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_ 哈特穆特·罗萨（德国耶拿大学社会学系、埃尔福特大学韦伯高等文化与社会研究院）
郑作彧（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每一次跨年，都或多或少令人百感交集。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可能有难忘的喜悦，为自己获得满意的成就而欢欣鼓舞；也可能有无限的惆怅，为自己错误的决定和没有完成的计划懊悔不已。但不论是开心还是难过，时光的逝去总是令人感伤。而在感伤的同时，新的一年也终于到来了。每年的第一天不只是欢庆的日子，也是一个给自己“立Flag”、定下新规划的日子——新的一年总被寄予无限希望。
只是，对于很多人来说，“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在今天似乎已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过去的一年若获得了成功，新的一年必须要更成功；过去的一年若没有完成当时给自己立下的小目标，新的一年又得在原来目标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如此一来，新的目标似乎更难完成了。今天的社会太内卷了，不知从何时起，新的一年不一定会为人们带来更加美好的想象，但肯定会为人们带来更多、更难的任务。这使得理应欢愉轻盈的新年新希望似乎也变得沉重了。
在如此内卷的情境中，身为现代人，应该怎样迎接新的一年呢？
虽然有时候，人们会将“内卷”这个在当今中国极为流行的词汇追溯到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出的involution，并归功于黄宗智将此概念引进中国的努力；[1] 但这个概念在当代早已走出学术圈，不再限定于特定的学术意涵与用法。今天，大多数人可能并不知道也不在乎内卷的学术内涵是什么，但都会提到它，因为它准确地指涉了为所有人带来困扰甚至绝望感的某种社会情境。所以，与其去探究内卷最初是由哪位学者提出的、在概念史发展中经历了哪些演变，不如直接将之一方面视为当代社会自己产生的概念，即社会在结构方面的某种自我观察，另一方面视为人们对身处此社会之中的感受的表达。也即，与其说内卷在今天是一个学术概念，不如说它是一种社会大众的经验表述。所以，要探讨内卷，比起概念史的梳理，可能更需要先了解这个表述的现实内涵，再对社会现状进行分析。并且这项社会分析需要从“观点二元论”着手，亦即同时探讨社会的结构面向（客观的条件与限制），以及人们的文化面向（主观的观念与感受）。[2]
从经验表述来看，当人们在说内卷时，主要指的是一种“需要完成的任务或需要达到的标准门槛，被激烈的竞争情境以人们追不上的加速度提升得过多或过高”的恼人情境或负面感受。也就是说，内卷背后的肇因是以“加速”为表现形态的一种不断追求提升的逻辑。并且，所有人都卷入了这一由提升逻辑所搅动的旋涡之中，如果人们不在旋涡内不断使劲逆向游泳，就会落后、被淘汰。只有游得足够快，才能停留在原地。换言之，因为提升逻辑，现代的生活、现代的加速社会迫使人们唯有保持动态向前才能维持稳定。[3]
然而，虽然提升逻辑或动态稳定是内卷的肇因，但二者并不必然会造成令人痛苦的内卷。例如在打篮球或玩手游时，我们总是希望获得更高的分数，但正是对更高分数的不断追求让篮球比赛或手游充满了乐趣。此外，人生如果没有一些值得向前奔跑以求的目标，就一点意义也没有了。所以，加速不必然造成内卷。更何况，加速也并非一无是处，毕竟谁不希望社会能持续高速发展、生活能越来越便利呢？然而，提升逻辑和动态稳定却因为两件事而变得很成问题了。
其一，在现代世界的各个领域中，一切事务都被要求必须化约成单一指标，并以此充分掌握该领域中的所有事务。同时，将指标最佳化，亦成为领域中所有成员必须不断执行的唯一任务。“单一指标的最佳化”成为当代社会各领域的运作结构。[4]
于是，学习被化约成成绩或论文发表量，工作被化约成考核指标，身体被化约成体重、体脂、心跳，人生成功与否被化约成薪资收入或资产存款。[5] 就连人的一生，都仿佛在各年龄阶段被定下了考核指标般的任务——一到特定年龄就必须有车有房、找对象结婚，否则就会被各种相亲活动缠身，并被贴上“剩男/女”的标签。在诸如此类指标的制约下，大学生选修一门课的首要考量是是否容易取得更高的分数，而非是否真的能从这门课中学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会优先考虑这样的主题或方法是否容易在期刊上刊发论文，而非自己是否真的喜欢、真的懂这个领域，自己做的研究是否有学术意义（或至少能说服自己）。工作变成了追赶考核指标的苦行，使得人们越来越难去思考自己的劳动意义与生活价值——“关于工作，不要跟我谈梦想，我的梦想就是可以不用工作！”上班也不再能被比拟成坐牢了，因为上班可能还没有坐牢舒服；身体也变成各种指标的竞赛，甚至连睡眠都被智能手环或智能手表打分数和排名。
更糟糕的是，“单一指标的最佳化”对社会各领域的参与者来说，常常不只用来评定参与者的成就，更被用来淘汰参与者。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断地在排除我们。
其二，人们虽然都不愿被置入一个不断地在排除自己的世界中，但往往也并不是在被逼着参与这样的世界。虽然自己可能不喜欢，但也并没有人逼自己发论文的数量一定要赢过别人（甚至可能并没有规定一定要发论文），一定只能在这家大公司上班，一定要在睡眠分数上得高分。也就是说，人们其实常常很矛盾地处于“自愿做着自己不想做的事”的异化状态。[6]
新异化的诞生
[德] 哈特穆特·罗萨 / 著
郑作彧 /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之所以如此，其中一项很可能且很关键的原因在于，人们其实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做什么。尤其是，今天人们从上小学开始，就处于一个“上课做笔记，下课写作业，时间到了就考试，考完试继续做笔记、写作业”的封闭循环之中。虽然所有人都被告知要好好学习，取得好成绩、好学历，但没有人知道，也没有时间或不被允许静下来细想：取得好成绩、好学历，除了能在未来就业时让自己变成被老板更好收割的“韭菜”之外，对自己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许多哲学和社会学（例如现象学社会学）研究指出，人在生活中会有各种体验，而正是这些体验构成了人对世界的认知，进而构成了对自己的认知。但今天的现实情况是，人们从懂事、上小学开始，就被关在学习环境中，不允许自在地进行各种体验，只能往脑袋里硬塞一堆自己根本不懂、跟自己的生活也无关的知识。于是，现代人在最重要的童年与青少年阶段，往往缺乏生活体验，因此不认识世界，也不认识自己。[7] 高考结束后，可能也只是随缘地进入某个专业科系，带着“我学这个到底能干什么？”或是“我真的喜欢、想从事我所学习的专业吗？”的疑问茫然地度过大学生活。毕业之后，不只要每天自我怀疑“这份微薄到宛如遮羞费的薪资，真的值得自己受到上班的折磨吗？”，还得惊恐地面对不许自己在学生时代谈恋爱、一毕业却瞬间翻脸逼迫自己赶紧结婚的父母，最后带着“我真的喜欢这个人吗？”的疑惑莫名其妙地结了婚。
于是，不只是世界在客观面向上在不断排除自己，现代人可能在主观面向上也找不到自己。在社会各领域中，人们面临的问题不在于每天的生活必须不断奔跑，而在于自己没有目标，所以努力奔跑不是为了往前追，而只是为了不要往后退，这使得生活就像是在旋涡中奋力往前游泳一样，每天都在原处载浮载沉地挣扎。现代人感到社会如此内卷，不只是因为提升逻辑和动态稳定让社会不断加速，而是因为一方面社会各领域的任务被化约成“单一指标的最佳化”，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缺乏主体意志，使得在生活中只能消极地应付由他人给自己定下的标准答案。
然而，这不应该是世界的原貌，也不应该是生活的原貌。
近代以来，许多社会理论或经验研究已经表明，人的主体性、自我意识，乃至于人之所以为人，不是单凭个体在脑袋中的“理性”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米德（George H. Mead）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告诉我们，人类的自我认知最初来自亲子之间的互动，幼儿皆是通过他人对自己的行为的反应才能知道自己是谁、该怎么行动的。[8] 唯有获得他人的承认，个体的主体性才得以建立。“我是谁”永远不是由我们自己说了算，而是必须获得或争取他人的认可。[9]
心灵、自我与社会
[美] 乔治·H. 米德 / 著
赵月瑟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进一步指出，人类主体性的建立不只来自主体之间的关系，更来自主体与整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主体”不是与世界产生关系的前提，而是结果。[10] 我之所以是我，是因为我有自己的记忆与体验。但我的记忆与体验，永远是我在某个世界片段中对于这个世界的记忆与体验。在这个世界片段中，风从我的肌肤上吹拂而过，声音震动了我的耳膜，炫丽的光线色彩刺激了我的视网膜。知觉不是我自己产生的，而是世界给予我的。在这个有我在其中的世界里，我是世界的一部分；同时，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融进了作为整体的我，它也是我的一部分。所以，当我长大后听到一首小时候很喜欢的歌时，可能会觉得很感动，但这不只是因为这首曲子在听觉上旋律优美，也是因为这首曲子就是一个整体的世界，我伫立于其中听着这首歌的世界。它的存在，是我在当中的存在。所以一旦这首歌的前奏响起，它就会把我带回当时听到这首歌的场景，带回那稚嫩的童年，让我仿佛可以闻到老家的味道、感觉到小时候身上穿的棉袄的触感、看到曾暗恋过的青梅竹马。任何一种我们曾经闻过的味道、听过的声音、看过的景象，都可以瞬间将我们拉回记忆深处；或者说，它们（这个世界，而非脑皮层）就是我们记忆的构成与存储之处。如果我就是我的记忆，那么“我是谁”首先不是由我自己脑袋中的理性所决定的，而是由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我曾遇过的人与到过的角落所凝结与不断再凝结而成的。[11]
所以，主体性的建立、自我意识的形成、意志的拥有，都形成自这个人的“在世存有”。这里所谓的“世界”，不只意指大自然的空气阳光、花草树木、山川鸟兽，还包括无数的其他人，甚至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身体和心中的感受与想法。我融入了世界，世界也融入了我，因为我与世界产生了共鸣，所以我才得以是我。[12]
不过，梅洛—庞蒂的这套哲学思想还漏掉了一件事：共鸣的世界关系不是自然而然就必定会产生的。就像如果我是一个渴望爱情的“单身狗”，那么仅仅宅在家里整日边打游戏（或追剧）边自己呆呆傻笑是不可能让我脱单的。真正的爱情首先需要我们走入人群，然后爱上某个人且被某个人爱上。真正的自我与生活、真正的世界关系也是如此，我们首先必须向世界敞开，然后投入世界与聆听世界。或用更哲学一点的说法：正如爱情必须有爱与被爱，生活也必须要“半被动”[13] 或“半主动” [14] 。
这里所谓的半被动或半主动，至少包含两个重点。其一，正如爱情无法强求，只会偶然地降临（或离去）一样，共鸣的世界关系也是人们无法掌控的。[15] 选修一门课能否收获满满并获得高分，进入名牌大学取得高学历能否在毕业后找到高薪工作，进入一家公司后上司和同事是否好相处，到了适婚年龄能否找到对象，观赏足球比赛自己的支持队伍是否会获胜，这一切都是不受掌控的。若企图完全支配世界，企图逼迫对方一定要爱上自己，逼迫老师一定要给自己高分，逼迫公司要给自己高薪，强迫自己一定要在几岁的时候买车、买房、结婚生子，控制球赛比分，可能就会既忽视了自己心中真正的愿望与自己的承担能力，也忽视了世界的样态，使得自己与世界都陷入失控。半被动/半主动首先意指“欲速则不达”，因为“慢慢来，有时反而会比较快”。
其二，世界的不受掌控不意味着要消极躺平任凭世界失控。半被动不是完全被动。就像爱情需要在乎对方的感受一样，共鸣也需要倾听世界的声音。其实“倾听”本身就是典型的半被动/半主动的行为，因为倾听一方面要主动保持专注力，但另一方面动用主动的专注力为的是使耳膜被动地被声音触震。所以，倾听世界，意指必须让自己受到刺激、接收呼唤，包括世界给予的刺激和自己对自己的呼唤。今天的世界极为丰富多元，有各种前所未有的社会领域和日常活动。我们何不多理解、多尝试，聆听各种不同角度的世界之声呢？何不在各种体验中，挖掘自己的爱好与专长，聆听不同角度的自己的声音呢？若喜欢金融，想投资致富，今天有全球范围的金融市场可供你冒险；喜欢视频创作，互联网上提供了抖音、哔哩哔哩等各种平台让你一闯；喜欢绘画，非同质化代币（NFT）为各种艺术创作提供了在元宇宙中受承认与交易的全新可能性；喜欢社会学研究，有无数新兴社会现象等待你探索。就算是表面上似乎最没有“生产性”的日常娱乐活动──不论是围棋、足球，还是英雄联盟电子游戏──也依然可以因为夺得冠军而振奋人心、为国争光。当然，各种尝试也可能会失败，可能不会让自己得知自身擅长的事，反而会不断知道原来自己有这么多不擅长的事。但这也无妨，试错也是学习的一部分，自我主体性正是在与世界的“推”和“拉”之间纠结而形成的。聆听自己的声音，聆听世界的声音，如此一来，就算世界加速得再快，依然可以让自己振奋地往前奔跑，因为每个人都在自己所选择的最擅长的跑道上，为了自己而往前冲。
内卷的可怕，在于人们面对基于提升逻辑和动态稳定的加速社会时，缺乏自我而毫无希望地为了活着而活着。但生活的原貌，不该仅为了满足他人设定好的标准答案，不该只是盲目追求“单一指标的最佳化”，而是应该聆听自己与世界的声音，提出自己的人生问题，追求自己的人生答案，通过共鸣将生活过成一场爱情，半被动/半主动地爱自己与爱世界，以及被自己所爱，也被世界所爱。
不过，成人的世界除了容易秃头、容易变穷、容易发胖之外，没有什么事是容易的。成年之后的人生有着各种无法摆脱的负担，像是车房贷款的负担，养育小孩的负担，年龄渐增、体力渐衰而无法随意更换人生跑道的负担。现实生活中就是有各种结构性的“单一指标的最佳化”的强制要求。世界虽然那么大，但实在很难任性地抛下一切去看看。生活是爱情，但在爱情当中也可能是“我很爱对方，但对方就是不爱我”，可能是“我倾耳聆听世界，但世界就是不对我说话”。就像阿多诺（Theodor Adorno）曾批判过的，“错误的生活中无法有正确的生活”。[16] 当生活就是如此异化的时候，谈共鸣的世界关系是否太过奢侈呢？
是的，美好的生活也许是永远也无法企及的奢侈想象，但也正是因为它太过美好，所以才有实践的价值。而且，在我们的社会中也已经有许多领域和许多人为此进行了努力与奋斗。例如在中国的教育领域，近来在政府的指导下，已发出针对高等教育的“破五唯”（不再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通知，希望高校能打破“单一指标的最佳化”，以让高等教育回归真正的研究（学者与研究对象的共鸣）和教学（老师与学生的共鸣）。此外，让中小学生减负的各项政策，也是为了能让学生在应该与世界建立共鸣关系的年纪能聆听世界的运作与聆听自己的喜好。年轻的一代即将迎接的是一个独异性社会。[17] 聆听自己的喜好、培养出难以被取代的独特专长，是面对即将到来的独异性社会必须具备的能力，也唯有如此，才有摆脱内卷困境的可能性。成年人的生活也许有摆脱不掉的辛苦，但成年人一代的辛苦正是为了让下一代能用自己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挑战。
独异性社会
[德] 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 / 著
巩婕 / 译
索·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所以，每年伊始，给自己定下目标的确不容易，因为共鸣的世界关系总是不受掌控的，而异化的世界也总是在不断逼迫着我们。但是，生活不会是绝望的。大家不用急着“立Flag”，大人们不妨看看身边那无比欠打却又无比可爱的孩子，设想他们未来无穷的可能性；年轻人不妨好好出去走一走，探索世界与探索自己，想想自己未来无穷的可能性。找到自己，是对抗加速社会的最好方法。
注 释
[2] RECKWITZ A, ROSA H. Spätmoderne in der Krise-Was leistet die Gesellschaftstheorie? [M]. Berlin: Suhrkamp, 2021.
[3] DÖRRE K, et al. Soziologie - Kapitalismus-Kritik. Eine Debatte[M]. Berlin: Suhrkamp, 2017.
[4] 哈特穆特·罗萨. 分析、诊断与治疗：晚期现代社会形态的新批判分析[J]. 胡珊, 译. 江海学刊, 2020(1): 35-44.
[5] MASSUMI B. 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Movement, Affect, Sensation[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6] 哈特穆特·罗萨. 新异化的诞生: 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M]. 郑作彧,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7] 郑作彧. 我们这个马赛克照片世界: 当代真实的社会建构形式[J]. 广东社会科学, 2021(1): 181-194.
[8] MEAD G H. Mind, Self, and Societ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9] HONNETH A. Kampf um Anerkennung. Zur moralischen Grammatik sozialer Konflikte[M].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2.
[10] MERLEAU-PONTY M. Das Sichtbare und das Unsichtbare[M]. München: Fink, 1986.
[11] MERLEAU-PONTY M. Phänomenologie der Wahrnehmung[M].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66.
[12] ROSA H. Resonanz: Eine Soziologie der Weltbeziehung[M]. Berlin: Suhrkamp, 2016.
[13] HAN-PILE B. Nietzsche and amorfati[J].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11,19(2): 224-261.
[14] ROSA H. „Spirituelle Abhängigkeitserklärung" : Die Idee des Mediopassiv als Ausgangspunkt einer radikalen Transformation[M]// Große Transformation? Zur Zukunft moderner Gesellschaften.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9: 35-55.
[15] 哈特穆特·罗萨. 不受掌控[M]. 郑作彧, 马欣,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即出.
[16] ADORNO T W. Minima Moralia-Reflexionen aus dem beschädigten Leben[M].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51: 59.
[17] 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 独异性社会: 现代的结构转型[M]. 巩婕,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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