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大舞台

10月中旬，北京菖蒲河沿岸的古树依旧苍郁，墨绿的清流中栖息着成对的野鸭。每周二和周六，阳光最盛的时候，菖蒲河公园中的古典长廊都会坐满寻觅伴侣的老年人，金色光斑在他们身上增添了浪漫的生气。皇史宬红墙隔绝了长安街的车水马龙，为公园带来适合谈情说爱的幽秘。

“不要期待靠真情配对成功”，这是常来菖蒲河公园聚会的老人对后来者真诚的告诫。

一位身着翡翠色唐装、梳着精致辫发的五十多岁女性，在和几个大爷跳完一下午交际舞后，拒绝和任何一个深入交流，独自一人靠着长廊的柱子休息。问她为什么不在菖蒲河公园找伴侣，她说不找是因为“这里的相亲谈着各种条件，人像牲畜一样被售卖”。

一位永远戴着金框墨镜的六十多岁北京光头大爷，在此常驻15年，他可以自在地融入任何一场相亲八卦，自然地撮合任何一对有意的男女。但当对方的暧昧信号传到自己这里时，他却总是自嘲：“不找。我没钱，没钱就找不到合适的。”14㎡的平房、四千多元的退休工资总是能熄灭对方的热情。

菖蒲河公园饱受老年人诟病，但它总有魔力拴住他们。

长廊内的一段搭讪里，互问房子、户口、工资、医保信息，就像是一种默认的礼节。没有人想被拖累，大家都奔着更优越的条件去。一阵“问候”过后，是更细化的需求匹配。只要在这里待一天，老人们就会忍不住告诉你，把结婚登记当作目标的人，屈指可数；真心寻找长期老伴的人，不占多数。或许对方想要的，只是暧昧的异性朋友关系，或是一段婚外情。

互相看不上眼是一个常见又体面的结局，大家还能成为点头之交——互道“来了”的老熟人。而投入感情的相处，往往要承担为谎言买单的风险。

正式交往一周后，女友让周大爷用存款给她买价值两万的金戒指，周大爷强调“那是养老的钱，不能动”。随后，一拍两散，周大爷一直责备自己是个傻子。秦大姐在公园认识了一位六十多岁的男士，一天晚上9点视频通话时，对方厨房里隐约出现了其他女人的身影。“他开始根本没有告诉我，他和不止一个女的有关系。我不喜欢他成天张口闭口谈的都是男女肉体之事。”秦大姐把他拉黑了。

一个典型的临时结合，发生在一位五十多岁的东北女性和一位七十多岁的北京男性之间。一方需要财富和住所，另一方渴望青春和照料。一段时间后，房子的归属问题、消费观差异、男方儿女的反对，总有一个理由能为这段缘分画上不愉快的句号。不欢而散后，女方认为自己被骗色，男方认为自己被骗财。

在菖蒲河公园，有人能适应这种“交换”的规则，也有人感到寒心。63岁的陈大爷，每月有3万的房租收入。在结束了和四十多岁女子的露水情缘后，他总是主动补偿对方一些东西，或是一顿大餐，或是一个红包：“人家凭什么让你一个老头占便宜呀？”周大爷会在夜晚的路灯下哀叹，“这里就好像是社会的微缩。真情有，但太少了。大家失去了信仰，眼里只有一个‘利’字。”

抱怨的人、受骗的人、准备分手的人、看似冷眼旁观的人，最后都会回到菖蒲河。他们劝退了热心肠想要为老人们当红娘、做信息登记的大姐：这里太混乱，不是一个正经找对象的地方。他们自己，却甘于陷身混沌，周二和周六总来唠嗑、搭讪、跳舞、打牌。一位骑自行车的大爷自称不是来恋爱的，但在相亲集会日，他一定会在公园的东西门之间来回穿梭，四处观察和打探。他指着曲折的长廊说：“这就是社会大舞台，（我是来）看看这些人戴着面具在这里怎么表演的。”

▲图/Imazins

迟到的释放

耿铁林戴着鸭舌帽和口罩，常在东北人聚集圈游荡。他来自哈尔滨。身高1米76，匀称精瘦，爬上河沿的姿态轻快灵活，看上去很难相信他已经65岁了。

“我不是来找对象的，纯粹来遛弯。况且咱这大高个儿，不愁没有人喜欢。”耿铁林对自己的魅力充满信心。来公园时，他只需站在那里，就会有许多女性过来添加微信。他会出于礼貌通过申请，但他感兴趣的，只有“高挑、好看、60以下的”；他同意相处的，只有不觊觎他钱财、“不要这要那”的人。

在他的聊天记录中，有3位五十来岁的女性，被他冠以“妹妹”的称呼。跟公园中其他老人聊天时，耿铁林更多把她们叫作“朋友”——可以相约一起吃饭、旅游、睡一张床，但又不必以固定身份约束彼此的人。妹妹们家底殷实，不曾要求耿铁林承担任何费用。他发给其中一位妹妹的儿子新婚红包，被对方客气地退了回来。

自从35年前离异后，耿铁林就再也没有交过长期的固定女友。

妻子离开时，女儿才5岁。为了抚养女儿，耿铁林做过司机、厨师，开过早餐店，供她考上北京高校的研究生。女儿在北京的银行找到工作，老父亲也随她一起搬到北京，在大兴的一家工厂食堂做饭。谈起年薪百万在朝阳区买下面积八十多平米、价值六百多万住房的女儿，耿铁林很骄傲。

耿铁林说，离异后的二十多年，他没碰过女人。最大的原因是，他不想让“后妈”的阴影阻碍女儿的成长。但他有欲望——无法疏通、生不逢时的生理性欲望。那个年代，发生非婚性行为被视为流氓。耿铁林不敢向任何人诉说，只能忍住，或者靠自己解决。“太亏了，我那二十年太亏了。”千禧年后，他逐渐尝试和不同女性交往。有时是开车途中遇到的酒店服务员，有时是丈夫因脑瘫丧失性功能而向他哭诉的熟人。只是，没有一段情缘变成稳定的关系。耿铁林认为，他不可能要求别人来适应他的“恶习”。因为操心女儿和养家的事，他常常整晚睡不着觉，彻夜来回踱步、刷手机。

说到这里，他突然摘下鸭舌帽向我展示：几近光滑的脑袋上只有灰白、稀疏的短发，星星点点布分在耳朵周围。这时，他变成了65岁的老人。“我们家族基因好，从没有人脱发的。我爷爷90岁躺在棺材里都是乌发如云。就是那几年失眠，我头发才变成这样子。我也想要有老婆疼，有老婆爱。”

节俭又潇洒的单身生活，也是耿铁林所享受的。他执意不和女儿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在燕郊租了一套二十多平米的房子独居，每月只需交400元租金。酱肘子是耿铁林的拿手菜。原材料在燕郊的价格，仅为女儿小区楼下的一半。耿铁林觉得，现在是人生最好的时候，女儿有出息，自己不操心带孙女的事，身体健康，日子舒坦。没有新伴侣来分割自己的工资，但有柔情蜜语的问候、出游做伴的快乐。

两年前的国庆，在四处闲逛时，耿铁林偶然发现了菖蒲河公园。这里的老人尽管“各有小心思”，但老年单身的处境和他很相似。即使找不到满意的“朋友”，耿铁林也喜欢在这里闲聊。他说自己一点也不孤单，公园遛弯、在家休养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他还说，女儿成家后太忙，电话比原来打得少了。

我第一次见到耿铁林时，一位小波浪长发及腰、披着丝巾、身材颀长的女士主动坐在他身边，二人有说有笑。两天后我第二次见他，他说想删掉对方。据他说，二人约会游中山公园，费用都是男方支付。女士理所当然地多点了一份包子，挑剔地让耿铁林买“脉动”，还执意要景区50元一顶的帽子。又过了三天，我第三次见他。聊天时，耿铁林突然托着下巴发呆，喃喃自语：要是有一个比那些妹妹还好的人，相中了，他就死心塌地和她过下去了。

过日子

对比菖蒲河公园里其他精心打扮的女士，张明安的衣着显然是走实用主义路线的。她的超短发染得乌黑，但看上去没有仔细修剪。上身是温暖但臃肿的深蓝色毛外套，下半身是黑裤黑鞋，没有式样的斜挎包随意挂在身前。

只需乘公车一小时，张明安就能从天通苑附近的家来到公园。周六上午9点半，家住更远的老人们还没来得及抵达，公园的长廊有些清净，来的都是张明安这样住在市内的北京本地人。

是的，张明安也想找一个家住市内的本地人做老伴，但显然她没有遇到满意的人。

一位北京大爷和她背对背交流了一会儿，就转身离开了。她撅着嘴望向对方的背影，在接受采访时对我说：“你有老婆了上这儿来干嘛？不是霍霍儿（注：北京话，糟蹋、破坏事物）吗？我成什么啦？”大爷有法律关系的妻子长期生活在国外，而他已经参加过三次北京老年相亲节目《选择》。

在张明安口中，这些都是“花里胡哨”的关系。62岁的她，只有一个朴素的要求，那就是找一个能“过日子”的老伴，一起过完人生最后二十几年。

张明安没有孩子。三十多岁时因子宫病变做了切除手术，之后，她和第一任丈夫离婚。50岁，她找到了可以一起环游世界的伴侣，老方。张明安笑着告诉我，10年间，他们曾一起参加实惠的旅行团，去过美、泰、日、韩。在她60岁时，老方因胰腺癌去世。

花了一年多时间走出抑郁，张明安想通了，要为自己而活。和单位的退休姐妹跳舞打球，追追抗日剧，家里收拾得利索整齐。“动不了再去敬老院，确保有人替自己收尸就行，没有想找老伴的事。”

2022年12月，张明安意识到孤身一人的脆弱。感染新冠后，她一个人躺在家里的沙发上，茶几和水杯离她很近，但全身无力，够不到这口水，在沙发上渴了一天。她真希望，身边有一个人，能递个药，熬口粥。“我不行了，你伺候伺候我。你不行了，我照顾照顾你。付出真心，互相搀扶。”

“我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张明安这样认为。炸油饼、烙馅饼、蒸花卷，都不在话下。邻居说她有洁癖，家里总是很干净，地上有一丝头发都要捡起来。邻居还说，老方真有福气，生病后动不了，每天洗脚、剪指甲都是张明安在伺候。        

张明安总是找不到能好好过日子的人。去中介所相亲时，对方开口闭口都在谈自己有十几套房子。张明安指出，她不信，也不图这个。联谊会上，有许多外地人，也不符合她的择偶期待。来菖蒲河公园后，来问她的，或者是有老伴的人，或者是跳跳舞、纯玩的人。 

线下相亲平台的匮乏，也是一个问题。张明安回忆，在昌平某婚庆中介所登记介绍，需要交1000元。在东城区，价格则在1万以上。昌平那家登记后，第一次和第二次为她匹配对象的时间，隔了一年。线下集会效率更高，但日常的集会地点，她只知道周二、周六的菖蒲河公园和周日的天坛公园。张明安更希望，在线下活动中，户口、婚姻、财产等状况都能得到实名认证，减少不必要的沟通成本。

▲图/Imazins

执念

在菖蒲河公园的相亲圈内，外地人，尤其是外地女人的口碑并不算太好。

在一些人口中，她们五十多岁背井离乡，希望在北京立足，刚从火车站下车就拖着行李来到公园，有老头给钱给房子就愿意和他生活，条件是承担所有家务。有一位北京大爷告诉我，他曾遇见一位39岁的美丽的外省女人。女人知道他是北京人后，立马表示要嫁给他——这是为了给儿子争取北京户口，她说北京高考更容易考上清华北大。在另一位大爷口中，一位外省女性老是把彩礼的条件摆在嘴边，这让他感到观念上的巨大鸿沟。

在本地人心中，即便不是所有来这里的外地女性都这样，但这张地域名片背后也暗暗刻上了“无情重利”这4个字。

来自外地的王鸿桢似乎能坦荡地接受这个标签。她的内蒙朋友孟纾影，却希望在菖蒲河找到有爱情基础的长期伴侣。王鸿桢恨铁不成钢：“她这个想法，在这儿根本找不着。趁我身体还好，能抓钱就抓钱，在这儿找长期过日子的，那是不可能的。”

她口中的抓钱，是领着三千多元的工资在男方家中做保姆。2023年8月之前，她住在88岁的北京老教授家中，直到对方的女儿把他接到美国去。除了做家务，王鸿桢陪他买菜、锻炼、去公园，听他讲历史，帮他洗澡搓背。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单独待了两年，王鸿桢分不清这算不算有情感，自己算不算当了对方的老伴。但她认为这个已经不重要了，“挣钱为主，对象其次。”

15年前，王鸿桢和她的朋友一样，渴望通过这个菖蒲河公园的平台重获婚姻和幸福。这个梦想后来破碎了。                                                                   

2000年，41岁、离异的王鸿桢带着两个儿子来到北京打拼。她开过美容店，也在中介公司和旅行社打过工。2007年，当王鸿桢还是菖蒲河公园一枝花的时候，在这里遇到了一位丧偶的自来水厂经理。对方和她年龄相当，高大俊朗，两人坠入爱河。但在对方儿女的强烈反对下，他们没能再走下去。每年王鸿桢从老家回北京，都会给曾经的恋人带上一份土特产以示感谢。在她最困难的时候，他曾资助她租房和看病。和第二个对象的情感不如第一个那么炽烈，但恋情同样终止于对方女儿的忌惮。之后的故事并不甜蜜，王鸿桢和一位男士登记结婚一年后，对方把她甩了。

现在，菖蒲河公园的大爷们，在王鸿桢眼中都是骗人睡觉、玩够就踹掉女方的人。

她的执念变成了在北京拥有独立住所。以自己的实力，王鸿桢没法在北京买到房子。和大儿子住在大厂（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她不得不包揽照顾全家五口人的家务。“他们工作太忙，带俩小孩遛弯、做饭、洗衣服都是我在做。住3个月就得生病。”出来当保姆，反倒是一种休息。王鸿桢的另一种考量是，“现在我身体好，不想住在儿子家麻烦他们。如果时间长了有矛盾，老了以后怎么找人家帮你呢？多不仗义呀。”

如果非要结成有男女之实的伴侣，王鸿桢的要求是：第一要在北京有能住的地方。第二，要么登记结婚，满两年后让她把户口迁到北京；要么不登记，但每月给她一笔钱。她说，拥有北京户口，离婚了也可以申请经济适用房，可以在北京报销医药费。

有大爷向王鸿桢发出温情脉脉的吃饭邀约，她总是预感对方要骗色，于是吓唬回去：“你现在跟我登记结婚，房本写下我的名字，我就和你吃饭，否则拉倒。”一旁的大爷责怪她太霸道：“你得先有情感基础再谈这些经济付出，要不怎么叫恋爱呢？”王鸿桢笑了笑，没回应。

周六晚上的人总比周二的多，老人们不用赶着接放学的孙辈回家。6点以后，天空转成暗蓝色，长廊尽头的舞曲还在播放，宴会还没进入尾声。

我遇见了一位在陈晓楠的节目《和陌生人说话》中出现过的受访者。正是这个节目挖掘了菖蒲河公园的老年相亲角，让它暴露在媒体的聚光灯下。

这位受访者并不像节目中那么昂扬。他坦言，节目播出后的6年，自己一直在这里寻寻觅觅，有过几段感情，但仍未找到理想伴侣。他说，“周二、周六菖蒲河，周四中山公园和陶然亭，周日天坛公园。每一个地方，去的都是这同一拨人。”这里已经变成老人们上班打卡的地方。即使找不到对象，抱团聚一聚总好过一个人闷在家里。

“大家都是老年人。也许哪一天，其中一个就不能再来了呢。”谈话期间，一位大爷上梯子时突然绊倒，受访者和周围几位相对年轻一点的老年人，急忙跑上去把他搀扶起来。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