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旧金山东郊，老师们常说：“不要往你的耳朵里放任何东西（除非是你的手肘）。”不管耳朵有多痒，我们都被告知不可以用钢笔帽、2号铅笔上的粉色橡皮擦或是棉签去捅；这样做可能会刺破我们的耳膜。

确实有这个可能——但我们老师说的却跟我的中国外祖母做的不一样。她移民到美国，搬进我家，在我父母工作的时候帮忙照看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我们叫她外婆，而她会把我们的脑袋舒舒服服地摆在宽宽的大腿之间，然后清理我们的耳朵。她的打理让我认识了耳勺——这种又叫耳挖、耳挖器或耳刮的长柄刮勺，是亚洲家庭的常用工具。

传统耳勺可以由银、铜、塑料、竹子或其他光滑坚硬的材料制成；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就藏有一件精美的清代翡翠发饰，可兼做耳勺。我已经记不清外婆的长相，只记得她坐在自己卧室里的样子——我记得那里的灯光，灯罩上皱巴巴的透明塑料，以及梳妆台上她那瓶玉兰油(Oil of Olay)护肤品——她让我们感受到了珍爱。

我知道，外婆的其他习惯可能会让我们的白人邻居觉得奇怪或反常。她把肉挂在我家车库的房檐上风干，手里握着核桃以保持手指的强壮灵活。她还爱看《价格猜猜猜》(The Price is Right)，我们会跟着主持人鲍勃·巴克尔(Bob Barker)一起喊“一辆新车！”——这是她能用英语说出的短语之一。最后，到我八九岁的时候，她就搬到南加州和我姨妈住在一起了。

后来在我的少女时代，我又开始清理耳朵，这次是用发夹。虽然我知道这是被禁止的行为，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把那些浅色碎屑弄出来。我挖出来的东西看起来像是干蘑菇，手指一捏就会碎。那感觉就像打出一个巨大的喷嚏一样满足。

我断断续续地保留了这个习惯，只要手边有发夹就挖一通。我总是一个人的时候这样做；不想被分心，而且清理耳朵感觉就是件很私密的事。在宿舍里，我一挖完耳朵就开始剪脚趾甲。但我不想说这是一件苦差事。随着时间推移，我开始把这一行为当作某种更深刻的东西：一种冥想的形式，一种专注的修行。你必须全神贯注，在这个欲望不断蒸腾的世界全身心地活在当下。

几年前，我意识到自己应该用上更合适的工具，就在网上买了一个。它有我的手掌大小，暗色钢材象征着简单而古老的实用，我把它放在了首饰盒的最上层。每隔一周左右，当痒感——或好奇——来袭，我就会用它挖耳朵，但对我的双胞胎儿子就没用得那么频繁了。

这是在培养一种亲密的信任，因为成年人的耳道只有一英寸长；而孩子的耳道则因年龄和头部大小而异。薄薄的皮肤布满神经末梢和血管，动作必须缓慢而细腻。

我的小儿子比他哥哥晚出生26分钟，他会说我下手总是太重。曾经，在清洁耳朵的时候，他会忍耐，随后，我们两个人会观察我挖出来的东西，每一片都像飞蛾的翅膀一样脆弱。现在，九岁的他拒绝了我。他像拍一只蚊子一样把我拍走，如果我试图将他的头摆在台灯前，他会很生气。他更愿意看视频，看如何在“我的世界”(Minecraft)中制造核武器，或者为他的柠檬水和松饼摊制定商业计划。

他继承了我的干耳垢，东亚人通常会产生这种耳垢。它与湿耳垢截然不同，欧洲和非洲人后裔通常分泌一种像花生酱一样稠的耳垢。我从来没有试图用这种方式来为他哥哥挖耳朵；他遗传了我的白人丈夫的耳蜡膜，挖耳勺没有效果。

耳鼻喉科医生强烈建议人们不要挖耳朵。但是即使很清楚这一点，还是要挖，这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从我第一次开始清洁耳朵起，几十年后，它似乎仍然隐约像是违规行为，就像抽烟一样。然而，它也让人感觉良好且高效，类似于我在韩国澡堂的体验，在那里，澡堂大婶用力给我搓澡，搓出成卷的死皮。我以厌恶、痴迷和自豪的心情看待这些碎屑：它们是我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