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欧亚新观察”
欧亚资讯一手掌握
近日，《世界政治中的俄罗斯》网站刊发俄外交部外交学院副校长奥列格·卡尔波维奇、外交学院现实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安东·格里沙诺夫题为《美国在乌克兰方向有战略吗？》的文章。文章就美国对乌克兰政策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并指出，正是由于美国长期无法制定务实和全面的“乌克兰战略”，才导致了今天如此严重的危机。现将该文编译如下，供参考。鉴于文章篇幅较长，分两次发表。文章观点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美国和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长期冲突持续加剧，在2022年初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双方在乌克兰地位和未来方面面临着无法解决的分歧。两国关系彻底破裂，并完全有可能转向自2014年开始的极具破坏性的制裁对抗。俄罗斯总统普京明确表示，如果当前危机的解决没有进展，可能导致全球军事冲突，而非地区冲突。可以说即便我们没有回到1962年俄美古巴危机时的状态，也已经非常接近了。不同之处在于，60年前的美国和苏联无论对两极对抗，还是对古巴和西柏林周围的地方冲突，都有着非常明确的战略目标和优先考虑。今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政策看起来也相当合乎逻辑且见诸于官方文件。但是，美国在乌克兰方向是否制定有清晰战略，答案似乎不那么明确。
许多美国官员声称，华盛顿在“橙色革命”中的作用，并不像莫斯科所认为的那样重要。但这些声明有很多虚伪之处。首先，维克多·尤先科一直以来都被美国人视作令他们感到失望的库奇马团队“进步性的”的替代品。其次，正如美国研究人员山姆·查拉普和蒂姆·科尔顿所言，那些质疑华盛顿干预 "颜色革命 "的意义的美国官员，同时也为他们在这些革命中起到的作用感到自豪。麦克福尔承认，有国际眼光的共和党和倾向于国内问题的民主党在支持尤先科方面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第三，尽管许多美国基金会在 "促进民主 "的活动中彼此之间确实没有什么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背后没有个别团体的利益。这些团体不仅针对行政部门，也针对国会和非营利部门中有影响力的人物，并在追求某些意识形态目标。由《自由支持法》和《支持东欧民主法》等一系列民主资助法引发的美国介入乌克兰国内政治的进程本身，在 "革命 "发生时已经不可阻挡。
在此前格鲁吉亚事件的背景下，尤先科团队的胜利让美国大西洋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干预者欣喜若狂。北约扩张的设计师之一罗恩·阿斯穆斯当时写道："'橙色革命'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历史性机遇，我们可以将与东欧地区这样水平的和平与稳定带到更远的东部——乌克兰，越过黑海，也许还能到达俄罗斯"。
同时，尽管俄罗斯黑海舰队还驻扎在塞瓦斯托波尔，美国已经开始积极制定方案，希望尽快给予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一个加入北约的“成员国”行动计划(MAP)。在约翰·麦凯恩的鼓动下，一个支持乌克兰参与欧洲-大西洋一体化的非正式联盟在国会山成立。在行政部门，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基调是由90年代初的前 "乌克兰人"——副总统切尼的团队确定的，持同样立场的的外交官——助理国务卿丹尼尔·弗里德、驻北约大使维多利亚·纽兰和驻乌克兰大使约翰·胡布斯特则作为执行者走到了前面。
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新领导人则积极推动美国相关必要决定，以加强他们在国内日益被削弱的政治地位。
当时的美国总统也确信缺乏一体化的替代方案，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直接表示：“如果这两个民主国家想要获得加入北约的“成员国行动计划”，我无法拒绝。”显然，小布什根本不了解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问题的复杂性，更不用说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问题了，他再次简单地站在了副总统那边。
而对此事持怀疑态度的人的声音则被忽视了，特别是国防部长、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他后来称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愿望是“一个特别巨大的挑衅”。康多莉扎·赖斯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北约峰会上，明确传达了美国高层的意识形态纲领，她说：“莫斯科必须明白，冷战已经结束，俄罗斯已经输了。”
与此同时，由于预料到一些关键盟友的反对，美国将赌注押在了他们长期以来一直鼓励的欧洲分裂之上——“旧”欧洲与“新”欧洲。向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提供成员国行动计划的主要倡导者是波兰外交部长拉德克·西科尔斯基。在外交部长层面的讨论中，他居然侮辱了反对成员国行动计划的德国外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并将柏林的立场与1930年代的事件相提并论，还指责其认为俄罗斯带给德国的利益比北约的利益更重要。尽管美国无法向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提供行动计划，但它在将德国和法国置于寡不敌众境地，并发表了一份前所未有的声明，称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将成为”北约成员国。这样做显然是为了向抵达布加勒斯特的普京总统展示“谁赢得了冷战”，也是对普京慕尼黑演讲的回应，但美国没有想清楚这样做可能带来的地缘政治后果。
然而，很快，美国对乌克兰参与“欧洲-大西洋”一体化前景的热情便消退了。在布加勒斯特峰会挑起的南奥塞梯战争和格鲁吉亚的毁灭性失败之后，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他有意与莫斯科重新建立关系。在乌克兰，维克多·亚努科维奇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他宣布了确保乌克兰不结盟地位的政策。于是，美国对这个国家的兴趣便逐渐消退，一个新的对乌“疲劳期"已经开始。但是，“橙色”掌权者和布加勒斯特峰会所导致的破坏性影响并没有完全消散，过了一段时间才真正显现出来。
在“重新调整”对俄关系期间，美国对乌克兰周围发生的事情几乎没有兴趣，完全由布鲁塞尔代表西方集体与之进行对话。
2013年秋天，在亚努科维奇总统拒绝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后，情况没有发生太大变化。麦克福尔回忆说，事后，他甚至立即就俄罗斯外交的成功向俄第一副总理伊戈尔·舒瓦洛夫表示了祝贺。正如时任参谋长乔纳森·费纳（现为第一副国家安全顾问）所指出的那样，欧洲人的“零和游戏”，即“你和我们在一起，就代表着不是和俄罗斯在一起，也不是与我们对立的”——是“不明智和不必要的”。
据奥巴马的顾问本·罗兹回忆，即使在独立广场抗议活动很快开始之后，奥巴马也认为无法通过他们的支持来改变乌克兰，因为他对这种转变的前景持怀疑态度。随着危机的加剧，维多利亚·纽兰在基辅的活动受到乌克兰领导人的积极欢迎。有趣的是，乌克兰政客似乎再次能够以正确的方式为自己打出了美国牌：根据纽兰的说法，她试图“组建乌克兰新政府”的尝试，与其说是由国务院发起的，不如说是由抗议活动的领导人发起的。
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得不同意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iedman）的结论——他指出，即使在那个历史性的时刻，美国似乎也没有对乌克兰采取严肃的战略。
在“基辅政变”发生后的第二天，据说华盛顿又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理解的欣喜——白宫没有等待俄罗斯和美国总统之间的磋商，就承认了新的违宪政府。罗伯特·盖茨认为非常奇怪的现象是，美国领导人并不了解，俄罗斯从一开始就将基辅发生的事件视为俄美双方的“代理对抗”。而奥巴马政府对随后发生的事件，包括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完全没有准备也就不足为奇了。2014年夏天，美国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和副总统顾问杰克·沙利文在日内瓦与莫斯科举行直接会谈的尝试以失败告终，部分原因是美方不愿意认真对待俄罗斯方面的说法。
而这个时候，乌克兰新一届政府则利用美国的混乱政策，启动了《布达佩斯备忘录》中的“定时炸弹”，其形式是由华盛顿保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在一群中层“鹰派”（维多利亚·纽兰、国家安全局的塞莱斯特·沃兰德、五角大楼的伊夫林·法卡斯等人）的鼓动下，华盛顿展开了一场关于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武器必要性的讨论。据乔纳森·费纳的说法，一些参与者认为，基辅的反对派需要“流血”才能撤退。奥巴马本人最终倾向于更现实的判断，他意识到在危机加剧的情況下，事态不可避免地会升级，而使用美国武器可能也会导致俄罗斯公民的伤亡”，从而造成“不可预测的后果”。最终，这位美国领导人局限于对莫斯科实施制裁，并与许多前任元首一样，对乌克兰失去了兴趣。
在冲突升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美国，甚至没有争取参加解决明斯克问题谈判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不想执行明斯克协议的乌克兰领导人将继续从美国那里寻求同情，而不是求助于他们的保护国——法国和德国，因为美国仍然处于这一进程的边缘。
此后，美国在乌克兰方向上的政策变得“更加没有重心和不平衡”。一方面，时任副总统的乔·拜登毫不掩饰自己对乌克兰国内政治的影响，亲自接管了基辅事务。另一方面，他实际上并没有利用这种影响力来解决顿巴斯的冲突，并迫使乌克兰遵守明斯克协议。此外，与俄罗斯的谈判被委托给了纽兰这个分量要轻得多的人物，而且在奥巴马的身边人中，她也有着“反俄鹰派”的特殊称号。其助理国务卿的职位与俄罗斯联邦总统助理苏尔科夫的级别无法对等，然而，在下一届政府中，纽兰还让位给了另一位更不引人注目的外交官。
在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执政期间，库尔特·沃尔克“自愿”担任乌克兰问题特别代表，同时管理了激进、亲乌的麦凯恩研究所，并担任基辅进口武器系统的最大制造商雷神公司的说客（顺便说一句，特朗普同意向乌克兰供应致命武器与他打算平息与乌克兰有关的有争议问题的声明相反，纯属火上浇油）。与此同时，在第45任总统团队的混乱路线之下，乌克兰事务的掌门人，美国驻欧盟大使戈登·桑德兰很快便专注于解决国内政治问题，以及执行白宫的微妙指示。
尽管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对乌克兰的关注再次减少到最低限度，但除了导致对他的第一次弹劾进行投票的丑闻外，乌克兰危机的特征及其不断加剧已经形成了一种连贯的模式。
首先，乌克兰问题已成为美国内政的组成部分。2000年代成立的参议员和国会议员联盟一直在制定和推动一整套迫使白宫支持“乌克兰民主”（即乌克兰某些特定政客）的法律，并将未来与俄罗斯的关系与明斯克协议的实施联系起来。然而，明斯克协议的实施却被亲美的乌克兰领导人破坏了。
在美国，任何试图表达对乌克兰问题不同观点的企图，都会引发媒体和专业智库对“俄罗斯特工”的怀疑和搜查，而这些媒体和智库都会得到乌克兰游说团体的积极支持。
近期研究表明，2021年，在美国亲乌游说团体，比影响力强大著称的是亲沙特游说团体还要活跃四倍。相关的美国立法机关人士，如著名的共和党人特德·克鲁兹，正在积极使用诸如“阻止批准总统任命”等工具，将“北溪-2”项目的制裁问题保留在议程之上。随之而来的宣传活动也与军工联合体游说团体的活动密切配合，他们明确表示“东欧紧张局势”对其业务的好处。与1991年一样，即使美国领导层有从新角度看待乌克兰问题的想法，也都被乌克兰的海外侨民、其在体制内和媒体中的盟友以及游说团体的努力所扭转。
其次，乌克兰领导人操纵美方的技能几乎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到2022年初，乌克兰在美国煽动的“歇斯底里的情绪”已经将美国政客变成了“心理上的乌克兰人”。美国对乌克兰面临的危险如此确信，以至于他们忽视了俄罗斯甚至乌克兰当局为减少被人为煽动的“迫在眉睫的俄罗斯入侵”带来的恐慌所作的努力。可见从克拉夫丘克时期开始的关于俄罗斯威胁的宣传，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第三，美国已经被“单极时刻”（或“历史的终结”）时期，包括布加勒斯特北约峰会期间自己所作的决定绑架。在美国国内，激进的“欧洲-大西洋主义”拥护者一度战胜了实用主义者，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胜利事实上是致命的。美国精英已经确信乌克兰人民希望与俄罗斯断绝关系，加入“自由世界”，因此他们竭力帮助乌克兰这个东方伙伴达成此项目标。但他们既没有考虑到乌克兰内部的政治分歧，也没有考虑到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和关切。此外，乌克兰的反俄势力正在积极与一些北约国家（特别是波兰）的盟友联合起来，推动美国遵循小布什时期所制定的路线。
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美国对俄罗斯所提的安全保障建议的反应才会显得那般混乱和不合逻辑，甚至没有表现出一丝能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妥协的迹象。美国已经将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推向了意识形态和错误的盟友框架。目前的战争局势，只有乌克兰国内政治发生类似于2010年代初那种剧变的情况下才能解决。但是，美国亲乌游说团体以及今天美国体制内的“鹰派”，都在尽力将这种可能性降到最低。乌克兰对反对派的压制和不愿意根据明斯克协议的内容进行改革的做法，受到了直接鼓励。
目前的乌克兰局势被人为地推入了僵局，只有通过社会剧变或军事冲突才能找到出路。正是由于美国这种不允许“偏离主线”的固执，以及长期无法制定务实全面的“乌克兰战略”，才导致了又一场如此严重的危机。而此次乌克兰危机显然不会是最后一场。
原文题目：Есть ли у США стратегия на украинс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原文出处：
https://globalaffairs.ru/articles/est-li-u-ssha-strategiya/
翻译：王丰文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