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暴发到现在，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公众形象如同一位 “智慧老人”。媒体向他提问人类社会演变相关的大问题，想从他那儿获得关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洞见与预测，比如战争、不平等、新冠疫情、气候变化、政治极化、全球化逆流、国家的危机应对。
因为整个世界正在发生剧变，每天都可能见证历史。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年代，人们寻找确定性和方向感的意愿也就越强——人们需要 “智慧老人”，而戴蒙德正好是一位思想者、百科全书式的博学多才之人。
戴蒙德的专业是生理学和鸟类学家，他曾在人迹罕至山顶发现了绝迹已久的黄额园丁鸟（Yellow-fronted Gardner Bowerbird），他也会说自己，差不多是 “世界上最了解胆囊运输盐和水机制的人”，他还是受到尊重的演化生物学家和生物地理学家，但他更大的名声来源于大历史写作，代表作《枪炮、病菌与钢铁》已成经典著作。比尔·盖茨说，“我是贾雷德所有书的忠实读者”；查理·芒格称赞他 “出色地综合了许多学科的伟大模型”；《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回忆，《枪炮、病菌与钢铁》让他 “从一个研究中世纪战争的历史学家，变成了一个研究人的学生”。
可是，真正重要的从来都不是具体观点，而是提出观点的人如何思考，这些观点是怎么形成的——这才是智慧的源泉。
今年 86 岁的戴蒙德没有退休，还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给本科生上课。他过着非常规律的生活，每天大约 6 点起床，离家观鸟；每天要练一个小时钢琴；每天花半小时阅读意大利语书籍、每周练习两个小时意大利口语；每天花大量时间和妻子聊天；每周两天和儿子一起吃饭；每周三天去健身房，在八个器械上从事负重训练。
除此之外，戴蒙德每天最多的时间花在阅读、写作和访友上。他没有社交媒体，用一根 0.9 毫米的自动铅笔写作。他留着花白规整的络腮胡，说话缓慢、声音浑厚、带有波士顿口音。这种口音的特点是元音，比如 “often” 听起来像 “orphan”“area” 像 “eerier”。他喜欢开玩笑，是个有趣的人。他在著作中也是如此，严肃讨论中富含幽默感，尤其爱用括号和感叹号来制造幽默。
“我的幽默感就像一个 13 岁的孩子。” 戴蒙德说。
今年 10 月《晚点 LatePost》问戴蒙德，为什么一直（always）喜欢弹钢琴、观鸟、学外语？“我不是一直对弹钢琴、观鸟、学外语感兴趣。” 他纠正道，“在我出生的那一天，或者在我第二个生日时，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我分别在 6 岁、 7 岁和 11 岁时对这些活动产生兴趣。”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图片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戴蒙德的思考方式独树一帜。他总是对许多事情感兴趣，向自己提出了十万个为什么。为了找到解释，他综合遗传学、语言学、考古学、心理学、流行病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地理学等多个学科（根基是地理和生物）的知识，致力于采用比较的科学方法来探究人类社会的演变。
戴蒙德这种思考特征既有理性考量，也有感性来源。在理性维度上，他说传统的历史学家通过阅读从古到今的书面文献来研究历史，但文字不过是大约 5000 年前才在世界少数几个地方出现的。在许多面积很大的地方，包括新几内亚，文字的引入只有几十年历史。
因此，想要了解任何一个地方超过 5000 年前的历史或者更晚产生文字地方的历史，历史学家都必须借助于文字之外的方法，像生物学、语言学、考古学都为研究文字缺失的历史提供了强大工具。
“如果历史学者仅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最终无法理解任何国家的历史。” 他说。换句话说，只研究一个国家历史的历史学者无法意识到该国的特殊之处，也无法提出关于该国最重要的问题。
所以戴蒙德几乎所有著作都是比较的产物，《第三种黑猩猩》将人类与黑猩猩比较；《枪炮、病菌与钢铁》比较欧洲、中国、东南亚和墨西哥等地区的历史；《崩溃》比较世界各国如何应对环境问题；《昨日之前的世界》将新几内亚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与美国等现代工业社会比较。
《枪炮、病菌与钢铁》，贾雷德·戴蒙德 著，王道还、廖月娟 译，中信出版社 2022 年 1 月版。
他最新一部作品《剧变》比较了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如何解决现代危机。“我之所以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是因为我几乎生活过的每个国家都爆发过危机。（不，这些危机并不是我生活在这些国家造成的！只是大多数国家都会发生危机。）”
在感性层面上，这种思考特质和他的生活经历有关。戴蒙德的母亲是一名钢琴家、语言学家，还是一名教师。在她的教育和帮助下，戴蒙德 3 岁开始识字，6 岁开始学习弹钢琴，10 岁开始学习英语语法和散文创作，11 岁学习拉丁语，16 岁学习德语。戴蒙德到 60 多岁时，还在学习意大利语。这是他学习的第 11 种外语。
戴蒙德的父亲是一名医学家，帮助创建了小儿血液学（儿童血液疾病）学科，还帮助建立起美国血库系统。在父亲的影响下，戴蒙德对科学产生了兴趣，曾立志从医。
戴蒙德从小在好学校接受博雅教育。他在 17 岁考入哈佛大学医学院后，除了医学课程，他还学习了俄语、德语文学、作曲、口传史诗、动机心理学和天文学。在剑桥大学读博期间，他利用闲暇时间演奏钢琴、自学管风琴，还在大学合唱团演唱。
戴蒙德回忆，儿时和读书时的经历加深了他对地理、历史对人类生活影响的理解。他出生的 1937 年，“二战” 还未结束。
“那时，我父亲在我卧室的墙上贴了两张地图，一张是欧洲地图，另一张是太平洋和东亚地图。我父亲在地图上用大头针表示 ‘二战’ 中的欧洲战线和太平洋战线，随着战线的转移，他每天晚上都给大头针换位置。”
1958 年至 1962 年，戴蒙德在欧洲生活，朋友也都是出生于 1937 年前后的欧洲人。由于地理和历史因素，他的欧洲朋友有着与他截然不同的童年。“他们经历的苦难各不相同，有的失去了双亲，有的从远处眼看着父母的房子被炸毁，还有的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这些事情没有一件在我身上发生过——完全是由于地理上的偶然，我出生在波士顿，而不是出生在伦敦、慕尼黑或贝尔格莱德。”
为什么过去 1.3 万年间，人类社会在不同大洲发展得如此不同？
1997 年出版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是戴蒙德最有名的著作，却也是被误读最多的著作。这本书探讨的问题是：在过去 1.3 万年间，为什么人类社会在不同大洲发展得如此不同？
不同于当时流行的种族主义解释，戴蒙德认为，人类社会在不同大洲上的不同历史轨迹是由于各大洲的自然环境不同：首先是各大洲在适合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物种方面的差异，其次是各大洲在大陆轴线和孤立程度方面的差异。
他在书里具体解释了这一过程：农业只独立发源于世界上的部分地区（包括中国但不包括欧洲），农业带来了文字、金属工具、中央政府等多方面的发展，使一些族群有能力征服另一些族群。
很多人将《枪炮、病菌与钢铁》的观点简化、批评为 “地理决定论”。戴蒙德曾在个人官方网站专门贴出一篇文章《“地理决定论” 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来回应这种误解。这篇文章甚至被设置成和 WELCOME 、ABOUT ME、MY BOOKS 同等层级的网站类目，就叫 GEOGRAPHIC DETERMINISM（地理决定论）。这足以可见误解的普遍和他对此的重视或反感程度。
戴蒙德觉得自己无非是强调地理因素在人类社会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就被贴上 “地理决定论” 的标签，这很不公平。那些强调文化、历史和个人选择在人类社会演变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观点，则不会被谴责为 “文化决定论”“历史决定论”“个人决定论”。归根结底，这恰恰反映了许多人长期以来对地理的忽视和偏见。
并非所有人都会仔细阅读戴蒙德的著作和文章。直到最近几年，还是会有记者问他如何看待 “地理决定论”。他没耐心时就这么回答——“如果你认为人类社会演变不受地理影响，那就试试来年一月，只穿背心和短裤站立在北极，并尝试在那里发展出一个世界级文明”，要么疯狂强调地理——中国比欧洲更容易达成统一的三个原因分别是，“地理、地理和地理”。
比如中国东西部之间的广阔地带和相对平缓的地形，最终使黄河与长江的水系得以用运河连接起来，促进了中国南北之间的交流和统一。但欧洲的河流却从阿尔卑斯山向外呈放射状流出，就像自行车轮辐一样，莱茵河流向西北方，罗讷河流向西南方，多瑙河流向东方。不同欧洲河流流域的人们形成不同的政治实体，存在至今。
戴蒙德推论，欧洲的分裂和中国的统一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比如正因为欧洲是分裂的，哥伦布才有机会在四次失败的尝试后，最终说服几百位君主中的一位资助他出海。正因为中国是个统一的国家，明朝的一个决定，就能使全国船队停摆，船坞荒废。权力集中造成发展停摆，还有许多类似事例，像中国朝廷 “14 世纪时放弃发展一种精巧的水力纺织机，硬生生地从工业革命的边缘退了回来”。
戴蒙德在新几内亚，图片来自：纪录片《枪炮、病菌与钢铁》（2005）截图。
对于那些拥护 “地理决定论” 的人，戴蒙德也提醒他们自己是在限定的问题之下才得出地理因素重要，不能盲目扩大适用范围。比如《枪炮、病菌与钢铁》讨论的是 1.3 万年这个人类社会分流的时间节点，因为农业革命是最重要的分野，作为基础和支撑的地理才变成最重要的解释因素。
如果要解释 1300 年、130 年和 13 年来的不同人类社会演变，最重要的解释因素可能就不是地理。因为地理是一个慢变量，时间越短，不少历史学家偏爱的偶然性和个人性因素在人类社会演变过程中可能起的作用就越大。
戴蒙德认为，地理、文化、历史、个人等对人类社会演变所起的作用，完全取决于想要研究和解释的对象的性质。抛开具体研究对象，空泛地批评或者拥护某种决定论，没有意义。
2012 年，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 罗宾逊出版了畅销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这本书反驳了《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地理因素解释，强调制度因素的重要。
他们认为，国富国穷的关键在于这个社会采取何种政治与经济制度。“广纳型制度” 指一个社会能将经济机会与经济利益开放给更多人分享、致力于保护个人权益，并且在政治上广泛分配权力、建立制衡并鼓励多元思想；“榨取型制度” 指一个社会的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只由少数特权精英把持。
若采取 “广纳型制度”，国家就会迈向富裕；若采取 “榨取型制度”，国家即使短期之内出现经济成长，却必定无法持续、走向衰败。因为特权阶级为了保有自身利益，会利用政治权力阻碍竞争，不但牺牲多数人利益，也不利于创新，阻碍整体社会进步。数千年的全球史表明，国家的制度可以往更具广纳性的方向移动，也可能倒退回榨取性状态。这是一个动态过程。
2017 年，《枪炮、病菌与钢铁》出了 20 周年纪念版，后记是新写的文章《<枪炮、病菌与钢铁> 视角下的富国与穷国》，回应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观点。
戴蒙德称，用制度来解释国富国穷不能说是错的，但至少是不完整的。第一，除了良好制度，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国家财富，尤其是地理因素。比如非洲共有 48 个国家，38 个位于热带，10 个位于温带。除了加蓬，剩余 37 个热带国家比所有温带国家都要贫穷。若以沿海和内陆区分，沿海国家的财富值平均比内陆国家的财富值要高 50%。
第二，“我们必须弄清楚良好制度是怎样形成的。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将良好制度看作事实予以接受，认为它们可以随意地从天而降，落到某些国家，而没有落到另一些国家。为了理解良好制度是怎样形成的，我们必须探究人类社会所建立的复杂制度的深刻历史渊源，不管这些复杂的制度是好是坏”。
探究 “复杂制度的深刻历史渊源”，这就又回到了追溯 1.3 万年前人类历史的《枪炮、病菌与钢铁》。戴蒙德称，复杂制度的最重要的终极原因是农业，其次则是人口稠密的定居社会和农业带来的食物盈余。盈余的食物可以养活不从事食物生产的其他行业的人口，比如国王、银行家、作家和教授。因此，农业是现代社会所有复杂制度发展的先决条件。
“总而言之，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富裕得多，其原因众多且复杂。如果你坚持认为这个重要问题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那么你得离开地球去其他星球生活，因为这里的现实生活实在很复杂。” 戴蒙德写道。
为什么人类可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变得不同于其他动物？
令许多人意外的是，在面向大众的 8 本书中，戴蒙德觉得《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才是他写得最好、最有趣的一本，也是他母亲最爱读的一本。
《第三种黑猩猩》出版于 1991 年，是戴蒙德的第一本书。这本书论述了人类何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变得如此不同于其他动物。从基因角度看，人类的基因组与黑猩猩的基因组差异不到 2%。大约 600 万年前，人类的祖先才与另外两种黑猩猩的祖先分离开来，所以戴蒙德将人类称为 “第三种黑猩猩”。
戴蒙德讨论了艺术等人类特征在最近 1000 万年的演化。这些特征似乎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将人类和 “动物” 分离开来。它们包括人类的艺术、语言、农业、种族灭绝、生态破坏性、特有的性行为。
这本书来源于他在不同时期写的不同主题的文章。相比之下，他此后写的书都是事先计划好，主题统一、重要的作品。“最初单独撰写文章意味着我在写《第三种黑猩猩》时，能更轻松幽默。” 戴蒙德说。
《第三种黑猩猩》，贾雷德·戴蒙德 著，王道还 译，中信出版社 2022 年 6 月版。《崩溃》，贾雷德·戴蒙德 著，廖月娟 译，中信出版社 2022 年 1 月版。
他举例，这本书有四章都是关于人类的性行为。除了是人类的最大快乐和最大痛苦之外，人类的性行为还有很多有趣之处。比如，如果你养的宠物狗会说话，你可以问问它对你的性生活有何看法。你会惊讶地发现，被你视为理所当然的行为在狗看来非常怪异和恶心。
它可能会说：“这些人类真病态、真疯狂！为了交配，他们还得去卧室并关上门，而不像有自尊心的狗一样在大庭广众下交配。他们在一个月中的任何一天都能交配，而不是只在女性可受孕期交配。最恶心的事情是，人类即使在女人衰老不能生育后还有性行为。这些人的大多数性行为是对精力的巨大浪费，因为大部分性行为都不能带来受孕！”
“为什么我们在选择丈夫、妻子和性伴侣时，会潜意识地重视伴侣的耳垂和中指？（今晚，比较一下你和你伴侣的耳垂，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了！）” 戴蒙德问。
他解释道，“我们会与和自己相似的人结婚”。因为人类依赖 “搜寻意象” 选择配偶和性伴侣。所谓搜寻意象，指我们在搜寻过程中不断将身边的人和物与那个心灵印象比较，以便迅速识别出自己想要的。我们对未来的性伴侣的 “搜寻印象” 从小就开始发展，这个印象深受我们身边异性的影响。对大多数人而言，父母、兄弟姐妹与童年密友，是日常生活中与我们互动最频繁的人。
“搜寻意象” 中的一个因素是 “体貌特质”。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对显而易见的体质特征，例如身高、体型与发色，都有特别的偏好。但我们通常并不觉得自己在意鼻宽、耳垂长度、中指长度、手腕周长、两眼间距等特征。然而，我们一见到一见钟情的对象，就立刻惊为天人、情难自已，内心充满 “蓦然回首” 的惊喜，所有那些其他特征都在潜意识中促成了我们的决定。
戴蒙德说，学者在各地调查，都得到类似结果。夫妻 “体质特征” 的相关系数平均为 0.2，没有 “个性”（0.4）与 “宗教信仰”（0.9）高，但显著地大于零。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中指长度，相关系数为 0.61。“至少在潜意识中，大家似乎对意中人的中指长度非常在意，对发色或智商倒没那么在意。”
再例如，他在这本书第 12 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除了地球，智慧生命或任何形式的生命是否还存在于宇宙中的其他地方？许多人认为存在，给出的论证是生物学上的 “趋同演化”。所谓 “趋同演化”，指的是许多不同的生物群独立演化出利用相同区位的办法或演化出相同的生理适应。比如鸟、蝙蝠、翼龙与昆虫都独立演化出飞行的本领；许多动物都独立演化出眼睛；同样的蛋白质分解酶在不同生物群中反复地独立演化出来。
戴蒙德觉得，“趋同演化” 虽然有道理，但也有例外。比如啄木鸟的 “啄木” 适应只演化过一次，其他鸟类都没有演化出利用啄木鸟区位的本领；动物界只有少数昆虫演化出栽培食物的本领，如切叶蚁；没有一种高等动物演化出纤维素消化酶。
这是从正面论证也许没有外星人存在。从反面论证，戴蒙德称，如果有外星人，他们发现人类后，肯定会残杀人类。这是 “人类” 这个物种自相残杀的本性。比如我们见到近亲黑猩猩时，根本不会想和它们坐下交谈，来场精彩对话。
“正相反，我们拿枪射击它们，我们拿刀解剖它们，我们摧毁或强占它们的生态环境。那种反应是可以预见的，因为人类探险家一旦遭遇技术落后的人类社群，通常也是射杀他们，以新疾病消灭他们的人口，摧毁或强占他们的家园。任何技术先进的外星人如果发现我们，铁定也会那么做。” 戴蒙德认为。
因此，“在我们的银河系中，也许就没有别人了，而在我们四周几百光年的范围内，一定没有”，他认为，“我们在这个拥挤的宇宙中是独一无二又孤独的”。
除了轻松幽默，《第三种黑猩猩》更重要的是集中展示了戴蒙德作为一个生物学家思考问题的方式。这种思维是他所有作品的根基，著作中也随处可见生物学例证。出版这本书时，戴蒙德已经 54 岁了，是位备受尊重的演化生物学家和生物地理学家。
他在《第三种黑猩猩》中首次探讨的几个最重要问题，也在《枪炮、病菌与钢铁》《性趣何来？》《崩溃 : 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等后续著作得到了更深入的探究。
比如戴蒙德认为人类本性中有破坏环境的倾向。《崩溃》探讨的是，虽然人类社会在历史上遭遇了许多生态环境灾难，但并非每一个社会都走向崩溃。为什么有些社会脆弱不堪，有些社会屹立不倒？
他在《崩溃》中有一章讨论中国的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空气污染、生物多样性消失、耕地损耗、土地荒漠化、湿地消失、草地退化、外来物种入侵、过度放牧、河川断流、土壤盐碱化、土壤侵蚀、垃圾堆积、水污染、缺水，由人为破坏引起的天然灾害也越来越巨大、频繁。
因为《崩溃》引用的是 2005 年以前的资料，现在 18 年过去，戴蒙德补充说：“2005 年以来，中国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美国等大多数国家的环境问题也同样如此。”
他自己也遭遇了环境恶化的后果。气候变化不仅涉及全球平均气温升高，还带来极端的气候波动。戴蒙德生活的洛杉矶去年经历干旱，今年又经历破纪录的持续降雨。“我家门口的街道已经变成一条河！我们的电力、电话和网络系统已经被水淹没、中断。我家的地下室不断被水填满，我和妻子安装了 7 个水泵抽水。”
但他注意到，“2005 年以来，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年轻人更加关注和渴望解决环境问题。所以既有坏消息，也有好消息”。
为什么聪明的新几内亚岛岛民 1960 年代仍在使用石器工具？
1964 年，26 岁的戴蒙德首次踏足新几内亚岛。新几内亚人的样貌令他瞠目：他们看起来完全不像美国人，不但使用的语言不同，穿着和行为也大相径庭。
如今回头来看，戴蒙德觉得这趟旅行对他的人生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既开启了他的鸟类学研究，也启发了他采用 “比较” 的眼光看待人类社会的演变。
50 多年来，戴蒙德每隔一两年就会前往新几内亚，每次停留 1 到 5 个月。他描绘道，新几内亚岛地处赤道附近，但岛上的山脉海拔高达 5000 米。世界上只有三个地方可以在赤道附近的山顶看到雪和冰川，新几内亚岛便是其中之一。新几内亚岛上的鸟类是世界上最迷人、最漂亮的。
他说，新几内亚岛是世界上语言最多样化的地方。岛上有上千个不同的部落，岛民说着上千种不同的语言。即使到了现代，新几内亚岛也是世界上最晚改变传统生活方式的地方之一。人们传统上仍然使用石器工具而非金属工具，仍然没有文字，仍然没有中央政府。在远古，世界各地都是这样。
戴蒙德在新几内亚最有名的生物学发现是见到了绝迹已久的黄额园丁鸟。当时，他从直升机上跃下，在人迹罕至的福贾山顶峰发现了这种鸟。此前，人们只在 1895 年的巴黎帽子商店见到过 4 个该种鸟类的标本。这个发现不仅刊登在权威学术杂志《科学》，还登上了大众媒体《纽约时报》的头版。
黄额园丁鸟。图片来自：Animal Database。
戴蒙德在与新几内亚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生出疑问：为什么聪明的新几内亚岛岛民仍在使用石器工具而不使用金属工具，而我这个在丛林中自己找不到路也不会生火的愚钝美国人，却作为带来金属工具、文字并征服新几内亚岛的欧洲社会之代表来到此地？这也是当地人亚力（Yali）的困惑：为什么是白人制造出这么多货物，再运来这里？为什么我们黑人没搞出过什么名堂？
“经过 25 年，我写下了《枪炮、病菌与钢铁》，正是为了回答亚力的问题。” 戴蒙德说。
新几内亚如此不同于欧美社会，刺激了戴蒙德的思考与研究。在此后的几本书中，他都提倡并采用 “比较” 的 “科学” 方法探究人类社会演变。这也是生物学家的本领（想想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戴蒙德称，历史通常被看作人文学，最多算社会科学，但他觉得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自然科学分两种，一种是可以在实验室做实验的化学、物理学、分子生物学等；一类是只能做 “自然实验”、偏向历史的天文学、气候学、生态学、地质学、古生物学、演化生物学等。人类社会的历史研究可以借鉴后者，核心的方法就是比较，或者说自然实验。
自然实验指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比较只差一个变量（有或无；作用强或弱）的历史轨迹。例如，在拿破仑时期，德意志有几十个独立的邦国，有些邦国遭到拿破仑的入侵并完成了改革，有些邦国虽然遭到拿破仑的入侵，但其推行的改革后来被普鲁士王国推翻，还有些邦国从未实行过拿破仑的改革。通过比较这些邦国的情况，就能回答历史学家争论不休的一些大问题：拿破仑对欧洲的经济发展的作用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答案是正面。
戴蒙德引用了其他学者的自然实验来探究 “领导者如何影响历史” 这样的大问题。比如，研究者搜集了 1945 年—2000 年所有在任期内自然死亡的国家领导者案例，总计有 57 人；1875 年—2005 年发生的共 298 起针对国家领导者的暗杀行动，其中有 59 起成功、239 起失败。
前一项研究表明，与随机选择的国家领导者未在任期内自然死亡时期相比，国家领导者在任期内自然死亡确实会容易带来该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后一项研究表明，与被暗杀未遂的情况相比，一国领导者被暗杀成功后该国政治体制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更大。
两项研究共同表明，专制政体领导者的死亡比民主政体领导者的死亡带来的影响更大，而且在专制政体中，领导者的权力越不受立法机构或政治党派的约束，其死亡带来的影响就越大。
“领导者有时候能够对历史产生决定性影响。但是，这取决于领导者的类型以及具体产生影响的领域。” 戴蒙德总结。
比较还让戴蒙德从新几内亚人那里学到了许多传统社会的智慧。他甚至专门写了一本书《昨日之前的世界：我们能从传统社会学到什么？》来分享心得。
戴蒙德称，“传统社会实际上体现了建构人类社会的数千种自然实验。面对问题，传统社会的人曾想出成千上万种不同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和西方现代社会采取的解决之道大异其趣”。例如，如何维持一生的友情，如何养育子女，如何识别危险，如何为老年人提供有意义的生活等等。
具体来说，新几内亚人常常住在森林里，但从不在大树下睡觉。因为大树倒下砸死人的概率虽然很低，但如果每天都睡在大树下，就会大大增加被砸死的概率。戴蒙德将这种识别危险的智慧概括为 “有益的神经质”（constructive paranoia）。他领悟到，自己在美国生活最大的危险其实是在淋浴时滑倒、被不平坦的铺路石绊倒或车祸，而非坠机和恐怖袭击。
2019 年，戴蒙德最后一次前往新几内亚。55 年间，新几内亚变化巨大。如今，他们开始使用金属工具和手机，部落战争减少了，中央政府也有了。“但在短短的 50 多年里，完全改变已经存在了 5 万年的生活方式是很困难的。直到最近，新几内亚还分为 1000 个相互争斗的部落，以及数量更多相互争斗的氏族。” 他感慨道。
为什么人类社会的未来取决于中美等国能否通力合作？
2019 年，戴蒙德出版了离现实最近的著作《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他在这本书及相关分享中，突显了自己思考的另外三个特点：世界主义、谨慎乐观、向他人学习。
虽然中美之间存在竞争，但他觉得，中国面临的最严重的长期问题与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长期问题是一样的，即核武器、气候变化、全球范围内关键资源的枯竭、世界各地不平等导致的种种后果，以及在新冠肺炎之后的新型疾病将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危险。每一个问题都非常棘手，只有在中国、美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强国的通力合作下才能有机会解决。
戴蒙德至今清楚记得古巴导弹危机——人类最接近核战争的时刻，那时他刚过 25 岁生日。当下，他认为人类再次面临核战争爆发的风险。因为俄罗斯、美国、中国之间的整体关系和沟通局势恶化，不太清楚各自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可能做出错误决策，造成灭顶之灾。
戴蒙德对人类社会的未来持 “谨慎乐观” 的态度，认为人类不是有 95%，也不是 2%，而是 51% 的可能性解决现在面临的重大问题。他有一种将 “危” 看成 “机” 的眼光，比如新冠疫情和全球化逆潮恰恰说明了全球合作的重要性。归根结底，要想解决问题，他觉得人类需要意识到，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是共存亡的。
新几内亚的查亚峰（Puncak Jaya）。戴蒙德介绍，世界上只有三个地方可以在赤道附近的山顶看到雪和冰川，新几内亚岛便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地方是安第斯山脉和东非山地）。图片来自：Enda Kaban on Wikipedia。
作为美国人，他对自己国家的批评很锐利。戴蒙德说，美国当前面临的危机包括：政治极化、低选民投票率和选民登记障碍、不平等和社会经济流动性下降、政府对教育和公共领域投入的减少等等。
2019 年以来，戴蒙德觉得美国的政治极化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愈演愈烈。他推测，政治极化的根源是人与人之间传统的面对面交流减少，而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等非面对面的电子交流增加。他认为，美国享有巨大的优势，但一个国家也可能将自己的优势挥霍殆尽，阿根廷就是一个例子。
戴蒙德解释道，阿根廷拥有优美而富饶的环境：潘帕斯草原和温带地区，非常适合牛和小麦生长。阿根廷曾经是个富国，现在仍然可以是个富国。但是，由于几十年来几乎从未间断过的糟糕政府，阿根廷浪费了其自然优势。“阿根廷也给美国和其他国家上了一课：糟糕的政府会让良好的自然优势毁于一旦。”
戴蒙德称，《剧变》得到了近百位不同领域好友的帮助。他们有的阅读了他全部或大部分手稿，帮他改进了创作思路和呈现方式；有的对个别章节的初稿提出了意见；还有人与他分享自己的经历，为他提供文章或参考资料。他在 “致谢” 中一一写出了他们的名字。
“为了能写作，我必须与很多人交谈。我的写作是一种合作的写作方式，我喜欢从其他人那里学习。我发现人们都很慷慨地向我讲解他们的专业。” 戴蒙德说。
这种学习也是开放的。比如戴蒙德说自己经常和德隆、詹姆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两位作者）讨论与争论地理、文化和机遇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
他不仅自己喜欢向他人学习，也喜欢邀请读者进一步学习。和很多著作不同，《剧变》最后附的不是 “参考文献”，而是 “拓展阅读”。他贴心地只提供那些可能会对读者有价值，而且读者容易找到的文献，那些较为专业的学术期刊中的文章在本书中没被列出。
遇到不清楚的问题，戴蒙德有时还会邀请读者回答。比如在讨论文化对人类社会演变的作用时，他在书里提了许多疑问：为什么传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欧洲人和西亚族群殖民与征服的驱力，而中国人却不受传教的驱动？中国的地理中可有任何诱因，使得中国社会选择了富于同音字的语言？中国的地理有哪些因子促成了儒家哲学和当前的文化心态？
《晚点 LatePost》追问了戴蒙德上述问题。他推测游牧民族和宗教形式可能存在关联。至于为什么中国的语言以声调著称（同一个音节用不同声调发音会有不同含义），英语和大多数印欧语言都是非声调语言？他说，“请你们试着找出答案”。包括 “为什么粤语（9 个声调）的声调比普通话（4 个声调）多？为什么新几内亚的 Faui Iyau 语（12 或 13 个声调）甚至比粤语还多！”
新几内亚的一个部落。图片来自：Bob Brewer on Unsplash。
戴蒙德正在写作下一本书，他预计出版时自己应该 90 岁了。这本书是关于领导力的。这一次，他的问题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领导人是否发挥重要作用？如果领导人不同，历史发展的进程是否会有所改变？像 1930 年，希特勒在一次车祸中差点丧命。如果他当时死了，欧洲还会发生 “二战” 吗？世界还会发生一场造成至少数百万人死亡的纳粹大屠杀吗？
“在历史上如此，在商业、宗教等问题上也如此。如果没有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计算机和社交媒体会不会有所不同呢？如果耶稣和穆罕穆德没有出生，还会有其他人创立世界性宗教吗？” 戴蒙德问。
1987 年，50 岁的戴蒙德迎来双胞胎儿子马克斯和乔舒亚的诞生。此前，他从未考虑过 2050 年后的世界，那之后地球可能遇到的灾难也与他无关。儿子们的出生让他开始担忧起人类社会的未来。
这也是他从学术写作转向公众写作的动力源泉。“我想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因此需要开始把世界上最重要、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呈现给大众。” 他说。
题图来自 wikimedia，从左至右分别为长臂猿、红毛猩猩、黑猩猩、大猩猩和人的骨骼图。
晚点周末
《晚点 LatePost》推出周末版，希望把视线扩展到各种各样的创造者。简单来说，我们想知道谁在创造，并以之影响周边；我们既注视当下，也回顾过去，寻找形塑今日世界的源头；我们关注技术、商业，也关注历史、人文，打量这些领域的交汇处的涌现。
让我们关注的可能是一款产品、一家店铺、一种包装的设计思路，也可能是某种工作哲学、产品理念、管理方法，可能是一种有趣新颖的生活方式，甚至是在今天仍然焕发光彩的古老思想。
“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相比有待创造出来的东西，是微不足道的。” 这是维克多·雨果的话——我们希望《晚点》周末印证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