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云蓬:我不再胜券在握

2021-05-07 星期五

采访:熊韧凯、木村拓周
作者:熊韧凯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要唱三遍,到最后一遍时,周云蓬嗓子哑了。前两遍唱得太用力——第一遍悠长第二遍激愤,周云蓬没把这句诗处理成海阔天空的豁达,而更像一种郁结于心的发泄——他也自认在发声上至今不完全得其法,第三遍“安能”一出来,监听室里的众人就意识到唱得薄了。

“欸,重来一下吧。”周云蓬打断了录音。

“刚才这一条还……”

“不要了,再重来。”他的回答急促。

录音又进行了几遍,没有一遍特别令人满意。有两次刚开始就被周云蓬自己叫停;剩下的不是在第二遍收尾处力度稍弱,就是最后的拖音不够稳。雄浑有力的鼓声和噭噭猿啼在音轨中不停重复,我闭上眼,愚蠢地试图以他的方式感知音乐,脑海里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苍凉三峡。

最后,周云蓬决定在第二遍“开心颜”处加一个高八度的和声,后期再将和声拉远,用音域的宽度叠加出空间感。他的声音更加高亢,配上崎岖不平的旋律,令人想起古代士大夫的长啸,也想起小河的评价——他说,周云蓬的音乐有一种已经在历史中回响很久的感觉。但问题同样明显。节奏不稳、声音太薄、嘴巴离麦克风的距离太远,录了三四次后,周云蓬有些泄气。“好吧,喊不动了,就这样。”他的手离开麦克风,折弄起另一只手的盲杖。


“好,这遍其实挺好的。”录音师忙接话。

一分钟后,在助理搀扶下周云蓬从录音室回到了监听室。坐在沙发上听着自己刚才的表现,他神情严肃,不时嚅动一下嘴唇。歌声中止,录音师敲下暂停,等待最后的指令。“嗯,不要了,这个不好听。”说这话时周云蓬倒语调轻松。“就这样吧。”

在周云蓬看来,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是年龄增长带来的变化之一。采访中,他看起来变得保守,抵触曾经被媒体建构的自身形象。在北京时与知识分子圈走得近,张立宪、陈晓卿的饭局上大家聊些什么?“喝得晕晕乎乎的,都不记得了。”因过往作品有的城市办不了演出报批,什么感受?“没啥,觉得很正常,难道很意外吗。”他笑。“不要装外宾。”

他不认为自己像部分听众认为的那样,离开北京后不再尖锐;但对命运强大不可阻挡的感知确实越来越明显。蝴蝶挥动翅膀引发暴风雨,终究不是蝴蝶的功劳;而自己“还是弱,就是蝴蝶,不是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金翅鸟”。

“过去总说性格决定命运,现在觉得命运决定性格。人就像橡皮泥一样,不停被社会塑造,明天公司要 996 你就得 996 了。表面的东西大家都在伪装,骨子里又是不固定的,还不如直接说职业。我只能觉得我的职业决定了我是这样的人,有一天去做馒头,性格就变了。”

“悲观些了吧。”他停顿一下,又补充一句。

“这和你以前说的‘我和命运相逢一笑泯恩仇’差距还是挺大的。”

“现在不像年轻人那么狂妄,老觉得可以改变命运,命运改变你倒是正常的。而且老想着命运做什么,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浪费,想也想不清楚。”

这种来自外部也来自内部的无奈使他不再愿意去担负那些“身份”。人们说他是诗人,他感慨最近写得少,也不满意,很难继续担得起这个名头。说他是抗议者,他说看客不应鼓吹别人革命。至于音乐,录音中弹琴刮弦、唱歌发声位置不对,更觉得自己业余。

“责任感”变得具体而微,它来自对导盲犬的照料与陪伴,对唱片和演出的负责态度,对盲童基金会的支持,对城市无障碍设施的关注。至于更大的“现实”,周云蓬承认他的困惑——他对以“中国”“市场”开头的表述感到警惕,也意识到自己对社会的观察不再自信和敏锐——但并不构成困扰。话又说回来,什么是现实?“你闭上眼睛一小时,现实就很虚幻。”

两天后在江湖酒吧,我以观众身份看了周云蓬的演出。唱《四月挽歌》前,正如采访时所说,他“觉得没必要讲什么,不需要绑架别人的情感,愿意接受的就接受”,只说了句“给刚过去的四月”,留下我前面几位观众这首歌是关于什么的嘀咕与困惑。真正让全场沸腾的还是《买房子》与《一个共产主义儿童的梦想》——它们更直白,现场也加入了酒吧老板王天晓奔放自由的萨克斯,引来无数掌声与口哨。


最后一首歌是《不会说话的爱情》。照例,周云蓬发挥自己的幽默,先说了点俏皮话。他祝福江湖酒吧“能成为百年老店,听说就剩八十多年了”,半开玩笑地邀请女生上台合唱,还和一位远道而来的天津观众闲扯。

“祝你得到很多爱情。”话音刚落,便是哄堂大笑。

他真的享受这些时刻吗?还是像在采访中说的,随着年龄渐长,演出越来越负责任,也越来越感到疲惫?我不知道。可我还是意识到自己刚刚为《四月挽歌》不被人了解而产生的不满多么狭隘,并进而闪过更多思绪:艺术家承担了些什么?想要什么?而我们作为媒体、听众、评论者,又分别得到了什么?期盼什么?

这些问题注定没有答案。但当琴声响起,全场跟唱“期待我们往日的灵魂附体它重新回来”,我想起那天在录音棚,监听室有扇窗户没关。所有人都全神贯注听着刚录的鼓声有没有问题,周云蓬突然说:“外面那是什么鸟,啁啁啾啾,还挺好听的。”在一堆听“音乐”的人中,只有他听见了春天。


以下为部分访谈内容,
N = 北方公园 NorthPark,Z = 周云蓬


N:听你们刚刚在录《梦游天姥吟留别》,怎么想到拿这首诗来做一首歌?

Z:我从小读《梦游天姥吟留别》就特别喜欢,读起来参差有力,有感情,也非常有音乐性。李白使用的意象也非常奇幻,整个故事就像一个幻想小说。而且这首诗是错落不齐的,不像律诗那么工整,在音乐上可以做一些实验和探索。我们编曲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旋律,除了鼓也没有加任何乐器,里面都是风声、地震、海啸这些大自然音效的采样,想做出来一个五光十色的、很绚丽的作品。


N:这首诗中间也有一些仙风道骨、飘忽不定的意象,但你在音乐情绪的处理上,总体还是挺沉郁的。

Z:中间虽然奇幻,但李白回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上,还是很愤激的,和杜甫的感觉有点像了。他虽然写上天入地、飞进仙境什么的,我想最后表达的还是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

N:新专辑剩下的歌是些什么呢?2016 年生了那场大病之后,你戒了酒、剪了头发,在创作的主题上有没有一些相应的变化?

Z:《寒号鸟》《表叔》是写实一点的作品,比如《表叔》就是我在大理听到的一个故事,一个修表的人精神上有点异常,他也没有攻击性,但人们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后来就没消息了,他住的房子也一直空着。最早听到这个事就觉得不公平,难道你亲人签个字就可以把你送进精神病院?我对这事感到恐惧。其实我也不知道合不合理,也没问过法律专家,但写歌是感性的。

《小王子》可能奇幻一点,《袜子》是关于个人生活的,还有一首《失明的城市》,关注的是城市里的无障碍设施。古诗词还有一首《满江红》和一首讲鲁智深的,这两首比较摇滚,用的是金属吉他。总体上还是和过去的专辑一脉相承。

N:到了现在这个年纪,会去寻找一些新的主题吗?比如对衰老的理解之类。因为我看到你微博上常有时代改变将一些人抛弃的感慨,或者表达对自己不再能推动世界的担忧。

Z:对衰老的担忧是肯定有的,生老病死人生几大苦嘛,现在朋友见面也经常讨论在哪养老好这些问题。但改变不了世界我觉得没什么。本来我们就是一个小人物,对世界没有什么推动作用,只要世界不碾压我就可以了。比如疫情,你就是出不了国,去不了很多地方,那有什么办法。马云能推动世界,我们就想着世界别推动我们就行了,自求多福就可以了。

N: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吗?以前做一些批判现实色彩更强烈的创作时呢?或者 2010 年前后,你的作品被一些作家和媒体人,比如韩寒、柴静推广的时候?

Z:批判有的时候也不是为了推动世界,而是一种应激反应或者条件反射,就像一只狗你踢它一脚,它也会咬你不是?我觉得有的所谓批判可能就类似于物理学的反作用力。个人哪有那么大价值,蝴蝶扇动翅膀带来暴风雨,那也不是蝴蝶的功劳。

起码现在没有那种想法了。那时候也许有吧,我估计会有。但那时候也是蝴蝶的翅膀,偶然性很强的。这三两年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有限,还是觉得自己弱,就是蝴蝶,不是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金翅鸟。倒也没有什么重大事件刺激,可能就是年纪大了,一天一天的。

N:在大理生活,典型的一天是什么样的?

Z:我起得比较早,五六点左右,然后给熊熊(导盲犬)喂东西吃,它还要上厕所,再带它出去遛遛。回来自己做早饭,上午读书。我读书主要用苹果手机的 Kindle,里面书比较新。最近买了一套博尔赫斯全集,过去就很喜欢,再读一读也挺好,《巴别图书馆》《秘密奇迹》《圆形废墟》这些。最近还喜欢看玄幻小说,比如英国小说家尼尔·盖曼的《美国众神》。现在读书和以前不一样,年轻时读昆德拉、读《梵高传》是为了寻找生活的坐标,现在就是生理上的需要,觉得愉悦。

之后可能练练琴,吃点午饭,下午再看书练琴。晚上不怎么吃东西,我们小区也安静,八九点就困了,然后睡觉。算是老年作息了。之前我也把我母亲接到了大理,她喜欢花草之类,大理空气也好,但大理没有老人,找不到人聊天,最近就又回东北住一阵。

N:熊熊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变化?

Z:就是要有责任感,像有个小孩一样。过去可以睡懒觉,但你不起床它饿,我就得早起。麻烦多,但是也有快乐,天天有陪伴,照顾它就已经得到很多快乐了。而且有了熊熊,散步也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它可以带我回家,不像以前,我迷路了还得打电话找物业。


N:现在和周围哪些朋友来往密切?觉得最理解自己的人是谁?

Z:音乐方面还是小河,我们合作比较多,这张唱片里有五首歌都是他做的;文学上就不好说了,也没什么理解不理解的。我现在在大理,朋友也没有太多来往,到了这个年龄大家都各干各的,也不喜欢饭局聚会之类。

N:聊聊你的文学创作吧。我看你的《笨故事集》,非常喜欢《高渐离》这一篇,觉得对真正的理想主义与功利道德主义之间的矛盾做了很有意思的探讨。你自己是怎么理解的?当时怎么想到写这篇小说?

Z:最早也是喜欢《刺客列传》,觉得高渐离比荆轲更勇敢。荆轲还想把嬴政生擒,有了这个人质他自己也能活下去;但高渐离完全就是为了给朋友报仇,他本来隐姓埋名过得挺好,而且知道刺杀这件事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秦王已经统一天下了。而光看《史记》,会觉得赵高这个人坏得没有意义,瞎折腾,把秦祸害得完蛋了,也没写是为了得到政权还是什么目的。所以我又引入一些野史传说的说法,说他是赵国的,上一代死于长平之战,有复仇的动机。

此外,我也想探索高渐离作为一个看不见的音乐家,怎么计划,怎么行刺,怎么感知声音和音乐。这和我对阿炳的很多困惑是一样的,因为在世俗眼中,阿炳是一个五毒俱全的败家子,解放前又抽鸦片又逛妓院,很会享受。我很好奇真实的阿炳是什么样,年轻时还去过无锡,想找当地老人获取一些信息写《阿炳传》,但那些细节还是被历史淹没了。

N:你接受采访时曾经说,“弱势群体都不太容易坏,我比他们坏一点,但还不够……希望能摆脱道德的束缚”。对阿炳的好奇是不是也有这个层面的?

Z:对。但也不是说因为是弱势群体就要变成坏人,黑社会更不好当了。大部分人不好不坏,好人、坏人都是非常态的。我们就是平庸的人,跟所有人都差不多。

N:那你觉得自己的性格是什么样?是你自己以前说的好强、好奇心重?或者别人评价你的幽默?

Z:好奇心强是胎盘里带来的东西,好强倒没有了,还是随波逐流比较多。

这几年也有新的想法,过去说性格决定命运,现在觉得命运决定性格。我甚至不认为人有什么固定的性格,因为这个社会在变动,人就像橡皮泥一样,不停被社会塑造,明天公司要 996 你就得 996 了。表面的东西大家都在伪装,骨子里又是不固定的,还不如直接说你的职业,比如坐在办公室的白领可能都差不多,流浪歌手之间比较像,摇滚乐手间又比较像。

我只能觉得我的职业决定了我是这样的人,有一天我去做馒头了,性格就变了。悲观些了吧现在。

N:这和你以前说的“我和命运相逢一笑泯恩仇”差距还是挺大的。

Z:现在不像年轻人那么狂妄,老觉得可以改变命运,命运改变你倒是正常的。而且老想着命运做什么,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浪费,想也想不清楚。

中国也在变化,冬天冷你就得哆嗦,命运变强大了,我们就得软弱一点。实在不行就幽默呗,再不行能躲就躲。昨天我演出时唱《买房子》,大家还在嘀咕现在北京到哪有 30 万的房子,我说等北京修到 100 环就行了,到时候牡丹江都是北京的。

N:那你现在更为关心的是什么事?

Z:眼下就是这张唱片。无障碍的问题我一直还挺关注的,新专辑里《失明的城市》写的也是这个。昨天去江湖演出,路口也有那种“滴滴滴”的红绿灯,短音可以过,长音不能过。但我们过马路时,一辆电动车闯红灯“噌”一下地就过去了,盲人拄个盲杖也料不到这个不是?

N:从《红色推土机》开始的盲童基金会,到现在还在做吗?

Z:最近在做科技夏令营,教他们用电脑、手机上的语音功能读书、写文章,甚至还可以编程。去年因为疫情中断了,今年想等 10 月份左右在北京做,参观一下中关村、抖音总部,教一些新技术,让他们有一技之长。最早帮助的那一批有几个都上大学了,在长春特教学院读书、学按摩、学音乐,对他们的人生还是有影响的。我小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现在通过卖唱片的资金去做这件事,觉得很正常,也没什么特别的成就感。

N:你算是民谣歌手中比较关心社会议题的,成长的八九十年代社会变革比较大,后来和罗永浩这些人交往得也多。但现在这种声音似乎变得分散或者弱化,大家走上了不同的路,新一辈的音乐人好像也没有这种公众身份了。

Z:这个我倒觉得是个伪命题,因为后来的民谣歌手和知识分子关系近不近我们也不知道,只是当时大家经常在牛博网上一起发文章,在北京老六(张立宪)他们会组织饭局。确实有一些共同的涵养或者价值取向作为基础,而且当时搞音乐的和搞文学的之间也没有什么界限,但不构成和下一代音乐人的对比关系。

至于人生经历,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故事,我们也没经历过抗日战争不是?宋冬野不也有个董小姐的故事?

N:所以会觉得有的社会身份,是听众和媒体想要你去承担的?就像 2008 年你和张铁志对谈时说,中国并不需要他所说的愤怒或者抗议型歌手,而需要更多“小清新”“个人主义”。

Z:那时候也有点狂吧,认为中国需要什么什么。这是谁需要的问题吗?这是整个生态,优胜劣汰,就像大自然一样,只不过是人为的。如果它要小清新演,不要摇滚乐演,那花花草草的就容易生存下来。谁代表中国呢,我吗?现在只能说中国有什么,没有什么。所以那时候逻辑也不对。

即使将“中国”换成“市场”,我觉得还是没法判断。喜欢左小祖咒的是市场,还是喜欢选秀节目的是市场?市场是一个人吗,有一个性格吗,想吃酸的不想吃辣的吗?没法说。每个人都可以假借市场强奸民意。现在的社会也挺有活力的,比如选秀节目,市场也很好,那么多人爱看,都是年轻人。

都不清楚。现在面对好多事情,更该承认的是自己不知道。弄不清楚。困惑。

也是年纪大了吧,不像年轻时候那么胜券在握,就觉得很多事情很困惑。但是也无所谓,比如说我们的演出够自己生活,很多地方还可以演,就可以了。

N:现在还像以前一样喜欢上网看新闻吗?文字的创作呢?

Z:看看朋友圈吧,那里面什么新闻也都有。微博就很少,不爱上了,想发什么也是自己组织好语言让经纪人发。诗最近很少写,去年写一些日记,比较私人,也是别让自己停下了。

N:在这样的心态和认知转变下,怎么保持自己的创作力?

Z:创作力还是在衰退,并不喷薄。这么多年才出了这张专辑,也就十首歌,上一张是五六年前了。你看 Bob Dylan 一辈子出了四十多张唱片,或者 Pink Floyd 他们,出专辑的密度很大,而且也都是精品,也不是说我们这就是十年磨一剑。

没办法,可能还是自己音乐上没那么高天分,对现实的观察也没那么敏锐。音乐素养本身我们就起步太晚了,没受过严格训练,虽然民谣音乐写歌无所谓专业不专业,但技术是个硬邦邦实实在在的东西,还是有指标的。前几天录音小河就批评我,唱歌发声不对,琴跟着节拍器弹也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还经常刮弦,折磨了我好几天。后来我幡然醒悟,自己确实就是个业余的。

像我小时候除了二胡没见过别的乐器,20 岁前没听过西方摇滚乐,听个美国乡村歌曲就算很牛了。未来的孩子接触音乐更早,希望他们能走向世界吧。我去伦敦、马德里的大唱片店,有日本的音乐、越南的音乐,但一张中国的都没有,说明我们的音乐比我们的电影、文学还是差了很多。

至于我们这一代,音乐上也就是一个过渡性的台阶,留下的顶多是一些原创性的作品,万青、舌头、生命之饼这些。但西方音乐好像也是,更好的技术不一定代表更好的作品。我们还是喜欢老一代的音乐家,Nirvana、Nick Cave 之后也没什么新的大牌了。

N:他们可能流行起说唱乐了。

Z:我在外国街边也听过非裔的说唱,律动很棒。但我暂时还没有接受(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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