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西站内的廉政文化雕塑，济南市纪委出台过执纪办案说情报告制度的暂行规定。 （人民视觉 / 图）“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来请托、说情的大多都是关系要好的。”福州某检察院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双方都不愿意自己被登记进系统。”
关键在于，“这类违反规定的情况很难主动发现，往往是通过案件倒查才知道违纪者遇到说情、打招呼而没有报告”。
文｜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南方周末实习生 王晨宇
“请勿打探、过问、干预安全生产执法案情……否则我们将如实记录报告。”
2022年8月，南昌市应急管理局“防止说情打招呼”的提示彩铃正式上线，有41部固定电话和116部移动电话设了新的彩铃。南昌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防止办“人情案”，他们还专门出台了一份对说情打招呼实行报告备案的暂行规定。
对说情打招呼实行报备的做法先在司法系统实践。2003年起，浙江、河南、山东等地的检察院先后出台过说情报告制度，以防止司法受到干预。2015年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三个规定”，要求司法系统全体人员需向组织报备过问、说情、打招呼等干预案件的情况。
此后，报备制度开始在政法系统之外的部门推行。四川、福建等地的统计部门，江西南昌、山西晋城等地的应急管理部门都制定过机关内干预行为报备制度。
南昌出台相关制度之前，浙江在2022年3月出台《领导干部接到请托事项记录报备制度（试行）》，浙江新闻网报道，这是首次在省级层面出台请托报备制度。
“两条线”
浙江的请托报备制度出台前，浙江官场上有多名高级官员落马。2022年1月26日，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在关于周江勇违纪违法问题的通报中，就有“应私营企业主请托违规选拔任用干部”的表述。
巧合的是，前一天，浙江省纪委十四届七次全体会议提出，要“探索建立领导干部接到请托登记报告制度”。
据湖州职业技术学院纪委《党风廉政教育（第六十四期）》刊载的内容显示，2022年3月28日，浙江省委办公厅正式印发请托报告制度。
该制度的适用对象除了各级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国企、高校等单位中县处级副职以上干部外，还包括四级调研员、六级职员及相关层次职级以上的干部。并且，制度特别说明，以上范围内的领导干部已退出现职、尚未办理退休手续的，也将被纳入。
具体怎么报备？制度要求领导干部在接到请托后，要在规定时间内填写《记录表》,并向所属党委汇报。杭州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领导干部的请托记录走组织条线和纪委条线，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处置”，党委（党组）在收到报备表后，根据不同情形分类提交对应的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网站公布的领导干部接到请托事项记录报备流程图显示，领导干部接到请托事项后要在15个工作日内汇报，由党委向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提交。纪检监察部门和组织部门会依法分类处置，将请托记录在一定范围内通报，并纳入请托事项报备信息库。
据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的观察，浙江省制定的请托报告制度，是“对以往司法系统中说情、打招呼报备制度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使其更具有操作性”。
公开报道中，司法系统说情、打招呼的情况不少。据央视报道，1999年孙小果被逮捕后，为了让孙从死缓改为有期徒刑，孙的继父李桥忠先后请托了时任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冯家聪、时任云南省高院院长赵仕杰等人。
2022年8月12日，中央政法委通报7起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案例，大部分与请托有关，包括甘肃省检察院林区分院原检察长陈其功曾接受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请托，干预插手6起司法案件的处理。
湖南省石门县检察院公诉室原主任樊荣，是一个随着职务升迁，从“不接受请托”到“接受请托”的典型。
据人民网报道，在处理一起涉黑案件时，樊荣曾坚定拒绝过来自当事人的请托，他告诉同事：“我们是行走在黑暗边缘的人，走错一步是黑暗，走对了是光明。”
当上公诉室主任后，开始有司法掮客把樊荣“当成围猎对象”，前述当事人再次找上樊荣，还邀请樊投资入股做生意。不久，针对一起移送县检察院审查起诉的非法拘禁案，此人向樊荣说情，樊欣然接受请托。
考验“人情社会”
杭州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司法系统对请托、打招呼的规定为该（请托报备）制度的执行提供了经验。”
公开报道显示，早在2003年，报告请托干预案件情况的制度已在司法系统内推行。
当时这项制度也诞生在浙江。温岭、三台、青田等地的检察院都制定了说情报告制度，要求检察人员将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说情、打招呼的具体情况向组织逐级报告。
制度的出现与检察机关办案过程中遇到较多的说情现象相关。曾有检察系统工作人员表示，说情给办案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但如实报告请托，对一些人来说，内心也很纠结。温岭检察院的办案员张鹏曾表示，在填写说情报告时，“既有‘出卖朋友’的感觉，又有一种两袖清风的豪情”。
实行说情报告制度之前，温岭检察院时常遇到说情现象，甚至有因说情导致泄露秘密，使案件无法侦破的情况发生。时任温岭检察院办公室主任吴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实行说情报告制度的当年，该院首次实现“零违纪”。
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红十字会曲阜医院院长姜健根据其在济宁、曲阜的调研，建议在检察机关建立“办案说情报告制度”。接受《检察日报》采访时，她认为这一制度强化了办案干警的自我监督，有效提高了办案质量，“值得全国借鉴和推广”。
2012年1月，最高检起草《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的规定》。在当年的全国检察机关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最高检进一步强调要建立健全该项制度，其后全国各地方检察院纷纷出台相应规定。
更成体系的规定诞生于2015年。国办、中央政法委、“两高三部”印发了“三个规定”，分别是《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以及《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
“三个规定”从领导干部、司法机关内部人员、案件相关人员三个角度出发，要求司法人员对过问、插手、干预司法的情况要记录，并向本单位纪检监察部门报告。
不过，“三个规定”的落地并不顺利。2019年最高检在系统内巡视中发现，一些地方检察机关主动记录的报告基本为零，但很多案件中确实存在干预、插手具体案件的情况。“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来请托、说情的大多都是关系要好的。”福州某检察院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双方都不愿意自己被登记进系统。”
随着2020年启动“狠抓三个规定落实”专项行动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仅2021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就记录报告有关事项16.2万件。
多部门出台规定
很显然，请托现象不只存在于司法系统。据新华网报道，2005年，在审理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时，法院就查明田以其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贿赂达四百余万元人民币。
已落马的官员中，还有“双向请托”的情况。
据《检察风云》杂志报道，2017年8月，时任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冯文勇曾找某国有企业的一位副总经理帮忙，把女儿及女儿的对象“安排”进该企业中。事成后，冯文勇觉得自己应该有所表示，分三次送给这位副总经理价值约15万元的虫草及藏红花，之后还在项目邀标时优先考虑该企业。2018年12月，这位副总经理也认为应该有所表示，便把20万现金塞进茶叶袋子，托人送给冯文勇。
为治理各种请托，纪检部门也作过一些探索。2012年，中共济南市纪委、济南市监察局制定了关于实行执纪办案说情报告制度的暂行规定。2019年，天津、陕西等地的纪委监委也针对请托行为制定了相关规定。陕西省纪委监委出台的相关规定提出，谁来打听、打听了什么都要悉数记录在案、全程留痕。
与此同时，各地政府部门开始出台请托报告制度。
2016年，福建省审计厅和四川省统计局相继出台规定。在四川省统计局出台的规定中，强调了对于干预行为记录的保存，利用手机短信、微信、微博、电子邮件等方式的，需要将电子数据转化为纸质资料；如果是电话、面谈的方式，“能够录音录像的应当留下音像资料”。
之后，湖南省住建厅、广东省住建厅针对工程招、投标，也出台了相关登记制度。2020年12月，科技部印发了《科学技术活动评审工作中请托行为处理规定（试行）》。
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此次建立报告备案制度，直接原因是2021年该市应急系统存在“检查多，处罚少”的现象。
南昌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相关规定的使用对象集中在执法人员，拒绝接到的“招呼”后，还需在48小时内如实上报，交纪检部门备案。
作为具备执法权的政府部门，应急管理局经常面临说情压力。“要求给被调查企业特殊关照，请调查人员私下会见被审查人，或为被调查人员转递设计立案调查工作材料的。”
南昌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其中有的请托的出发点是基于打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希望减轻处罚，但还是需要坚持原则，公平执法。
让报备人吃下定心丸
2014年河北省石家庄市检察院出台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和通报制度后，曾有意见认为，制度只能使本就会被拒绝的请托被拒绝，不敢拒绝或愿意去执行的请托也不会报备。
当这项规定从政法领域进入行政领域，又该如何解决“不敢报不愿报”的问题？南昌市应急管理局的做法是，执法人员如实记录领导干部违规干预执法活动的情况，相关的内容和报告人将予以保密。如果不记录或不如实记录，达到两次及以上，那么相关执法人员将会受到纪律处分。
另外，如果是领导授意不记录，将追究相关领导责任。
但在推进过程中，也会存在一些困难。福州市某检察院工作人员称，虽然对违反了“三个规定”的执法人员，在评先评优的考核中采取“一票否决”，但关键在于，“这类违反规定的情况很难主动发现，往往是通过案件倒查才知道违纪者遇到说情、打招呼而没有报告。”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从2021年9月至今，中央政法委分4批向全社会公开通报26个违反“三个规定”的典型案例，其中多起都是通过案件倒查形式发现的。
上述福州市某检察院工作人员透露，“三个规定”落实情况的考核都是通过“赛数据”进行，“数量说多了不行，说少了也不行”。换言之，数据说多了说明打招呼的人太多了，说少了说明不诚实。但现实情况是，“院里每年案件都上万件，不可能没有人来打招呼的。”除此之外，还存在更加隐性的打招呼情况。
“要让报备人吃下定心丸。”在落实请托报备制度上，庄德水提出，其中一点是要严格保密。要对报备人员和报备信息实行单线汇报，甚至不实名报备的措施，提高报备信息保密等级。
浙江省纪委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目前该制度刚刚下发不久，仍需进一步实施积累素材再接受采访。而据杭州市纪委工作人员及南昌市应急管理局的说法，制度实施以来，都暂未收到相关的报备记录。
“仅仅依靠这一制度来解决‘说情风’问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按程序和规则办事，让所有办案人员都可以依规执行。”在庄德水看来，如果都是按程序处理，“那说不说情就没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