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蒋麒申请国家赔偿案在湘西州中院开庭质证。在国家赔偿申请书中,蒋麒申请了600万赔偿,包括侵犯公民人身自由赔偿金、青春损失、丧失接受教育机会、人身命运轨迹改变等损失。
这是一个延续了四年多的案子。事情是从2019年5月开始的,在湖南省吉首市第二中学的厕所里,彼时15岁的蒋麒遭到15个同学的围殴。在众人的拳打脚踢之下,蒋麒掏出一把藏在衣袖里的折叠刀挥舞,刺伤了3人,其中两人为重伤二级,一人为轻微伤。2019年8月7日,蒋麒被吉首市公安局以故意伤害罪刑事拘留,送往看守所羁押。
羁押的生活持续了336天,一直到2020年7月7日,吉首市法院认定蒋麒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蒋麒才被无罪释放,重获自由。但意外的是,2020年7月16日,吉首市检察院对一审判决提出抗诉,认为一审法院判错了,依然要求以故意伤害罪追究蒋麒刑事责任。一直2022年11月,吉首市检察院提出抗诉两年多后,它的上级、湘西州检察院认为“抗诉不当”,决定撤回抗诉,蒋麒才彻底摆脱官司,成为一个真正无罪的人。
《少年法庭》剧照
如果没有这起霸凌事件,蒋麒现在也许是一名高三的学生,正在为高考做准备,迎接自己即将到来的新人生。但事实是,检察院提出抗诉后不久,蒋麒就从学校辍学,辗转各地打工,如今已经快两年了。
我第一次见到蒋麒是在2020年9月,在吉首市下属一个县城的村子里。彼时,15岁的蒋麒刚从看守所中释放出来不久,又陷入了“检察院抗诉”的阴霾中。
看得出来,蒋麒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印象很深的一个场景是,当时,我们坐在客厅的小板凳上聊了很久,蒋麒渐渐放下拘束,说起自己上学时的一些事情。他说,自己住在妈妈家时,每天早上六点多就起床,走路50分钟到学校,我问他,为什么不坐车?他很自然地说,“因为坐公交要花2块钱呀!而且还要倒一次车。”
正是这样一个少年,在学校里成为了“被选中”的霸凌对象。到了上初中的年纪,蒋麒的妈妈发现他的成绩并不理想,决定把孩子接到吉首市上学,因为“城里学校教育质量更好”。但她并没想到,虽然城里的学校教育资源更丰富,情况也更复杂。
这次“刺伤霸凌者”,并不是蒋麒第一次受到围殴。此前,他也曾在学校厕所里被十几名同学殴打,站在中间的“老大”问他,“你平时为什么老是在楼上盯着我看?是不是想喊人打我?”蒋麒的教室在三楼,初来乍到的他常常课间趴在三楼围栏上张望,没想到这个举动引来了一楼“老大”的注意。即使他不断地道歉、解释,最终还是遭到了围殴。第二次被围殴的理由,听起来也很离谱:蒋麒在坐车春游时和一位女同学说了几句话,而这位女同学是另一位“老大”的“女朋友”,对方认为这是一种“招惹和挑衅”。
那一次采访中,我也联系上了其中一名参与围殴蒋麒的同学陈某。在听蒋麒讲述自己经历时,我的脑海里对打人者有一个模糊的想象:凶残的,暴躁的,愤怒的。但加上对方的QQ后,很容易能感觉到,屏幕后面那个使用着花里胡哨字体的学生,也还是个幼稚的孩子。他说,自己并不认识蒋麒,参与打人只是因为好朋友和蒋麒有矛盾,让自己帮忙。“我帮他,以后他也会帮我。”陈某说,自己其实很少真的动手打人,更多时候只是一起“撑场子”。
他和大多数“坏孩子”一样,只是努力地融入这个未成年人的世界,用斗殴的方式自保。想要聊更多时,陈某发来一句,“你稍等,我要问问我爸妈,能不能再说下去。”
只有两类人可能免受欺负,一类是成绩特别好、受到老师关注的同学,另一类是同样认识社会上的人,“有人罩着”的人。蒋麒明显不是第一种人。他也曾试图向老师和家长求助。第一次挨打后,蒋麒逃到了教师办公室里,班主任带着他到每个班去认人,他认出其中一名打人者,“但那个班的班主任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方一致说是我先动手打了他们,那个班主任也相信他们。”他还求妈妈帮他转学回县城或村里,但这个进城上学的机会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妈妈拒绝了他,母子俩还爆发了一场争吵。
蒋麒只好也学着用“那一套”办法解决。被殴打的那天,他提前跑到学校外,买了一包7块钱的红旗渠香烟,送给对方的“老大”,试图息事宁人——这是他唯一能买得起的烟,他每天只有7块零花钱。但这包不够体面的香烟被拒绝了,一场围殴最终没能避免。
在抗诉书中,吉首市检察院称,案发时,“蒋麒并非处于被动、被欺凌的孤立无助状态,他可以向老师求助,也可以向家长反映,甚至可以坐在教室里,坚决不去男厕所。”蒋麒的代理人、北京富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艳涛在红星新闻的采访中直言,“这是典型的上帝视角。用极其严苛的标准,来要求一名曾数次遭受校园霸凌的未成年人,在面对欺辱时必须保持极其充分的理性和智慧。今天或能逃过一劫,那么明天呢?蒋麒对自己人身遭受威胁的恐惧,是时刻存在的。”
蒋麒的案子一直是由爷爷蒋佑华帮忙推进。年近七十岁的老人为了孙子的案子,自学了许多法律知识,一趟趟地往当地法院、检察院跑。我们会在微信上短暂交流案情的进展,两年里,蒋佑华常常回复我,因为各种原因,“二审不得不延迟”。直到2022年11月14日,他发来一段文字,“今天已得到信息,湘西州检察院拖了两年,终于撤回了抗诉。正义虽然迟到,但也带来心(欣)慰。”从语气里能感觉到他的兴奋。当时我以为,事情终于有了个圆满的结局,还祝福他们一切顺利。
15岁,刚被羁押在看守所时,他以为这只是一个小插曲,自己“待几天就能出去”,能回去上学,抓紧补习落下的功课。但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流逝,“出去”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蒋麒慢慢不再有这样的期盼。他每天在监舍里看电视来打发时间,也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习如何和其他“资历更深”的牢友搞好关系。
《阳光普照》剧照
被宣判无罪、走出看守所后,蒋麒换了个学校,终于重返课堂。蒋佑华告诉我,刚开始,蒋麒很珍惜读书的机会,第一次期中考试,他的数学成绩还在班里排到了第一名。只不过,看守所的生活给他留下了不小的阴影,蒋佑华回忆,有一次他喊蒋麒起床,“语气可能严肃了点”,睡梦中的蒋麒一听到自己的名字,马上大声回了一个“到!”——这是在看守所里形成的习惯。
这种平静的生活很快因为检察院的抗诉而结束。2020年11月底,几名检察官来到他就读的学校,把他带到校长室做笔录;12月25日,案件在湘西州中院二审开庭,那一天原本是一个普通的上学日子,蒋麒只能向学校请假,坐火车来到湘西,第二次以“被告人”身份站在法庭上。”
学校也待不下去了。检察院到学校之后,新学校的同学们知道了他的“往事”,这让蒋麒觉得“抬不起头来”,越来越排斥上学。蒋佑华说,蒋麒的情绪一直不高,总是害怕被再次收监,“成绩再好也没用,一切努力就都白费了”。2021年7月,蒋麒中考不出意外地失利了,勉强在一所职高读了几个月书,就辍学打工了。他在湖南的饭店、网吧工作过,也去广东东莞的工厂流水线里当过工人,因为尚未成年,每份工作都只持续了几个月。他还开始留长发,染成了黄色,不再像以前那个腼腆、稚气的孩子。蒋佑华经常劝他,“要不重新找个学校,从初三开始读起。”蒋麒只是不耐烦地回他,“我没那个心思。”
《临时制先生》剧照
申请国家赔偿那天,他给蒋佑华发微信:“你代表我去申请国家赔偿和要求领导追责办案的,赔偿多少钱也挽不回我的青春损失和抚平我的精神损害。”2023年8月31日开庭时,蒋麒没有到场,只是委托了爷爷代他出庭,“那是个伤心的地方,不想再去了。”
(文中蒋麒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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