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著名政治哲学家周保松在与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大学生合影时开玩笑说，希望10年后他们当中没有人坐牢。

人群里爆发出一阵笑声。

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周保松考虑的是大陆学生。他万万没想到，将近十年后，坐牢的是两个来自香港的学生。

北京在该领土实施全面的国家安全法，对执政共产党的反对派进行镇压一年后，去监狱探望朋友和以前的学生已成为他日常活动的一部分。

周保松是畅销书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其热情洋溢的书籍和演讲影响了许多年轻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他说他的生活被国安法颠覆了。

他悲伤、愤怒、内疚、沮丧——有时也感到骄傲和充满希望。他在纠结是否还应该鼓励他的学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因为这可能导致失业和入狱。他必须提醒自己不要让恐惧潜入他的生活，例如在课堂上自我审查。与此同时，他必须评估他所承担的风险以及他可以推动的极限。

他的心理创伤和道德困境提供了一个窗口，让我们得以了解这座拥有700万人口的城市在过去一年中的经历——它从一个相对自由和挑战权威的地方，急剧跌落成为一个由专制统治的城市。

他说，香港承受了太多的不公正，让这座城市越来越陌生。“整个城市的core values collapse（核心价值观已经崩溃），”他说。“被destroyed（摧毁）。”

周保松一直深入参与该市的民主运动。1989年，他作为高中生抗议天安门镇压。他在2014年雨伞运动现场教授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并在民主抗议的最后一天被短暂逮捕。2019年，他以观察者的身份参加了许多示威活动，目睹了北京的无情镇压。这些抗议都失败了，安全法是最后一击。

“在一个正常社会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他在位于香港中文大学校园的家中接受采访时说。“就是最优秀的人、本来应该被当作榜样的人被谴挞、被判刑。”

二十多年来，周保松鼓励他的学生审视生命的意义，成为积极和尽责的公民，帮助建立基于正义和自由等价值观的社会。

我问他现在教的东西是否还一样。他停顿了将近一分钟，欲言又止，最后说，他已经不再告诉他的学生要积极参与了。

“我当然不是说你这种精神不要了。就是说你要关心社会，你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这些当然会讲，”他说。“但是我的确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那么容易讲你应该怎么做。在现在的这种状态里面，参与政治、参与公共事务的确是一个非常高危险的一个行为。”

周保松曾享有香港过去为居民提供的那种机会和自由。他出生在南方的广东省，1985年12岁时移居这个前英国殖民地。他的家人住在九龙的一个贫困社区，但他学业优秀，进入了香港中文大学。

他于2002年开始在母校任教，并成为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以其充满热情和高度参与的课程而闻名。

他的一名学生颜武周说，他深受周保松的教导影响，尤其是他喜欢引用的苏格拉底格言：“未经反思自省的人生没有意义”。

这种理念促使颜武周在今年做出了重要的人生决定。他是129名因拒绝宣誓效忠香港政府而辞职的公务员之一，认为该要求侵犯了他们的言论自由。

“他是个启蒙的老师，”颜武周说。“周老师经常说人只有一次机会活自己的人生，应该尽力发展自己。”不过，他强调说，周保松从来不会敦促他的学生参与政治。  

这样的牺牲让周保松感到悲伤。同时也激励着他。“很多人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守住这个城市的灵魂，守住这座城市的价值，守住这座城市的尊严，”他说。

令他感到自豪的是，许多居民继续用他们的钱包进行抗议，在民主活动人士拥有的零售店购物，并且为需要医疗和法律代表的2019年示威者的人道主义基金捐款。

但要保持希望越来越难。过去一年的许多日子都以坏消息开始。5月初我们会面的前一天，四名民主活动人士因去年参加一次未经批准的集会而被判入狱。其中之一是岑敖晖，他以前的学生。

为了表示支持，周保松参加了法庭听证会，并到监狱看望了岑敖晖等人。他发现监狱可以是非常不一样的。另一名前学生周豁然（与周保松无亲属关系）所在的女子监狱看起来几乎像一座办公大楼。活动人士何桂蓝等待判决的监狱则看起来很严厉，被高墙围绕。

最离奇的一个是位于香港岛南端的高档社区赤柱的男子监狱。《苹果日报》的报业大亨黎智英等30多名政治活动人士被关押在那里。访问者在到达该监狱之前会经过美丽的豪宅。有些早晨，等候室给人感觉像是社交聚会，来访者拿着自动贩卖机里的咖啡，一聊就是几个小时。

“这个聚会又特别地悲伤，特别地荒谬……”他说。“给我感觉就是特别有电影感。”

他的网络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4.5万名Facebook关注者们过去常常发布自己的的旅行和美食照片。现在已经不多了。“大家觉得这个城市已经在受难，”他说。“我怎么好意思跟你秀快乐。”

他的Facebook时间线也是恐惧的晴雨表。当安全法一年前生效时，周保松发现，他的一些关注者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假名，或者删除了自己的动态，还有一些人干脆关闭了Facebook账户，这样当局就不能根据他们的帖子起诉他们。现在他的时间线里满是他不认识的名字。

就连周保松自己的Facebook动态也发生了变化。他说，他主要转发别人的帖子，而不是写原创，因为他不知道如何谈论自己的痛苦。

他几乎没写过什么文章，更不用说出书了。他的上一本书是在2019年6月的抗议浪潮期间出版的，书名是《我们的黄金时代》。我问他现在是否还会使用同样的标题，他又停顿了很长时间。“可能不会，”他回答。“现在可能是最恶劣时代的开启。”

学会带着恐惧生活是最难的。周保松承认，他曾考虑过在课堂上是否应该更仔细地选择措辞，以及是否接受我的采访请求。

“我尽可能地告诉自己，不要让self censorship（自我审查）变成你内心的那种警察，”他说，“尽可能不要让恐惧支配你的生活，支配你的思想。” 

“因为这个东西一开始进来，”他补充说。“以后就很难摆脱它。”

尽管处境艰难，但周保松相信，只要香港人民坚持抗争，香港的历史就不会结束。

在警方第二年禁止为天安门大屠杀举行的年度守夜活动后，民主倡导者尝试了新的方式来保持它——包括点燃蜡烛和点亮手机电筒。

“我不知道89年之后的北京是什么状态，”他说。“但是在这里我感受到的是，好像经历过国安法，经历过这么多的被捕，经历过这么多的一次又一次的挫折、打压、创伤之后，我觉得那个反抗的精神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