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湖北人喝莲藕汤或吃麻辣鸭脖时，应该感谢他们的远古祖先驯服了湿地。”英国杜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学仁（Chris Courtney）在采访中表示。

在中国，人们有着与洪水相处的漫长历史。1998年的长江水灾至今仍留在沿岸几代人的记忆中，然而并非每场洪水都能被历史记住。在2023年出版的《龙王之怒》中，学者陈学仁尝试还原1931年中国江淮地区一场受灾总人口计五千多万、有两百多万人死亡（包括因溺水、后续饥荒和流行病导致的死亡）的特大洪水，重点描写了武汉地区。

因为无法融入上世纪30年代的民族救亡历史叙事，这场被广泛认为是有记录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自然灾害早已退出主流历史的视野。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的江淮地区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水灾，武汉三镇在数月中成为汪洋，水灾呈现了历史众生相：疲于应对的国民政府，接踵而至的日本入侵，难民营地与水上交通，饥荒与血吸虫病……在水网密布的地区，人们常常通过供奉龙王祈求农耕、行船平安，这一灾难在当时被许多人认为是政府拆毁龙王庙后，此地遭到龙王报复。

在对洪水的详细研究中，陈学仁也考察长江流域的洪水历史脉络、人与洪水关系的变化。常发的洪水塑造了湖北的农业生态系统，人们也找到了利用自然禀赋的方法。在长江中下游的冲积平原，野生水稻的驯化让农民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粮食产量。人们在泛洪区定居，也增加了他们对脆弱植物的依赖性，以及滋生地方病和流行病的风险，农业让洪水变得更加危险。1930年代的武汉一度是中国内陆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构成灾害的不仅有自然成因，“致灾机制”也在随时代变化而不断演变。

在过去的城市水灾中，灾难是现代城市的风险与脆弱性的验证。“城市向我们出售了一种现代主义幻想，即我们能够摆脱自然的束缚。”陈学仁认为这正是导致1931年武汉洪水的原因之一：“人们说服自己，他们已经消灭了季节性湿地。然而河流却不这么认为。”

▲图/受访者提供

被误解的洪水，被驯化的野生稻

南方人物周刊：尽管洪水对人类来说是灾难，但对许多物种来说并非如此，反而是保持整个洪泛平原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必备要素。洪水脉冲在生态物质循环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陈学仁：从人类的角度来看，洪水可能是灾难性的。从生态系统中其他物种的角度来看，洪水的影响可能会非常不同。对许多动植物来说，洪水是有益的。长江等河流每年都会经历水位的上升和下降，这被称为洪水脉冲。它们使得养分在陆地和水生区域之间流动，并将物种分布在整个流域内。通过这种方式，洪水脉冲常常创造出非常丰富的自然环境。

在遥远的过去，长江被称为东方的亚马逊，这是一个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地区，季节性湿地里长满了种类繁多的植物和动物。这是古代人类首先被吸引到该地区居住的原因之一。此时的洪水脉冲并没有伤害人们，反而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只有当人们不再与洪水共存，并开始试图控制洪水时，洪水才成为一个问题。

南方人物周刊：就武汉这座城市来说，常发的洪水如何影响了当地对野生稻的耕种选择，那么这一农业生态系统如何改变了人类面对的洪水后果？

陈学仁：湖北的农业系统是由年度洪水脉冲塑造的。对古代农民来说，洪水非常有用。人们早期采集并驯化的食物来自季节性湿地。最明显的是，特别适合在沼泽中生长的野生稻，将在数千年的过程中变成栽培稻。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学会了种植莲花等植物，并驯养鸭、鹅等湿地动物。今天的湖北人喝莲藕汤或吃麻辣鸭脖时，应该感谢他们的远古祖先驯服了湿地。

他们通过学习模仿自然洪水脉冲来做到这一点，创造了被称为稻田的人工湿地。有了这些，他们就能通过用营养丰富的水淹没农作物来获得洪水的所有好处。同时，它们不太容易受到不可预测的波动（降雨过多或过少）的影响。他们还能够简化人工湿地，去除无用的物种，并培育有用的物种。

在人们驯化水稻的同时，水稻也在驯化人。它说服人们在洪水易发地区建立永久定居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发出了各种方法来保护自己免受不可预测的水位波动的影响，例如建造圩田和堤坝等。这种人工景观最终创造了一个高度丰富的农业系统，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在曾经属于河流和湖泊的土地上定居。

南方人物周刊：1930年代的武汉是中国内陆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你在研究1931年的武汉洪水时，为什么强调“致灾机制”？近代城市孕育出的特有的致灾机制有哪些表现？

陈学仁：虽然媒体经常将洪水和地震事件称为“自然灾害”，但专门研究灾害的学者并不使用这个术语。他们指出，每一次灾难都有人为原因，因此认为我们不应该将此类事件视为自然事件。致灾机制表明，一切灾害都是环境与人类动态相互作用造成的。灾难从来都不是自然或人为的，它们总是两者兼而有之。

人们与环境互动的方式在不断演变，这种互动造成的危害类型也在不断变化。尽管这座城市在其历史上遭受过多次洪水，但1931年发生的许多事情在早期是不可想象的。武汉实现了工业化，富裕的家庭有了电灯照明，街道上挤满了汽车和公共汽车。1931年，当水涌入这座城市时，这些神奇的新技术开始与人们作对。人们因触电而受伤，甚至死亡。汽油和其他工业化学品污染了洪水。还有一次特别的事件，一艘船意外驶入德士古石油商店，引发大规模爆炸。如果你试图向19世纪生活在武汉的人解释20世纪城市洪水期间会发生什么，他们会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工业化改变了城市，也改变了“致灾机制”，创造了一系列新的现代死亡方式。

▲武汉市民在水中的街头做生意， 《汉口水灾摄影》 图/ 《龙王之怒：1931年长江水灾》

“龙王之怒”是迷信吗？

南方人物周刊：在水网密布的江湖沿岸地区，人们通过供奉龙王祈求耕种的丰收，龙王崇拜有哪些具体体现、在长江中游城市有什么样的特殊性？

陈学仁：关于1931年洪水，最让我感兴趣的事情之一就是关于武汉龙王庙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龙被认为是水的控制者，可以在天空中形成雨云。由于武汉非常容易发生洪水，因此龙王庙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宗教建筑之一。然而，1930年，当地国民政府决定拆除寺庙以修路。仅仅一年后，当这座城市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洪水之一的威胁时，许多当地居民相信真正的原因是这座城市遭到了愤怒的龙王的报复。于是他们开始聚集在以前的寺庙遗址上献祭。

一方面，它让我看到了人们对天气和灾难所持有的令人着迷的传统信仰体系。同时，龙王之争暴露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存在的一些主要分歧，当时有关环境和因果关系的观念引起了激烈争论。我们对这些争论的理解一直由一方主导——世俗的现代化主义者，他们认为那些相信龙的人是对过去的令人尴尬的提醒。但在我的书中，我从未说过洪水是不是龙王引起的。我把这个留给我的读者来决定。

南方人物周刊：龙王崇拜被视为迷信，不少批评指出它纵容了人们应对灾难的无作为。但在历史上的水患救灾中，宗教仪式和世俗救援方案往往不冲突，宗教和水利工程都是洪水应对措施的一部分，它们之间怎样互动？

陈学仁：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相信龙是真实存在的。到了20世纪初，这种传统信仰受到了攻击。当时的现代化主义者通过日本从欧洲人那里学到了一个新词——“迷信”。它创建了一个类别，可以将所有他们认为导致中国落后的信念放入其中，包括对城隍、鬼魂和龙等事物的信仰。当时的现代化主义者认为，相信这些东西的人不仅无知，而且也是宿命论者，他们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超自然力量，并且没有采取实际的方案来解决问题。中国要进步，就必须摒弃宿命迷信。

但是当时的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以龙王为例。为这位神灵建造寺庙的人们也建造了堤坝以保护自己免受洪水侵袭。历史学者高燕展示了寺庙在湖北农村圩田社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那些共同努力确保社区免受水害的人们也在同一座寺庙里祈祷。如果一个人为保护他的社区免受洪水侵害做出了特别大的贡献，他甚至可能成为当地寺庙的神，受到被帮助者的后代的崇拜。正如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化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实用和精神解决方案并不是分开的。另一个例子是中国城市的火神庙。人们祈求火神保佑他们免受灾难，但他们也在寺庙里储存消防设备，将寺庙的资金用于支付消防人员的费用。传统信仰并没有让人相信宿命论，寺庙是当地社区防灾活动的核心。

南方人物周刊：人类活动在1931年洪水的暴发、演进、后续中都深刻影响着受灾者。你指出，1931年长江水患的形成除了自然成因，还受到城市水利系统、现代城市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哪些因素对武汉这次水灾暴发的影响最大？

陈学仁：人为因素在此次洪涝灾害的发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末以来，水利系统一直被忽视，到了民国时期，问题更加严重。历史学家（张家炎等）对这个问题有雄辩的论述。除了洪水的暴发之外，我还关注人类在将环境危害变成人道主义灾难方面所扮演的角色。1931年，中国人民正遭受着两个容易将危险转化为灾难的人为因素的困扰。第一个是专制政治。当时的国民政府系统没有任何反馈机制让民众投诉，错误的政策最终造成可怕的悲剧。第二个是战争。这会消耗资源，破坏救灾机制，也使人们无法自救。日本入侵对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导致债券市场崩溃。更糟糕的是，内战导致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无法救灾。在武汉，国民政府一心想防止共产党人到来，结果却虐待了难民。他们不听民间的声音，反而强迫数千人离开街道，进入仓促建造的难民营，由于没有适当的卫生设施，许多人死亡。错误的政策加上战争，使一场可怕的洪水变成了一场可怕的灾难。

▲20世纪初的长江河道武汉段。陈学仁个人收藏 图/ 《龙王之怒：1931年长江水灾》

极端天气下的人与自然

南方人物周刊：当你在历史资料中试图还原一个遥远的灾难时，相当重视还原灾情中的“灾感”，为什么你认为以感官来调动近百年后在城市生活的读者去感受这种恐惧是重要的？

陈学仁：当经历过洪水的人们写下自己的经历时，他们通常会进行生动的描述。他们写下了可怕的景象、可怕的声音和令人作呕的气味——这些东西甚至在多年后仍留在他们的记忆中。洪水是一种压倒性的经历，常常是悲惨的，常常是奇异的，有时甚至是有趣的。然而，如果你读任何有关洪水的官方报告，就不会知道这一点，你所读到的只是一系列冷静的统计数据。

我查阅了大量关于那场武汉洪水的描述，无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试图寻找所有对五官感受的描述。通过写洪水的感官历史，我想鼓励我的读者同情经历过洪水的人们。我相信，了解人们在洪水期间的感受可以为了解他们的行为方式提供重要的见解——为什么有些人在洪水中只是坐着无所事事？如果你把人们理解为只关心自己生存的简单理性行为者，你就不一定能理解这一点。然而，当你将他们视为敏感的生物，遭受饥饿和创伤时，这就变得更容易理解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思考为什么灾难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时，感官和感受与统计数据一样重要。

南方人物周刊：尽管1931年的灾难发生的社会环境与今日有很大区别，但它是否留给我们一些启示？

陈学仁：城市向我们出售了一种现代主义幻想，即我们能够摆脱自然的束缚。这是导致 1931年武汉洪水的原因之一。人们说服自己，他们已经消灭了季节性湿地。然而河流却不这么认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生态史的书。他谈到了“对修复的修复”的现象。简而言之，人们想出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最终却造成了新的环境问题。然后，他们必须提出新的解决方案来解决以前的解决方案所产生的问题。我认为这可能是反思城市化的有用方式。

你用坚硬的混凝土覆盖景观，这样你就可以步行和开车，同时防止内涝。曾经的城市街道是一片肮脏和泥土的沼泽，但现在它们坚固且防水。然而，过多的混凝土意味着水无处可排，这意味着水从城市表面流失的数量越来越多，从而加剧了其他地方的洪水问题。

正如1931年一样，现代城市创造了新形式的洪水灾害。例如，想想近年来发生的地铁洪水。地铁为水提供了一种穿越城市的新颖方式，它变成了巨大的混凝土水管，对被困在里面的人构成了严重的危险。20世纪初的巴黎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当时的现代化下水道（人为地）将洪水输送到迄今为止（洪水）无法（自然）到达的地区。所以，我不认为城市化能解决环境问题。解决洪水问题的方法包括将可利用的土地还原为湿地和洪泛区，而土地匮乏的政府往往不愿意这样做。

南方人物周刊：在工业化发展和全球气候异常的情况下，当代“致灾机制”有了哪些新的演化？新的风险随时代变化而新增。面对极端天气的影响，人类应该如何适应这种自然的复杂？

陈学仁：在许多方面，致灾机制对人类的危害已远小于20世纪初。1931年的洪水可能导致200万人死亡。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仍然面临数量惊人的灾难，尽管现在有更多的人生活在易受灾地区，但死亡人数已不再数以百万计。危险的是，我们在因为错误的原因而庆幸，想当然地以为这一切是因为人类学会了控制河流。

我认为自20世纪中叶以来洪水死亡率的大幅下降，是由于营养和流行病学的变化，而不是由于水力的变化。简而言之，洪水仍然会发生，但人们死于饥荒和疾病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在我们因状况改善而感到高兴之前，我们必须记住，造成灾难的机制在未来很容易变得更糟。

最大的威胁来自气候变化。这使得洪水更加频繁和严重。同时，气候变化与战争一起给粮食安全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它还正在改变疾病的地理分布。想想登革热，它现在正在向新的地区传播。未来可能会更加潮湿、更加炎热。因此，人类必须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应对洪水，恢复自然洪泛区和湿地，为水提供空间，并认识到河流的生存对我们自身的生存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