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医院在等待自己20年中最好的一次发展机会。
持续近两年的新冠疫情让传染病事业回到聚光灯下，沐浴着数十年里难遇的高光时刻：政策和钱源源不断地给到传染病医院，迎来新一轮发展契机：盖楼、改造病房、新建院区、提升话语权。
根据《北京市医疗卫生设施专项规划（2020年-2035年）》，在北京城的南部，佑安医院会有一个新的院区。预计增加1000张床位，承担起北京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职能；而地坛医院将原址扩建，作为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
在2020年一次疫情突袭后，青岛投资了15.8亿，开建大型传染病医院,占地180亩。
上一个20年，借着SARS疫情机遇一跃而上的，是地坛医院。
凭借SARS疫情中立下的功劳，地坛获得了一次搬迁扩建的机会，并借由新院区开展综合化探索之路。地坛医院日门诊量从10年前的不足500人增至3000人，其中近四成是非传染病人，年收入近20亿，是国内少见的传染病专科医院综合化成功样本。
但在没有疫情的过去20年中，多数传染病被遗忘在角落里，惨淡经营。
青岛市胸科医院，虽然承担过SARS，禽流感、H1N1甲型流感等多个疫情定点收治任务，但在2020年青岛疫情突袭时，这个医院的床位非常少——只有开放病床300多张，还比不上一家县医院。
一位曾经在青岛市卫健系统工作过的人士告诉八点健闻，他前几年经常去这家医院检查，“常年以来政府投入欠缺，有点像乡镇卫生院。”
在经济欠发达却传染病高发的西北，一些传染病医院就盖在盐碱地上，不远处就是垃圾处理厂，周围都是牛羊，唯独没有病人；
郑州六院，作为一所挂省牌的传染病医院，直到2021年3月才刚刚在新冠疫情之下升为三甲；
而在河南省医药采购中心2021年8月发布一份名单中，按照上半年的药品采购金额，将河南省50家公立医疗机构排了一个序，“宇宙第一”的郑大一附院排在榜首，上半年药品入库总金额22.75亿元，榜单最末的郑州六院，药品入库总金额为1亿元——不少二级医院和县医院都排在它前面；
一位三甲医院感染科工作多年的医生告诉八点健闻，他所在省会城市的传染病医院，只能进行常规传染病治疗，以往遇到出血热等传染病重症患者都是送到综合医院救治。
当多数人默认了传染病在走下坡路的事实，也有少数者如地坛和佑安，在等待即将到来命运的同时，也努力在每一个机会来临时寻找着传染病医院的出路。
荣光不再
传染病医院诞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打着爱国卫生运动的烙印，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
乙肝、肺结核、麻疹、血吸虫病……这些古老的传染病，曾在20世纪的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地域上，猖狂肆虐了大半个世纪，许多人因此丧生，传染病防治也被提到了举国的位置。
在传染病最肆虐猖獗的年代，中国各地效仿前苏联，建立起了用于收治隔离的传染病专科医院。在无药可治的年代里用一种简单直接的方式缓解了这一困境。
尽管这一时期的国家财政非常困难，但对于传染病医院的支持力度很大。
当时，传染病医院处于经常性饱和及超负荷状态。1956年，北京仅有的一所传染病医院，北京市第一传染病医院（地坛前身），床位紧张，压力巨大，政府决定再建一所北京市第二传染病医院（佑安前身）。
而在世纪之交，随着疫苗、抗生素的问世，传染病发病人数骤减，麻疹、伤寒、脊灰等烈性传染病得到控制。随之而来的，是乙肝、艾滋病等慢性传染病患者的激增。
1990年代，医疗机构开始市场化竞争，传染病医院同样需要自负盈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肝病和艾滋病，构成了传染病医院的主要“客户”，甚至在以药养医盛行的年代，药品种类丰富、药价回扣双高，部分传染病医院过得还算风生水起。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中国传染病防治取得了明显进展。大多数烈性传染病已较长时期维持在低水平，有的接近消除，传染病死亡在死因顺位中从第一位降到第十位。在传染病发病率减少的大环境下，传染病医院的业务量不可避免减少。
中国顶尖的两家传染病专科医院——地坛医院和佑安医院，也难逃时代的浪潮。
SARS疫情只让传染病医院的高光时刻停留了数年。
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黄二丹的“关于传染病医院财政经费保障”的研究显示，2007年全国148家传染病院中，63.51％出现亏损，当年结余占总支出比例大于5％的仅12所，减除财政专项结余后，148家传染病医院亏损5.98亿元。
尤其在2017年全面取消药品加成后，以收治内科疾病、药物治疗为主的传染病医院的日子更是捉襟见肘：医院持续亏损、奖金发不出、科室走大半，陷入“平素吃不饱”和“应急跟不上”的两难境地。
佑安医院财务处的前工作人员孙蕊曾于2018年4月在《经济师》中撰文表示，2016年底开始实施的新医改（取消药品加成）后，该院业务收支在原本就亏损的情况下亏得更严重。因为该样本医院的患者多为感染、传染以及慢性相关性疾病，治疗周期长，需要长期服用药物。实施医改后，来自患者服用西药的收入降幅高达24%。
济宁市传染病医院的总会计师邵士洪亦撰文表示，新医改之前，济宁市传染病医院药占比是48%左右，远高于当地公立医院33%的平均水平。
“零加成”的药改政策设想，是希望通过提高医疗服务收入补偿。但在《中国医院院长》采访山东某传染病医院表示，该院医疗服务收入只占业务收入的17%左右，比当地综合医院低了近20个百分点。这一数据，彰显了全国多数传染病医院的困境。
一度辉煌的传染病事业，在今天竟成了一项“亏本买卖”：
一方面，为了满足隔离条件，传染病医院需要设置单独且较大的空间，不同病种的病人不能收治在一起，使得床位利用率很难达到100％；另一方面，传染病以内科疾病、药物治疗为主，不像外科那样开展各类手术，随着药品零加价政策的实施，令传染病医院的收益变得极为有限。
在计划经济时代，传染病医院很容易获得政府的支持与社会的尊重，但在市场化竞争开启之后，它已经被时代甩在了身后。
错位竞争
医疗洼地中抢占C位
在世纪之交，传染病人数急剧减少，北京两家传染病医院都床位闲置、吃不饱饭。佑安医院有700多张病床，平时收治的病人只有三四百人，地坛医院有500张病床，常年收治病人的规模也就两三百人。
当时，北京市政府已经设置了撤并时间表，计划在2003年“两会”后将地坛与佑安合并，不少医生已经在考虑换医院、换专业。
在北二环安定门附近，地坛老院区的地理位置注定是尴尬的。
在医疗资源极为丰富的北京，与多家大三甲同处闹市的地坛，并不具备传染病以外的竞争优势，但是其传染病医院的身份又注定是不受欢迎的。
SARS疫情后，地坛抓住机会，搬到朝阳顺义交界的北皋，旁边就是机场高速。坐拥7万余平方米的新院区。
没有人愿意传染病医院建在自家门口。尽管地坛搬迁后，确实填补了当地的医疗资源空白，但消除周围居民对于传染病医院的恐惧，乃至在认知中接受这是一所综合医院，却用了很长时间和精力。
但地坛的机遇在于，这是一片医疗洼地，周围没有其他大型三甲医院。
往西南10公里，唯一的一家三甲是望京医院，但这所中医院的诊疗项目有限；往东北20公里，是二甲的顺义区医院；西边更是一无所有。
距离，是吸引患者就医的有利因素。
以往，居民们想去一家像样的三甲医院看病，就得驱车半小时到北边的安贞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现在有一所开在家门口的三甲医院。毗邻机场的地理优势，也在源源不断地为地坛创造着病源和机会。
要打破几十年来已经定型的传染病医院经营模式，注定要耗费巨大的精力。
地坛做了很多努力，和当地派出所、居委会搞好关系，派专家到社区进行宣讲，也给予当地百姓便捷就医的快速通道。
这一切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摸着石头过河。
如果没有病人，医院就不可能发展，这是医疗市场几十年来盛行的铁定律。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很多传染病医院被到远离市中心的偏僻位置，新病源收不上来，老病源又有流失。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搬迁新址的头三年，日均门诊量不足100人次，甚至不及市区的社区诊所。
病人嫌远不愿意来，地坛就在老院附近安排了班车，每日免费接送患者；同时，为了吸引更多患者，医院还争取到北京市医保不受诊疗限制的特殊政策。
但在传染病发病人数减少，靠药品维系营收不可持续的当下，这条路显然走不远。
解决方法在于改变业务模式：传染病患者是医院的稳定“客户”，是存量市场。创造增量有两个途径，一是围绕老客户创造新需求，在用药以外，开展检查和手术；二是把周边居民转换为新客户，新建诊疗需求量大的学科。
即便如此，转变也用了4年才发生。直到2012年综合科室基本构建完成后，医院在门诊、住院、手术等各项指标上几乎成一个30度角的斜线上升，自此稳固了自己的模式。
搬迁后的五年里，地坛先后换了两届具有综合管理经验的领导，也正是在医疗资源极度内卷的北京，历任院长们利用他们的资源，能够从天坛、同仁、友谊等大三甲医院挖来副高以上的成熟团队，同时在引进综合人才方面十分慷慨，给钱、给房、给科室。
如今，转型初见成效。
2005年，门诊传染病学科构成比是80.9%，2019年，下降至61.96%，而综合学科构成比由19.10%上升至38.04%。
此前，地坛患者主要来自于北京四环内，而在搬迁后数年，四环内患者由16%降至6%，周边顺义区患者从原来的 5.77% 逐年增加至 20.33%。
得肝病者得天下，
但之后呢？
与地坛不同，佑安的转型之路更循序渐进，围绕着肝病病人，他们有什么样的医疗需求，医院就从哪里下手。
过去20年里，除了偶尔的应急时刻和季节性的呼吸道疾病，和平年代里的传染病医院想要生存，主要就是靠肝病、艾滋病等慢性传染病病人。
在传染病领域，肝病是绝对的优势病种。中国乙肝携病毒携带者一度高达9.7%，慢性乙肝患者的绝对人数也高达2000万，这些病人不但需要长期服药，肝病之外的诊疗需求从出生持续到死亡。
1979年，中国人口发展的第三个小高峰，撞上乙肝快速增长的年代，许多育龄女性都感染了乙肝，很难住进综合医院，综合医院也不懂如何阻断干预、防止母婴传播。佑安在当时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需求，派了两名护士到宣武进修，回来后有了三间乙肝孕妇病房。1985年，佑安有了产科大楼，2008年业务规模进一步扩大。
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疾病的演进，大量的慢性肝病病人，会发展至肝硬化、肝癌，需要介入治疗的阶段；艾滋病患者，由于免疫缺陷，也容易合并脑炎、心脏病。
掌握了肝病病人，就足够“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了。
以往，慢性的传染病病人面临着“综合医院不敢收、专科医院治不了”的尴尬处境。即便收到了传染病专科医院，并发症的诊疗也需要请外院专家会诊。
病人有综合诊疗的需求医院也有发展的考量，自然想把这块业务囊入其中。
佑安医院根据疾病谱变化和自身优势，从西医到中医，从基础到临床，从外科到内科，包括介入、人工肝等新技术的应用方面，进行了突破，肝移植数量和质量近年来一直排在全国前列。
但问题是，自从大范围接种乙肝疫苗后，中国开始摘掉了“乙肝大国”的帽子，佑安也意识到了即将到来的困境，在完成免费向肝病、艾滋病给药的政府公共卫生职能外，也在思考自己的下一步方向。
在办公室见到佑安医院副院长蔡超时，他多次纠正了“传染病专科医院”的说法，而是强调“以传染病为特色”“大专科小综合”，在他看来，更为贴合的一种说法是“传染病综合医院”。
狭义上，传染病医院不仅要收传染病病人、还要治传染病病人，解决传染病患者身上的其他综合病症；广义上，则是为非传染病患者提供服务。
但位于寸土寸金的北京南二环边上，既无土地资源，又很难与其他的顶尖综合类三甲医院一争高下。
20年后，当传染病专科医院重新站到了疫情一线，佑安等来了2003年之后又一个发展契机：在首都规划里，它将在大兴拥有一所全新的综合院区，这也意味着，它有可能在传染病式微的未来到来之前，通过转型成综合医院，扭转传染病专科医院即将面临没落的命运。
2021年，佑安医院新建了神内、呼吸、心内等科室，2022年，已经获批计划新开8个治疗组，除此之外，口腔、眼科、体检中心等偏消费属性的医疗项目也在开展中，快马加鞭打造综合医院模式，提前为将来新院区的发展储备人才。
改革并不容易进行，最难的是人。
由于传染病医院长期运营差、风险高，很难吸引到优秀人才，也很难把人才固定下来。传染病是传统的优势领域，但风险高、收入偏低；在综合领域，专科传染病医院的平台比不上同级别的综合医院，综合科医生过来也主要承担会诊的职能，一时难以大展身手。
下一个20年，
传染病医院长什么样？
在种种特殊的历史机遇下，地坛医院转型综合医院，只能作为一个集“天时地利人和”为一身的个例。这条探索之路也仅仅刚刚开始，还远未形成一个完全成熟发展的模式。
在地域辽阔的中国，东西部与中原经济文化环境多元分化，如果顺着历年全国传染病报告的数字寻找，展开的可能是一幅风格迥异的画卷：东北西北内蒙古，草原戈壁与沙漠，鼠疫、布病、出血热、炭疽等烈性传染病，依然每年如期而至，不乏死亡案例。
而恰恰是这些地方，经济发展落后，常年投入不足，人才流失严重，综合化方案有心无力，传染病医院大概率要被综合医院托管。
医院发展靠病人。在传染病人数日渐减少的当下，医院接收的是存量病人。加上大部分传染病医院地处偏远，病人和医生都不愿意来，医院和医生得不到锻炼和发展，由此陷入恶性循环。
如今，连传染病教学都成问题，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科主任梁连春只能将自己当年亲自上阵处理过的病例做成照片和视频，向学生们生硬地讲述这些古老疾病的神秘与特征。
在中国正饱受传染病肆虐的1950年代，西方已经开始陆续关闭传染病专科医院，少数的慢性病传染病健康管理问题，被集中在了一两家综合医院的内科门诊，且作为非主营业务。
这是中国正在经历的现状，也是中国即将面临的未来。
一个迫切摆在眼前的问题是，承担着公卫职能的传染病医院，长期以来生存压力巨大、经营惨淡。过去两年里，传染病医院的日子并不好过，新冠疫情的反复也使得医院在“复诊-闭院”之间摇摆。
蔡超告诉八点健闻，为了坚决完成疫情防控和国家重大活动保障任务，医院抽调了大量人力，甚至不惜暂时关停部分病房。
当疫情防控工作关停了医院，当全部目光聚焦在传染病上，没有医院自身造血的能力，仅靠公卫补助，毕竟是有限的。
很少有改革者能在任期内预见20年乃至半世纪后的未来。对于这一切发展变化，多数传染病医院选择了接受和适应，因为无法改变。
一位传染病医院管理者建议，传染病的防治未必要以专科医院的形式存在，指定一家实力强的综合医院，设立独立的传染病医学救助中心和大楼，平时医院照常开展自己的综合业务，遇到疫情迅速转为定点医院。
下一个20年，传染病医院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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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鑫｜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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