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引进的高学历人才决定离开县城

2023-11-10 星期五

▲ 2019年2月13日上午,某市人才服务“一站式”平台窗口启用,开始集中受理该市首批引进人才住房保障申请。(视觉中国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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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孟启平后来得知,和自己同批通过面试的五人,无一例外,都是硕士研究生,其中一人也有海外留学背景,两人被一起分到县文广体旅局,“刷新了该局历史上的职工最高学历”。


  • 作为人才引进的招聘方,王蒙并不否认,县城对人才的承载能力并不如想象的那般足够。曾有一名博士通过选调方式考入她所在的市区,但因为“干的是非常基础的工作”,与其预期不符,最终没能留住。


  • “县城一方面需要人才去建设它,但人才真的来了以后,好像很多时候也发挥不了该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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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蒋敏玉
南方周末实习生 柯愉乐

责任编辑|吴筱羽


2023年9月,数以千万计的大学毕业生涌向招聘会之际,27岁的陆敏却苦恼着怎么从局里辞职。

一年前,她通过人才引进回到老家河南,考入豫北某县的人社局。选择的原因也很简单,五年前,她从上海某985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本科毕业,换过多份工作,始终不能让父母如意,“他们觉得我必须要有一个编制”。

家长和学子们对于考公、考编的热情已无需反复赘述,曾经,它是独属于某些省份的刻板印象,如今却成为众人梦想抵达的彼岸。但通往罗马的大道显然不止一条,继国考、公考、选调等常规路径外,存在多年却相对低调的人才引进政策越来越受到关注。

人才引进,顾名思义,是地方事业单位,通常是县城或市区,吸纳知名高校硕士及博士学历毕业生进入体制内工作的招考方式。不同于选调和公务员招考提供的行政编制,人才引进只能提供事业编制,采用人才引进方式的地方会省去笔试环节,并允诺入职者一定的人才补贴、安家费等,意在体现地方的求贤若渴。

2023年秋招开启后,新一轮人才引进也开始了。各类招聘咨询网上,不乏偏远县城开出高额薪酬补贴,聘请硕士甚至博士的公告。

但与此同时,一些被吸引来的年轻人,发现理想生活与现实间的磨合远比想象中要难。问题并不新鲜,如果县城能提供的依然是父辈那样“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或许还难以匹配它们争相引进的人才。

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就业质量研究中心主任方长春就曾指出,各地积极向高学历人才敞开胸襟的同时,也应该根据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精准选材、精准用材,慎重对待人才的使用问题。

1

“当时有些急于上岸了” 

时间回到2022年5月的一个周四,陆敏正在上辅导班,为一场教师编制考试作准备,一通电话打来,问她是否能够参加周六的县人才引进面试。三个月前,她曾报过名。

距离面试仅剩两天。临考前一天,陆敏翻出压箱底的高中校服——黑色西服外套,配合浅蓝色衬衫、深色西装裤,勉强凑成全套正装。晚上,再约一位熟悉公考的朋友通了电话,恶补面试技巧。

这是一场单人面试。考场是当地一所中学的教室,正中间,摆放着一张为面试者准备的桌子,上面盖着一张白纸。对面,五位考官并排坐着,计时器放在桌旁。10分钟,倒计时尚未开始。

紧张难以按捺,好在临时突击的内容派上了用场。与备考攻略相似,陆敏遇到的三道面试题中,第一题务虚,问工作态度;后两题则务实,分别问了农产品滞销怎么办,以及如何在社区合理安置垃圾桶。

陆敏后来复盘当天的表现,自觉回答得不错,“后两道题我都考虑进了疫情的影响”,但第一题“应该多引用一下材料,比较紧张,忘记了”。

这不是陆敏第一次寻求进入体制内。2018年本科毕业后,她曾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考过一次家乡城市的公务员,止步于笔试。

2021年开春,陆敏入职一所民办职业技术学院当老师。这份工作没有编制,但教学压力小,休假多,曾让她很满意,然而父母又下了最后通牒,2022年必须考个编制。为此,2022年2月开始,陆敏“遍地撒网”。所投岗位中,大部分都是教师编,最早传来回音的,却是唯一的人才引进事业编。

面试结束一周后,陆敏接到了成功上岸的通知。她先是开心,“终于可以堵住爸妈的嘴了”。但担忧很快袭来,这毕竟不是一份她真正想要的工作。

一年过去,陆敏总围着人事档案打转。与其他很多机关单位相比,这份工作算得上平缓。除开就业季,她每天只需收发三四份档案。然而,她始终无法确认,这是否是她理想中的那种生活。

与陆敏不同,通过人才引进成功上岸前,孟启平已经35岁,人生在挫败和不顺间起伏。

2013年,孟启平从美国一所普通州立大学理科类专业毕业,回国就业后,他先后做过程序员、雅思培训老师。2020年,赶在“双减”落地前,他去了英国读研,2022年毕业又申请了马来西亚一所学校的博士。

尽管那时,去东南亚读博已经成为“混”学历的代名词,但读博的压力还是超出他预料,“挫折感比较强”。2022年10月,孟启平退学,再次回国。这次,他将目光投向了最热门的方向。

作为昆明人,本省的人才引进是他的首选,但几场面试下来,孟启平发现,因为云南开出的薪酬很有吸引力,竞争太过激烈,“十个人左右抢一到两个岗位”是常态。失败次数多了,2022年年底,孟启平决定移师广西北部,参加某县的人才引进面试。

招考信息显示,孟启平当时报考的岗位属于“不限专业的党政人才岗”,共开放10个岗位名额。面试当天,他意外发现,受到疫情影响,前来参加的应聘者只有6人。“这意味着,只要参加面试就能上岸”,孟启平当下窃喜。当时的他还不知道,这份工作只是为他多年的漂泊生活又添了一笔。

2023年9月18日,从该县文广体旅局离职一个月后,孟启平再次回忆起一年前的选择,承认“当时有些急于上岸了”。

2023年10月13日,云南蒙自市一场招聘会。(视觉中国 / 图)


2

“刷新单位职工最高学历”

着急上岸不是一个人的想法,而是一场蔓延开来的焦虑。

孟启平后来得知,和自己同批通过面试的五人,无一例外,都是硕士研究生,其中一人也有海外留学背景,两人被一起分到县文广体旅局,“刷新了该局历史上的职工最高学历”。而在豫北县城的陆敏提到,与她一起被引进的人,均毕业于985、211高校。

2022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23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提到,2018-2021年间,越来越多大学生想要放弃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回到三四线中小城市、小县城、基层乡镇和农村工作。2023年8月,教育研究机构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22届大学生返乡就业调查报告中也提到,毕业生返乡就业比例呈上升趋势,且近半数在体制内工作。

人才流向县城体制内,正是地方政府所期待的。浙江省德清县,一个常住人口仅有65万的县城,2020年初的一次面试活动中,共有316位来自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国内外名校的硕博研究生参与,最终只有23人通过,有望获得事业编制。官方宣传中,“人才竞争热度创历史新高”的解读被着重加粗。

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2023 年8月以来,有超过10个省份公布所在县市的事业单位人才引进计划,单次招聘开放岗位数量大多过百,其中,全日制硕士、博士毕业生为主要引进目标。

“拿出一部分编制到外地高校院所去招人这件事,很早以前我们就在做,只是这几年人才引进的说法提得更明确了。”王蒙在西南某市市委组织部工作,据她回忆,2021年省里曾召开一次人才工作会议,专门将人才工作列为重点,并在省级、市级层面建立人才工作先行区。

据王蒙观察,能够大力招才的县区通常都有一个主导产业或龙头产业,“像鞍山那样的,当地肯定会挑一些钢铁方面的专业人才,可以做研究,也有发展前景” 。

小城市尽可能地展现它们的热情。王蒙所在的地区为研究生高层次人才提供了免费的人才公寓和购房补贴,工作达到5年以上,还有一笔现金奖励,子女就学、父母就医、免费体检等也都是配套福利。

不过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人才引进火爆也有政策因素的驱动。南方周末记者检索发现,人才引进工作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可以追溯到15 年前。2008年,山东日照、河南鹤壁、江西抚州等地率先提出,开放部分事业单位岗位,引进高层次、高素质人才。

两年后,2010年5月,第二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召开,《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发。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人事考试中心经济师张磊在论文中提到,政策影响下,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也开始注重人才工作,并将之当成事业单位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开展。

甘肃省永靖县委组织部一名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他所在的县从2020年起开展人才引进,最初两年,每年能招聘两三次,往后次数就少了。“下次什么时候说不上,有可能明年不招,有可能还招。编制是死的,单位缺人了肯定就招了。”

(农健 / 图)


随着参与的县市增多,人才的“层次”也越码越高。

2023年8月,山东省德州市下辖县级市禹城,一座以大禹治水而闻名的城市,发布了一则公告,计划引进6名博士到禹城市政府办公室、科学技术局、农业农村局、商务局等5个部门主管的市直单位工作。这是当地第一次专门针对博士开展人才引进。

“以前我们人才引进的标准是,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就可以。”南方周末记者以应聘为名联系对方,负责此次招聘的人社部门工作人员在电话中解释,提高标准的原因“主要是想吸引人才”。

专为人才制定的选拔方式亦随之产生。与事业单位常规招考必需的初审、资格审查、笔试、面试等流程不同,工作人员介绍,博士引进,人社部门会在一到两个月内,不定期组织一批报名者集中面谈,经过双向选择即可。截至9月下旬,第一批报名者的集中面谈已经结束。

“引进来的人才还是比较好用的。”王蒙介绍,其所在市的人才引进,会安排用人单位和求职者面对面沟通,“问你的意向、未来的发展方向,所有的都可以问,对一个人的评价和了解会更明确、更深入”。

3

“经济发展水平在这儿摆着” 

更为丰厚的薪酬、更好的福利待遇,前述论文中,张磊提到,为了吸引人才,“送钱、送房、送户口”已然成为地方政府的“三板斧”。

作为人才引进工作的直接负责人,王蒙很清楚,许多高学历人才是冲着安家补助和现金奖励来的。疫情前,她所在的地区,人才流失率一直比较严重,要解决这个问题,福利待遇不可或缺,“毕竟每个地方都在打人才战”。

然而如愿捧上铁饭碗之后,高学历人才也可能会在实际工作中遭遇失落。

入职前,孟启平特意留意过,县城为引进人才开出的“每月基本工资是四千,年底绩效是三万”,在当地而言,条件已相当不错。但直到2023年3月正式入职,他才知道,除了前五年每个月有4000元人才补贴外,月底到手的四千多,已经包括了每月1500元的预发绩效,在年底发放的实际绩效不超过一万。

与孟启平一样,陆敏入职后的实际薪资也低于预期,“到手两千多,加上最近取消了考核,每月还降了三四十块”。

孟启平事后总结,“各个地方的薪资水平不太透明,相当于要进去之后才能了解到真实的薪资水平”。

大多数人才引进的县市能够开出的待遇条件有限。在前述电话咨询中,南方周末记者尚未询问目标薪资水平,仅是提起另一地级市,禹城市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便补充说,“我们是县级市,和你预想的薪资待遇肯定是有所差别的,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在这儿摆着。”

据该工作人员介绍,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引进人才转正后,每月到手工资约为4300元,如毕业于“双一流”高校,每月还有额外的1300元补助,博士学历的薪资待遇则要参照政府官网公布的文件标准。不过,南方周末记者未在官网上查询到相关文件的详细内容。

“水土不服”也是杜琳的遭遇。2022年,她通过人才引进,在甘肃中部一座人口不足50万的地级市获得了一份事业编的工作。

杜琳本硕毕业于西部一所普通高校,是单位第一位通过人才引进招录的职工,同事大多为专科毕业。

“多读了几年书,总被说年龄大,不好找对象。几个三四十岁的男同事还给我介绍了当地一个无业的男人,他们总是问我,你们聊得怎么样了。”这种十分传统的价值评价让杜琳感到不适。虽然她也来自另一个县城,但“家里人从来没说过让我尽快嫁人,也从来没说过年龄大了就别读书了”。

入职近两个月后,杜琳也没获得关于自己岗位的明确信息,“部门、办公室、工位,这些都没有”。她曾被安排去调试线上会议设备,会议开始后,一位男同事凑过来说,领导办公室需要打扫卫生,“要我先把做人学会”。

“单位本来就有保洁员。”杜琳猜测,或许使唤自己能给同事带来“优越感”,但往更深处探究,原因则可能是,高学历人才的入场给他们带去了职业焦虑。

孟启平也有类似感受。他模仿起同事的语气:“唉,这个有什么困难?不用怕,有研究生在这顶着,研究生什么都会。”

4

过度教育之困

“什么都会”的研究生,可能正在做着自己最不擅长的工作。

入职之初,杜琳和孟启平都在单位的综合办公室工作。这被视为磨砺新人的一种常规方式。

在综合办公室工作的那段时间,孟启平和其他同事都需要遵从一张轮值表。轮到自己时,他要一大早赶到办公室,然后开始各种杂事:泡茶、订公车、跟拍、打印名牌。

在孟启平看来,这份工作并不需要研究生。

积攒的压力和迷茫,最终在五一期间一场篮球比赛结束后的深夜爆发了。凌晨一点多回到家,孟启平突然质疑起自己的多年苦读。

“其实人才引进和通过其他方式考入事业单位的人,在提拔和工作内容上并没有什么差别。”作为人才引进的招聘方,王蒙并不否认,县城对人才的承载能力并不如想象的那般足够。曾有一名博士通过选调方式考入她所在的市区,但因为“干的是非常基础的工作”,与其预期不符,最终没能留住。

在山东大学(威海)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罗润东看来,这种受教育者从事与自己学历不匹配的工作,并导致其所学技能不能得到充分发挥的现象,便是过度教育。

201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研究中,基于社会综合调查数据CGSS,罗润东曾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彭明明一起,对不同类型单位受过高等教育员工的教育过度情况进行统计。结果显示,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过度教育比例总体高于企业单位,而在企业单位中,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又高于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与此同时,当其他条件相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等单位将进一步持续提高教育过度化的比例。

时至今日,人人向往高学历、处处需要高学历的现象较论文发布时更为显著。

2023年9月25日,当南方周末记者以某211大学硕士生身份向贵州省荔波县人才办咨询时,工作人员先是反复强调工作内容和所学专业不冲突,紧接着又透露,工作初期,单位为引进人才分配的工作一般都很轻松,像是收发文件或撰写材料。

过去一年,陆敏自认不过是做着“螺丝钉”的工作。收发档案,对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毕业的她来说,只消很短时间就能上手,一年试用期很快过去,她站到了转正的拐角。

最近又到招聘季,局里迎来了一批又一批面试者。有天,陆敏一眼认出,其中一名面试者是自己的高中同学。对方很快也认出了她,“你竟然在这里上班?”语气中的诧异掩饰不住。

“对方在高中时成绩并不如我,这次是以研究生学历来报的名。”想到自己的本科学历,陆敏生出一种耻感。

但更让她感到“低人一等”的,还是自己工作、生活的小县城。“大学同学大都在上海。初高中的同学里,待北京的比较多,也有深圳、广州的。他们常常在朋友圈里晒,去哪里旅游了,周末又看了一个什么展。”而县城里,连购物中心都没几个。

陆敏心想,“如果能考上研究生,我的人生或许可以打开另一番局面。”2023年9月18日,她瞒着父母递交了辞职信,专心备考研究生。

8月,在入职四个月后,孟启平也决定离职。他了解过,当初上岸的6个人,有一人在入职前放弃。剩下5人中,除了自己,有一人也有离职的想法,还有两个人希望“考上公务员”。

他看到一种独属县城的人才困境。“县城一方面需要人才去建设它,但人才真的来了以后,好像很多时候也发挥不了该发挥的作用。”

像是一个闭环,孟启平的下一步计划又变回了读博。他希望读完博士后,能在国内高校得到一份教职。

(陆敏、孟启平、杜琳、王蒙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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