶级国家之中，其统治形式并不表现为赤裸裸的阶级压迫，反而以民主、平等、 自由为价值追求，以法治、宪政统治方式了呢？资产阶级的国家为何表现出这样的形式？其实帕舒卡尼斯所提出的问题，在列宁1917年《国家与革命》一文中，就已经用另一种方式提了出来。列宁在阐述他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理解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民主共和制是财富和资本无限权力的最好的外壳：“‘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②但是，列宁并未深入阐释这一机制究竟如何发生作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帕舒卡尼斯所做的理论工作是对列宁这一判断的深入阐发。

帕舒卡尼斯所提出的问题，在20世纪60—70年代福利国家的大背景下，显得尤其生动。因为资产阶级国家那一套文明的外壳有史以来表现得尤其清楚，资产阶级国家形式似乎已经穿上了圣洁的外衣，一种意识形态的霸权被确立起来。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传统的国家理论面对最新的国家形式已经难以令人信服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解释当前的这种国家形式。也是在同一历史语境中，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提出的一个非常类似的问题。德波认识到，在全新的资本主义政治景象中，资产阶级国家似乎具有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国家形式的另一种外壳。在前资本主义的“静态经济”中，国家还只是一种阶级压迫工具，然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首先以经济发展作为控制社会的原因和结果的阶级，“在‘物货通行，放任自流’时期已把自己发展成为资产阶级自己的国家的现代国家，最终在经济过程的计划管理中，作为一种中心力量脱颖而出”③。德波把握住了他那个时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全新特征。当独立的经济理论占据整个社会的统治地位并渗透到全部国家机构之中时，这种国家的合法性也被重新奠定，似乎不再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是和经济过程一起，具有了某种“天然的”合法性。所以，究竟如何理解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外表，这种将合法性奠基于经济过程之中，采取平等、自由、民主的外在特征的政治外壳，就成为由帕舒卡尼斯揭示，由国家衍生深入阐发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种全新的资产阶级国家形式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内在机理呢？这种 “资本关系”又是什么呢？帕舒卡尼斯在他最著名的作品《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中作出了解答。

（二）商品形式与国家形式

《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一书中的基本观点，就是商品形式决定资产阶级的法律形式，而法律形式则与国家形式密切相关。第五章，即 “法与国家”。法律问题素来和国家问题绑定在一起。如果说法律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是商品形式的意识形态反映，那么国家也必然和资本主义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帕舒卡尼斯在国家理论上的探索，在内在逻辑上与对法律形式的探索完全一致。恩格斯认为国家起源于社会的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是帕舒卡尼斯认为分析到此是不够的，而是要继续追问国家“这一意识形态是如何产生的”，以及“阶级统治为什么使用这样的方式”④，换句话说，单单解释了国家起源于阶级矛盾，是一种阶级统治工具是不够的，还要追问的是，统治阶级为何采用了一种特定的文明的国家形式。

在这里，帕舒卡尼斯初步揭示了国家形式产生背后的机理。资本主义时代所采取的国家形式，之所以区别于既往以自上而下的权力统治的国家，就在于，这种国家中，权力的主体，专断的力量，完全是借由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行为中“自发形成”的。国家的权威源自于市场，源自于每一个市场的主体及其市场行为：“在社会成市场的范畴内，国家机器的实现表现为一种非人格的意志集合、法治等等。在市场上，每一个买家和卖家。如我们所见，都是最卓越的法律主体。”⑤所谓主体，恰恰是市场活动中，交换行为中的自由意志，这种自由意志与外在的权威天然相对，如果外在的权威干预了市场，那么“交换价值就不再是交换价值，商品也就不再是商品”⑥。 

接下来帕舒卡尼斯道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机制的根本内涵：“在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中，对一个人，一个具体的人的服从意味着对一种专断力量的服从，因为这与一个商品拥有者对另一个的服从是一样的。……资产阶级思想把商品生产结构误以为是适合于每一个社会的永恒的、天然的结构，因此把抽象的国家权力认为是每一个社会的附属物。”⑦帕舒卡尼斯进而做出了如下判断：“宪政国家是一种幻境，但却十分符合资产阶级，因为它取代了消亡的宗教意识形态，在大众眼中遮蔽了资产阶级的霸权。宪政国家的意识形态比宗教意识形态更加有用，因为，它没有完全反映客观现实，只是建立在这种现实之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权力作为‘集体意志’，作为法治，只有待到社会呈现为市场形式时才能实现。”⑧和法律形式一样，国家形式也是由商品形式“推演”出来的，是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必然结果，是其外在保障。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中，深刻地刻画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层次，指出了意识形态超出观念之外的作为治理和规训体系的结构，并认为这一结构恰恰构成了生产条件（生产力和现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工具。⑨然而在国家问题上，阿尔都塞尽管指出了国家作为“国家机器”的权力体系，却没有像帕舒卡尼斯一样，追问资产阶级国家形式这种意识形态是如何产生的。 

大体来看帕舒卡尼斯的论述还很粗略，他尽管提出了问题，并给出了解答这一问题的大体方向，却并未深入阐发商品生产和交换和国家形式之间很多具体的问题。这些问题，被三十年后国家衍生论争中的学者们回答了。

Evgeny Pashukanis

国家衍生论争在西德前后延续七八年之久，有大量观点涌现出来，这里我们围绕三个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一个概述。

（一）资产阶级社会的二重化与国家的平等表象

针对穆勒和诺伊西斯没有 对 资 产 阶 级 社 会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①的内在矛盾如何推导出国家形式进行具体阐述的不足，柏林自由大学理论研究小组“阶级分析”项目首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他们给出的答案是：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必然结果，是资产阶级社会向社会和国家的二重化。这具体表现为：“特殊的个体聚集起来的社会、普遍性，获得了在建构起社会的私人的总体之外的一种独立存在。这就是社会向社会与国家的二重化。所有共同的利益都被从社会剥离出来，社会成员独立性也被剥夺，作为与社会成员相对立的普遍的，由国家代表和追寻的利益。”②这里，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所论述的市民社会向国家的二重化，以及由巴克豪斯和莱希尔特强调出来的商品的二重化概念再次出场。将价值形式辩证法中的二重化问题运用于对国家的分析之上，在穆勒和诺伊西斯那里就已经成为一个方法论的起点，这一方法论起点，在国家衍生论争的不同观点上都有所体现。③但是，要指出的是，这只是一个起点，在这一起点上对国家问题的推论方式，在论争的参与者中则各有不同。 

资产阶级社会向国家的二重化，其根源就内在于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矛盾之中。因为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生产的社会性发展决定了共同的任务与利益，这种社会性特征是商品的私人所有者所无法独自完成的。所以，资产阶级国家的两个功能在这一过程中就被勾画出来：生产资本的一 般生产条件的功能，和通过运用经济之外的力量来维护资产阶级秩序的功能。④这其实就是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内在的矛盾，它一方面是为满足私利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之中，本身有要求普遍的利益来作为这种私利的外在保障，国家也就因此产生。但是，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 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究竟是如何展现的，换句话说，这里所指的“社会”概念究竟是什么？阶级分析项目小组并没有将“社会”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而是将其是做一个固定的国家区域内的人口集合特殊的社会结构化。这种社会的结构化又是什么呢？ 

乍一看来纯粹由个别的私人的聚集组成的集合体，其内在联系的建立，就在于通过商品的相互交换而建立起的自我劳动结果的相互的实体化联系。对“个体商品占有者”和“个体商品生产者”概念的使用本身， 在阶级分析项目看来就已经包含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推论，也就是说，社会二重化和国家特殊化的必要性的推论，建立在简单商品循环的系统层面之上：阶级分析项目进一步论述，只有在简单商品循环的系统范畴的条件下，个体商品生产者和商品占有者才同时发生。作为对劳动对象化手段和工具的私有者，以及作为对自己劳动结果，即商品的所有者，只有在 W-G-W 的循环过程中才能占有作为使用价值的其他人劳动的结果。⑤于是，社会成员的利己性之上，因为生产和交换的社会性质同时生发出对共同利益的诉求。这种共同利益，就是商品之间等价交换关系之上建构起来的。等价交换原则所构成的私人间的共同利益，就是一种 “社会再生产的普遍的框架性条件”⑥，国家的产生，就是为提供并保障这一条件。 

从市民社会内在矛盾中推导出国家存在的必然性，这种思路我们其实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探讨，以及青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对市民社会的内在分裂，即公民和市民的二分中，都可以看到。阶级分析项目在这一问题上的独特之处，就是将其回溯到具体的商品形式、简单商品流通，特别是等价原则的条件下，更进一步阐发了 “社会”向“国家”的“推论”。

但是，这种国家衍生方式的问题也是明显的，弗拉托沃和胡伊斯肯就指出，它将国家视作生产和再生产的一般框架条件，这种保障等价原则的国家是服务于公益的，然而它却没有解释清楚为何劳动力的所有者——无产阶级在其利益被损害的条件下，却仍接受这种国家形式的原因。⑦弗拉托沃和胡伊斯肯基于《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收入来源的三位一体公式之上的“神秘化”过程⑧，分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表象的形成过程。通过劳动力的价值转换为劳动的工资，剩余价值转换为利润，利润转换为收益和利息，剩余利润转换为地租，通过这些神秘化过程，私人所有者在这一表象上建立起了平等、自由和独立的现实表象的领域，在这一表象之中，就隐藏着资产阶级国家展开的可能性。⑨阶级结构是财产和占有以及雇佣劳动和资本对立的结果。但是在社会化的形式之中，在商品交换、货币媒介和工资形式等等的形式之中被神秘化了，所有这些不平等似乎都具有了平等的表象。这就是劳动力商品所有者也就是工人阶级尽管遭受剥削压迫却无法认清其本质的原因。他们都被戴上了“公民”的面具，似乎在实质上也都是平等的 了。在马克思“神秘化”分析基础上，弗拉托沃和胡伊斯肯假设了由劳资对立的阶级关系建构的生产方式，和作为市民活动领域的社会塑形（Formation）之间的关系。二者一个是深层结构，一个是表象。它不仅建构起无产阶级虚假的意识，也塑造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日常生活。资产阶级国家因而就是虚假的作为表象的公共利益的产物⑩。

（三）在积累理论之上的国家衍生

相对于布兰克等人对法律形式和财产权的强调，国家衍生论争的另一位重要参与者艾尔玛·阿尔特法特，主要侧重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积累理论和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角度分析国家形式产生的根源。在《论国家干预主义的若干问题》一文中，阿尔特法特认为，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对于分析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有着极端重要的价值，如果资本增殖不能够得到保障的话，财产和占有权就不能够在政治上被保障，从而失去了经济上的意义。在这种条件下政治就首先不是限制经济秩序的基础，而是更多干预经济的过程。这里显示出的是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在国家对其存在的形式保障和利润下降趋势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也就是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周期性来临，国家往往会从一个守夜人的角色转变为一个干预者的角色。从维护秩序，到干预过程。一方面，在积累过程中，对国家保障是有限制的，政治的努力是有规则的。另一方面，政治体系必须采取相应的手段，从而有能力从政治上干预使资本。 

阿尔特法特的理论任务，就是要从资本主义再生产结构和过程出发来研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以政治的方式表现的阶级关系，以及在其中国家功能是如何被规定的⑯。阿尔特法特首先从“资本一般”、总资本和个别资本的关系出发，指出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所指的都是总资本的运动规律，而非个别资本的运动规律。但是个别资本的活动提供了总资本的存在条件：一般剥削条件、同等剩余价值率和平均利润率。个别资本间的竞争，因此就是资本内在规律展开的形式，它不是单纯的同时与内容相对的工具，而是“现实的概念上被把握的作为总资本的资本形成的必然环节”⑰。国家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内在需要之中，这是阿尔特法特的基本观点。宽泛地讲，这种资产阶级社会的“二重化”是国家衍生的一般观点，这一观点在阿尔特法特这里具体表述为：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之中发展出一种特殊的、表现了资本的平均利益的形式。国家因此既非单纯的政治工具，也非被资本掌控的机构，而只是在竞争之外的贯彻资本社会存在的特殊形式，以及资本的社会再生产之中的本质环节。⑱

但是，对国家这一特殊存在形式如何表现了资本的利益的，则需要进一步考察。这一环节才是阿尔特法特观点的独特之处。通过对总资本和个别资本的关系的探讨，为探讨资本主义的重要规律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提供了逻辑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避免的危机就存在于积累和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之中。国家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因为再生产的物质内容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却不能在资本增殖的个体流通条件下被生产。阿尔特法特指出：只有在个体资本在利润率下降规律作用下变成不获利的时候，国家的接管和调节才会出现。⑲在平均利润下降率这一资本主义生产的最为重要的规律之中，国家以一种历史实体的维度补充了个体资本，“国家特殊化因此奠定于资本关系的‘本性’之中，但是真正的国家（wirklicher Staat）的产生却是一片土地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⑳。这一历史维度具体表现在干预在物质上必要但是对于私人生产是产生利润的再生产的社会过程。通过国家，为普遍的物质生产条件提供可能，如交通、通讯、医疗保障、教育等等。因此，国家通过对社会再生产的非盈利的因素的管理，来为个别资本提供可能，来减缓私人资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甚至在危机之中还会采取措施进行补贴甚至接管。㉑阿尔特法特举例说，德国铁路网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的具体展现，在十九世纪时，修建铁路对于个别资本来说是有利可图的行业，而它如今已经成为一个不得不由国家接管承受损失的行业。国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的需要。

（原文载于《社会批判理论记事》第10辑，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