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仁威】
年轻的吴觉农在日本留学(1918-1921)的闲暇时光经常收集有关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茶业资料。他后来利用这项研究，挑战了英国和日本茶业所称的宣传口径——阿萨姆，而非中国，才是茶树真正的原产地。
与此同时，吴觉农对遥远的布拉马普特拉河谷以及读到过的世外桃源般的茶园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1934年底，他终于有机会得以第一次亲自探访阿萨姆。受到祁门茶叶合作社第一季乐观情绪的鼓舞，吴觉农代表全国经济委员会，着手研究日本、中国台湾地区、荷属东印度群岛、锡兰和印度的茶叶生产。
在其日记和公开发表的报告中，吴觉农除了记录下个人对加尔各答和阿萨姆的印象外，还详细补充了关于印度茶业的历史:罗伯特·布鲁斯是如何在1823年偶然发现野生茶树的，总督本廷克是如何在1834年组建茶叶委员会的，英国商人又是如何从“吾国”茶叶工人那里“仿吾国土法”，最后，作为“印度茶业史上之重大记录”的残酷招工制度如何引发了“斗争及流血之惨剧”，后来又如何成为“印度民族革命”所追逐的政治事业。
在旅途中，吴觉农仔细研究了关于茶产业的英文资料，主要是印度茶叶协会分发的宣传手册以及罗伯特·福琼在19世纪40年代游历中国的详细记录。几十年后，吴觉农向家人回忆说:“福琼的游记写得非常生动，读他的游记，不仅能帮助我学习英语、了解历史，最重要的是，还能通过外国人的视角，了解中国和中国茶。”
中国茶叶贸易（图源：网络）
本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展现全球竞争如何将中国与殖民地印度茶业联系在一起，透过其竞争对手和工业化世界其他地区的眼光，迫使亚洲和欧洲的参与者来观察自己的周遭环境。
除了吴觉农，我们看到英国殖民地的官员也将阿萨姆与中国及西欧进行类比，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则将苦力茶工的命运与美洲大陆的非洲黑奴的命运相提并论。每一方都意识到，如果不同时将自己置于茶叶及殖民地商品的全球循环中，就不可能理解自己所在地发生的事件。
没有比这更近乎完美的对称了:最初，来自印度的殖民地官员前往中国，研究中国茶叶的制作方法;在近乎一个世纪后，中国的改革者造访了印度茶区，并做了同样的事情。
这些广泛的联系共同说明了什么问题？现代茶业的历史并不是一个全球同质化的故事，亦不是思想一成不变地从西方传播到其他国家的故事。相反，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导致了一系列共同的、互构的压力，以及不均衡的利润率和积累水平。由此，市场又加剧了区域间的张力，并通过特殊的劳动实践和意识形态形式表现出来。
毕竟，正是中国茶叶和印度茶叶的不同命运，以及双方随之而来的互相追赶的欲望，促使贸易公司和官员详细审视了竞争对手的历史和行为模式。在这种全球互联的分析框架之下，我在此通过将中印茶业战争的各种故事合为一组关于历史和史学的观察来作总结。
首先，这本书为资本主义史的再概念化提供了实质内容，它比过去的历史书写更加灵活、更为全球导向。与中国茶叶和印度茶叶贸易相关的社会变革，与从单一国家自发产生的工业革命的经典形象并不相符。这两个国家既无机械化生产，也无自由的无产阶级劳动力，至少最初如此。
取而代之的是，中国茶叶和印度的茶叶依赖着被称为阿卡第、萨达和包头的本地经纪人，阿萨姆严苛的刑事劳动合同以及中国的神秘技术和老规矩，以及强化了性别和血统划分的劳动集约型制度。这种安排是临时性的，是外来财富和当地习俗的结合--如马克思所言，是从更早的时期“继承来的”。
本书并未提问中国是否有资本主义，或阿萨姆是否是资本主义——或者可否从中辨识出特定技术的出现或阶级的划分，而是试图了解这些地区以何种方式参与到跨国的生产和流通的循环中并被之形塑的，还探寻其伴随的集约型积累背后的社会逻辑。这种概念化方式，更有助于捕捉过去几个世纪经济史中的不平衡，同时也为探索相距遥远的地区之间的联系和共性提供了共同基础。
其次，这种来自亚洲农村两个非政治地缘中心的视角，也阐明了关于现代经济崛起的新结论。特别是有证据支持了这样一种假设:那些看似落后和边缘的社会形态，有时却比大都会社会更具工业化生产的动力。
例如，西敏司对糖的研究表明，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甚至比欧洲大陆更早发展了工业化生产。糖料作物需要种植和精制相结合，因而殖民政权需要更严苛地约束契约劳工及奴隶，而消费与生产的结构性分离亦鼓励了大规模的专业分工。在本书所述的阿萨姆茶园中，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特征。
同样，在中国，著名社会史学家傅衣凌几十年前就提出，工业化商品的生产最早就出现在边远山区，而非商业化的“沿河”城市。那些徽州和武夷山区在内的边远地区，往往充斥着贫穷的少数群体，如著名的“棚民”(shed people)，他们依靠专业化生产为生，由外来商人承保，专职于采摘烟草、糖、靛蓝和茶叶等初级商品。
这些例子共同佐证了一个不断壮大的学术思潮:用斯坦菲尔德的话来说，即对于现代世界的传统描述实际上让事实发生了“倒退”。那些在20世纪大规模生产时代被视为不合时宜的、传统的实践和情境，实际上可能在现代经济生活的兴起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三，除了挑战那些有关经济落后和传统的东方主义分类，本书还试图通过政治经济思想的批判性历史来解释它们的兴起。
在中国和殖民地印度，这个关键时期跨越了19、20世纪，当时茶叶贸易的观察者及参与者开始通过比较自然优势和固有文明特征的话语来谈论每个地区。这些想法在对茶树原产地的争议中得到了体现——当时的帝国主义喉舌通过建立茶叶种植与阿萨姆之间与生俱来的天然关联，来将印度茶叶的崛起合理化。
1935年秋，当吴觉农漫步在阿萨姆茶园的田野，他提出了一个看似相反的解释。他写道，印度茶的成功并非源于其悠久的渊源，而是其产业的创新，这体现于其多产的幼龄茶树。事实上，中国的贸易过去一直被压得喘不过气，已被开垦耗尽的贫瘠农场上尽是已被采摘了数个世纪的老茶树。
但是，吴觉农并未听天由命，而是提议在中国种植新的茶树，并采取新的科学技术。这样做将可能改变“我华茶命运”。换言之，茶叶不仅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人类艰苦劳动的产物。当然，吴觉农的阐释植根于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它呼应了早先其他的贸易参与者(从19世纪50年代的阿萨姆茶叶公司种植园主到19世纪90年代茶叶危机中的清朝改革者)对人类劳动价值的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