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西省黎川县民政局发布的一则关于受理农村高价彩礼线索的通告引发社会关注。
黎川县民政局发文表示，从即日（7月5日）起公布抵制高价彩礼、深化移风易俗投诉电话，接受全县干部群众有关高价彩礼的投诉举报。
关于举报内容，通告中称，农村婚嫁彩礼超过黎川县2022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倍以上的(黎川县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8万元)，均视为高价彩礼。
通告发出后引发热议，据顶端新闻报道，7月6日，该县民政局一工作人员称，通告已撤掉，存在考虑不周。“很多人说，我们这个举报设置的不合理。”此外，该工作人员表示，现实中，把当地彩礼限制在五六万左右的工作，其实很难推进，“很多人都会超过规定的那个数。”
该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称，上述通告发出后，当地很多女同志给该局打电话、网上留帖表达对该举报的不满，“他们说，此举只考虑了男孩子的问题，根本没有考虑到父母养育女孩子的成本。”“其实确实也是依据下面(农村地区)很多找不到对象的男孩子的要求，就暂时弄了这个举报电话，”该工作人员在采访中承认，此举存在一定的考虑不周。
为何黎川县高价彩礼的定额标准设置为超过上年度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倍以上？该县民政局给出答复：依据上面规定。
江西赣州此前回应“农村彩礼超8万婚车超6辆可举报”
而就在几个月前的3月2日，江西赣州大余县一则关于农村婚嫁彩礼举报公告同样引关注。
据极目新闻报道，近日，网上流传一份落款为大余县农村婚嫁彩礼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关于公布举报电话的公告》内容为根据江西省民政厅等14部门《深入开展农村婚嫁彩礼专项治理若干措施》（赣民发〔2023〕3号）、县民政局等14部门《深入开展农村婚嫁彩礼专项治理工作实施细则》（余民字〔2023〕2号）要求，决定在全县深入开展农村婚嫁彩礼专项治理工作。专项治理工作坚持依法依规、因地制宜，疏堵结合、综合施策，注重引导、务求实效，力争通过2至3年的治理，实现农村婚嫁彩礼大幅下降，零彩礼、低彩礼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婚俗文化新风更加浓厚。
举报公告中还公布了举报渠道、受理单位和举报范围，其中举报范围为：农村婚嫁彩礼超过人民币8万元，婚车超过6辆，婚宴超过15桌，每桌超过800元。
3月2日上午，记者拨打举报公告中的举报电话，但多次拨打均未成功接通。随后，记者致电大余县民政局，接线人员表示相关负责同事在开会。
网上流传的举报公告来源为“大余宣传”，但大余宣传公众号上已找不到此举报公告。大余县政府一工作人员表示，此前曾在大余宣传上看到此举报公告，不知目前是否还在。
随后，赣州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回应称，经核实，此前确实发布过相关举报公告，但后来删除了，以后也不会再发布。“那主要是针对公职人员的，如果有反映彩礼过高的诉求，本人可以向当地民政局求助，由民政局工作人员进行劝导调解。”赣州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工作人员说。
江西多地以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倍值确定彩礼限额标准
据顶端新闻报道，今年以来，江西多地在贯彻落实《江西省民政厅等14部门关于<深入开展农村婚嫁彩礼专项治理若干措施>的通知》(赣民发[2023]3号)时，分别提出以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大约3倍值，来确定彩礼限额标准，超过即为高价彩礼。
以江西抚州市为例，今年4月17日，该市临川区龙溪镇政府公布的《龙溪镇城乡婚嫁彩礼专项治理实施细则》称，坚持以婚嫁彩礼“限高”为突破口和着力点，龙溪镇婚嫁彩礼限额不超过临川区2022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倍(以万元为单位取整数)，超过即为高价彩礼。
此外，在江西地区，对当地彩礼进行限额的，还有江西的庐山市、抚州金溪县、新余分宜县、南昌新建区等，彩礼数额均限制在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大约3倍值，即大约8万以内。
“这个其实很难执行，很多人都会超过规定的那个数(黎川县2022年度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大约6万)，”黎川县民政局工作人员说。
今年春节期间，江西的“1888万天价彩礼”曾一度引发热议，据当时媒体报道，通过采访当地多位居民了解到，江西彩礼多数在20万左右。
国家已多次点名“高价彩礼”
面对高价彩礼，国家也频频出手。2月13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发布。在“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意见指出，要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强化村规民约约束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推进农村丧葬习俗改革。
梳理可以发现，早在2019年，“高价彩礼”就被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点名，而从2021年起，“高价彩礼”更是被中央一号文件连续3年点名。
中国妇女报于2月15日发表评论文章称，杜绝高价彩礼，综合施策才是良方。
文章称，一方面，治理高价彩礼不能寄希望毕其功于一役，需要综合施策、步步见效；另一方面，治理的心情再迫切也要寻找深层次原因，进行全面分析，不能盲目瞄靶子，病急乱投医。
一些地方为未婚女青年举办倡导活动和座谈会，倡议拒绝高价彩礼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不少网友认为，不能将高价彩礼的责任全推给女方，也不能将做通女性的工作视为根本解决之道。应该看到，高价彩礼的形成原因复杂多样，既有经济发展落后、区域经济社会差距的问题，也有重男轻女思想导致的适婚人口结构失衡，更有社会治理缺失、乡风民俗、攀比之风盛行之因。
面对一个久已存在且成因复杂多样的社会治理难题，综合施策才是良方。个体乃至某一群体都是渺小的，盲目归咎带来的只有伤害和内耗，只有人人都不置身事外，心里有份责任，才能形成改变的合力。
专家：治理高价彩礼是一项系统工程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德福认为，治理高价彩礼是一项系统工程。他表示，治理高彩礼问题，有三对关系需要厘清：
一是“小彩礼”与“大彩礼”。“小彩礼”即狭义的彩礼，是男方向女方家庭赠送的聘礼，各地习俗有异，所含内容与赠送形式有别。“大彩礼”则可视为包含全部婚姻成本在内的男方家庭支出，最典型的是婚车婚房。“小彩礼”的高低地域差异明显，既有动辄数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的，也有可有可无的，甚至还有彩礼与嫁妆“倒挂”的。“大彩礼”则几乎全国统一，婚车婚房已成标配，其带来的婚姻成本上涨问题，比“小彩礼”更有普遍性。
二是“彩礼竞争”与“婚姻竞争”。部分地区彩礼水涨船高，确有社会性的面子竞争。一些地方试图扭转这种面子评价。但也要认识到，经济分化、人口流动带来的性别失衡，继而引发的地域性婚姻挤压和婚姻竞争，是助推彩礼上涨的深层结构性因素。
三是“婚约风险”与“婚姻风险”。彩礼的原初意义之一是缔结婚约的保证，在性别不平等的时代，是女方对男方可能随意解除婚约伤害自身的防风险手段。现在，彩礼属性已发生根本变化。人们希望彩礼不仅保婚约，还能保一辈子幸福。保婚约时，婚后的日子要靠夫妻共同创造，人们对婚姻稳定性有着确定预期。现在，一辈子的幸福要在结婚时就得到物质保障。过去的彩礼是赠送给女方家庭，现在的彩礼（加上婚车婚房和女方嫁妆）大多是给年轻夫妻组成的小家庭。这显然不仅仅是彩礼观念的问题。
王德福认为，高价彩礼其实是一场正在静悄悄发生的 “生活革命”的具体表现。个体在重构着婚姻观念、家庭观念乃至生活观念。市场经济逻辑、消费主义文化等都在不同层面上推动着这场“生活革命”的展开。“我们很难评估其好坏，也还难以看清其未来，但我们需要做些什么，让个体和社会付出的代价小一些，再小一些。”王德福表示，对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和部分存在彩礼竞争习俗的地区来说，高价彩礼会加剧地域性婚姻问题的爆发，透支农民家庭的风险防范能力。
不过，亦有专家对推行“零彩礼”表达忧虑。据九派新闻报道，福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甘满堂接受采访时表示，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一部分，推行完全的“零彩礼”不仅不符合传统婚俗（文化），其可行性仍有待考虑，“我们在遏制高价彩礼时，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适度的彩礼也是必要的。”
甘满堂还进一步分析，“彩礼”问题并不是导致农村男青年“结不起婚”的主要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农村教育等资源的落后，倒逼农村适婚男青年不得不在县城买房，从而为结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他还认为，彩礼数额“不超过一个家庭一整年的收入”是比较合适的范围，“比说，去年我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万块，那么，男方家里如果是5口人的话，女方要求的彩礼就不应该超过10万；如果男方有3口人的话，则不应超过6万。”
甘满堂进一步分析，世俗认为，男方需要在县城买房，这种压力是其结不起婚的主要原因。而很多地方推行的“县域大城关”等战略也进一步助推了这种矛盾。由于县域与农村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是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导致农村青年特别是男青年，背负着向城市流动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