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都未曾想到，我当初说的去摆摊卖龟苓膏竟然不是一句玩笑话。
从北京回来后我就开始筹备卖龟苓膏了，自今年6月21日第一次出摊到9月30日最后一天出摊，已经经历了三个多月的时光。这期间虽然没赚到什么钱，但感受和收获实在是太多。这段经历值得纪念一番，在此好好总结一下。
一.体力劳动or脑力劳动
在很多人看来摆摊算是体力劳动，我一个朋友也曾这么跟我讲过，我妈也说如果摆摊那之前学的知识不就白学了，但我摆摊后并不认为这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市场调查、选材、定价、打造产品等等环节其实都需要反复地思考，而这些是摆摊的重要环节。我首先想到的是卖龟苓膏，当我打探清楚了附近实体店和小摊贩的基本情况后，我发现有一家卖粉面炒饭的店也在卖冰粉。相对而言，他的地理位置更具优势。得知他家的是小份冰粉售价5元时，我决定在销售龟苓膏的基础上也销售冰粉，冰粉为大份装，单价为6元。
为了方便制作，我没有选择1L的盒装奶而是选择某品牌180ml/袋的鲜奶，于是鲜奶龟苓膏就不适合做小份了。还是图方便，我把冰粉也设置成大份，考虑到竞争对手的小份冰粉售价5元，于是我在他的基础上加了一元。鲜奶龟苓膏的售价在此基础上再增加一元，因为奶的成本较高，批发价基本在1.5元-1.8元/袋之间。
在配料的选择上，我选择了芝麻、花生碎、椰果粒、红豆、红枣片、山楂碎、葡萄干七种成分作为主要的材料，偶尔会使用水果。在水果的选择上，我发现荔枝跟冰粉和龟苓膏都是绝佳搭档，不过它的季节性太强，只能持续使用一段时间，后来我便选择了芒果来替代，但我常购的那家店不销售青芒了，买的其他种类的芒果甜度不够，后来就没使用水果了。加一元可添加水果，实际上不在于通过水果多赚钱，而是多一个吸引顾客的手段。记得在使用荔枝那段时间，每天我的冰粉做得不多，曾有顾客来晚了没买到，于是第二天他就早早来买。
我买了一些芋圆，偶尔某一种主要配料用完时我就会用芋圆来替代，芋圆价格在14元/斤左右，价格实在太高，因此用得很少。后来我自己学了制作芋圆，一次制作七八斤，将成本控制在了4元/斤，后来就将芋圆作为主要配料了，芋圆也吸引到了不少顾客。距离摆摊结束还有一周时，花生碎用完了，我发现可以用空气炸锅制作，不过只这样做过一次。很遗憾没有早点学会这种方法，不然又能节省很多成本。
最初只有红糖冰粉和鲜奶龟苓膏，后面为了迎合消费者不同的喜好，我又加入了酸梅冰粉和椰汁龟苓膏，考虑到红糖和酸梅汤价格接近，冰粉价格就都定为6元。椰汁的成本比鲜奶涨了0.4-0.7元，于是我把椰汁龟苓膏的价格定为8元。
从摆摊的整个历程来看，需要认真考量的地方实在太多，尤其是定价环节，价格定了就难以更改，实在是得慎重考虑。总的看来，摆摊也并不是个单纯的力气活。
二、买卖双方的关系：平等or不平等
从我摆摊第一天起，我就不自主地称呼顾客为“您”，有时还得稍微低着头。我仿佛是进入了摊主的角色，我的言行体现着到社会对于服务业从业者的要求和规范。为何顾客就是上帝？为何卖方就低人一等？买卖行为本身就是一场公平的交换，为何双方并不平等？我有过很多疑问。后来我意识到这是物的丰盛所导致的，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物的世界，我们消费的不是物的使用价值而是符号价值，服务本身就在塑造符号价值。为了不断提高符号价值，商家会尽可能地提高服务品质，于是就开始拼尽全力做到让顾客满意。另外，也是由于人们对于金钱的崇拜，钱具有能购买到任何商品的魔力，占有金钱的一方也就是买家的地位自然就会更高。
有的人从不会去洗脚按摩，因为ta觉得这样表面上看是一场交易，实际上自己在接受服务时难免会让双方陷入不平等的状态，服务者工作时会自然而然地进入那个处于劣势的角色，社会的规训会时刻体现在他们身上。他们会弯下腰低下头，满嘴都在称呼“您”，甚至他们还认为自己被轻视、被贬低，甚至被唾弃是理所当然。大家都是平等的生命个体，为何又会因为一场交易而打破平等关系呢？
对我而言，我是幸运的，我不是资本运作过程中的一个工具，我的言行是自由的。我可以不称呼对方为“您”，我也可以不免费提供第二个塑料碗。很庆幸的是，即使我不用敬称，不低头把商品给对方，我还是收获了很多句“谢谢”，不过我还是一直在提醒顾客“拿好一点”“拿稳一点”，我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相互尊重。
三、人间观察员
这次摆摊对我而言仿佛是一次田野调查，我以摊主的身份观察和体会摆摊人的生活，也观察来往路人的神态，也和顾客们寒暄，也反复和小朋友们做访谈……这是一次绝妙的观察体验，从一个我从未触及的角度，我看到了人世真实赤裸的那一面。
我看到了昏黄路灯下佝偻着的拾荒者的背影，他把一辆破旧的无锁共享单车停在一边，然后打开散发着恶臭的垃圾桶开始熟练地挑拣，他又顺着靠近树丛的路边踱步，我试图去感受他的生活和处境。一个小朋友曾告诉我，这个衣着破旧的拾荒者常常在附近拾荒，还曾帮他家找过丢失的宠物狗。我突然想到了在广告学课堂上学到的消费者画像，要将各不相同的人进行分门别类，30岁左右的女性是什么样的，40-50岁的男性又是什么样的……我在想，我该将这个流浪汉分在哪一类？我又意识到，他算不上消费者，是不需要被考虑的。
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打工人占比很大，有人下午五点多便从我摊前路过，有人在我收摊之后的晚上十一点才回家。能被轻易认出职业的是在附近卖房以及卖理发卡的人，卖房者都穿着制服，他们或是摆个小摊在我旁边，或是举个告示牌，或是给路人发传单，偶尔会有人满头大汗来找我买龟苓膏。推销理发卡的人身上都戴着条幅，遇到潜在消费者就蜂拥上去，磨破嘴皮子让对方办卡，但似乎不太奏效。摆摊之余，我也在听他们聊些什么，无意中听到卖理发卡的人说谁今天卖得最少要被罚多少钱。
和我交流最多的是附近的小学生，一个小朋友曾这样向我的顾客形容我：非常受小朋友们欢迎。常常会有小朋友们在我摊位后面的篮球场打球，他们累了就会坐我旁边聊天，从最近考试的成绩谈到最喜欢的抖音网红，从喜欢玩的游戏聊到班上同学里谁喜欢谁。我发现有个小朋友有些许外貌焦虑，她觉得自己太黑太胖，后来我才发现她妈妈很注重身材管理，也常常跟我吐槽女儿太胖了。据我了解，这个小朋友读六年级，身高150cm左右，体重不到90斤。这个有容貌焦虑的小朋友还告诉我她最近在背课文，她妈妈让她三天背一篇，课本上只要求那篇课文背一段。我问她原因，她说是因为住在附近的某个同学是三天背一篇课文。还有一个小朋友刚放暑假就离开了这个小区，他说他要回老家上课，他有一堆诸如书法、音乐的才艺课要学习。还有一个父亲想找我给他小孩补数学和英语，他的两个小孩也是我的常客，和他交谈我才发现小女孩的成绩很好，排名基本在班级前五，我问补课的原因，他说班上前几名中其他人都在补课。
我曾目睹小孩子之间的矛盾在成年人那里愈演愈烈。一次是小朋友A把小朋友B剩余的冰粉扔了，B回家告诉了家长，B的妈妈跑过来骂A并用手指戳A的脑袋，A开始骂这个家长，后来B的爸爸也跑过来把A拖走了，然后一群小朋友围观A和B两家人处理纠纷。另一次小朋友之间纠纷的细节我并不清楚，我只是听到两个母亲互相破口大骂，辱骂对方的孩子，也辱骂对方，一群人在旁边围观，也有一些人在丛中劝和，后来两家人骂骂咧咧走开了。
四、职业的刻板印象
说到外卖员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外卖小哥，说到护士脑海里浮现的可能是一个年轻女性，说到保洁员联想到的可能是中年女性的形象，说到程序员可以能会将其跟格子衫和稀疏的头发相关联……事实上传媒无时无刻不在塑造并固化我们对于事物的刻板印象。
小区附近一直有一个摆摊卖剁馍的姐姐，她平日里为了遮挡烈日把整个人包裹得严严实实。一年前我刚住到这个小区时便仅凭她展露在外的眉眼就称呼她为阿姨，或许也出于我对摆摊者的刻板认知。后来我得知她只比我大一轮，她辞掉了护士的工作出来创业，后来遭遇疫情门店生意不佳才出来摆摊。有一天她让我帮她看一会儿摊，然后她拿出了一本护理学的书在看，她说她想再回到医院工作。
我们常常凭借一个人的职业去揣测这个人的形象，可我们并不了解这个人的人生际遇，不了解ta的受教育程度和性格特征，我们对于这个人的认知仅仅来自于可能发生的简短交谈以及对于职业的刻板印象。
对于职业的刻板印象常常伴随着价值评价，而收入和工作的体面程度往往会作为评价的标准，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地对职业进行了等级划分，进而也区分了劳动者的高低贵贱。
摆摊过程中有一个瞬间让我很感动。某一天晚上我整理小推车准备收摊时，一个小朋友问我“你要下班了吗”，我当时觉得很意外。在社会化程度不深的小朋友眼里，摆摊这样一种劳动跟在写字楼的办公室里工作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二者都可以称作“上班”。但我又忧虑，若干年后，这个小朋友会不会在这个崇尚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社会里变得世故、平庸。
五、新冠疫情的冲击
去年各行各业都曾被新冠病毒的阴影笼罩，我们早已从铺天盖地的新闻里目睹了这一切。但我没想到的是，疫情会再次侵袭武汉，导致我连续二十天没有出摊。
先是看到武汉出现病例的新闻，接着就是通知全城核酸检测并封锁部分区域。当时我所在的小区封闭了两个流量较大的出入口，只留了一个门供出入通行。由于可以通行的门离我摆摊地点较远，再加上摆摊地点人流量明显减少，我不得不中止摆摊。
八月初武汉的气温很高，光顾我摊位的顾客也会多一些。有两天销量比平时好一点，然后第三天摆摊中途下起了雨，在朋友的帮助下连忙收了摊，之后的一天我就发现平时推着推车通行的那道门被封了，我有些不知所措。当时我还有一些原材料剩余，所幸保质期只有三周的鲜奶存量较少，我可以自己解决掉，剩余的材料都是单独包装的，保质期较长，我能做的只有等待本地的疫情消退。
对于新闻里所描绘的新冠疫情对实体行业的冲击，我似乎能够体会两分了。事实上，新冠病毒对我的影响对于部分实体从业者而言不值一提。我只需等到新增感染者清零并持续一段时间，而他们去年处在疫情更严重的时刻，每日都有大量新增，清零遥遥无期。我的存货量不算太多，且保质期较长，成本也不高，而他们面临的是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疫情消退之后，持续传来的是经济复苏的消息，我不知道多少企业破产了，不知道多少实体店倒闭或者更换经营者了，也不知道多少人的收入受到了影响，也不知道多少个家庭受到了伤害，更不知道多少人的心灵受到了怎样的创伤。
六、今生卖花，来世漂亮
九月初，眼看着天气即将转凉，我想着调整一下产品种类。首先想到的是卖花，我并没有做简单的市场调查，只是出于个人喜好就决定卖花。
我买了醒花、养花、包花的各种材料，并加入了一个摆摊卖花微信群，我开始学习关于花的各种知识，并买了一些花供自己实践。后来又打算不包装直接卖，于是直接将花桶搬到了小推车旁边，但是销量并不好，于是就中止了卖花的想法，继续卖龟苓膏和冰粉。
最初想了一句“简单的仪式感”作为标语，后来又觉得营销气息过于浓厚就没有贴出来。其实这样也挺好，不给产品植入某种意识形态，不给顾客创造不真实的需求，回归到单纯的交换行为。
我在卖花上投入了资金和精力，最后只留下了一堆材料，不过仔细想想倒觉得也不亏。首先，我对鲜花有了更深的认识，现在进花店能分辨许多花的种类，对如何搭配和养护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仿佛自己又多了一点技能。
我将没卖完的花晾制成了干花插在花瓶里，仿佛有一种别样的美。卖花这件事告一段落了，但我对鲜花绿植的好奇心才刚刚被激起。
七、来自他人的善意
最初，一些朋友是不支持我摆摊的，但得知我心意已决后，他们的态度都转变了不少，或是用言语鼓励我，或是常常光顾我的摊位。很感谢一位朋友，他是我的大学同学，和我租住在同一个小区，相隔一百米。他常常会来买一两份龟苓膏然后陪我聊到收摊，他让我守在摊前的苦闷时光里多了很多乐趣。还得感谢我当时的室友，他帮我试吃产品，还容忍我把厨房和客厅弄得一团糟，还在产品上给我提供了很多建议。
这段时间里，我也感受到了很多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我推车出去时，有时会有保安帮我打开小区门；我首次出摊时，卖剁馍的小姐姐帮我吆喝；在奶茶店工作的小姐姐曾免费给我提供过冰块，在我制冰失败或者忘了制冰时，她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天暗下来之后后卖卤菜的叔叔会让我把摊位靠他近些，这样他带来的电灯也能照亮我的摊位；得知我忘带零钱时，附近超市的老板曾主动送来零钱；我离开摊位时，会有小朋友帮我看摊……
感谢每一个给我提供帮助的人，也感谢所有购买过我产品的人，还感谢每一个途经我摊位的过路人。
八、告别
武汉的炎热气氛总是会持续很久，让人觉得夏天也持续很久才结束，而夏天仿佛就是用来告别的。
首先，应该和围绕着我的那群小朋友告别。他们和我聊学习、娱乐、梦想等等各种话题，还拉我一起玩“谁是卧底”之类的游戏，我会坚守从他们身上学到的那份童真。九月三十日晚上，我收摊时有个很小的小朋友跟我说了几声再见然后挥手作别，我也向他回了再见，他可能并不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收摊，但这个告别对我而言仿佛就是一个仪式，我回的那句再见也是在和过去的三个多月告别。
其次，和室友告别。室友因为工作原因回了成都，而我因为天气转凉无法继续摆摊也离开了这里。最初，没有租房经验的我在豆瓣上发帖问有没有人要一起在某地合租，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回复，后来我们就去线上找房线下看房，然后就合租了。很幸运，我们融洽地度过了难忘的15个月。不过在网上找合租室友还是充满了风险，还得慎重考虑，和我一样遇到好室友的概率并不高。像他送我去北京时一样，我和他拥抱后告别，但这次是我目送他坐上出租车。他走之后忘带充电器了，我寄给他时顺带把做的一份干花送给他了，希望他这个爱花爱浪漫的人永远快乐。
然后，要和常来购买的老顾客们告别，谢谢他们的回购，让我对自己有了信心，有几个顾客得知那天是我最后一天出摊，然后一次买了好几份。如果有机会，希望他们还能光顾我的产品。
还得和陪我一起摆摊的摊友们告别，最初只有卖剁馍的姐姐陪我一起，后来她走了。然后来了一对卖卤菜的中年夫妇，接着来了一对卖莲蓬和家常蔬菜的中年夫妇，疫情再次席卷武汉之后他们都没来了。后来又来了一个卖包子馒头的小哥，后来他又走了。感谢这些摊友，他们让我摆摊时不那么孤独了，祝愿他们生意兴隆。
最后，得跟有过社交恐惧的自己告别，在三个多月里，我跟陌生人交流的频次和时间长度超过了过去三年里的总和，我慢慢可以自在地跟陌生人交谈了，这是这次摆摊经历的最大意义。我真实地观察了社区部分群体的生活轨迹，抛弃他们作为群体成员、国家公民和经济运作推动环节的身份，我感受到他们是一个个作为平等的生命个体的人。这次经历丰富了我身上的人文气息，让我对于未来想做的事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我期待未来还能有这般有趣、这般有意义、这般难忘的生命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