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三月初，伊朗的议会需要闭门审议下一年（波斯历，每年3月21日至来年3月20日）各部门和社会组织的财政预算。
这次通过的波斯历1400年（2021年3月21日至2022年3月20日）预算案，涉及婚恋的内容颇受瞩目。该案将最近两年内新婚夫妻的无息贷款补助从每人5亿里亚尔（约13000元人民币，相当于德黑兰普通市民半年的收入，需六年分期偿还）提升到每人7亿里亚尔，此外，如果男方在25岁前、女方在23岁前结婚，补助将提升至10亿里亚尔每人（无息七年分期偿还）。
议会同时批准，中下阶层的15亿/户住房贷款的优先性向经济困难的新婚夫妇和有三个孩子以上的家庭倾斜。
次日，伊朗卫生部副部长阿里里扎·莱西将未经政府允许的擅自堕胎等同为“杀人重罪”，要求司法部门和网警配合打击网上销售打胎药的行为。
三月初短短几日内伊朗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机关配合发布鼓励早婚早育与多生多育的政策与言论，直指本国当下（舆论中）的人口危机。
据伊朗卫生部去年11月做的统计，在经过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低生育率后，自2018年起，伊朗人口生育率再度开始呈现下降趋势，2020年的生育率跌至1.8，远低于正常人口替代值2.1，而受上一年新冠疫情影响，2021年生育率恐将进一步降低。
身为官方喉舌的伊朗伊斯兰通讯社预测如果继续保持当前人口生育率，尽管目前伊朗65岁以上老年人在总人口中占比不到7%，10年后这一比例将超过10%，30年后将达到26%，届时伊朗将进入老年社会。另一边，非官方媒体在报道人口问题时有意无意地将生育率低于2时的“人口结构老化”与“人口负增长”的概念混淆，制造出舆论恐慌。
从“少生娃活得好”到“多生娃活得乐”
虽然伊朗当局和媒体不断敲响人口低生育率警钟，生育率低于2的情况并非第一次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出现。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头两年，刚刚经历社会变革的民众对未来充满希望，生育率飙升。之后拖了八年的两伊战争，虽然降低了一部分精英阶层的生育意愿，但更多民众受霍梅尼“为未来多制造革命战士”鼓舞，继续多生孩子表达爱国热情。伊朗生育率在上世纪80年代连续多年保持在6以上，人口也从革命前的3600万猛增到5600万，形成了“战争婴儿潮”。
不过国家的基础设施并未配套发展，不少婴儿生下来就遇到奶粉短缺，稍微长大些又面对中小学教育资源短缺、教室人挤人，直接导致全国教育平均水平下降。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面对人口激增带来的社会资源短缺矛盾，伊朗当局不得不介入“由真主决定”的个人生育问题，在报纸、电视、广告牌等公共媒体上铺天盖地地宣传“少生娃活得好”，1993年伊朗议会通过实行类似计划生育的“家庭安排计划”法案，规定公立医院结扎免费，公民领取国家补助需出示生育少于三个孩子的证明，鼓励女性接受高等教育，避孕与合理安排家庭人口成为大学婚恋家庭伦理课的主打内容。
● 伊朗鼓励少生育的漫画 / 网络
在晚婚的激励下，一股追求高学历的风潮在伊朗女性间流行开来。在面子文化盛行的伊朗传统社会，虽然女性参加工作依然被视作让丈夫丢脸的事，但妻子的高学历却让男性脸上增光，以至于在德黑兰上城富人区，没读过博士的女生几乎进不了社交圈子，其中生物、医学等理科专业女博士尤为受人尊重；而没读过书结婚的女性，也暂停生育计划，纷纷花钱到学校里镀金拿学位，以便有机会时能在公婆家人面前扬眉吐气。
即便在亚兹德这样文化极端保守的省城，女性多受教育、晚婚少育之风也在90年代后兴起。1991年20岁的阿赞结婚时，求子心切的父母刚刚生下第五个女儿纳西。阿赞婚后不久就被在省博物馆工作爱面子的丈夫送到私立大学读了本科，到了26岁才生下一个儿子，而后再未生育。
据统计学网站MacroTrend计算，在这波晚婚少育的风潮下，伊朗生育率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一直在1.8到2之间浮动，人口增长率也从80年代的4%下降到2008年的1.2%，伊朗人口在80年代十年间增长2000万后，过了20年才又新增2000万。
计划生育下的低生育率终于引起伊朗最高决策层担忧。从2010年起，“少生娃活得好”的标语逐渐从街头巷尾消失，政府宣传口径转向早婚多育，不过考虑到国内经济低迷情况下，多生孩子确实会给家庭生活带来压力，新宣传口号变为“多生娃活得乐”，强调精神世界的幸福。
● 德黑兰街头鼓励多生的公益广告牌，牌子上写着“只绽放一朵花不会让春天来到”/ 伊通社
相应地，立法和行政机关也在政策法规上作出改变。2015年 ，伊朗公立医院取消了结扎等避孕手术，购买避孕工具也不再享有国家补贴，而大学里的婚恋教育课改名为“宗教与家庭”，避孕内容被取消一空，转而教育女生要尽早结婚生育，为宗教革命事业贡献新鲜血液。一些社会学和医学专家们也在国家媒体上批评独生子女家庭资源过度向下一代集中的后果，比如“娇生惯养有反社会人格”、“大多数孩子读书过多会得抑郁症”等等。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在国家政策向早婚多育倾斜后，伊朗人口生育率在2010年到2018年出现了小幅回升，从1.8升到2.1， 不过2018年后再次回落至2以下。伊朗卫生部的数据则更为悲观，最近十年生育率虽有回升，但从未升到维持人口正常世代更替的2.1。
没钱生还是不想生？
如果将生育率数据与伊朗的国内国际形势相对照，可以发现，对于普通伊朗民众来说，决定生与不生的最直接因素是经济状况和对未来的预期。
在这张伊朗数据中心提供的图表中，左边图表中的红色虚线为2011年3月-2020年3月伊朗人口生育率，在2013-2017年生育率升到2以上后，2018年起又回到了2以下；右边图表为各年龄段女性在2011年（蓝虚线）、2016年（绿点线）和2019年（红线）的生育数量环比，也反映出伊朗生育率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段上扬后再度下降。
相应的，从内外政策层面解读，2010年政府开始鼓励生育时，由于联合国正在对伊朗实施核制裁，最初几年内生育率提升并不明显，直到2015年伊朗签署核协议后，加上80年代战争婴儿潮女性普遍进入育龄的加持，生育率才出现明显抬升，到了2018年美国政府退出核协议重启制裁以后，伊朗经济形势再度恶化为负增长，生育率也随之下降。
而文初旨在缓解民众生育忧虑的早婚多育贷款，也被民众吐槽为杯水车薪。早婚情侣家庭（男方在25岁前、女方在23岁前）获得的20亿里亚尔无息补助，要在7年内还清，每个月要偿还2700万里亚尔；可相对城市居民而言更有生育意愿的农村人口，近一半人的月收入还不到2500万里亚尔，贷款根本无法执行。
另外，考虑到伊朗基层政治组织裙带关系严重，家里有政府或军方背景的年轻人“近水楼台先得月”更容易获得贷款，意识形态领域高度忠于政权的“巴斯基”民兵在贷款上也有优先权，新婚贷如同其他社会福利一样，更有可能沦为利益输送和党同伐异的工具。
不过，尽管经济问题直接影响了民众的生育意愿，伊朗当局却认为问题主要出在民众思想上，将责任推给了“西方世俗文化”。
伊斯兰发展组织女性部负责人奥塔菲-萨伊德内加德认为在现代文化的侵蚀下，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选择单身、晚婚，甚至已经身为人母的女性都认为做母亲是不理性的决定，她建议国有和私有部门把已婚作为雇佣女性的先决条件。
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30年发展计划也没能逃过伊朗国内保守势力的抨击。从2015起该计划在联合国通过起，伊朗保守派媒体就将该计划定性为“用人本主义替代神本主义的”文化渗透阴谋，其中受非议最多的条款是“让女性获得平等的教育权利”，保守主义者认为，这是变相推迟女性婚育年龄，减少婚育数量，旨在颠覆宗教革命事业。
宗教阶层人士则试图祛除童婚在舆论中的“负面形象”，不时在媒体上传播年纪轻轻的教士夫妇儿女满堂的“幸福故事”，甚至有极端宗教分子向世俗的晚婚民众挑衅：“我们虔诚的人要多生，这样国家的未来才不会被你们掌控”。
● 伊朗教士默罕默德穆萨拉姆在15岁时生下第一个孩子，如今不到40岁已经育有12名子女，被保守派媒体广为宣传 / 伊朗《公民报》
讽刺的是，虽然官方舆论为了催促早婚早育充斥着天地伦常的宗教大道理，到了政策层面，为了鼓励生育，政府却做了一些不太宗教的“变通”。
2021年3月5日，伊朗卫生部证实，在全球各国饱受争议的代孕（在波斯语里为“出租子宫”）在本国合法。
早前，伊朗对行为的教法和民法定性归类到胚胎相关法律中，条件十分严格，代孕申请者需提供一方或双方不孕不育证明，代孕执行者必须有完整生育经历，教法上讨论的是生下来的孩子跟代孕母亲是否也归为近亲。如今卫生部这一表态，等于给代孕松了绑。
其实，如果仔细观察伊朗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单从意识形态上讲，让民众抵触早婚多育的，恰恰是伊朗现政权自己。
上世纪70年代，巴列维国王也曾鼓励女性经济独立、晚婚晚育，无奈国家经济发展繁荣，一个男性劳动力就能养活家里七口人，大多数女性安心生育持家，生活圈子仅在家族之内，保守而狭小，对巴列维鼓励女权政策持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
到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后，伊朗内外交困、经济凋敝，男性无力独自养家，再加上应对社会资源紧张的计划生育政策，伊朗女性能够终于走出家门接受高等教育、参加工作，接触到了更宽广的社会，她们不会甘心重新回到家里当生娃机器，而是会用自己的经历教育下一代女性追求独立。
因反对巴列维世俗化政策而革命上台的保守宗教阶层，阴差阳错之下却实现了巴列维的理想。
如今，在伊朗城市女性眼里，政府只会催促年轻一代多生孩子，却忽视女性乃至整个家庭因为生育而面临威胁的经济和就业前景，是不负责任的盲目行为。
与男友侯赛因同居十年未婚的德黑兰女艺术家弗詹在接受世界说采访时，一面对政府的早婚多育宣传嗤之以鼻，一面强调起个人责任：“我绝不可能结婚生育，因为我和侯赛因要对彼此负责。”（责编 / 张希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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