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来，在这所学校最难放弃的信念就是“我们要当作家”

文学报 · 此刻夜读

睡前夜读，一篇美文，带你进入阅读的记忆世界。

电影中的作家伍尔夫

如今，各种创意写作专业和课程遍地开花，让人以为仿佛只要通过某种考试或课程，每个人就能获得写作能力，成为作家。

可爱荷华写作工坊的作家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成为作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除了天赋、努力和运气，个人性格与心态同样重要。

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始创于1936年。在短短80年间，工作坊培养了上千位知名作家。其中，普利策奖得主17位、桂冠诗人6位。

两位作者埃里克·奥尔森和格伦·谢弗，昔日曾就读于爱荷华作家工作坊，他们以访谈和评论的形式写成了《我们要当作家》一书。书中收集了不同作家对生活和写作的理解，还有个人独特的阅读与写作技巧。我们可以了解工坊里的各种训练项目，同时掌握一个作家的成长路径。

是什么让我们着魔？

许多成功作家似乎有某种冲动让他们坚持写作，或者说，“冲动”似乎是一个常用的特征，这不足为奇。毕竟，写作不会带来多少经济收入——只有一小部分作家正经靠写作养家糊口，当然，这收入比不上对冲基金那么正经，但足以支付账单，也许每隔一年左右能到科德岛消暑。写作任重道远；大多数作家长时间盯着空白页面，冥思苦想，也许向缪斯或向任何能给他灵感的人祈祷，或至少祈祷出现妙思，或只要有思路即可。一旦灵感最终造访，若真有此事，作家内心那令人憎恶的编辑就开始发话：“不行，这实在太烂。”接着，仍是“不行，这实在太烂！”最后，依然是“不行，不行，不行！哎呀，你到底在想什么？”接下来，如果我们想方设法，克服所有唠叨，终于完成任务，并投出稿件，希望它早日出版，能赚点名气，也许会收到张支票，那么十有八九，结果会是封简明扼要的退稿信：谢谢，稿件不适合我们。

但我们依然坚持不懈，能坚持不懈——也许可称为“上瘾”——似乎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有天赋很好，但是，正如特德·索洛塔洛夫在文章《坐冷板凳写作：第一个十年》里所说：

这似乎不是天赋问题——有些天生的作家，就是那些似乎信手拈来、随时能写出散文或诗歌的作家，他们最终不被认可。据我所知，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坚忍不拔。对有天赋的作家而言，这似乎与人们处理困惑、拒绝和失望的方法直接相关，包括心智与体力上的坚忍，还取决于作家如何有效地将这些融入他们的创意写作过程本身……

但坚忍来自何方？来自动力？还是冲动？

写作或任何形式的艺术创作，常常是令人身心愉悦的劳作——尤其是文思泉涌时，内在编辑此刻销声匿迹，作家的思维极其活跃，时间似乎凝固在那一刻。

对某些人来说，这种快乐几乎是神秘的体验，这想法导致整个西方史上的人们坚持认为，作家得到上帝或缪斯或任何其他神祇的点拨。甚至（尤其是）那些酒气冲天、身着脏兮兮的花呢大衣，前来爱荷华作家工作坊朗读作品，或上硕士生课的作家，人们也认为他们受了神祇的点拨。

但认为作家在某种程度上受过恩典，或很特别的这一观点比较浪漫，现在显然早已过时。最近，有书籍和文章从生物学角度论述艺术的创作动力，“艺术”是广泛意义上的，包括诸如写作、绘画和音乐制作等所有艺术活动。当今，文学批评竟有个“达尔文主义文学研究”分支。达尔文主义者宣称，作家不受“天使的点拨”，而受进化的压力驱动，如果不是被这种压力所欺压的话。人类在艺术创作方面的能力得到进化——有些人则有这方面的“冲动”——他们从事艺术创造，是因为这是“可适应的人类行为”，这一观点见2009年出版的两本书，都与达尔文主义艺术观相关：一本是刚过世的艺术哲学家丹尼斯·达顿写的《艺术创作本能》，另一本则是研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专家布赖恩·博伊德的著作《故事的起源：演化、认知与小说》。

曾就读于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

我们的确倾向于把作家视为与众不同的、才华横溢的人——许多作家当然对此不疲……

编故事并讲故事的冲动在人类社会普遍存在，仅用现存少数狩猎采集部落就可以证明，这种冲动自古有之。达顿和博伊德一致认为，人类机体讲故事的欲望与能力得到进化，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它帮助我们活下来。人的心灵似乎依赖叙事来理解世界；我们所有的人在接受信息并尝试度过每一天时，都在不断制造故事。达顿指出，编写故事是低成本、低风险的代替品，故事代替了经历，我们得以有策略地思考有可能或即将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未雨绸缪，准备对付威胁，或获得快感。达顿说，也许更重要的一点是上床。

对，当然正确。

达顿把诸如编织故事的艺术创作比作孔雀尾巴，孔雀尾巴似乎不利于它迅速藏匿或逃离天敌，是笔奢侈的资源开支。但尾巴也是信号，它向潜在伴侣暗示，这家伙基因好，有充足资源可供铺张浪费。同样，在达尔文主义者看来，编造故事也似乎在大手大脚地耗费资源，只有在交配时炫耀才突显其意义。

也许这样理解甚至还有些道理。当然，对爱荷华的许多客座作家而言（似乎尤其是诗人），炫耀自己的写作技巧不亚于交配仪式，因为这些作家会朗诵自己的作品，出席朗诵会后必不可少的晚会，接着，你发现他们离开时，一边怀揣伏特加，一边搂着妙龄崇拜者。

不过，生育也许不是我们不谙世事的学生们愿意做的，我们都戴着酒瓶底厚的眼镜，箍着牙套，蹲着看书——像T. C. 博伊尔在散文《这猴子，我的背部》里所说的博尔赫斯式的读书狂，这篇散文写得很风趣，写的是写作强迫症。事实上，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当中好多人可能对性征服束手无策。

我们在采访中统一问了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他们首先醉心于创作。答案五花八门，不过也有规律可循。很少有人能确定自己在哪一刻不可避免地成了作家。这常常是旷日持久的过程，人们先被创作理念所吸引，然后逐渐被创作俘获。我们采访的爱荷华同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学创作，他们普遍认为自己直到发现改变初衷为时已晚，才意识到自己已深深爱上了文学创作。

已有大量成瘾基因研究表明，有些人可能更容易有成瘾行为，既然有这种说法——写作是达尔文主义者所说的“适应性行为”，那为什么不让自己在写作方面上瘾呢？但是，假如没有成瘾行为的动因，这种基因上的倾向将无法实现。对许多接受采访的作家而言，导致创作成瘾的必要动因是书籍，特别是早年酷爱看书的人，尤其如此。

作家对话

戈登·门能加：我小学三年级得了风湿热。他们说，风湿热是“作家才得的病”。我在家里待了六个月，无所事事，就开始看书。六个月里，我一定读了有两百本书。记得有本书的封皮上有幅作家的照片，他坐在自家门口的前廊，十分惬意的样子。我当时想，这就是我未来的生活。我当时真的为自己生病感到郁闷。

珍妮·菲尔茨：读书得以让我从童年逃到另一世界。我父母变化无常，精神焦虑，不过，我沉浸在自己的书籍小世界时，他们就影响不到我。我读遍了写女孩成长过程的所有经典书籍：《绿山墙的安妮》《草原上的小屋》，还有这些书的系列丛书，我全都一口气读完。四年级时，我读了《简·爱》。我一知半解，但就是被这本书深深吸引。我热爱那些美丽的文字。

6岁那年，我写了第一部“小说”，当然了，小说只有几页。9岁那年，老师要求我们写日记，但我写的故事比日记篇幅长多了：讲的是一个女孩的故事，她在洪水中被困，她和父母分开了，不得不靠自己的力量。当然，她最终成功获救，并帮助他人，成了英雄。

其他学生一周交两三页日记，我能交75页。老师只打个对钩。我觉得她没读过我写的故事。我那部小说最后写了300页，全是手写的。

父母知道我在写小说，但幸运的是，他们对此没太多兴趣。这太好了，因为那个年代的父母总想掌控你的一切。不过，我的写作完全属于自己。

我上高中时开始画画，后来去了罗德岛设计学院；但学费太贵，之后我去了伊利诺伊大学学艺术专业。大二那年，我又重返自己的真爱：写作。

上美术课时，他们让我们画圆圈，不让用圆规——这种活动肯定不是在鼓励我们发挥创造力——而我上的写作课却恰恰相反。于是，我转到创作专业，辅修绘画艺术。当时，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小说写作专业非常出色。教授们很优秀，对学生鼓励有加。有短篇小说家马克·科斯特洛，还有位出色作家丹尼尔·柯利。他是那里一家文学期刊《上升》的主编。

我至今还喜欢画画，尤其喜欢画水彩画，色彩非常饱和，光影相当逼真。

米歇尔·赫恩伊凡恩：我很小就听别人读故事，书籍对我有巨大的诱惑力；我看到书里蕴藏了很多宝藏——需要解码。我拼命学习如何阅读，学会自己解码。

我一旦开始阅读，就被文字深深吸引住了，尤其是那些漂亮的方形段落，我当时竭尽全力，试图模仿。我在带有绿松石颜色划线的新闻纸上尝试写作，那时我才七八岁；我一次也许勉强能写一两句话。作家怎么填满文字空间的，每页都是美丽的正方形和长方形形状的段落？我决心仿效。我热爱纸上实实在在的文字，热爱这些文字勾勒出的世界。

加里·约里奥：我很早对写作产生了兴趣，大概在二三年级。我妈妈有个老式的雷明顿电动打字机，她常把打字机放厨房桌上，给我爸帮忙。我们住在布鲁克林的本森赫斯特区。我会给妈妈口述小剧本（每次都口述剧本）：“比尔现在说什么呢？”“他说，‘哎呀，彭妮巴克，马戏团是不是很精彩！我们明天再玩吧。’”真的。这些东西对我来说特别私密，但我觉得，我下一步将写出更具普遍性的作品。

我成了爱写作的学生。高中英语课上，我们的作业常常是写个短篇或写首诗。我的作品很受欢迎，这促使我沿阻力最小的路径继续走下去。我决定成为作家——教师和家长这样的权威人物——鼓励我写作，我也努力表现。不过，没有哪本特别的书或事件点燃了我的创作火花。我只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乔伊·哈乔：我开始从学校和图书馆借书前，我们家唯一的书（我是四个孩子当中最大的）是《圣经》。《圣经》对我影响很大，特别是《所罗门之歌》。我热爱那些激情洋溢的段落，我觉得布道很无聊时，就翻看这部分内容。我很大不敬，曾因给母亲读了段洛特和他女儿睡觉的故事，让母亲大吃一惊。她简直不敢相信这出自《圣经》，她认为这纯属我的想象。一切“只是你的想象”。现在依然如此。在爱荷华学习期间，我没像其他人按学界主流的要求阅读诗歌。我读的是乌干达作家阿莫斯·图图欧拉和奥考特·庇代克的作品，我逃到国际写作项目中心，那里有我的朋友们——莱昂·阿古斯塔和丹纳尔多，他们是来自印尼的诗人和剧作家。目前，我还在读那些经典作家，从泰戈尔到叶芝。我会重读聂鲁达、洛尔卡、詹姆斯·赖特和艾德里安娜·里奇的作品。我自己的诗歌创作风格介于金·大卫、杰恩·科尔特斯和吉姆·莫里森之间。

但是，成为作家并不是我的初衷。我最初的计划是这样的：我要像祖母纳奥米·哈乔一样成为画家，祖母以马匹和部落领导人为主题的画作就挂在我们家。我天生适合从事艺术创作。艺术创作不需要口若悬河，也不需要在讲台上或陌生人面前展示口才。我在学校成绩不好的唯一一门课是演讲，因为我太胆小，不敢说话。那我为什么选这门课？文字的力量一直吸引着我。我先爱上唱歌。母亲爱唱歌，她在厨房桌上的那台老式安德伍德打字机上写歌词。其实，我很痴迷打字机的机械原理，把打字机原理与创造力联系在一起，打字机是魔盒，那里面装满歌词。点唱机对我也有魔力。诗歌就是在纸上歌唱。但我生性不是作家。

桑德拉·希斯内罗丝

桑德拉·希斯内罗丝：我们家到处都是书，有的是从图书馆借来的，有很多是墨西哥漫画书。你知道的，这些书的封面上都画着血腥的头颅，要么画着男子的脑袋被煎锅击中，要么是公共汽车冲向悬崖的场景。

我父亲是家具商，是军人后代，算是墨西哥革命后出现的新一代中产阶级。母亲的出身更卑微些：她来自穷乡僻壤，是农民。父亲更有文化素养，但妈妈却把我们引入艺术殿堂，让我欣赏音乐和歌剧，并确保我们能读到图书馆的藏书。父亲更喜欢流行艺术。他看足球比赛、体育和新闻节目。我从他那里学到流行文化，但因为他总怀念故乡，我也从他那熟悉了墨西哥，认识到艺术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

妈妈算是全家最博览群书的读者，但她渐行渐远，她开始看的是小说，后来逐渐开始读她所了解的斯特兹·特克尔写的所有政治方面的书。她开始读艾德利契·克利佛、埃里西·弗洛姆以及土著印第安人等方面的书，都是政治书籍。因此，她对政治的了解胜过社区里的任何一个人。我们的飞镖盘上还贴着斯皮罗·阿格纽的照片。

所以，我从事的创意写作似乎和我爸妈读的内容不同。多年来，没有人知道我的创作。我从未向别人透露过这个秘密。我家人不知道我写作。我是女孩，父亲希望我能早日成家。他不介意送我上大学，因为在他看来，中产阶级女孩上大学后能嫁得更好。让他不解的是，我上完大学这么多年，结果还没找到丈夫。

上世纪50年代，诗人保罗·恩格尔和学生在一起，后来接任爱荷华作家工坊的管理工作

埃里克·奥尔森：我老爸“二战”后离开部队，也做了多年家具商。他后来成了邮递员。我妈妈做了多年裁缝，但她曾在洛杉矶艺术学校就读。我们是很典型的工人阶级家庭，不过我们所在的工人阶级社区都有追求。我们家到处是书，家人总在读书。那时，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有个传统，我想，这也许是左翼倾向。父亲在大萧条时期曾是共产党。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还试图组织工人革命。我觉得，共产党员往往喜好读书。父亲是移民后代，上过大学，当时他周围的大多数人从未有这个梦想：要在新世界更好地发展自己。

我家人是“每月一书俱乐部”的成员，我记得，家里每月都会买回一本书，那时全家热闹非凡。当然，我爸主要负责选书。早些时候，父亲选的大多是历史书，也有些政治书（当然，“每月一书”几乎没有左倾思想方面的书籍），都是我不感兴趣的书。妈妈偶尔会订购一本艺术类的书或小说。

我记得自己最早读过科幻小说。尤其是儿童科普系列读物，讲的是矮个、大头的古怪科学家的故事。他可能是外星人，或伪装的外星人，但我肯定回忆不起来了。他名叫第谷，我猜是根据17世纪丹麦天文学家和炼丹师第谷·布拉赫编写而成。我只记得这些都是科幻侦探小说，还记得我喜欢读这类书，其他一概不记得人物的姓氏或任何书名、情节。第谷有点儿像未来主义的福尔摩斯。

乔·霍尔德曼：我四年级开始读科幻小说，父母在圣诞节那天送了我《火箭赛马》。我从头到尾看了好几遍，最后书被老师没收了。之后，她带给我几本她女儿收集的青少年小说，只要我不在课上看就可以，我一下就迷上了这些书。

我现在不怎么读科幻小说了；因为忙着写作呢。我妻子读了很多科幻小说，她会给我推荐好书。我太挑剔，多数书都看不上。平日消遣时，我一般读犯罪小说；我喜欢读劳伦斯·布洛克、詹姆斯·李·伯克、卡尔·西亚森、爱尔摩·伦纳德的书。鲍比·克雷斯是我学生；我有时会看他写的书。

（《我们要当作家》[美]埃里克·奥尔森格伦·谢弗/编著, 李晋/译商务印书馆 2021年12月版）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出版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