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和彼岸花

南京市郊一间120平方米的公寓内，住着5位女性。离异的单亲妈妈薇薇带着一个女儿，丹丹带着两个。

“短发”就像这个新式家庭的家徽。除了“铁悠悠”坚持不剪（丹丹一个女儿的绰号），其他4人都是短发。薇薇和丹丹以开玩笑的语气解释道，“这么多人留长发，家里下水道不会堵死吗？” 

因为“短发”且“住在一起”，两人在社交平台上常被误认为是同性恋。反复澄清这个问题，让她们略感疲惫：“人们对同性之间的真正友谊缺乏想象力。”

 薇薇是安徽人，今年41岁。大学毕业后，她一直留在南京当中学美术老师。因为不想过被家人安排的生活，即使离异并独自抚养女儿，她也不愿回到家乡。女儿从小身体不好，她“不喜欢麻烦别人”，总是一个人带女儿看病。

32岁的丹丹出生于江苏句容茅山的村庄，在 “放养型”教育下长大。走出山村、为爱回乡、自主创业，丹丹做事风风火火，决心难被别人改变。离婚后，她在南京开阅读馆。

2021年，因为合作一个童书项目，两个异乡人在南京见面。图书绘画人薇薇戴着黑框眼镜，身着休闲服，提着两杯咖啡走进一个乱糟糟的办公室。图书顾问丹丹窝在角落。她身材高挑，穿着小西装，起身准备给薇薇泡茶。虽然看上去不像一类人，她们却从中午聊到午夜。

“我们相见恨晚。我们的原生家庭如此迥异。但经历了婚姻和孩子，各自长出的价值观却特别一致。”丹丹回忆。两人都有志于终生投身教育行业。她们都希望离异后能对孩子保持“高陪伴、高关注、低要求”，尽量拓宽其视野。朋友和爱人，则被期望“有深度的灵魂交流，不是单纯因为孤独而陪伴”。

另一个粘合剂是单亲妈妈所带来的难题。

分身乏术是道大槛。薇薇的女儿米米上一年级后，准时接送孩子和工作变得难以兼顾。丹丹的女儿一个比米米大一岁（悠悠），一个小一岁（叮当）。创业初期，丹丹无法抽出足够的时间陪伴她们。对于女儿的述情障碍（无法适当表达自己情绪的心理特质或症状），丹丹感到无助。拥有心理学双学位、善于沟通的薇薇提出的建议，让丹丹看到了希望。

“帮我管管小孩吧！”初识后，丹丹曾向薇薇发出多次请求。薇薇也希望孤独的米米有人作伴。下午5点到晚上8点半，薇薇托管照料的女孩，渐渐从一个变成三个。她拒收朋友的托管费。两家人一起出门玩时，丹丹总是主动包揽费用。她有时来薇薇家住，偶尔也邀请前夫来听取薇薇的育儿经验。

薇薇承认，她们确实在相互利用。“被利用不是贬义词，这说明你有价值。如果丹丹是一个只爱吃喝玩乐的姑娘，我不会和她交往这么深。如果我只是个家庭怨妇，她也不会和我有连接。我们有清晰的共同目标：赚钱、养娃。”

两人的事业从2021年开始交融。为了获得灵活的工时，薇薇辞去学校的职务，成为丹丹阅读馆的培训老师和股东。之后三年内，她们一起经历了线下书馆的关闭、八十多万元的亏损、线上家庭学管师培训的转型成功。

更强烈的共居念头，产生在一场严重的疾病之后。

2023年1月（农历腊月末），米米患脓毒血症，住院多日高烧不退，被建议腰穿治疗。新冠疫情还未退去，薇薇远在安徽的家人无法赶来。大年三十，她一人守着病重的女儿。病房躺着一排瘦削、虚弱的感染儿童。薇薇丧失了信心，“当时我们娘俩甚至死后埋哪儿都想好了。” 

丹丹带着年夜饭冲到传染病区，陪她度过除夕。薇薇破涕为笑。那晚，米米的烧终于退了。

薇薇意识到，“我们需要相互照顾，住在一起或许更好。”年后，她搬到了原住所对面一套更大的房子，丹丹也正式成为她的舍友。丹丹的女儿放学后都在薇薇这里学习，有时留宿，更多时候回父亲家住。

“丹丹像野草，有旺盛的生命力。我像彼岸花，丧丧的，思考多，内耗重。”薇薇不认为两人只是在依赖彼此。“就像你划了一条很小的船在海里航行，风浪很大。你给自己打气，觉得自己好像很强。但是当真的有一个人，她也划着小船过来和你一起扛，你就会有跟人并肩作战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很好的。”

丹丹的想法类似。“我们有共同目标、信念，比起搭子，更像战友，可以把后背交给彼此。如果我快死了，薇薇帮我拔管，我知道她肯定是为我好才这么做，一定不是想搞死我、赚我的钱。”

▲薇薇将要搬去的新家 图/本刊记者 杨旻洁

45码的运动鞋

每个月4300元的房租和其他生活费用都是AA制，这是最初说好的。但薇薇后来发现，“真住在一起，不会这么斤斤计较，凡事都A不好意思。”薇薇拒收丹丹的房租和生活费，丹丹就给薇薇买手机、给米米买平板电脑。

磨合期还是持续了半年。一人极度要求整洁，另一人喜欢随意。丹丹不用干净的筷子夹咸菜、坐在床上吃东西的时候，薇薇都无法忍受。相处之道则是“直言不讳”和“及时调整”。

一起生活有众多挑战，“没有男性参与”这一点，也许并不是二人真正在意的。它带来的不安全感，更像由他者凝视而生出的幽灵。

米米的粉色滑板车上，搭着一双黄黑相间、略显陈旧的男士运动鞋。它们被不经意地摆在门外的角落，旨在对路过的邻居展示某种信息。

“这是米米同学爸爸的鞋。他的脚45码，足够大。”出于安全考量，薇薇总是伪装成家里的男性，她先后用“刘庆强”、“谢振国”作为快递名，“听起来像是70后男士。”

丹丹笑薇薇太怂了。作为全女性家庭，她们的确遇到了更多质疑。有住户在电梯里问薇薇，“你们家这么多小孩？都是你的吗？”有自称物业、没穿工作服的人突然敲门，问家里住了什么人。房东也曾打电话说，有人向警察举报这间房为群租房。薇薇很愤懑：“我们没做隔断，没改变房间格局，也没当二房东。我们只是一家人而已。谁规定的一家里面必须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薇薇认为，没有传统的父亲角色，并不意味着孩子的人格不完整。“每个人心里都有个杯子，用来装我们得到的爱。如果杯子是满的，倾注爱的人一定要是统一的、传统意义上的ABC吗？我觉得不是的。有时，人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家人，但得到的爱足够，也可以健康长大。” 

这个全女性家庭模式，也有内外分工的侧重。丹丹更多地扛起创业的担子，她常因加班晚归，跟孩子在家学习的时间刚好错过。教导三个孩子的任务，主要由薇薇完成。丹丹的两个孩子，称薇薇为自己的“半个妈妈”。 

2024年，创业公司往销售方向转型后，更赚钱了。丹丹的新媒体工作“变得更疯狂”，周末的亲子时光也很奢侈。薇薇认为，公司中自己作为讲师的发挥空间变小了。两人都意识到这种失衡。丹丹说薇薇快“没有自我了”，提出要帮她打造一个直播IP人设。薇薇提醒丹丹，小孩快进入青春期了，要抽时间多交流。

但目前，她们发现很难达成新的平衡。为了实现一起存钱、供三个小孩将来出国的愿景，攒钱成了迫切任务。目标已完成三分之一。距最大的孩子小学毕业，还有两年多。现在的模式，似乎是效率更高的，也能对小孩保持足够时间的充分陪伴。

两人都认为，走下去的关键是，“懂得感恩，理解对方的付出，不要互相抱怨。”2024年3月，薇薇买的房子交付了。那里没有多余的客房，合租岁月即将结束。丹丹还是在薇薇隔壁租了一间。两套房中间有道小门，可以相望打招呼。她们不知道未来能走多远，但至少在现阶段，“没有更多精力花在恋爱和组建新家庭上，要专注教育和赚钱。”

▲三个孩子的学习场所 图/本刊记者 杨旻洁

有5000总比没有好

不是每个单亲妈妈都能达到不为衣食住行操心的境界。过日子，更多时候是必须精打细算的事。

胡胡找人搭伙住，就是经济需求大于情感需求。

36岁的胡胡，在2023年怀孕后决定放弃和男友结婚，独自抚养孩子。对方最多一个月提供2000元养孩子，远少于自己做二房东挣的。胡胡认为，“他太懒了，家里坐着屁股都不挪一下，只爱打牌。” 

为了避免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胡胡未回浙江台州老家，留在江苏常州，靠收租和自由职业维生。孩子出生后，她一个人还是带不过来。出门办事，家里需要有人照顾。“五十多岁的带娃阿姨要5000元一个月，年轻点的要七八千。”胡胡受不了前者的育儿理念，又觉得后者太贵。

在朋友牵线下，胡胡认识了能帮她免费带娃的乐乐。乐乐的经济状况更糟。她是全职母亲，带着三个孩子。2023年，丈夫在一次吵架后失踪。乐乐一直靠父亲以退休金资助度日，直到年末，父亲离世。乐乐正在负债养孩子。据胡胡调查，“各种网络借贷、分付、朋友借的钱，估计已经有七八万元。”

尽管如此，胡胡还是接受了乐乐。“她没啥心眼，人比较直爽。”目前，她们搭伙居住了3个月。乐乐带着一个两岁半的孩子搬过来，其余两个放在母亲那里。胡胡负担所有房租，前提是，“（乐乐的）债务要在外面处理干净，不能有人上门追债。”其他生活花销则没分那么清楚。

乐乐的确让胡胡的生活更容易些了。“她毕竟生了三个孩子，生活常识、育儿经验很丰富。”8个月大的孩子和家里的三条狗，都被带得很好。乐乐做家务不够勤快，“但比较听劝”。胡胡提出用完的尿不湿要及时处理，她马上就去清理。胡胡也经常给乐乐的孩子买玩具、零食，很受孩子喜爱。

一段时间后，找工作被提上日程。胡胡不能接受伙伴长期无收入。“一起住着，到时候没钱了，不还是要来找我吗?”另一方面，胡胡也希望乐乐能为将来做打算。“有了孩子，总不能一直靠信用卡、拆东墙补西墙过日子吧。”

乐乐试图改变，但成长之路很艰辛。她没有一技之长，长期脱离社会，只能从底层干起。因无法适应职场环境，之前在工厂，乐乐没干几天就放弃了。最近的一个工作，是生鲜超市的收银。早上6点开始上班，一天上10小时，一周上6天，一个月工资5000元。胡胡鼓励乐乐，“再怎么低，至少有5000能保障基础生活，有总比没有好。”自由职业的胡胡，平时也帮着乐乐带孩子。

但是，跟乐乐长期搭伙，并不是胡胡最好的选择。她不太喜欢乐乐的某些习惯。例如，“花钱大手大脚”，冰箱永远塞满不需要的食物。更重要的是，两人的教育理念不合。胡胡认为，乐乐“不爱通过学习来提升自己”，喜欢用大吼大叫的方式管孩子。胡胡希望教育方式 “更理性一些”。自己的孩子进入两岁的早教阶段后，胡胡会有别的生活方案。但是，乐乐不会是那时的备选伙伴。

▲米 米（ 左 ）、叮当 （中） 和悠悠一起吃饭 图/受访者提供

困境内外

“离婚搭子”，是2024年初社交媒体上火热的词条之一。选择成为搭子的人，多是两位独自抚养孩子的单身妈妈。境遇相似、相互需要让她们住在一起，成为共同生活的伙伴。

中国家庭婚姻研究会201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据保守估计中国约有2000万的单亲妈妈。除了离异，其他独自抚养的原因包括丧偶、未婚、婚内分居等。38.6%的单亲妈妈感到有巨大的生活和情感压力。主要压力来源，是抚养孩子的经济重担，以及难以兼顾抚养和工作的困境。

成为单亲妈妈以后再未有过交往对象的人，占七成。婚恋市场的排挤、顾及孩子的感受，都是单亲妈妈重建亲密关系的障碍。完善的公共支持，也许能减少独自抚养的重压。在由婚姻维系的传统家庭结构之外，女性之间搭伙同住的方式，也为单亲妈妈提供了一种对抗风险的新选择。

搭伙过日子的故事，让许多单亲妈妈心动。她们热烈地发出邀请，收到全国各地单亲妈妈的响应。但是，配对成功的很少。“异地”、“不同频”、“看不对眼”是走不到一起的关键词。

家理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主任易轶律师分析，单亲妈妈如此渴望搭伙带娃，可能是“因为生活所迫，遇到了自己难以逾越的困难”。

在易轶接手的离婚案件中，有70%的抚养权判给了女方。易轶指出，单亲妈妈抚养孩子所付出的隐性成本，可能比显性成本高很多。“按照法律规定，离婚后（非抚养方）支付的‘抚养费’主要包括生活、教育、医疗三块。实际上，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隐性成本：住房、交通、人力、时间等。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住房成本是很高的。有的妈妈要赚钱养家，她不得不请保姆，或是请姥姥、姥爷协助。但是，这些住房费、保姆费、人力协助成本，是不会另行列入孩子的‘抚养费’要求支付的。”

“在判决后，想要增加抚养费，要么是对方同意，要么通过法院诉讼。抚养方或者想息事宁人或者不想麻烦，就会自己承担，不再向对方索要了。” 搭伙同居带娃，是一种减轻隐性成本负担的方法。

另一种负担的减轻，在心理层面。公益组织“一个母亲”理事、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雷扬认为，单亲妈妈搭伙生活，是一种社会支持系统。两位相同境遇的女性之间的诉说和陪伴，让她们有了表达自我价值的机会。

“人都渴望被听见、被看见、被渴望、被理解。在我接触的婚姻咨询中，许多女性遇到的困难和挑战，都与自我价值的压抑有关。成长的原生家庭重男轻女，会让她们觉得自我价值感很低，不敢表达自己的脆弱。结婚后，和爱人说话例行公事，把注意力放在孩子或家庭事务上，没有足够的机会敞开自己的心灵。当有相同际遇的人走在一起，她们同病相怜，才感觉到被听见被理解。”

同时，这种新型伙伴形式也可能意味着更不稳定的连结。易轶提醒，出于对双方财产的保护，搭伙双方最好提前拟定同居协议。“如果是网上找到的陌生人，（分开后）有经济纠纷的可能性更大。对于同性同居，如果没有协议，法律还是界定两人为陌生人，按普通民事主体的财产关系来处理。所以，大家的经济账要划分清楚，通过协议的方式约定会更好。”

雷扬认为，无论伙伴是同性或异性，进入任何一段关系，都有风险。“从心理成长的角度讲，我们吸引的都是内心投射的同频的人。你的问题，可能也是我的问题。如果两人都进入被害者情结，天天吐槽男人靠不住，前夫不行，社会不行，这样会不会让共振变得更大？甚至造成二次伤害？” 

在她看来，走入健康新关系的前提是，两人都需要从上一段挫折中学习，并获得成长。“独自抚养孩子，是一个勇敢的决定。现在，更多女性开始想办法为这种行为负责。当我们能为未来负责时，我们的智慧也就开始慢慢地涌现：开始谋划怎样负起责任，怎样在离开过去的关系后发展得更好。此时，孩子也会耳濡目染：妈妈从受害者变成了创造者。”

（应受访者要求，胡胡、乐乐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