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战友” 当两位单亲妈妈选择共居

2024-05-23 星期四

▲薇薇 (左一) 、米米 (左二) 、悠悠 (中) 、叮当 (右二) 、丹丹的合照 图/受访者提供

女性之间搭伙同住的方式为单亲妈妈提供了一种对抗风险的新选择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杨旻洁

编辑 / 陈雅峰  [email protected]



野草和彼岸花


南京市郊一间120平方米的公寓内,住着5位女性。离异的单亲妈妈薇薇带着一个女儿,丹丹带着两个。


“短发”就像这个新式家庭的家徽。除了“铁悠悠”坚持不剪(丹丹一个女儿的绰号),其他4人都是短发。薇薇和丹丹以开玩笑的语气解释道,“这么多人留长发,家里下水道不会堵死吗?” 


因为“短发”且“住在一起”,两人在社交平台上常被误认为是同性恋。反复澄清这个问题,让她们略感疲惫:“人们对同性之间的真正友谊缺乏想象力。”


 薇薇是安徽人,今年41岁。大学毕业后,她一直留在南京当中学美术老师。因为不想过被家人安排的生活,即使离异并独自抚养女儿,她也不愿回到家乡。女儿从小身体不好,她“不喜欢麻烦别人”,总是一个人带女儿看病。


32岁的丹丹出生于江苏句容茅山的村庄,在 “放养型”教育下长大。走出山村、为爱回乡、自主创业,丹丹做事风风火火,决心难被别人改变。离婚后,她在南京开阅读馆。


2021年,因为合作一个童书项目,两个异乡人在南京见面。图书绘画人薇薇戴着黑框眼镜,身着休闲服,提着两杯咖啡走进一个乱糟糟的办公室。图书顾问丹丹窝在角落。她身材高挑,穿着小西装,起身准备给薇薇泡茶。虽然看上去不像一类人,她们却从中午聊到午夜。


“我们相见恨晚。我们的原生家庭如此迥异。但经历了婚姻和孩子,各自长出的价值观却特别一致。”丹丹回忆。两人都有志于终生投身教育行业。她们都希望离异后能对孩子保持“高陪伴、高关注、低要求”,尽量拓宽其视野。朋友和爱人,则被期望“有深度的灵魂交流,不是单纯因为孤独而陪伴”。


另一个粘合剂是单亲妈妈所带来的难题。


分身乏术是道大槛。薇薇的女儿米米上一年级后,准时接送孩子和工作变得难以兼顾。丹丹的女儿一个比米米大一岁(悠悠),一个小一岁(叮当)。创业初期,丹丹无法抽出足够的时间陪伴她们。对于女儿的述情障碍(无法适当表达自己情绪的心理特质或症状),丹丹感到无助。拥有心理学双学位、善于沟通的薇薇提出的建议,让丹丹看到了希望。


“帮我管管小孩吧!”初识后,丹丹曾向薇薇发出多次请求。薇薇也希望孤独的米米有人作伴。下午5点到晚上8点半,薇薇托管照料的女孩,渐渐从一个变成三个。她拒收朋友的托管费。两家人一起出门玩时,丹丹总是主动包揽费用。她有时来薇薇家住,偶尔也邀请前夫来听取薇薇的育儿经验。


薇薇承认,她们确实在相互利用。“被利用不是贬义词,这说明你有价值。如果丹丹是一个只爱吃喝玩乐的姑娘,我不会和她交往这么深。如果我只是个家庭怨妇,她也不会和我有连接。我们有清晰的共同目标:赚钱、养娃。”


两人的事业从2021年开始交融。为了获得灵活的工时,薇薇辞去学校的职务,成为丹丹阅读馆的培训老师和股东。之后三年内,她们一起经历了线下书馆的关闭、八十多万元的亏损、线上家庭学管师培训的转型成功。


更强烈的共居念头,产生在一场严重的疾病之后。


2023年1月(农历腊月末),米米患脓毒血症,住院多日高烧不退,被建议腰穿治疗。新冠疫情还未退去,薇薇远在安徽的家人无法赶来。大年三十,她一人守着病重的女儿。病房躺着一排瘦削、虚弱的感染儿童。薇薇丧失了信心,“当时我们娘俩甚至死后埋哪儿都想好了。” 


丹丹带着年夜饭冲到传染病区,陪她度过除夕。薇薇破涕为笑。那晚,米米的烧终于退了。


薇薇意识到,“我们需要相互照顾,住在一起或许更好。”年后,她搬到了原住所对面一套更大的房子,丹丹也正式成为她的舍友。丹丹的女儿放学后都在薇薇这里学习,有时留宿,更多时候回父亲家住。


“丹丹像野草,有旺盛的生命力。我像彼岸花,丧丧的,思考多,内耗重。”薇薇不认为两人只是在依赖彼此。“就像你划了一条很小的船在海里航行,风浪很大。你给自己打气,觉得自己好像很强。但是当真的有一个人,她也划着小船过来和你一起扛,你就会有跟人并肩作战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很好的。”


丹丹的想法类似。“我们有共同目标、信念,比起搭子,更像战友,可以把后背交给彼此。如果我快死了,薇薇帮我拔管,我知道她肯定是为我好才这么做,一定不是想搞死我、赚我的钱。”


▲薇薇将要搬去的新家 图/本刊记者 杨旻洁



45码的运动鞋


每个月4300元的房租和其他生活费用都是AA制,这是最初说好的。但薇薇后来发现,“真住在一起,不会这么斤斤计较,凡事都A不好意思。”薇薇拒收丹丹的房租和生活费,丹丹就给薇薇买手机、给米米买平板电脑。


磨合期还是持续了半年。一人极度要求整洁,另一人喜欢随意。丹丹不用干净的筷子夹咸菜、坐在床上吃东西的时候,薇薇都无法忍受。相处之道则是“直言不讳”和“及时调整”。


一起生活有众多挑战,“没有男性参与”这一点,也许并不是二人真正在意的。它带来的不安全感,更像由他者凝视而生出的幽灵。


米米的粉色滑板车上,搭着一双黄黑相间、略显陈旧的男士运动鞋。它们被不经意地摆在门外的角落,旨在对路过的邻居展示某种信息。


“这是米米同学爸爸的鞋。他的脚45码,足够大。”出于安全考量,薇薇总是伪装成家里的男性,她先后用“刘庆强”、“谢振国”作为快递名,“听起来像是70后男士。”


丹丹笑薇薇太怂了。作为全女性家庭,她们的确遇到了更多质疑。有住户在电梯里问薇薇,“你们家这么多小孩?都是你的吗?”有自称物业、没穿工作服的人突然敲门,问家里住了什么人。房东也曾打电话说,有人向警察举报这间房为群租房。薇薇很愤懑:“我们没做隔断,没改变房间格局,也没当二房东。我们只是一家人而已。谁规定的一家里面必须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薇薇认为,没有传统的父亲角色,并不意味着孩子的人格不完整。“每个人心里都有个杯子,用来装我们得到的爱。如果杯子是满的,倾注爱的人一定要是统一的、传统意义上的ABC吗?我觉得不是的。有时,人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家人,但得到的爱足够,也可以健康长大。” 


这个全女性家庭模式,也有内外分工的侧重。丹丹更多地扛起创业的担子,她常因加班晚归,跟孩子在家学习的时间刚好错过。教导三个孩子的任务,主要由薇薇完成。丹丹的两个孩子,称薇薇为自己的“半个妈妈”。 


2024年,创业公司往销售方向转型后,更赚钱了。丹丹的新媒体工作“变得更疯狂”,周末的亲子时光也很奢侈。薇薇认为,公司中自己作为讲师的发挥空间变小了。两人都意识到这种失衡。丹丹说薇薇快“没有自我了”,提出要帮她打造一个直播IP人设。薇薇提醒丹丹,小孩快进入青春期了,要抽时间多交流。


但目前,她们发现很难达成新的平衡。为了实现一起存钱、供三个小孩将来出国的愿景,攒钱成了迫切任务。目标已完成三分之一。距最大的孩子小学毕业,还有两年多。现在的模式,似乎是效率更高的,也能对小孩保持足够时间的充分陪伴。


两人都认为,走下去的关键是,“懂得感恩,理解对方的付出,不要互相抱怨。”2024年3月,薇薇买的房子交付了。那里没有多余的客房,合租岁月即将结束。丹丹还是在薇薇隔壁租了一间。两套房中间有道小门,可以相望打招呼。她们不知道未来能走多远,但至少在现阶段,“没有更多精力花在恋爱和组建新家庭上,要专注教育和赚钱。”


▲三个孩子的学习场所 图/本刊记者 杨旻洁



有5000总比没有好


不是每个单亲妈妈都能达到不为衣食住行操心的境界。过日子,更多时候是必须精打细算的事。


胡胡找人搭伙住,就是经济需求大于情感需求。


36岁的胡胡,在2023年怀孕后决定放弃和男友结婚,独自抚养孩子。对方最多一个月提供2000元养孩子,远少于自己做二房东挣的。胡胡认为,“他太懒了,家里坐着屁股都不挪一下,只爱打牌。” 


为了避免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胡胡未回浙江台州老家,留在江苏常州,靠收租和自由职业维生。孩子出生后,她一个人还是带不过来。出门办事,家里需要有人照顾。“五十多岁的带娃阿姨要5000元一个月,年轻点的要七八千。”胡胡受不了前者的育儿理念,又觉得后者太贵。


在朋友牵线下,胡胡认识了能帮她免费带娃的乐乐。乐乐的经济状况更糟。她是全职母亲,带着三个孩子。2023年,丈夫在一次吵架后失踪。乐乐一直靠父亲以退休金资助度日,直到年末,父亲离世。乐乐正在负债养孩子。据胡胡调查,“各种网络借贷、分付、朋友借的钱,估计已经有七八万元。”


尽管如此,胡胡还是接受了乐乐。“她没啥心眼,人比较直爽。”目前,她们搭伙居住了3个月。乐乐带着一个两岁半的孩子搬过来,其余两个放在母亲那里。胡胡负担所有房租,前提是,“(乐乐的)债务要在外面处理干净,不能有人上门追债。”其他生活花销则没分那么清楚。


乐乐的确让胡胡的生活更容易些了。“她毕竟生了三个孩子,生活常识、育儿经验很丰富。”8个月大的孩子和家里的三条狗,都被带得很好。乐乐做家务不够勤快,“但比较听劝”。胡胡提出用完的尿不湿要及时处理,她马上就去清理。胡胡也经常给乐乐的孩子买玩具、零食,很受孩子喜爱。


一段时间后,找工作被提上日程。胡胡不能接受伙伴长期无收入。“一起住着,到时候没钱了,不还是要来找我吗?”另一方面,胡胡也希望乐乐能为将来做打算。“有了孩子,总不能一直靠信用卡、拆东墙补西墙过日子吧。”


乐乐试图改变,但成长之路很艰辛。她没有一技之长,长期脱离社会,只能从底层干起。因无法适应职场环境,之前在工厂,乐乐没干几天就放弃了。最近的一个工作,是生鲜超市的收银。早上6点开始上班,一天上10小时,一周上6天,一个月工资5000元。胡胡鼓励乐乐,“再怎么低,至少有5000能保障基础生活,有总比没有好。”自由职业的胡胡,平时也帮着乐乐带孩子。


但是,跟乐乐长期搭伙,并不是胡胡最好的选择。她不太喜欢乐乐的某些习惯。例如,“花钱大手大脚”,冰箱永远塞满不需要的食物。更重要的是,两人的教育理念不合。胡胡认为,乐乐“不爱通过学习来提升自己”,喜欢用大吼大叫的方式管孩子。胡胡希望教育方式 “更理性一些”。自己的孩子进入两岁的早教阶段后,胡胡会有别的生活方案。但是,乐乐不会是那时的备选伙伴。


▲米 米( 左 )、叮当 (中) 和悠悠一起吃饭 图/受访者提供



困境内外


“离婚搭子”,是2024年初社交媒体上火热的词条之一。选择成为搭子的人,多是两位独自抚养孩子的单身妈妈。境遇相似、相互需要让她们住在一起,成为共同生活的伙伴。


中国家庭婚姻研究会201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据保守估计中国约有2000万的单亲妈妈。除了离异,其他独自抚养的原因包括丧偶、未婚、婚内分居等。38.6%的单亲妈妈感到有巨大的生活和情感压力。主要压力来源,是抚养孩子的经济重担,以及难以兼顾抚养和工作的困境。


成为单亲妈妈以后再未有过交往对象的人,占七成。婚恋市场的排挤、顾及孩子的感受,都是单亲妈妈重建亲密关系的障碍。完善的公共支持,也许能减少独自抚养的重压。在由婚姻维系的传统家庭结构之外,女性之间搭伙同住的方式,也为单亲妈妈提供了一种对抗风险的新选择。


搭伙过日子的故事,让许多单亲妈妈心动。她们热烈地发出邀请,收到全国各地单亲妈妈的响应。但是,配对成功的很少。“异地”、“不同频”、“看不对眼”是走不到一起的关键词。


家理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主任易轶律师分析,单亲妈妈如此渴望搭伙带娃,可能是“因为生活所迫,遇到了自己难以逾越的困难”。


在易轶接手的离婚案件中,有70%的抚养权判给了女方。易轶指出,单亲妈妈抚养孩子所付出的隐性成本,可能比显性成本高很多。“按照法律规定,离婚后(非抚养方)支付的‘抚养费’主要包括生活、教育、医疗三块。实际上,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隐性成本:住房、交通、人力、时间等。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住房成本是很高的。有的妈妈要赚钱养家,她不得不请保姆,或是请姥姥、姥爷协助。但是,这些住房费、保姆费、人力协助成本,是不会另行列入孩子的‘抚养费’要求支付的。”


“在判决后,想要增加抚养费,要么是对方同意,要么通过法院诉讼。抚养方或者想息事宁人或者不想麻烦,就会自己承担,不再向对方索要了。” 搭伙同居带娃,是一种减轻隐性成本负担的方法。


另一种负担的减轻,在心理层面。公益组织“一个母亲”理事、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雷扬认为,单亲妈妈搭伙生活,是一种社会支持系统。两位相同境遇的女性之间的诉说和陪伴,让她们有了表达自我价值的机会。


“人都渴望被听见、被看见、被渴望、被理解。在我接触的婚姻咨询中,许多女性遇到的困难和挑战,都与自我价值的压抑有关。成长的原生家庭重男轻女,会让她们觉得自我价值感很低,不敢表达自己的脆弱。结婚后,和爱人说话例行公事,把注意力放在孩子或家庭事务上,没有足够的机会敞开自己的心灵。当有相同际遇的人走在一起,她们同病相怜,才感觉到被听见被理解。”


同时,这种新型伙伴形式也可能意味着更不稳定的连结。易轶提醒,出于对双方财产的保护,搭伙双方最好提前拟定同居协议。“如果是网上找到的陌生人,(分开后)有经济纠纷的可能性更大。对于同性同居,如果没有协议,法律还是界定两人为陌生人,按普通民事主体的财产关系来处理。所以,大家的经济账要划分清楚,通过协议的方式约定会更好。”


雷扬认为,无论伙伴是同性或异性,进入任何一段关系,都有风险。“从心理成长的角度讲,我们吸引的都是内心投射的同频的人。你的问题,可能也是我的问题。如果两人都进入被害者情结,天天吐槽男人靠不住,前夫不行,社会不行,这样会不会让共振变得更大?甚至造成二次伤害?” 


在她看来,走入健康新关系的前提是,两人都需要从上一段挫折中学习,并获得成长。“独自抚养孩子,是一个勇敢的决定。现在,更多女性开始想办法为这种行为负责。当我们能为未来负责时,我们的智慧也就开始慢慢地涌现:开始谋划怎样负起责任,怎样在离开过去的关系后发展得更好。此时,孩子也会耳濡目染:妈妈从受害者变成了创造者。”


(应受访者要求,胡胡、乐乐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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