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之间:科幻作品中的性

2021-05-22 星期六

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个男人想要别人认为自己阳刚有力,一个女人想要别人欣赏自己柔弱温婉的女性气质,不管这种认可欣赏表现得多么间接、多么微妙。而在冬星,这两样都不会有。尊重一个人、评价一个人,都只是将他看作是一个纯粹的人。


厄休拉·勒古恩《黑暗的左手》



科幻主题:性

[澳] 彼得·尼科尔斯 著


本文由HeavenDuke翻译,中译已获得《科幻百科全书》(第三版)授权,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Peter Nicholls] Translated by HeavenDuke, with permission from The Encyclopedia of Science Fiction [http://www.sf-encyclopedia.com/entry/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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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词条主要介绍科幻作品中的人类性关系和性别类型两个主题,换句话说,本词条是关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不讨论生殖,也不讨论科幻作家所设计的多种多样的新奇的外星人繁衍方式。


传统的科幻小说一直是一种禁欲且主要面向男性的文学作品。在20世纪60年代前,几乎没有主动探究性别问题的科幻小说。不过,和所有通俗文学一样,隐含在科幻作品中的信息,常常和那些公开提出来的问题同样重要。从这个角度上看,多年以来,科幻小说一直准确地反映着有关性的流行性偏见和认识——对于那些在科幻的谱系中处于纸浆杂志一极的小说尤为如此。在这些小说中,彼时的妄想和禁忌都比那些复杂的作品更加露骨。


“兽欲的性”(Sex as Beastliness)这一重要的纸浆科幻主题出现得比纸浆科幻小说出现得更早。乔纳森·斯威夫特的著名雏形科幻小说《格利佛游记》在第四卷中对比了名为“耶胡”(Yahoo)的类人物种充满肉欲的野蛮生活(主要表现为公开排泄和性器露出)和智慧的类马物种“慧骃”(Houyhnhnm)的理性生活。所有人都明白作者对耶胡做出的讽刺,但只有少数批评家认识到马族一丝不苟的正派作风也遭到了作者微妙的暗讽。18世纪的斯威夫特在处理“性”这一主题时的坦诚直到两个多世纪以后,才以同样的势头重新出现在科幻作品中。



在19世纪,人们在作品中暗藏对性的认识,却鲜少公开探讨这一话题。哥特科幻中常常出现的性恐惧和性幻想都被视作强大而难以压抑的非理性力量。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1818年)比当时的大多数作品都更加直接,作品问:人造人的兽性若不受灵魂约束,是否会造成毁灭性的灾难?小说的这一视角在若干版影视改编中得到了强调,尤其是在恶搞电影《新科学怪人》(1974年)中。电影里,科学怪人的多情和预期的一样富有灾难性。


《弗兰肯斯坦》指向了纸浆科幻领域的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对异种的畏惧(至少潜在地)表现为畏惧异种的性能力比人类强,就像白人男性刻板地恐惧黑人无可匹敌的性能力一样。在科幻插画中,异种的威胁通常以性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插画贯穿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杂志,比它们意图阐明的那些孱弱无力的小说更具性冲击力。



纸浆科幻杂志很少会像《香艳神秘故事》等杂志那样试图煽动人们的性欲。一个例外是《奇迹科幻故事》(尤其是在该杂志名为《奇迹故事》的时期),它收录像《性欲过山车》这样的小说。然而,科幻杂志也普遍无法将俗艳的内容同技术性的内容坚定地联系起来。





不过,后世的研究表明:肉体与金属的结合启发了科幻漫画家让-克劳德·弗雷斯特(1930年~1988年)。他色情度适中的《太空英雄芭芭丽娜》描绘了一名女英雄,时刻准备迎接着外人的拥抱,就算是外星人也不在话下——这在思想解放的20世纪70年代并不罕见,罗伯特·谢克里就曾在《有无感觉》(1969年8月)一文中非常幽默地讨论了它。《太空英雄芭芭丽娜》在1967年被罗杰·瓦迪姆翻拍成了一部成功的电影。该电影完美概括了科幻作品中的性幻想。





科幻小说中的性暗示在过去一百年中变化寥寥,其中很多主题都经由十九世纪的通俗文学奠定了基础。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1886年)探索了“人类的意识中包含一个受精神上的审查者(可以被避过)控制的狂兽般的组成部分”的概念。虽然史蒂文森笔下的这一想法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形而上学,但是心理学的发展和后来的神经学研究却表明他距离真相并不遥远。然而,斯蒂文森在《化身博士》中的基本主旨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世界有悠久的历史——在西方世界,依照传统,肉体的欢愉被视作罪恶,即原罪。海德是“潜伏在人类内心的邪恶”的化身。罪恶和复仇至今仍然是恐怖片和怪兽片的流行主题。


早期的科幻小说大部分由男性撰写,而且大多表露出明确的大男子主义性别偏见。一个有趣的早期性别样板出现在H.G.威尔斯的《时间机器》(1895年)中。小说里,时间旅行者所发现的未来人类包括男子气概浓厚的多毛莫洛克人,以及柔弱、美丽而缺乏责任心的艾洛伊人,后者最终只是莫洛克人的牲畜。两个种族同时寓示了19世纪的性别划分和阶级划分。维吉尔·芬利为这部小说的一个杂志重刊版绘制的一张插画生动地传达了这一点。



对未成年的男性来说,女人常常像是外星物种。很多流行科幻小说都反映出了对女性带有威胁色彩的异质性的恐惧。H.赖德·哈格德在《她》(1886年10月~1887年1月)等长篇小说中充分展现了亚马逊女王这一专横、残忍且性感的刻板形象。女恶魔这一广受喜爱的反复出现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模板一直游荡在纸浆科幻领域,尤其是在埃德加·赖斯·巴勒斯的传奇小说,以及《行星故事》发表的许多小说当中。


显然,女性的神圣妓女和女恶魔形象完全是男性的妄想。然而,或许是因为这些形象至少十分强势,而在纸浆杂志时期,世界上的女性都相对弱势,所以它们也吸引了一些女性作家。C.L.穆尔就擅长描绘这类形象,尤其是在她的“诺斯韦斯特·史密斯”系列故事中。穆尔的《宇宙魔女》中的美杜莎式的生物是奇幻/性恐怖小说中的一个模范女性形象:





恐怖的怪物在他身上爬来爬去,搂着他,令他从头到脚都黏糊糊的……他脸上密布着的强烈狂喜仿佛来自内心深处。





女性同史莱姆的结合或许有病理学的深意,但是在类型科幻等领域,却已经足够被人们熟知。来看看理查德·艾弗里(艾德蒙·库珀)的《克拉托斯的死亡蠕虫》(1975年)中的如下段落吧:





女王每次被插入,巨大的身体都颤抖着弓起来,同时发出尖利的呻吟。蒸汽从她紧绷的身体上升腾而起,乳白色的液体自她硕大的身躯上滴落,自她身上的孔洞里喷出……





在此,性别是非常模糊的:女王是一只巨大的蠕虫,虽然是雌性,但是身体却无疑是阳具的形状。在书中,旁观者既感到“恶心”,也感到兴奋,并要求飞船的船长允许他们同女王交媾。在此,性别的模糊是纸浆科幻小说的精髓。


科幻领域最卑鄙的性描写(很多都受到男女双方的女性主义者的攻击)出现在男性作家所创作的“英雄式奇幻”小说中。在20世纪30年代,这些性描写还只是罗伯特·E.霍华德的“蛮王柯南”故事中的潜台词,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约翰·诺曼的“戈尔”系列中,它们已经变得十分露骨,而且也已经成为了故事的核心:小说中的男性渴望向女性宣示权力。诺曼在许多奴役和鞭笞戏中描写了这一渴望,而且写法明显意在激起性欲。这些小说在图像领域的对照物出现在弗兰克·弗拉泽塔的画作中。画中丰满淫荡的美女不仅受到浑身鳞片的阳具状的怪物的威胁,被男性所奴役,本身也是残忍的亚马逊人,会将最强壮的男人抓为奴隶。



混种,即混合种族,是科幻作品中另一个常见的性主题。它们常见于失落的世界题材的小说中,自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开始退化,诸如奥斯汀·格兰维尔的《堕落的种族》(1892年),小说中的原始部落是当地土著和袋鼠的野蛮交合的产物。不过,即便到了20世纪20年代(种族主义的通俗小说是主流而非特例),混种也依然可以被看成是有积极意义的。巴勒斯的《火星公主》中出现了一例早期的人-外结晶。当约翰·卡特自豪地站在他的妻子——火星公主——身边,看着他们的孩子和孵化器(此时的孩子是一枚巨大的蛋)时,这一人-外结晶变成了一种象征。几十年来,科幻杂志(尤其是《行星故事》)常常在封面上描绘虫眼怪物带着猥亵的表情追逐人类女子的场景,其中的荒诞色彩十分明显。



至此,我们强调了科幻小说所揭示(但未分析)出的社会(尤其是男性社会)的性别假设。不过,科幻作品天生便能轻易想象文化和面貌都与我们自己的世界不同的社会。这一天性让它们成为了严肃质问我们自己的性别偏见的绝佳媒介。到了20世纪80年代,科幻领域中保守的性别偏见已经广泛让位给对潜在性别可能性的激进探索了(不过,后者也产生出了自己的俗套)。这一过程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彼时,菲利普·乔塞·法马和西奥多·斯特金开始更加严肃地探讨混种的命题。在此之前,发表在杂志上的科幻小说不管是否隐晦地暗示出了性相关的主题,都从没直截了当地传达它们。《惊异科幻》杂志(后来的《类比》杂志)主编小约翰·W.坎贝尔的助理凯·塔兰特因拘谨而闻名。她曾说服很多作家从小说中除去了“冒犯性”的场景和“脏话”。这一方面是为了和时代精神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年轻的男孩们——他们很可能是《惊异科幻》杂志的主要读者群体。一些作家玩弄伎俩骗过了她。乔治·O.史密斯就曾在小说《老鼠竞赛》(1947年8月)中逃过一劫:小说在一页上提到了“长着卵蛋的捕鼠器”,在下一页揭示了装置的真身:一只公猫。然而法马和斯特金在他们的时代却是直言不讳的。他们认为,对一个以想象与众不同的崭新社会而自豪的文类来说,性禁忌落后得令人感到荒谬,因为性话题在科幻小说中出现的密度甚至还不如在传统小说中的密度。斯特金在许多长、短篇小说中都探索了三性关系和人外关系。《带把的维纳斯》(1960年)在这方面尤为著名,向性别刻板印象发动了猛攻。法马的《恋人们》(1952年8月)探讨了跨种族的爱情和性爱,他的许多短篇小说——包括《母亲》(1953年4月)——也是如此。在《母亲》中,一名太空人被骗进了一个外星子宫里,在此安家落户——这或许是弗洛伊德思想的科幻小说的极致了。两位作家都质疑了“正常”和“任性”的概念(不过,也有人批判了作者为了达成这一目的而运用的猥琐、淫荡和煽情的手法)。



到了20世纪60年代,混种已经是科幻领域的一个被人接受的严肃主题了,在厄休拉·K.勒古恩的《黑暗的左手》(1969年)中,这一主题或许得到了最谨慎和精妙的探讨。小说中,一名普通的人类面对着一支双性人种(他们的性别在不同的情况下既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也可以是中性),被迫重新思考性别角色的问题。加德纳·多佐伊斯的《异乡人》(1974年)是一部理性讨论外星种族之间的爱情的小说,小说也吸引人们去关注带着预设去理解外部社会时可能会出现的致命错误。


继承斯特金和法马的开创性工作,继承像菲利普·威利的《失踪》(1951年,该作假设男性社会和女性社会彻底分道扬镳,但分裂只是暂时的),约翰·温德姆的《考虑她的方式》(1956年,描绘了一个完全由女性组成的含糊的乌托邦社会)以及理查德·威尔逊的《五号行星的女孩》(1955年,轻佻地讨论了和《考虑她的方式》类似的主题)这样的略微大胆的作品,20世纪60年代,新浪潮运动的到来冲垮了传统的大坝。忽然间,露骨的性成了科幻小说的常见内容,出现在布赖恩·W.奥尔迪斯、J. G. 巴拉德、萨缪尔·德拉尼、诺曼·斯宾拉德等许多作家的作品中。哈兰·埃里森意在打破禁忌的选集《危险影像》(1967年)印载了一些这一类的短篇小说。



老一代的作家,诸如艾萨克·阿西莫夫和罗伯特·A.海因莱因,同样也在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中解放了。海因莱因的许多后期作品的核心主题都是对性解放的强烈呼吁,这有时会以某种令人尴尬的小团体淫乱的形式被传达出来。自他著名的《异乡异客》(1961年)开始,这一点得到了一再强调,最明显的一次是《我不畏邪恶》(1970年7月~1970年12月)——小说中,一名老者在他女秘书的身体里重获新生。《时间足够你爱》(1973年)和《星期五》(1982年)也描绘了类似的内容。


埃塞克斯书屋是一家专攻情色科幻小说(该类型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鼎盛)的出版社。他们出版了法马的《野兽的形象》(1968年)和《未知的盛宴》(1969年),以及汉克·斯汀和大卫·梅尔策的图书。其他出版商紧随其后,代表性的有奥林匹亚出版社和奥菲利亚出版社,两家出版社出版了查尔斯·普拉特和巴里·M.马尔兹伯格的科幻色情小说,其中,马尔兹伯格的作品或许是有史以来出版过的最阴郁的色情作品了。上述作品的创作动机部分是严肃的,内容与其说淫秽色情,不如说令人作呕。一些不那么知名的出版社出版理查德·E.吉斯和安德鲁·J.奥弗特的色情科幻读物,最下作的那些作品则带有类似亚历克斯·福布斯的《肛门星球》(1976年)这样的标题(其他许多科幻作家——包括玛丽昂·齐默·布拉德利和罗伯特·西尔弗伯格——都使用化名偶尔发表非科幻的色情小说,作为为一种挣快钱的方式)。


一些批评家认为,J.G.巴拉德的《撞车》(1973年)是最独特的“色情”科幻作品。在小说中,技术的形象和性的形象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对技术社会及其异化行为的本质的模糊但未必负面的批判。这本书的核心形象是性高潮和车祸,一方常常会促成另一方。巴拉德收录在《暴行展览》(1970年)中的一些小说也值得关注。



科幻作品比其他类型的作品(恐怖作品除外)更容易将性和憎恶联系在一起。罗伯特·布洛克、雷·布拉德伯里和斯特金都写过这样的小说。小说中,性的形象与暴力、血腥、恶心和痛苦的形象重叠在一起。然而,在人们的眼中,这些作家在科幻的谱系里都偏向“开放”一侧。对性行为的这种不适或许有文化成因,同时也反映在那些公开谈论性的科幻作品所不断重现的形象当中,即一种将身体视作掌管心智,而非受心智掌控或与之配合的“异种”的身心二元论。


积极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起,那些通过想象带有不同的性期待来有意识地批判我们自己社会的性别偏见的科幻作品开始不断繁荣发展。不过,它们在大的科幻领域仍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子类。这些作品许多都由女性作家,尤其是女性主义作家们创作。其中最著名的是乔安娜·拉斯,她的事迹在“女性主义”词条下有详述。在这些作家所展望的文化中,三性恋、同性恋、双性恋甚至泛性恋都是稀疏平常的。萨缪尔·R.德拉尼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是这样做的,其中最著名的是《达尔格伦》(1975年)和《特里顿》(1976年)等后期作品。托马斯·M.迪斯克在《334》(1972年)中做了类似的构想。如今,同性或双性题材的科幻已经很常见了,然而德拉尼自己却遭受了图书发行公司的审查,理由是夸大这些问题。在该领域,有一部有趣的参考著作:埃里克·加伯和琳恩·帕莱奥合著的《同性世界:另类科幻与奇幻阅读指南》(1983年)。该作标注了935部“性取向不同”的长、短篇小说和电影(科幻圈也在1978年银河同性网成立之后,承认了同性科幻。该组织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在美国和加拿大设有七个分部)。



小詹姆斯·提普垂和约翰·瓦雷是两位性主题上的重要作家,二人都对“另类”的性取向感兴趣,并且都在20世纪70年代功成名就。提普垂悲伤而毫不留情地在她的众多作品中审视了对性冲动的歪曲。这是她的主旋律。她以自己人类学家的视角尽全力对其进行剖析。瓦雷的创作范围则更加广泛。在他的“盖娅”三部曲——《泰坦》(1979年),《巫师》(1980年)和《魔鬼》(1984年)——所讨论的若干命题外,他还以花哨而煽情得近乎风流的方式讨论了多种形态的性欲。再晚些时,布赖恩·M.斯坦伯福尔德的个人作品集《性化学》(1991年)也讽刺性地讨论了性问题,不过,作品集的主要命题是基因工程。


在20世纪80年代,性生活的一个巨大变革是艾滋病的流行(至今仍然如此)。如今对一夫一妻制的重视程度的提高便是其众多结果之一。许多20世纪80年代的科幻作品都(或直接或隐喻性地)触碰艾滋病这一主题,包括迈克尔·毕绍普的《独角山》(1988年),以及伊恩·沃森的超现实鸡奸噩梦《火蠕虫》(1988年)。朱迪思·莫菲特的《微小探戈》(1989年2月)是一部关于艾滋病的独特短篇小说,后来被整合到了《破烂的世界》(1991年)中。小说描绘了许多奇怪而悲伤的景象,其一是一名艾滋病检查结果为阳性的女子频繁穿戴着假阳具偷偷光顾男厕所。


科幻影视作品在过去二十年间也发生了变化,不过,其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的显式的性表达都只是隔靴搔痒,诸如电影《天外飞仙》(1988年)。不温不火的《阿尔劳娜》(1928年)中人工授精技术所孕育的了无灵魂的女狐狸精或《我的老公是异形》中(1958年)的怪物新郎,都已经被《黄蜂女来袭》中在性爱中被杀死的女人和《流动的天空》(1982年)中的以高潮为食的外星人所取代。但迄今为止影视界最复杂、有时甚至有些令人作呕的对性主题的现代探索非大卫·柯南伯格的电影莫属,尤其是他的《毛骨悚然》(1974年),《狂犬病》(1976年),《灵婴》(1979年),《录影带谋杀案》(1983年),《变蝇人》(1986年)和《孽扣》(1988年)。从《毛骨悚然》中受寄生虫影响的女色情狂,到接下来四部电影中的性变,再到最后一步电影的极端残忍的妇科技术,饱受虐待和抽插的身体既是柯南伯格的身心形而上学理论的战场,也是他所钟情的对象。



艾伦·达特洛的《异种之性》(1990年)或许是性主题最鲜明的小说选集了。该选集收录了康妮·威利斯惊人但欠缺一定说服力的《我所有亲爱的女儿们》(1985年)——一篇关于儿童虐待和动物虐待的小说,描述了嗜好性虐的男性形象。阿列克斯·斯图尔特主编的《爱神之箭》(1989年)是一部相关的英国选集。托马斯·N.斯科舍主编的《怪异枕边人:性与科幻》(1972),约瑟夫·埃尔德主编的《轨道上的爱神》(1973年)和道格拉斯·希尔主编的《笃定发情》(1978年)是一些早期的性主题选集。哈里·哈里森的《大火球!科幻小说中的性爱史》(1977年)是一部有趣的研究,其中包含了一份特别的科幻插画引文目录。唐纳德·E.帕伦波主编的《情色宇宙》(1986年)和《脑海中的爱神》(1986年)是两部关于科幻/奇幻作品中的性的批判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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