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的遗产：大英帝国如何用自由主义殖民异邦

本文《大英帝国远比你想的糟糕》（The British Empire Was Much Worse Than You Realize）发表于《纽约客》（New Yorker）2022年4月4日期刊文章介绍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卡罗琳·埃尔金斯（Caroline Elkins）的著作《帝国的清算》和《暴力的遗产》书中揭露了大英帝国对殖民地的暴行，其国家暴力模式被巧妙包裹在自由主义改革的外壳中，通过强大的自我吸收和化解批评的能力形成自洽体系。埃尔金斯对大英帝国自由主义的反思颇有洞见，但她的研究路径忽视了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和努力，而仅仅将其作为殖民地历史的旁观者，从而抹杀被殖民者对叙述自身历史的可能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大英帝国处于鼎盛时期，这个比堪萨斯州还小的岛屿却控制着世界上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和土地。面对这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无霸，其建设者把每一次征服都看作是一种道德上的成就。帝国的教诲通过恩菲尔德式步枪，将蒙昧的人民从他们的苦难中解救出来——童婚、以寡妇献祭、斩首。在这些“解救者”中，有一个出生在德文郡的牧师的儿子，其名为亨利·休·都铎（Henry Hugh Tudor）。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和他的朋友们都叫他休伊。他经常出现在殖民地边缘的居民点，所到之处伴随大量尸体的出现，他的故事似乎是帝国版的“沃尔多在哪里？”。

他是丘吉尔1895年在班加罗尔（Bangalore）的驻军伙伴，正如这位未来的首相在给他母亲的信中抱怨的那样，那是一个“混乱和野蛮”的时代。世纪交替之际，都铎正在大草原上与布尔人作战，然后是印度，接着又去了被占领的埃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他以善使障眼法闻名。在那之后他指挥一支绰号为“都铎硬汉”（Tudor’s Toughs）的宪兵队。1920年于搜寻I.R.A.爱尔兰共和军暗杀者过程中，他们在都柏林的一个体育场发动袭击，导致数十名平民伤亡。时任总理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乐于听到这样的传言：支持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的人每被谋杀一个，“都铎硬汉”就杀两个新芬党人（Sinn Féinners）。后来，连军方的参谋长都惊叹于这些人在谈到杀戮时是如此的不慌不忙，就像在板球比赛中的记分一样；都铎和他的“流氓们”已经失去了控制。但这并不重要，毕竟即将成为殖民地事务大臣的丘吉尔是都铎的后台。

当然，帝国的臣民有时会找到他们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1922年，一位在爱尔兰共和军的黑名单上名列前茅的强硬派英国元帅，在贝尔格莱维亚(Belgravia)被枪杀了。都铎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目标，于是让自己变得低调。第二年，在他和他的爱尔兰准军事部队正在宣传他们在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Palestine）镇压当地人的策略时，丘吉尔决定，有暴力倾向的都铎正是培训殖民地警察的最佳人选。我最近阅读一封都铎写给丘吉尔的信，该信集中体现他所有的无知、愤世嫉俗、贪婪、冷酷无情和对帝国的错误判断。他开门见山告诉丘吉尔，他刚刚指挥他的部队屠杀了贝都因人，这些人一直在向安曼进军，抗议他们以挥霍无度而臭名远扬的埃米尔（emir）向他们征收的高额税收。这个部落“总是对英国很友好”，都德有点儿懊悔地写道。但是，他补充说，“政治不是我的事”。

都铎也有令人高兴的消息要传达。不仅该托管地可以成为一个“美妙的旅游国家”，而且勘探者在死海谷地发现了价值巨大的钾盐。他告诉丘吉尔，如果英国适当调拨资源并增加治安预算，该地区存在的困难就会“平息”，并保证巴勒斯坦人会比爱尔兰人更容易安抚。“他们是不同的民族，如果处理得当，阿拉伯人除了抗议和嘴上抱怨两句以外不太可能再做其他事。”

在二十世纪国家发起的暴力行为列表上，希特勒的德国、斯大林的俄国和昭和天皇的日本通常占据前列。一些欧洲帝国的行为也受到了严厉的审查——比利时在刚果的行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行为，以及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行为。英国很少被视为最恶名昭著的犯罪者之一，因为它有一个体面的声誉，而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卡罗琳·埃尔金斯（Caroline Elkins）花了20多年时间试图破坏这一声誉。在《暴力的遗产》（Legacy of Violence）（克诺普夫出版社）中，她辛辣地重新书写了大英帝国的历史，为像都铎这样的个人故事提供了详细的背景。通过访问四大洲十几个国家的档案，研究数百份口述史，并借鉴社会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的工作，埃尔金斯追溯了帝国跨越几个世纪的历史和危机现场。作为整个二十世纪唯一一个保持自由民主的帝国，英国声称自己有别于欧洲其他殖民国家，因为其致力于将法治、启蒙原则和社会进步带到其殖民地。然而埃尔金斯认为，英国对系统性暴力的使用并不比它的对手好，英国人只是更善于隐藏它。

在大英帝国进入尾声的半个多世纪后，历史学家们还远没来得及对被其布道者谎言所掩盖的大屠杀进行全面评估，众多文件早已被行政人员在准备离开前所焚毁。因此，我们对殖民地所遭受损失最丰富的认识，往往存在于区域性的孤岛上。埃尔金斯坚持不懈地将它们联系起来，从南非到印度，从爱尔兰到巴勒斯坦，再到马来亚、肯尼亚、塞浦路斯和亚丁，揭示了一幅只有从历史的眼光才能看到的景象。军队和警察人员在帝国各地纵横驰骋，不放过极其边远的地方，而高层很少制止这种暴力。相反，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赋予暴力充分的法律效力，以维持着更多的暴行。

想来令人震惊，就在不久之前，主流历史学家们还接受了宣传性新闻片中所展示的帝国结束的形象——戴羽毛头盔、身着白衣的总督邀请感恩戴德的当地人到讲台上。剑桥大学历史学家约翰·加拉格尔（John Gallagher）总结说：“几乎没有战斗。”他是埃尔金斯眼中的“保守派”之一。她反驳说，1857年起义后用大炮轰击印度步兵的做法，19世纪90年代用马克沁机枪屠杀马赫迪派，在布尔战争中使用集中营，在阿姆利则屠杀和平抗议者，在爱尔兰进行报复性杀戮和洗劫平民财产——所有这些国家造成的野蛮行为充其量只是大英帝国的热身。她认为，许多由“都铎硬汉”训练出来的英国准军事干部，成为了日益暴力统治文化的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需要殖民资源来重建枯竭的经济，并提高日益衰弱的地缘政治地位，他们试图重新获得控制权。

埃尔金斯称，我们误解了帝国的终结，因为旧的自由主义帝国史学更多地关注高层政策——即加拉格尔和他的同僚所称的“官方意志”的谋略——而不是基层执行者的行为。她认为，令人震惊的不是英国政府对基层的暴行有多不了解，而是他们有多了解。埃尔金斯借鉴了乌代·辛格·梅塔（Uday Singh Mehta）、卡鲁娜·曼特娜（Karuna Mantena）和其他理论家的工作，他们认为英国的自由主义，尽管谈论的是普遍自由，但实质是通过合理化对其他民族的统治，为帝国的目标服务。(殖民地像小学生们，穿着他们的“政治短裤”，需要在获得自由之前得到坚定的指导）。事实上，她认为大英帝国能够维持两个多世纪的主要原因是，英国的国家暴力模式被包裹在自由主义改革的“天鹅绒手套”中。

考虑到它漫长的历史和无与伦比的全球足迹，大英帝国罪恶的遗产很可能比任何其他现代国家的遗产都更深刻和更广泛。鉴于英国自由帝国主义在几代人中造成的侵害程度，它对世界历史的负面影响是否甚至超过了纳粹法西斯主义？这是埃尔金斯的新书所隐含的一个问题。她的第一本书，即获得普利策奖的《帝国的清算》（Imperial Reckoning）（2005年）是一个提示，即不要太迅速地忽略她的尖锐推论。

当英国特立尼达知识分子詹姆斯(C.L.R. James)在晚年回顾反抗法国的海地革命事件时，他责备自己过度依赖白人证人。他认为，如果他再努力一点，他可能会发掘出更多海地人的观点。今天，人们理解被殖民者的经历仍然主要是通过白人、西方人的视角，通常是那些统治者、传教士和旅行者的眼睛。《帝国的清算》一书为纠正大英帝国历史学中的这种巨大的不平衡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它探究了英国殖民历史上最残酷的时期之一：镇压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肯尼亚秘密民族主义运动“茅茅运动”（Mau Mau），这个名字后来成为当地野蛮行为的代名词。作为一名年轻的学者，埃尔金斯在英国和肯尼亚的档案馆工作，她注意到这一时期的记录存在空白，这表明英国人已经清理了这些文件。不过，一些证明有罪的文件还是保留了下来，于是她开始收集证据，证明英国人拘留的人数远远超过他们以前承认的八万名肯尼亚人，而且帝国对镇压“茅茅运动”使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彻底的酷刑。(她发现的一份报告显示：“可能只有在少数例外情况下，被拘留者才是属于理解暴力并对其作出反应的类型。”）。因此，她开始了被称为“奥德赛”(odyssey)的研究，包括在肯尼亚农村的田野调查——坑坑洼洼的道路，破旧的斯巴鲁汽车——最终使大约300名幸存者的令人痛心的叙述得以曝光。

在《帝国的清算》中，埃尔金斯巧妙地在口述史和档案史之间游走，描述了英国拘留、殴打、饥饿、酷刑、强迫苦役、强奸和阉割暴行，这些暴行旨在瓦解基库尤人的抵抗。但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进行抵抗，因为他们被英国人剥夺了财产，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征召上战场。1957年，一位英国殖民地总督告诉他在伦敦的上司，“暴力冲击”是瓦解铁杆追随者的唯一途径，为一场名为“进步行动”（Operation Progress）的残暴运动提供了理由。一百多万男子、妇女和儿童被迫进入有铁丝网的村庄大院和集中营接受再教育，当时殖民地的总检察长称这种情况“令人不安地让人想起纳粹德国或共产主义俄国的情况”。

当埃尔金斯的书获得普利策非虚构类作品奖时，一些学者瞠目结舌。他们认为，她通过发表未经证实的说法来诽谤大英帝国。其他批评者质疑她对“茅茅运动”死亡和失踪人数的统计：她说多达30万，但证据不足。但她的论点在出版六年后的2011年得到了证实，这一年，她的研究帮助创造了历史。

那一年，代表肯尼亚人权委员会、并为肯尼亚当年酷刑幸存的老者们寻求赔偿的伦敦大律师们，将埃尔金斯与英国历史学家大卫·安德森（David Anderson）和胡·贝内特（Huw Bennett）一起作为专家证人。在取证过程中，英国政府被要求解释一份详细说明来自内罗毕的空运文件的备忘录。否认了几十年之后，政府最终承认曾将大量文件运出肯尼亚——以及其他36个前殖民地。这些文件被藏在汉斯洛普公园的一个由外交部与英国情报机构共享的高度安全的存储设施中。现在揭露的文件印证了埃尔金斯的叙述和“茅茅运动”幸存者的关键内容。在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赔偿案中，在叛乱期间遭受暴行的5200名肯尼亚人每人获得了大约3800英镑的赔偿，并且英国政府还公开承认在其帝国时期使用了酷刑。

《暴力的遗产》这本书就像埃尔金斯之前的书一样，在恐怖的细节和历史及主题背景之间来回穿梭。虽然它也偶尔存在依赖有争议的统计数据的问题——例如一个过时的结论，即近三分之二的英国公众对大英帝国感到自豪。(截至2020年，正如埃尔金斯自己的资料所显示，该比例已经少于三分之一) 然而，她所叙述的一些内容是毁灭性的，包括英国的暗黑艺术如何在战时的巴勒斯坦被提炼出来，将自由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推向另一个高度的故事。

到了19世纪30年代末，一场由城镇中兴起的激进民粹主义运动所点燃的叛乱正在巴勒斯坦进行。随着犹太复国主义殖民地的迅速扩张以接纳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一无所有的农村阿拉伯人纷纷涌向这些城市地区。为了镇压起义，休·都铎帮助建立的警察机构增加到2万多人，包括两个陆军师。(都铎本人由于害怕爱尔兰共和军持续的死亡威胁，决定在纽芬兰做一个低调的商人)埃尔金斯在哈利利（Laleh Khalili）、乔治娜辛·克莱（Georgina Sinclair）和其他历史学家最近的工作基础上，展示了帝国的策略是如何在这支战斗部队上集中体现的。

从爱尔兰产生了准军事技术和装甲车的使用；从美索不达米亚传来了空中轰炸和对村庄进行围困的专业知识；从南非诞生了使用杜宾犬追踪和攻击嫌疑人的方法；从印度发明了审讯和系统地使用单独监禁的方法；以及从拉吉的西北边境创造了使用人盾清除地雷的方法。正如一名士兵在谈到处置阿拉伯囚犯时回忆的那样，“如果有任何地雷，都是他们被击中。这是个肮脏的把戏，但我们很喜欢。”其他做法似乎是英国人在巴勒斯坦自创的：夜袭可疑的社区、把浸过油的沙子塞进当地人的喉咙、用露天笼子关押村民、大规模拆毁民宅。埃尔金斯表示，在完善对巴勒斯坦人的这些策略的同时，官员们也获得了一些技能，这些技能在他们后来被派遣到派往亚丁（在今天也门的南部）、黄金海岸、北罗得西亚、肯尼亚和塞浦路斯时被派上了用场。简而言之，巴勒斯坦是帝国主要的胁迫性镇压的“工作室”。

为了使对巴勒斯坦的控制合法化，英国人再次检视了他们的帝国，这次是为了寻找确保法律上不受惩罚的方法。从爱尔兰引进了紧急状态法，以允许集体报复、拘留和财产毁损，并从印度引进了授权审查和驱逐出境。尽管军方在委任状中寻求戒严法，但伦敦的检察长和副检察长拒绝了这一请求。他们担心这会开启王室向军方让渡权力的先例，此外，巴勒斯坦法院很可能会反对不存在战争状态。一个更优雅的解决方案是增加民事行政部门的权力。1937年的一项命令授权其可以制定任何“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为确保公共安全、保卫巴勒斯坦、维护公共秩序、镇压叛变、反叛和暴乱，以及维持社会生活所必需的供应和服务而有必要或有利的条例”。因此，英国军队和警察可以自由行动，“几乎不受限制，也不用担心被起诉”，埃尔金斯写道。就像酷刑和镇压的剧目一样，这些关于帝国逍遥法外的指南将成为未来运动的模式。

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等帝国的捍卫者坚持认为，当殖民地实现独立时，法治被证明是英国送给它们的最重要的礼物。在埃尔金斯看来，废除了法治的紧急条款才是重要的遗产。不安全的地方领导人——有些是英国政府钦点的，在殖民政策加剧了社会分裂的情况下，他们在治理下功夫。为了阻止政治上的反对派，他们很容易求助于殖民时期的紧急法规和法律手段。帮助他们制定模板的是“安全联络官”，如嵌入前殖民地的M.I.5特工，他们指导新来的民族主义干部学习情报收集、审讯和保障国内安全的方法。1957年，在国家独立后不久，加纳领导人就从英国的预防性拘留法中攫取了不经审判拘留公民长达五年的权力。在1960年代，马来西亚官员以英国模式为基础，颁布了允许无限期拘留嫌疑人的法律。70年代，印度领导人利用宪法中的殖民主义紧急状态权力来审查新闻，监禁政治反对派，清理城市贫民窟，甚至对居民进行绝育。

但是，在后殖民时代的巴勒斯坦，帝国暴力的遗产是最持久的。英国人通过向多个索赔者发行“期票”来确保他们对该领土的控制：阿拉伯精英们得到了建立一个独立王国或国家的许诺；犹太复国主义者得到了建立一个民族家园的许诺；欧洲盟友得到了一个分割的许诺。由于三次承诺的土地和英国政策的变化使其人民相互博弈，暴力和镇压的循环已经埋下伏笔。在1947年联合国投票将巴勒斯坦划分为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后不久，以色列安全部队开始效仿英国的方法，从杀害平民到摧毁整个村庄。1952年，英国控制的一家挖掘钾盐和其他死海矿物的公司——休·都铎曾向丘吉尔赞美过这些矿物的巨大价值——悄悄地转入以色列政府的控制之下。1969年，当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断言“不存在巴勒斯坦人”时，从某种程度上说，她是在断言大英帝国在半个世纪前给予的承认和权利被抹去了。

然而，《暴力的遗产》比详述帝国的罪恶更进一步；它有一个更大的论题要推进，这一论题涉及自由帝国主义的非凡韧性。对这一论题的检验必须是它不仅能够解释帝国是如何持续的，而且能够解释它是如何结束的。正是在这里，埃尔金斯的叙述遇到了麻烦。

我在肯尼亚、塞内加尔和印度等后殖民国家长大，经常在国营广播中听到关于“国父们”激动人心的故事。后来，我偶然读到反映加拉格尔论点的学术研究，即去殖民化“通常不是自由斗士赢来的胜利”，于是我开始用更冷静的眼光看待民族主义者制造的神话，一种更冷静但从不十分冷酷的眼光。我想知道的是，加拉格尔所说的那艘巨大的、被波浪翻滚的帝国之船是否真的如此不可动摇，以至于它在自己的指挥下“毫无痛苦地”沉没？那些当地英雄的所作所为是否一无是处？

因此，当埃尔金斯在她的开篇说自由帝国主义的故事“也是一个应下面呼声的故事”时，我坐不住了。其中生动的一章以詹姆斯、乔治·帕德摩尔（George Padmore）和其他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黑人反殖民主义激进分子为中心，他们用尖锐的文章控诉帝国的虚伪。她还跟踪了19世纪40年代的塞浦路斯活动家，他们与希腊律师和总部设在伦敦的“殖民自由运动”（Movement for Colonial Freedom）合作，使国际社会关注到英国的谋杀和酷刑运动。但埃尔金斯认为，最终，这些和其他由殖民地人民及其在世界各地的盟友提出的非暴力挑战对“改变压制对帝国的控制作用不大”。

对她来说，所有这些努力都注定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她相信自由帝国主义有能力吸收和化解批评——这是像纳粹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这样更脆弱的意识形态无法做到的。英国殖民地的人民提出抗议，在议会中提出问题，委托进行调查，报告被印刷和出售，最后，镇压得到一定的节制。在埃尔金斯的讲述中，自由帝国主义是一个自我修复、不断扩大的网络。当她的理论把她逼到了对帝国最终解体的描述中，主要是关于何时放弃权力而追求影响力的顶层政策谋划时，就好像她要消灭的帝国历史的幽灵回到了她的书中。

二十世纪大英帝国的故事也是一个强制收回的故事。不幸的是，当涉及到民族主义策略时，埃尔金斯应用于帝国“血色爪子”的法医技能就不那么明显了，这些策略十年如一日地帮助松开了他们的控制。正如李光耀在新加坡为摆脱英国人的统治所做的努力，他有个著名的论断，弱者反抗强者的一种方式是成为一只毒虾：“它们会蜇人。”1930年，甘地发起了“盐业进军”（Salt Satyagraha）运动，进行了为期20天的游行，抗议英国食盐垄断企业征收的税款——这是一出精彩的反宣传剧，在本书中未被提及。在这次非暴力的群众动员之后，在国际媒体的关注下，英国人在印度可以使用的暴力受到了限制。

正如埃尔金斯所说，甘地的方法是无效的，因为帝国真正理解的唯一语言是暴力。她详细介绍了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和他的伊尔贡（Irgun）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如何在都铎后人的指导下部署恐怖活动，并利用袭击和暗杀来驱逐英国人的。非洲和其他地方的殖民地人民对非暴力的遗忘没有那么快。无论当下的进展看起来有多大的增量或间接性，帝国的财务或声誉成本仍然可能被提高到超出可支持的程度。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在非洲东南部的保护国尼亚萨兰（现在的马拉维），尼亚萨兰非洲大会采用不合作策略，抗议英国统治者与白人定居者主导的南、北罗得西亚建立的联邦。英国人宣布实行紧急统治，并杀害了大约40名非洲人——这些暴行的幸存者努力让世界注意到这些暴行。英国人迫于压力，对紧急状态是否有必要进行调查，结果是帕特里克·德夫林法官提出了一份报告。埃尔金斯对她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权力网、准福柯式的自由帝国主义的深信，致使她将报告的影响降到最低。但这份报告并没有被遗忘。在德夫林报告指责殖民政府管理“警察国家”的几周后，加纳代表在联合国引用了这一严酷的结论，为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蓄力：正式呼吁结束殖民统治。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英国从11个殖民地撤出，尼亚萨兰也在其中。

尽管埃尔金斯不时同意帝国的多样性和“万花筒式的进程”，但她对统一理论的追求，使她忽视治理大相径庭的殖民地领土时的重大区别——有些是拥挤的根据条约得到的港口，有些是人烟稀疏的腹地，有些是定居的人口，有些是在18或20世纪获得的财产。她认为存在着一个“殖民国家”——在帝国的不同管辖范围内的秩序执行者和暴力分配者——但提供和控制暴力的能力几乎没有统一。19世纪30年代末，当阿拉伯人在委任统治区起义的时候，种植园和工厂工人在牙买加起义，那里的香蕉和糖甚至比巴勒斯坦的钾盐更有直接价值。起初，英国人一如既往地杀死了反抗者，但当抗议活动加剧时，帝国并没有释放杜伯曼犬和镇压工人。相反，英国开始做出让步。6年后，牙买加人获得了普选权，成为最早获得全面选举权的英国殖民地之一。休·都铎是帝国的一种面相，但它还有其他众多面相。

当埃尔金斯考虑亚丁的情况时，她把亚丁确定为她1945年后帝国暴力的伟大弧线的终点，她似乎已经失去了将另一个殖民地加入她忽略细微差别的意识形态理论中的力气：这个港口城市，及其一个世纪的殖民化和最终的覆灭，在一个段落中被打发了。也许如此宏大的帝国权力理论不需要细致到具体的案例中去？

就像殖民统治的性质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有所不同一样，自由主义也是如此，它的“背叛”和帝国一样是埃尔金斯书中的罪魁祸首。自由主义的各种流派拥抱或容纳了父权主义、种族主义和独裁主义，为难以想象的残酷行为提供了知识上的掩护。然而，自由主义哲学也阐述了自主性、个体性和集体自治的思想，这些思想反过来又为反殖民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的事业提供了关于合法性的源泉。在对殖民地人民文明程度居高临下的态度中，他们试图教导他们的西方自由主义同行以真正的普世语言来想象政治。

然而，在埃尔金斯的书中，像泰戈尔和叶芝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贡献只是作为“对苦难和复原力的描述”而引人注目，正如詹姆士·恩古吉（Ngũgĩ wa Thiong'o）和约瑟亚·卡瑞乌奇（Josiah Mwangi Kariuki）因其“对苦难的第一手描述”而受到重视。即使是自诩为“修正主义”的帝国史学家也很难摆脱根深蒂固的预设，其中一个预设涉及智力劳动的分工。关于谁的思想和行动在历史的创造中起作用的判断，被认为是专业历史学家的特权，而这通常是西方人。对这些历史学家来说，被殖民者的主要工作——在埃尔金斯的描述中——是撰写“令人震惊的起诉书”，为她和她的同事留下“证据的痕迹”。

在《暴力的遗产》的结尾，埃尔金斯重温了在伦敦法庭上为“茅茅运动”受害者伸张正义的运动，描述了一个高潮时刻，在她在肯尼亚救助幸存者的故事之后，她帮助向世界揭露了“自由帝国主义的底层”。为了强调她在该工作中所面临的问题，她经常引用肯尼亚第一任领导人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的一句话：“我们同意我们将永远不会提及过去。”但奇怪的是，她没有承认，在这些话说出后不久，肯尼亚的政府官员和公民个人就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努力，以克服英国的阻挠，重建国家的殖民历史。记忆并不只是白人的负担。“茅茅运动”老兵和曾被拘留的人也在拼凑他们的过去，在自己的历史是如何被塑造的这件事上，他们对自己仅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感到恼怒。虽然该运动长期被政府禁止，但历史学家Wunyabari O. Maloba的研究指出，19世纪80年代中期，该运动的成员们正在收集证据以反驳学者们的叙述，很快就形成近两百个非专业历史学家团体。协助他们的是像约翰·诺丁汉（John Nottingham）这样叛逆的英国前殖民地官员，他娶了一位“茅茅运动”将军的妹妹，帮助卡里乌基（Kariuki）写了他的回忆录，并一直致力于将运动积极分子与专业历史学家联系起来，埃尔金斯也在其中。

埃尔金斯的一个有益的方法论准则是，由于官方记录不可信，历史来源必须广泛而深入。所以我看到像她这样一位精明的学者反复强调反殖民主义思想家和行为者的影响，我感到很惊讶。当她再次提到她在肯尼亚的“艰苦”斗争，同时略过一个殖民地人民为使自己的历史曝光而进行的更大的斗争时，我发现自己想起了我童年时那些激动人心的英雄故事——正如埃尔金斯提醒我们的那样，这些故事不应该总是被全部接受。就像她所借鉴的历史学家一样，她为我们对大英帝国的暴行和虚伪的理解添加了重要的维度，甚至加入了小说家和戏剧家的视角，正如她所说，这些视角提醒世界“替代性的叙述埋藏在权力的废墟之下”。然而过度的理论本身就容易掩盖其他历史。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由主义思想一直是压迫和反抗的资源，而对这种模糊性无法容忍的帝国主义权力理论可能经不起应有的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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