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洁化”：近代中国洋糖消费的兴起

19世纪中期以降，伴随着西方消费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流行以及多样洋货品种的批量涌入，中国城乡民众的消费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消费洋糖就是其中颇具特色的一类。近代中国消费洋糖，是一种兼具“实用性”与“现代性”的消费行为，究其兴起原因不外乎质优价廉洋糖的批量涌入中国市场，但是，它并不单纯是一个关涉中外贸易、行业生产等内容的经济行为，而且也是一种蕴含着新消费理念的社会文化现象。在洋糖消费兴起的过程中，“土洋之争”及“复兴糖业”遂成近代中国糖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议题，晚清政府、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均在不同程度上致力于中国机器制糖业的发展。这一消费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中国糖品消费的第二次转向，它既带有鲜明的时代特性，又在中国乃至东亚糖业经济中引发一系列至深且巨的影响。比如，其与东亚地区进口糖税税则调整、东亚糖业经济格局变动等方面均密切相关。

近代中国；洋糖消费；机器制糖业；东亚糖业经济

中国用糖历史久远，盛唐之前，即能食用由日光暴晒而成的蔗浆；唐至明末，因手工制糖技术发展，富裕阶层炫耀性地消费作为奢侈品的固体糖品；明末至清中期，随着手工制糖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糖品产量剧增，糖品作为普通商品而多用于日常生活当中，其营养价值开始受到重视。近代以来，随着区域经济发展、东西互动频繁等因素的不断累积，东亚地区国民生活方式中的现代性元素也日渐增多，糖品在医学上作为人体必要的营养物质亦被消费者所重视，在其“使用价值”受到广泛关注的同时，19世纪中期以降的中国市场对糖品质量要求亦不断增高，“营养”“时尚”“卫生”等多层消费诉求融合在一起，中国国民的糖品“精洁化”消费理念逐渐兴起。

李治寰编著《中国食糖史稿》

糖品消费是糖业史、食物史研究中一个趣味性较强的论题，国内外学界对此均有一些极具启发性的论述。在国内方面，李治寰编著的《中国食糖史稿》是一部从多个方面记述中国食糖历史的重要著作，该书辟出专章从糖食制成品角度分析了糕点、糖果的发展历史；季羡林在《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一书中提出了“糖是文化载体”的论断，同时他也认为 “中国糖史的总趋势是产量越来越多，价钱越来越低，药用越来越少，食用越来越增，到后来，糖列于盐、茶之后，成为第三大国税来源”。周正庆在《中国糖业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研究——16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一书中，提出糖文化的三层面观点：糖的物质性、共性的民间习惯用糖行为、糖的精神文化理念，同时，他也认为饮食用糖领域的广阔，糖在点心类方面使用有所创新且日益精细化，民众在饮食中的用糖已经在理论上得到总结。在国外方面，西敏司（Sidney W. Mintz）认为，根据西方，尤其是英国糖品消费的历史来看，糖品发展经历了一个“庶民化”的过程，他的这一“庶民化”糖品消费发展趋向论为研究糖品消费情况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解释路径，不过其建立殖民地种植园经济基础上的西方经济理论的局限性也较为明显；穆素洁（Sucheta Mazumdar）在《中国：糖与社会——农民、技术和世界市场》一书中论述了蔗糖对中国人民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和作用；永积洋子、落合功、松浦章分析了江户时代中国糖品输入日本及其国内糖品消费发展情况，另外，川北稔以较为通俗语言描述了糖品消费的世界历史。

不过，糖品消费问题研究一直是中国糖业史研究领域中较为薄弱的一环。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国糖品消费在清中期实现了“庶民化”，即糖品从仅供少数上层阶级消费的奢侈品变成为普罗大众消费得起的普通商品，这是中国糖品消费历史上的第一个转向，抑或转折点；近代以来，糖品消费的“精洁化”趋向成就了中国洋糖消费主张，这是其第二次转向，仔细推敲，无论是从时间上梳理，还是从内涵中窥视，两次转向差异明显、意旨迥异。如何认识近代中国洋糖消费的兴起及其在东亚地区引起了一系列的糖业“革命性”变动，以及如何审视时下的有“毒性”糖品消费认知？则颇具创新价值及挑战意味。本文拟从消费史视角审视近代中国的洋糖消费问题，分析其兴起原因及其背后折射出的多种面相，希冀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糖品消费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

季羡林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

一、批量洋糖涌入中国市场

近代中国手工制糖业受技术水平滞后的限制，其糖品品质在多年间几无较大改良，以致于无法抵御质美价廉的机制洋糖冲击，是故，洋糖进口数量呈逐年递增趋势，它不仅抢占了之前属于中国糖品的全部国外市场份额，而且亦在中国国内市场上与之竞争，不断地蚕食其在国内市场上的份额。

首先，总的来看，清末民初为中国由糖品出口大国变为糖品进口大国的转折时期，1895年前，中国仍有大量糖品出口记录，之后快速递减，因此，截取旧海关统计的1902年—1915年间洋糖输入数据，可以较为直观地管窥这一演变情况（见表1）。

表1  1902年—1905年及1908年—1915年海关统计糖品进口、出口及转口数量及价值

《中华民国海关华洋贸易总册》

从表1看，其一，1902年—1905年、1908年—1915年12年间，洋糖的输入数量除1903年、1904年略低于400万担外，其他10年年均输入数量均高于400万担，最高的年份为1913年，总量达7    120    651担，价值36    355    288两；其二，输入的糖类有赤糖、白糖、车白糖及冰糖等四种，其中，车白糖的数量在1908年—1915年间均保持在200万担左右；其三，国糖出口数量在总体上呈递减趋势，最高为1902年的674    594担，最低为1913年的109    159担，与进口洋糖数量相比差距悬殊，且输出的糖品主要为粗加工产品——赤糖，一多一少、一精一粗，足见洋糖与国糖之间的差距。另外，“转运出洋”系经由中国转口的洋糖，数量相对较少，最高年份为1905年的2万多担，最低为1910年的5    000多担，并不影响洋糖倾入中国市场的态势。

其次，具体而言，洋糖均由口岸城市输入中国市场，其中，重要港口为上海、天津、汉口等诸港。

上海港，为中国各港贸易之总汇，中国沿海自福州以北各港及长江一带诸港输入出货物皆以上海港为中转地，其市面之兴衰直接影响到中国贸易之隆替，且其又与北部各港关系密切，北部各港的过半货物由其输出。输入该港的糖品有赤糖、白糖、精糖及冰糖四种，1900年—1908年9年间输入糖品的数量为：1900年从外国输入603 150担，从中国各港输入17 470担，转口输出国外20 105担，转口输出国内各港502 643担，纯输入为97 872担；1901年分别为1 166 459担、2 312担、18 335担、781 349担及369 087担；1902年分别为1 619 220担、2 592担、11 912担、1 100 260担及509 640担；1903年分别为1 293 807担、1 161担、13 676担、840 269担及441 023担；1904年分别为1 507 267担、580担、4 746担、1 190 236担及312 865担；1905年分别为1 665 918担、4 616担、13 243担、1 131 384担及525 907担；1906年分别为2 218 580担、8 619担、96 327担、1 338 257担及792 615担；1907年分别为2 097 236担、4 150担、1 844担、1 488 682担及610 860担；1908年分别为1 417 018担、6 477担、2 705担、1 116 753担及304 037担。总的来看，在1900年—1908年9年间，上海港输入洋糖数量在总体上呈递增趋势，年均从国外输入洋糖达1 509 850担。另外，其转口功能较为突出，如由其转口输出国内各港的洋糖数量年均达1 054 426担，占年输入洋糖总量的698%，其输出地为镇江、苏州、杭州、宁波、温州及长江一带。在洋糖来源结构中，香港太古及怡和洋行输入数量最多，日本及吕宋发展最为迅猛。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中国经济全书》

天津港，据《中国经济全书》记载，该港是北部中国货物出入的首要的集散城市，与南部中国的上海遥相呼应，1897年前，该地的糖品主要来自中国内地及台湾，之后洋糖输入增多，内地及台湾糖品则次之，内地糖品则以汕头及厦门糖品为主。1905年前，洋糖市场为太古及怡和集团所垄断，之后，由日本精糖制造业的繁盛，日糖开始行销该区域。

汉口港，是长江中游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糖品是其输入商品中的重要种类之一。在输入的糖品种类中，有赤砂糖、白砂糖、精制糖及冰砂糖等四种，其来源地有国外及国内两个方面。1901年—1905年间，汉口港输入各种糖品总数分别为1901年197 406担，值1 045 047两；1902年325 706担，值1 582    008两；1903年227 283担，值1 129 641两；1904年273 548担，值1 340 824两；1905年334 011担，值1 873 136两。在汉口输入的洋糖中，1905年前则由英国太古及怡和两洋行所垄断，之后，日本的三井、日信及东兴等洋行的糖品开始进入汉口港。1901年—1905年间，汉口输入洋糖的数额分别为1901年3 826担、1902年283 097担、1903年194 783担、1904年215 913担、1905年311 257担，其在该年输入糖品总额中所占比例分别为：1.9%、86.9%、85.7%、78.9%、93.2%。从洋糖在输入总额所占的比例看，汉口港的糖品输入几乎全被外商垄断，国糖市场份额锐减。

清末民初，在长距离贸易、税收减免及市场争夺等方面，洋糖盛于国糖，具有压倒性优势。洋糖不仅畅销于中国沿海贸易繁盛的港口码头，而且深入腹地及东北地区，如湖南长沙，湖北汉口，东北的奉天、哈尔滨、新民等地方。更有甚者，其竟在重要的蔗糖经济区畅销，如广东的汕头，福建的厦门，江西的九江及四川的重庆均有大量的外糖销售记录。在1905年—1909年5年间，广东输入白砂糖及精制糖的总额分别为156 677担、279 506担、255 739担、165 819担及273 631担。潮汕地区虽为广东重要的砂糖生产区，但洋糖输入仍呈增长趋势，1904年汕头港输入外国冰糖、精糖及白糖的总额为35 743担，价值228 684两；1905年较前年增加一倍，共计75 346担，价值400 572两；1906年又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增加一倍达145 522担，价值719 750两。反观这一时期的国糖贸易，则因受制于高昂的运费及低下的品质，其长距离贸易额度逐渐萎缩，大多糖品均在本省内消耗，无法与洋糖相竞争。大批量洋糖涌入中国市场，引起了社会上各个方面的关注，消费洋糖随之成为一个时代论题，各个方面根据他们的观察表露出了一个多样性的认知图景。

日本《通商彙纂》

二、对消费洋糖的多样认知

早期的糖品用途或功能可分为药用、香料、装饰、甜味剂和防腐剂等五类，但此五类用途并非按照一个清晰的序列或过程而发展起来的，相反它们之间有较多的重叠和交叉，而人们也把糖品在使用中可以同时身兼数种功能视作它的突出品质，不过，其甜味剂用途是人们最执着的追求。“‘酸苦甜辣咸’五味，最受人歌迎者厥为甜味，言有‘甜言’，梦有‘甜梦’，苦药包以‘糖壳’，爱人呼曰‘甜心’，西洋称人生苦乐为‘人生苦甘’，吾国以‘渐入蔗境’喻老境弥顺，此皆人生哲学及社会心理学中糖之应用”。

Sidney W. Mintz著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首先，洋糖消量不断累增。基于经济持续向前发展及民众对糖品营养价值认知的加深等因素的研判，当时的中日糖业专家及政府代表均认为中国市场上的洋糖销量呈不断累增的发展趋势。

据日本糖业专家木村增太郎调查，1903年—1906年中国年平均输入外糖数额约为4.6亿斤，中国国内年平均生产约5亿斤，合计约为9.6亿斤，人均糖品消费数量约为2斤—2.5斤，仅仅为日本人均糖品消费数量的五分之一；而自古中国糖品的大部分用于糖果、蜜饯等甜品的制造上，普通的烹饪用糖极少，近代以来随着国政改善、交通整备、经济进步等，饴、蜂蜜、柿糖等甜品的需求减少，而糖品消费数量必然数倍于当前情况，假如人均消费10斤，整个中国的糖品消费数量将为40亿斤，数量极为庞大。

郑尊法在《糖》一书中认为，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人们对糖品营养价值的深入了解，糖品消量进一步增加。“吾人体内所摄取之蔗糖，因受转化酵素之作用，而分解为葡萄糖、果糖等，通过肠壁，经毛细管而入门静脉血后，更由动脉血（此时糖分已全变为葡萄糖）之运搬，而流入于筋肉组织中，氧化分解”，“世界各国砂糖之消费额，概因人文之发达，生活程度之提高，而与年俱增”。另据《东京朝日新闻》报道，1922年左右，中国年均糖品消费量约为60万吨—65万吨（约合12亿斤—13亿斤），其中25万吨—30万吨是中国糖品，30万吨—35万吨是外国糖品。

郑尊法著《糖》

1924年，山东省糖业代表袁文钦在提案中指出，“据最近海关统计之册报，明年外糖输入，为数实达44.5万吨，估核价值约在1.3亿元以上。而比来各国食糖之消耗日益增进，盖甘、咸二味同一为人类日用必需之品，百凡食物皆资掺和。故糖与盐两物势略相敌，而盐性主消下，糖性主滋补，所以生活程度愈高愈上，则费糖必渐加多。一时经济学者，至谓世界各国人口平均食糖数量多寡之比较，足以判定其国文化之等差高下与其进步之迟速。循是而言，则将来消耗之总额必愈推而愈广。然则外糖输入之日增月益，盖已必至之势，排山倒海之量，宁复有底止耶”。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工矿业”

1927年，陆宝愈在《甜菜糖》一文中声称近年海关统计，输入糖品“已达800万担之巨，以现在市价计算，已达11.2亿元之多，而回观每年每人之消耗，仅2斤有4，较之美国仅三十分之一，欧洲仅二十分之一，即较之日本，亦仅五分之一，洋糖色味优良，价值低廉，故国产之糖，遂为其排挤，加以兵祸连年、士荒于学、农辍于野、工辍于厂、商罢于市，制造耕种方法，既无所改良，新式糖厂之组织，尤视为畏途，消耗与文化成正比例，已成不易之论，数载之后，中国文化日高，糖之消耗必多”。

1929年，据国民政府实业部天津商品检验局化验处马杰、吴家振统计，中国国产糖385万担左右，进口糖数量1 442.3万余担，进口价值1亿银元以上，就具体情况而言仍有极大需求空间，“但实际上除沿海通商各埠及交通较比便利之区以外，一般乡间人民，日常食用者甚少。至于交通隔绝之区，如甘肃、青海、及西藏一带，甚至有曾未见过蔗糖者”。

民国时期四川乐山压榨蔗糖旧照

民国街头甘蔗摊贩旧照

1930年，中国糖业专家吴卓指出，中国“糖品进口值1.33多亿元，居中国进口货之第二位……现在中国人每人所消耗之糖量，为世界各国之最低者，故在未来十年之中所需之糖量，或再加倍，亦在意料之中，是时每年糖品（进口）之价值可达2.7亿元之巨”。

吴卓著《制糖新法及糖业》

无论是木村增太郎、郑尊法、吴卓、陆宝愈等日中糖业专家，还是山东糖业代表袁文钦及天津商品检验局化验处马杰、吴家振等政府糖业代表，在20世纪初至1930年间均认为中国的洋糖消量呈不断累增趋势，这足可以代表此一时段对洋糖消费数量的主流认识。

其次，国糖品相俱差及其制法落后。自同光时期开始，从江西到福建再到广东，国糖市场均遭到外来洋糖的猛烈冲击，在消费洋糖的过程中，社会各个层面一方面体察了“色差”国糖与“精洁”洋糖二者之间的极为明显的落差；另一方面，也尝试着分析这一落差产生的根源。

报告中西商情的《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较早对此做了总结，洋糖洁净，“香港之糖（怡和、太古糖品）洁净，荐臻时尚，用以糖果上无渣滓，可免滤滓之劳，而香港高等赤糖犹胜于本产白糖”。洋糖价廉，“土糖较洋糖味厚，为华人所喜用，而购用洋糖者，以其价贱耳”；“本年（1912）香港输入之糖，每担价约6两，本地输出之糖，每担价约7两，加以上文所谓层层障碍，勿怪洋糖入多，而土糖出少也。若永此不知改变，将渐被洋糖侵削殆尽也”。国糖生产技术墨守成规，“榨蔗泥于古法，制糖绝少新章，故所出之糖，比洋糖未免瞠乎其后。惜此大宗生理，不幸为之却步也”。“本埠（汕头）种蔗，一人一小区，循用古法种植，故虽天时地利相宜，工价又廉，其所榨之糖，终不能与香港糖厂之糖争衡”。并且，国糖所纳赋税奇重，“黑糖一项……良因捐款过重，较糖价约有百分之十八，加以糖质粗劣，自难于宁波温州福州糖市之中，与他处所产者决争权利也”。

《光绪二十八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

陈炽在《续富国策》一文指出，“惟甘蔗虽中国独有之利，而制糖之法，器具不精，提炼不纯，色味不洁……乃株守成法，出糖既少，费蔗又多，制法不精，售值更贱，因循不改，转使洋糖充斥内地，无可如何”。

国民政府财政部食糖运销管理委员会在其所编《糖鉴》中指出，“中国海禁开后，在世界市场，糖的贸易，实握东方糖业之牛耳，距今40年前（即1895年前），考之海关贸易册，土糖出口数值，可谓最兴盛时代”。“自1895年以后，土糖日渐衰落，逐年陷于入超地位，遂有江河日下之势，其衰落原因”，不外乎英资香港制糖厂成立；日本侵占中国糖业重镇台湾；土法制糖缺乏改良；国内地方不靖；土糖捐税苛细等5个方面。

全国经济委员会在其所拟《制糖工业报告书》中认为，国糖“品质不佳，杂质、机盐、还原糖以及水分，未能尽除，致色泽黄褐，不若外糖之清洁，且一遇天热，易于溶化，难与外糖争长”。并将其原因归结为原料品种不良、生产成过高、品质不佳、交通不便、外糖倾销、地方不靖、投资无保障、无大规模蔗田、用人不当等方面。

全国经济委员会编《制糖工业报告书》

无论是海关报告、研究专著，还是政府调查报告，均对此时国糖与洋糖之间的差距有较为清晰认知，这一理性的、客观的认知是颇值得肯定的，同时，这也是在警醒政府及有关方面积极应对这一不利局面。

其三，利权外溢及糖业经济备受冲击。对于糖品销售商而言，洋糖畅销，经营洋糖可获厚利，据《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记载，清末宁波，“各色糖销场与上年（1908年）相仿，察其细情，向系赤糖畅行，现在车糖兴旺，人性喜食车糖，业此者获其厚利”。但是，不可否认，大批量“精洁”洋糖的进口，在给消费者带来高质量生活享受的同时，也给国家及国糖从业者带来了较大的刺痛。

首当其冲的是利权外溢。1914年，北京政府农商总长张謇在其报告中指出近年中国糖业日渐衰落，每年进口糖品价值达3 000万两白银。据糖业专家吴卓调查，1920年外糖进口数量为500万担，而10年之后的1930年达1    220余万担，是年的“糖品进口值1.33多亿元，居中国进口货之第二位……现在中国人每人所消耗之糖量，为世界各国之最低者，故在未来十年之中（至1940年）所需之糖量，或再加倍，亦在意料之中，是时每年糖品（进口）之价值可达2.7亿元之巨数”。据国民政府财政部驻沪调查货价处1920年代调查，郭崇阶及朱嘉骥认为“国之贫富，视糖之消费多寡为准，人民生计渐裕，则糖之消费亦渐增。我国消费糖年约1 100万担（约656 000吨），以美国平均每人每年消费100磅者，相去固远，然数量已不为不多。消费既巨，而人民生计日艰，何故，盖国糖逐年递减，已如上述，每年消费，仰给洋糖，国糖则屏弃不顾，年耗巨资，利权外溢”。“比年以来，国糖生产，逐渐减少，洋糖进口，递增无已，诚为我国绝大之漏卮，其间进口数量最巨大者，莫若精制糖之输入，计日本、香港所输年近4    404 479担，价廉物美，销路畅旺”。1931年6月2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并通过实业部长孔祥熙的“制糖国营案”提案，该提案指出糖、蚕丝、茶向为中国的大宗输出品，现在糖在输入洋货中仅次于棉布，排在第二位，价值突破1亿元。

张謇

其次，在利权外溢的同时，批量洋糖进口亦致使中国手工制糖业备受冲击，危机重重。“东南各省，所植甘蔗，获利颇丰。自通商以来，洋舶所带洋糖，色泽莹白，人咸爱之。旧日之糖，销路日微，销数日绌，糖商折阅，无可挽回。欲求不贫且窘也，其可得乎！”在江西，“同治年间，雨水不均，茶子歉收，兼之洋糖盛行，土糖碍销，各糖行多有亏折歇业，致糖油二宗，大为减色”。在宁波，“香港白糖价贱，民间喜用，其公司又与本口糖商有认销之约，闽糖销路遂为其侵占”。“南方各处所出之糖，总不能如荷国所属之应低岛机器所制车糖。若论东方所出之糖，其销路被其渐占，殆因味好而洁，人皆乐食之”。在广东，“同治初……汕头白赤糖系由东坝运来……迨光绪初，设立新关，轮运便捷，于是杂货日渐发展……继而各种车糖进口，有加无已，常年20余万担，遂将国产之汕头糖减销至十分之三”。

拉长时段来看，明清以来，在东亚地区，随着手工制糖技术的革新及推广，大批量糖品生产成为可能，一方面，糖品的药用价值地位下降，其营养价值为消费者所强调；另一方面，糖品消费的象征意义渐次式微并蜕变，经济价值则日渐凸显，并为世界各国所重视，糖品生产及销售成为重要的经济活动。近代中国消费“精洁”洋糖是明清以来糖品消费发展趋势的使然，消费者在量上得到一定满足后，必然会在质上有所追求，尤其是在洋糖与国糖之间的对比消费中愈发明显。近代中国消费洋糖，并不单纯是一个关涉中外贸易、行业生产等内容的经济行为，而且也是一种蕴含着新消费理念的社会文化现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

三、外商对消费洋糖意识的形塑

民众消费洋糖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断积累认知的渐进接受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外国糖商的糖品广告起到一定的形塑作用，可以认为，洋糖品牌的形塑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糖品消费理念。近代以来，广告业蓬勃发展，以报刊为主的现代媒体宣传充斥了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多数人在进入市场消费之前已经受到了媒体宣传的培养和熏陶，由此可以肯定，广告业不仅推动了商业活动的发展，而且也建构了新的消费观念，比如“消费正当性”“新潮崇拜”“新文化观念的商品化”等。太古集团是东亚第一批生产精制糖品企业，开风气之先，且历程悠长，其糖品广告在形塑洋糖消费观念上具有典型分析价值。

连玲玲著《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

太古集团借由现代媒体将营养、时尚、卫生等元素注入糖品消费活动中，进而形塑人们的新糖品消费观念。太古集团在塑造自己“太古”糖品品牌及强调其较强“使用价值”的同时，又针对性的在糖品广告中注入近代“卫生”观念（即“洁净”），这是糖品在“土货”与“洋货”之争中有别于其他商品的最大特点，也即消费洋糖产品兼具了“营养”“时尚”及“健康”等三种价值。在手工制糖的工作环境中，如四川的糖房、漏棚，江西的糖廓，福建、广东的糖寮等，人畜杂处、覆土法压制糖品，这就难免使得所制成糖品的卫生状况欠佳，相对而言，机制制糖工厂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优于前者，故而，强调卫生观念既成为其推销精制糖品的一种噱头，也成功抓住了掌握仅有的卫生知识的近代消费者的心理，进而形塑了以健康为导向的消费认同。1928年下半年，太古集团所属的太古车糖公司一开始从上海输入整个空罐，但是使用效果不好，竟有40%的罐子出现了渗漏问题；1929年年初，太古车糖公司尝试一种从上海输入材料（平板、罐底、罐盖、开口拉手等）在香港工厂进行组装的新办法（从英国本土输入英制罐子运费太高）。罐装糖浆的外包装广告为“金黄糖浆”图，上面有醒目“太古”牌标志，并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太极”，其中文说明为“此糖浆香港太古糖局所制造，货色完全清洁，毫无杂质，将之作为食品，不独清甜可口，更兼令人身体强壮也”。从广告说明来看，“金黄糖浆”广告强调四个方面的内容：（1）太古品牌；（2）清洁度高；（3）色味俱佳；（4）营养价值。该广告凸显了太古精制糖品的清洁特色，无疑把握住了卫生与清洁之间的亲密关系，借此与中国“土糖”进行区分而彰显其独特价值。

余新忠著《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

太古集团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广告投放制度。20世纪20、30年代，“广告热”已初步形成，“现代的人，尤其是略有知识以上的人，多少都带点广告热，广告几乎成为生活上的一个重要条件”。“进入20世纪，上海已经被各种各样的广告所包围。广告不但占据着报纸的头版，也充斥于大街小巷之中，凡空壁楼顶，无所不在”。基于此种认知，太古牌糖品的太古洋行根据不同的受众群体选择了多样性的广告投放载体。1929年8月30日，太古洋行向太古集团伦敦总部系统报告了太古牌糖品广告营销事宜，总结起来，其投放载体的大种类共计有小册子、纸箱、招贴画、报纸、电影、展览会、儿童卡通画、包装盒、餐巾纸、扇子、糖碗（糖瓶）等11种，既有报纸、电影、展览会、卡通画等现代的时尚媒体，又有招贴画、扇子、糖碗等传统的熟知物什。

太古集团依照近代以来形成的公司企业营销理念，在亚洲市场上采取了一切可行的广告载体，投放糖品广告，形塑品牌口碑，借此建构受众对其洋糖的消费认识。另外，太古集团亦做了针对性的营销部署，比如，方糖作为太古牌糖品的高端品牌，其营销广告是太古洋行广告营销的重点。1929年3月5日，在会议上，太古车糖公司董事麦克法兰（M.M.Macfarlane）提议为了进一步占领市场，应该关注方糖广告。上海的方糖市场由美国、日本及捷克等几种糖品所垄断。太古方面，建议该糖直接售卖给中欧商店、旅店、咖啡馆，同时，为了抢占市场份额有必要给零售商较多让利，关于方糖和咖啡块糖（Coffee crystals）的广告策略及各种包装意见均应予以考虑。1929年4月2日，太古车糖公司董事科林·斯科特（Colin C.Scott）就太古旗下的H.X.（精糖）、糖果、方糖、彩色糖等糖品品牌进入汕头市场做了分析，提出该市场完全为爪哇24号（9美元／担）白糖所垄断，而太古的H.X.精制糖品与其相比是毫无价格优势（12.5美元／担）。不过，方糖有一定的市场，不仅当地的外国人需要，而且中国上层人亦有需求，他建议太古洋行向当地为数不多几个领袖买办提供小包装方糖样品，试着开拓此市场。

太古公司董事长John Samuel Swire

糖品是一个不太容易广告的商品。太古车糖公司结合上海米林顿公司（Millington & Co.）在中国市场的广告经验，对此做了分析：糖品是一种很难广告的商品，所有的制造商均声称他们自己的糖品优于其他竞争性糖品品牌，同时具有其他品牌不具有的优点。而实际上，同一类产品之间的差异并不大，就太古牌糖品而言，唯一值得称道的是其糖品（Cubes, Icing, and Caster）比其他糖品更便宜、更干净。但是，“Cleaning”一词并非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广告元素，因为其他竞争性糖品品牌很难认为其是不干净的，进一步而言，在广告中使用“Clean”一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其对立面的词汇“Dirty”，以致于给人一种不好的感觉。1931年10月23日，太古洋行在太古集团伦敦总部的报告信中，表露了对中印市场上的糖品广告极度失望。在中国市场上，尽管太古洋行找了中国最好的广告公司，但是仍远未能达到预期；而印度市场的情况虽略好于中国，但是也未能达到要求。是故，太古洋行决定停止一切新闻报纸类的糖品广告，而是继续发行质量较优的小册子及卡片。同时，他们倾向于抓住重要英文期刊，吸引远东的英国人消费太古糖品。他们计划选择“Punch”杂志，在杂志中投放整张彩页糖品广告，一方面在中国以外的市场推广太古牌糖品；另一方面，借此克服外界对太古糖品属于中国货或日本货的偏见。1932年，太古洋行对1931年度在印度、中国市场上投放了新闻报纸类糖品广告运动颇感失望，而认为以同等的成本在“Punch”杂志上刊登广告则能获得较好的成效。新闻报纸上的糖品广告，有一些较为明显的不足之处：一是，此类广告很快就陷入报纸庞杂的广告内容当中去而未能引起受众的关注；二是，创意不足，克劳福德公司（Crawford &Co.）建议推行新闻报纸糖品广告运动，不过其广告创意主要来自孟买的施特罗那克公司（Stronach & Co.）及上海米林顿公司，基于上述情况，太古洋行认为新闻报纸广告并不适合太古牌糖品推销，而在“Punch”杂志上广告糖品较为适合。同时，主打品牌意识，其糖品广告的核心主旨是无论在任何地方均强调“太古”牌产品是安全的、经济的，是英国品牌，让受众接受“太古”品牌重于讨论糖品的特征。

“Punch”杂志创刊号

作为一个域外糖品品牌，太古集团极力避免在广告中夹杂近代亚洲兴起的“消费的政治化趋势”，而是专注于自身糖品在“营养”“时尚”“健康”等方面的价值，借此来建构消费者在使用价值、时尚元素及卫生观念等方面对太古牌糖品的消费认知。比如，同时期太古方面在东南亚市场投放的太古牌方糖广告，列举了该糖品的四大特点：经济、美观、干净、易存。其次，为了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太古集团一开始就在爪哇糖品垄断的东南亚市场上主推高端路线，方糖广告的目标群体是东南亚的上层社会，即依照科林·斯科特的建议，希望借助方糖打开东南亚市场。

很显然，中国方面慎重对待洋糖消费问题源自其对中国糖业经济及利权冲击带来的刺痛，它不仅是一个民众日常消费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糖业经济生产与发展以及外贸利权平衡的经济课题。与此同时，近代以来“营养”“时尚”“卫生”等多层消费诉求的融合对洋糖消费问题的演化、展开亦起到了进一步推波助澜的作用，不难看出，在整个洋糖营销过程中，糖品广告一直是太古集团开拓市场、推销太古牌糖品的重要手段，它既担负广播洋糖消费意识的使命，也肩负打造太古商业品牌的重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太古集团引领了东亚地区洋糖消费新时尚，并在树立洋糖消费观念上做出了一定贡献。概言之，相对于中国黑糖、红糖（赤糖）、桔糖、白糖等糖品，19世纪末兴起的机制洋糖，洁净、美观而又价格低廉，比较优势极其明显，“精洁化”洋糖消费的展开成就了东亚地区一个较新的商品消费动向。

太古车糖公司“柳毅传书”广告月份牌画

四、政府层面对消费洋糖问题的因应

毫无疑问，消费洋糖作为一个问题呈现出来，是从其大量进口导致中国利权外溢及中国传统糖业经济衰退的刺痛开始的。近代中国市场有传统手工所制之糖品（时称土糖，又称国糖）以及近代机器所制糖品（时称洋糖）两种，在这个消费量迅猛递增的市场上，二者不是共享市场增量的，而是处于一种零和博弈状态，即洋糖销量的扩张是以国糖销量的萎缩为代价的。是故，无论政府层面，还是社会人士，在“土洋之争”中均明显意识到要挽回利权及振兴糖业经济，发展机器制糖业则成为刻不容缓的时务。

洋糖批量涌入中国市场严重威胁到中国手工制糖业的生存。为了挽救“土糖”生产危机并堵塞资财外流漏卮，中国国内整顿糖业、成立精糖制造厂进而实现进口替代的呼吁日渐声高。“惟此宗（糖业）重大生理，必须大加整顿，讲求集股，创设大糖厂，购置新机器，一切制造，咸依现行法则，出糖自能精美，合于时尚，庶几足挽颓风，以逐争驰之局。否则，小村区，小资本，彼此不相连络，各就古法，糖色参差，欲其独树一帜，风行斯世，安可得乎？”在时局刺激下，并有鉴于爪哇、马来半岛、菲律宾、中国台湾等地的殖民政府主导下的糖业经济发展经验，晚清及民国政府均着意扶植机器制糖业发展，希望借此同洋糖进行抗争。

J. H. Galloway著The Sugar Cane Industry: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from Its Origins to 1914

晚清时期，早在1898年，户部已在“议复各省自辟利源折”中强调“若合江西、浙江、江苏、安徽素常种蔗之地，广植丰收，购机制造，则岁增之利无算”。20世纪初年，在洋糖进口日盛、国糖式微的情况下，商部章京廖世伦拟呈本部种蔗制糖各试验场、制糖讲习所、改良旧式糖厂、提倡新式糖厂、上海宜设精制糖厂、试制芦粟糖、试种西洋萝葡等条陈八则，以求振兴糖业。商部采纳了廖氏振兴糖业条陈，随后札文天津总商会劝导糖商种蔗制糖并设法改良，“行札到该商会，即便转知各糖商详细劝导、体察地方情形，设法改良并随时呈报本部，如有应行保护之处，本部自应力与维持，以图进步而辟利源”。1909年，商务局对川糖提净方法进行试验，结果较为理想，在试验结果的激励下，赵尔巽积极提倡改良糖业技术，不过鉴于“商人狃于成法，惮于投资”，而主张在糖捐项下“提银二万移交劝业道”，从事糖业改良事项。同时，又考虑到资中、内江产糖为产糖重镇，“应由糖捐局资州、内江地方官会同，劝令各糖户派遣聪敏子弟送日本及台湾制糖厂学习，以为学成自立，不假外材之计”，“学习调查之费，均在糖捐项下详明拨给”。随后派郑澍辉等4人去日本考察新法制糖，预备回国后正式成立公司，后因革命而罢。1910年10月1日，四川省府在资州城内开设精糖公司筹备处，劝谕绅民纳捐办公司。同年12月19日，四川总督奏请筹设糖务局，提议由糖务局总领糖业改良的各种事项，如“调查本省蔗糖情形，选购闽、粤、南洋及台湾各处蔗苗，设场试验，开会品评，并选聘技师、招生见习，以为改良基础”。

1910年时任四川总督赵尔巽

北京政府时期，政府采取许多奖励实业发展措施。就糖业而言，1914年1月13日，北京政府颁布《公司保息条例》，规定“政府为发达实业起见，拨存公债2    000万元作为保息基金”，每年以其利息借助棉织、毛织、制铁、制丝、制茶、制糖等行业的发展。4月1日，公布了《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凡种植制糖原料者，蔗田每亩补助蔗苗银3角，肥料银6角；甜菜田每亩补助甜菜种银1角，肥料银2角”。7月16日，又公布了该条例的实施细则，将广东、广西、福建、江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划为植蔗区域；将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山西等省划为甜菜试种区域，希望借此推动制糖原料种植的专业化。同年前后，农商部为录送整顿糖业办法暨批令事致鲁、豫、桂、黔、鄂、滇、湘、晋、闽、直（隶）、赣、奉（天）、吉、黑、川、粤、浙、皖、苏等省巡按使及京兆尹咨文，强调“现在欧洲多事，世界重要产糖地方大受其影响，振兴糖业实以此时为难得可贵之机会”，要求对糖业进行整顿，“而整顿方法、尤以定区域、行检查二事为切要之图”。农商部为《农商公报》撰写“中国南部之糖业稿”，就中国南部糖业产制状况作详细介绍的同时，也呼吁“现今欲设大规模制造工厂，亦颇困难，惟若设百吨程度之改良糖厂，则应不难成立也”。另外，亦对制糖公司颁布了五厘保息条例，对甜菜种植颁布了每亩补助甜菜种银一角、肥料银一角之条例，后因战端骤起而未加实施。“国人中图自制糖以挽救者，自不乏人。而开办最早具有规模者，则鲁之溥益糖厂，沪之中华国民制糖公司为其尤著，遥遥南北，互相对峙”。1920年，袁良等人集资500万元（银元），于济南东关外黄台桥北全福庄筹办甜菜制糖之溥益糖厂；同年，马玉山、严直方等人，得北京政府梁士诒内阁特许（免除厘捐常关税10年），集资在上海吴淞镇筹建国民制糖公司，因股本有限及用人不当，不几年即停产，影响甚微。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编《糖与糖业》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洋糖进口一直高居进口货物第二位，“洋糖征服土糖，漏卮年达数千万元”，与此同时，据1933年、1934年海关调查所得，每年漏税额度分别达到1 500多万关金、1 800多万关金，在国家层面上，国民政府“一方为防杜漏私，增益关税；一方为发展生产，调节民食，对于食糖问题，自不能不求一切当管理之办法”，乃于1934年12月经行政院会议讨论，由财政部设立食糖运销管理委员会，计划实施“糖业统制”政策。另外，在1931年及1935年，国民政府试图借助古巴、爪哇糖业力量实施国家精糖制糖计划，但因各方反对及局势动荡而搁置。根据国民政府财政部食糖运销管理委员会统计，截止到1935年时中国境内的制糖公司大概情况如下表2、表3。

表2  1935年前中国国内新式制糖工厂一览表

从表2内容来看，1935年前的7家制糖公司（不包括日本在东北及中国台湾建立的机器制糖公司），有4家系中国资本公司，但较为遗憾的是均已停产。实际上，英资怡和精糖公司也已于1928年破产。到1935年时，仍在运营的仅为英资太古精糖公司及日资明华糖厂。

表3  1935年中国国内制糖厂一览表

叶声钟著《种甜菜法》

从表3所列工厂来看，广东省营蔗糖营造厂及广州军事区蔗糖营造厂即系由冯锐筹建的机器制糖厂，规模较大，使用新式机器制糖。其余均设在上海，资本较为有限，系改良性质的传统手工糖坊，并不从事甘蔗压榨工作，而仅是将粗糖加工成银白糖、冰糖。

就地方层面上的具体情况而言，1931年，陈济棠主政广东，为了巩固其实力而力谋振兴广东糖业，乃委命省建设厅农林局局长冯锐制定复兴糖业的三年施政计划，力争采用新法制糖，订购了碎蔗机、压滤机、热汁机、蒸发机、沉淀机、硫磺混合机、真空锅、冷气机、乾糖机、发酵机、发电机、酒精营造厂之混合机等新式机械，并建成6个新式机器制糖厂，这应该是中国机器制糖业发展的开端。在四川方面，1930年，蓝玉田在四川内江设立开源精糖厂，以离心机制糖，后因成本高，无利润而停办；1933年，国民革命军第21军政务处长甘典夔（绩镛）亦计划改良糖业，随与捷克糖商合组精糖厂，资本定为250万元，糖户可以甘蔗及生产品作资金入股，后因匪患而停办；1936年，爪哇建源公司陈陶声会同建设厅罗诗言倡言成立精糖厂，后因糖业公会反对而罢。在广西方面，广西贵县向檀香山钢铁公司购买机器计划设立糖厂等。

Emily M. Hill著Smokeless Sugar: The Death of a Provincial Bureaucra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结合统计数据及地方发展实际情况来看，1935年前后，中央及地方政府均倡言举办机制糖厂事业，并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施，虽然成效颇微，但是可以认为此一时期为中国机器制糖业的萌芽抑或起步阶段，并且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发展机器制糖事业来因应洋糖冲击影响一事上已基本达成共识。1936年时，负责全国经济发展规划任务的全国经济委员会编制了《制糖工业报告书》，从国家层面明确了中国糖业经济就是走发展机器制糖事业的道路。

郭崇阶、朱嘉骥著《商品调查（烟·酒·糖之部）》

机器制糖事业的发展与“精洁化”洋糖消费的展开相互涤荡，共生而相向发展。在“土洋之争”的局势下，机器所制之洋糖的优势极其显著，中国一方面需要处理手工制糖业的生存危机问题，另一方面也需要解决中外糖品贸易的巨大逆差局面，是故，生产、贸易精制糖品一跃成为“时务”“要务”，这既关乎商民切身利益，又涉及国家产业发展战略问题。“查我国未尝无优良之制糖环境，南部适宜种蔗，北部适宜种甜菜，一国而能具备二种制糖原料；除美国外，殆无其匹。然而制糖事业，在昔尤可称盛一时，今乃日就衰竭，旧式制糖，每况如下，新式制糖，随立随闭，推其原故，厥有二端：一为生产之不能改良，一为政府缺乏保护。因生产不能改良，成本高昂，品质次劣，外糖遂可乘虚而进；因政府缺乏保护，关税轻微，外糖挟其雄厚之资力，益得倾销无阻，而本国之制糖工业，旧式者日就没落，新式者方在尝试时期，益不能与之竞争”。自19世纪末以降，晚清政府、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均有关注机器制糖业的发展问题，尽管收效甚微，但是一直在努力探索。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政府的主导下，以四川地区新建的华农糖厂、中国联合炼糖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华原糖厂等机制糖厂为代表，中国才真正开启了机器制糖时代，不过，真正迈入大规模机器制糖时期应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此时国家在四川、广东、福建及东三省等重要产糖区建立起了一大批国营机器制糖厂。总之，发展机器制糖业，既是“土洋之争”的必然趋势，又是洋糖消费观念发展的内在要求，也即消费群体在获取甜味的基础上对糖品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精洁化”，这就迫使糖品生产者不断地革新生产技术以期提供更好的产品。

本文作者著《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糖业统制研究——基于四川糖业经济的考察》

五、洋糖消费的时代性及其经济意义

放长视距审视近代中国洋糖消费的价值，不难发现其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及特殊的经济意义。糖品经历了漫长的奢侈品时代后，在清中期以降演化为日常生活所用的普通商品，其作为“稀有珍品”炫耀性消费的象征意义渐趋退却，社会更加重视其作为“营养”物质的使用价值及经济效益。但是，随着近代洋糖消费的兴起，“时尚风”“文明性”的新糖品消费象征意义日趋显露，直到20世纪90年代，精制糖品彻底“沦为”普通商品，这一新象征意义才完全消散，与此同时，在近代饱受“讥讽”的手工糖品（尤其是土法红糖）的工艺性、体验感再度受到追捧。在手工工艺与机器技术角力、传统元素与现代因子杂糅的近代中国，洋糖消费在独具的时代特性中也透露出特有的经济价值。1932年编成的《修正糖品检验标准意见书》对此有最早的总结，“在历史上蔗糖有三种时代，一，药用品时代；二，奢侈品时代；三，日用品时代是也。古代希腊及中国，以蔗糖为药，颇为珍视。至今中国妇女，于经期内，尚沿用红糖。至1570年后，始成贸易品，但当为贵族社会之奢侈品也。及至1800年，甜菜糖工业化后，世界各地糖之消费量大增，甚至于以糖及石碱之消费量为计测国家文明程度之标准矣”。

实业部天津商品检验局化验处马杰、吴家振编《修正糖品检验标准意见书》

糖品消费观念的第二次转向。历史时期，糖品炫耀性消费的象征意义主要体现在个人（阶层）的身份及地位的象征。在汉唐时期，甘蔗、糖品仅供给高僧、皇族、尊贵大臣等上层特权阶层消费；在宋元时期，糖品多为富人追逐的奢侈品对象；在明代，糖品仍为宫廷宴请、赏赐大臣必备的贵重物品。因此，在一定程度可以认为，7世纪到16世纪，中国用糖消费行为，除了享受糖品带来的甜美味觉之外，更多的是个人（阶层）身份和地位的象征。17世纪的英国糖品消费情况与此比较类似，到1650年时，英格兰贵族和富翁们变得嗜糖成癖，而蔗糖则频频现身于他们的药品、文学想象以及社会等级的炫耀过程中。在后大航海时代，美洲甘蔗种植园经济随之蓬勃发展，糖品、棉纺织品与奴隶之间的三方贸易成就此一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态势，糖品消费亦越出了欧洲贵族阶级炫耀性消费的认知范畴，一度与道德伦理、女性关系等话题融为一体。

西敏司著《饮食人类学：漫话餐桌上的权力和影响力》

近代以来，“精洁化”洋糖消费理念赋予了糖品消费新的象征意义。其一，洋糖消费成为近代中国民众时尚消费、现代性消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洋货对中国城乡民众的消费方式产生了较大影响，“洋人心计甚工，除洋布大宗之外，一切日用皆能体华人之心，仿华人之制，如药材、颜料、瓶盎、针钮、肥皂、灯烛、钟表、玩器，悉心讲求，贩运来华，虽僻陋市集，靡所不至”。“近来民间日用，无一不用洋货，只就极贱极繁者言之，洋火柴、缝衣针、洋皂、洋烛、洋线等，几几无人不用。一人所用虽微，而合总数亦颇可观。洋火柴洋烛，现在沪上亦有制造，然销路未畅，外洋之货，仍源源而来，可见本国之货，只居十之二三”。“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华民生计皆为所夺矣”。20世纪初，据研究，“糖之效用，在能增加人之体温与做事之能力，日食500克糖量之工人，所做工作，较其不食糖时，增加效能61%至76%；喜食之儿童，其态度常较活泼。德法治军者，遇士兵交战疲乏时，辄饷以糖，增其精力，然后令其冲锋临阵，每有疲兵再战，一以当千之势”。其二，象征着一个国家富裕及文明程度。19世纪末20世纪初，糖品消费与经济社会生活的现代性进一步融合，国民消费糖品数量也一度成为衡量一国发达与否的标准之一。“国之贫富视糖之消费多寡为准，人民生计渐裕，则糖之消费亦渐增”。一些经济学家也认为，“世界各国人口平均食糖数量多寡之比较，足以判定其国文化之等差高下与其进步之迟速”。1925年，香港《南华早报》亦报道，糖品已被认为是评判国家富裕程度的世界性标尺，是一种生活必需品，时下的美国最为富裕，其人均年消费糖品数量亦居世界首位，达到101磅。1929年8月28日，时任工商部长的孔祥熙到上海考察中国国糖公司（China National Sugar Refinery）筹建情况，亦指出糖品已为人们日常消费的必须品之一，从欧美地区糖品消费来看，国民消费糖品数量越多，其国家文明程度越高。

郑观应著《盛世危言》

“绵糖”消费偏爱与中国糖税税则改革。与西方人仅消费高纯度的精糖（99.5％—100%）不同，中国人消费各种等级的糖品，从糖浆、红糖到颗粒状精糖、块状冰糖，同时，对绵糖（soft sugars）有特殊偏爱。绵糖一直有较高的湿度（2％—6%）精制糖品，在颜色、转光度、湿度、杂质含量等方面，各种绵糖之间没有确定关系。例如，绵糖S.5“wen”,其转光度从82.29到93.05，转化糖含有量从3.14到1117。事实上，同一家公司生产的同一种颜色绵糖由时间的变化其化学成分亦有差异，而中国消费者则根据颜色来厘定糖品种类，故而他们一点也不关心各类糖品的化学成分。另外，尽管同一样颜色的硬糖（hard sugars）拥有更高的质量，他们依旧偏爱绵糖。

在19世纪末以前，中国为糖品出口大国，而糖品进口为数甚微，故无特别进口税则，比如，“1880年进口糖品值洋279 202元，1890年亦仅值洋1 075 674元，故海关税则，对于进口糖只按普通货物值百抽五之例，而无糖税之特别规定也”。迨日本侵占台湾之后，“食糖遂由出超而变为入超，于是糖关税亦不得不特有详细规定矣”。1902年，糖品关税始特有规定，因进口糖品多系爪哇糖，故而“按荷兰标本号数，判其糖质之高低，而定期应纳之税额，且其种类亦仅分为白糖、赤糖、冰糖三种”。因此，在近代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主的各糖业主体借助荷兰标本糖色确定了统一的糖品关税税则。不过，随着洋糖消费的兴起，日本及英属香港逐渐取代中国成为东亚最大的糖业主体，进口数量剧增，种类繁多，旧有按照色差厘定关税税则的荷兰标本糖色操作起来难度极大，致使海关检验时纠纷不断。比如，根据江海关化验处周大瑶所著《中国政府采用旋光法厘定糖税之经过》一文记述，“惟荷兰标本色之各号糖色，其号数距离不远者，色泽深浅相差极微，而海关化验人员仅凭其个人之经验，与夫目力之判断，以作分号之根据，每与商人各执一辞，易滋误会”。

上海外滩江海关大楼旧照

20世纪初，西方国家已经使用了旋光度测验法订定糖品关税，随着大批量洋糖进入中国市场，重新厘定糖品关税税则势在必行，不过改制的情况并不简单，国民政府分别于1918年、1922年、1928年及1930年四次修订糖税税则，但是处于对中国特殊用糖习惯（偏爱绵糖）情况考虑仍旧采用荷兰标本糖色作为税则厘定之标准。很显然，输入日本及英属香港精糖因转化糖问题而无法按照高级精糖征税，势必无法达到通过税收来保护中国制糖业的目的，但是，在洋糖消费全面展开的情况下，中国糖税税则跟国际接轨而改用旋光度测验法是势在必行，故而，1932年3月14日，国民政府再次修订糖税税则，采用旋光度测验法来征收糖税。

旋光仪

洋糖消费与东亚糖业经济格局的变动。在近代东亚糖业经济格局变动讨论中，以往多从中国糖业式微、日本精制糖业发展、英属香港糖业崛起、爪哇糖业发展等方面进行探讨，而较少从消费史视角进行分析。洋糖消费的兴起无疑是一个引发东亚糖业格局发生了裂变的重要诱因。

首先是洋糖消费刺激英资怡和、太古集团投资制糖业，推动了英属香港机制精糖业的崛起。面对东亚市场上海量精制糖品需求和巨大糖贸利益，本为运销鸦片、茶叶等商品及经营轮船运输业的怡和、太古两个集团，率先在东亚地区投资精制糖业，它们最早利用广东及爪哇原料粗糖制造精糖，拉开东亚机制精糖业的序幕。1878年—1905年间，凭借技术、资本、运输以及不平等关税等方面的优势，怡和、太古精制糖品不仅独占中国、日本洋糖市场，并远销印度、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等市场。尽管，在1928年时怡和集团所属的中国制糖公司破产清算，但是，太古集团的太古车糖公司并未因此而陷入低谷，反而努力开拓到东南亚及印度市场，成功走出困境，太古牌洋糖畅销整个亚洲地区。

怡和集团创办人William Jardine像

其次是洋糖消费迫使日本大力发展精糖糖业，迅速实现了糖品进口替代战略并成为东亚糖业力量的重要一极。从日本市场上的糖品消费来看，从江户时代到明治前期，日本主要依赖中国输入糖品，明治中期以后，英属香港精糖及欧洲甜菜糖进入日本市场。为了摆脱糖品进口依赖困境，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就制定糖品国产化方针，努力在冲绳及北海道发展本土制糖业，但是成效并不显著，为此日本利用爪哇糖品转向东亚市场的契机，大批量进口爪哇原料糖，在日本本土发展机制精糖事业。1896年，日本制糖有限公司成立，资本30万日元；随后，神户、新高及盐水港等机制精糖公司相继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本土的机制精糖厂由战前的5家迅速增加到13家。到1937年时，日本已拥有新式制糖公司14家，制糖工厂77个（精制糖厂16家），一日甘蔗及甜菜的压榨能力约合48万吨，一日精制糖品数量能力为3 359吨，总资本为2.702亿日元，是日本国内首屈一指的大产业。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之间，一方面，在洋糖批量倾销的情况下，作为传统制糖大国的中国，其手工制糖业日渐式微，20世纪以降已完全沦为糖品输入大国，由其主导的东亚糖业格局解体；另一方面，受洋糖经销厚利影响，英资贸易公司及日本政府均致力于借助爪哇原料粗糖来发展机器制糖业，由此英属香港及日本精制糖业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中国乃至东亚市场上的主导糖业力量。

近代中国洋糖消费的兴起，其影响不仅仅存于社会生活领域，并在糖业经济中引发了剧烈震动。一方面，“营养”“时尚”“卫生”等多层消费诉求融合在一起，“精洁化”洋糖消费理念逐渐形成，这种理念成就了东亚地区一个较新的商品消费动向；另一方面，东亚消费市场对洋糖的偏爱，直接推动了糖业经济发展的新动向，即机制白糖的批量生产。东亚各种糖业力量纷纷重视机器制糖业的发展，英资怡和、太古集团利用香港的区位优势，以爪哇粗糖为原料加工制造精糖，不仅开东亚精糖制造风气之先，并且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亦借助爪哇粗糖着力发展本土精糖制造业，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不仅完成了进口替代的战略任务，而且一跃和英属香港糖业成为东亚糖业经济的两极。

Robert Bickers著China Bound: John Swire & Sons and Its World, 1816-1980

六、结语

作为区域性特产的糖品，其贸易活动无疑是一项利润丰厚的商业活动，并在跨区域贸易网络建构及经济全球化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很显然，无论是从东亚区域来看，还是就世界范围而言，糖品生产、销售及消费，均非孤立、单项纬度的经济现象，而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多维度联系的经济活动。近代中国消费洋糖论题，多从属于洋糖进口及其冲击中国市场等相关方面的论述，毫无疑问，这一经济史视域下的关切极为重要，但并非全部，由此引起的社会现象及经济行为并未被全面解读。

从长时段糖品消费史予以审视，中国糖品消费在清中期实现了第一次具有根本意义的转向（学界称之为糖品消费的“庶民化”）后，近代糖品消费的“精洁化”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糖品消费的第二次重大转向，与上一次由数量累增而引起的糖品由奢侈品转为普通商品不同，这一次转向在于追求糖品的质量，同时，也不难发现，在此背后折射出近代中国消费这种既重视其“使用价值”（即获得甜味），又更强调其“营养价值”及其所展现出的“现代性”生活理念。比如，趋新的西化生活方式及表征一个国家的富裕及文明程度等内容。可以肯定，其时代性及影响完全不亚于第一次转向。近代以来，洋糖消费是世界工业科技、文化发展的使然，首先是制糖技术的根本性发展，即机器制糖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糖品的生产方式，使其可以“精制”，并保证了“洁净”需求；其次，近代中国民众消费方式的现代性变化，使其在糖品供应量增加以后，必然会考虑其色泽、质量等问题。21世纪以来，随着生产技术的发达，糖品价格愈发低廉，糖品种类极其丰富，含糖商品与日俱增，不过，有害健康的“毒性”糖品消费认知日益扩容、加深，势必将形成中国糖品消费的第三次转向，由此反观，要廓清从“庶民化”到有“毒性”的糖品消费演变历程，那么，总结、反思第二次转向，则价值非凡。

本文作者著《东亚糖业史研究》

从实际的经济行为来考量，20世纪初以降，中国洋糖消费数量急剧攀升，“精洁化”洋糖消费展开与机器制糖事业发展相互影响，发展机器制糖业已成为近代中国刻不容缓的时务。一方面，重视精制糖品问题已成为东亚各糖业主体的共识，比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调查发现，“国人（中国）对于糖之消费，渐趋于精洁化，所嗜之糖，品质渐高，因此输入值价值方面，增加更速，最高时竟达9    800余万海关两。最近之一年车白糖之输入，更大见增加，然而消费之品质虽提高，国内竟无大规模之炼糖工厂，土法所制之国糖，青赤糖多，而白糖少，只能消费而不能生产，殊为国民经济前途忧也”。又如，据中国精糖制造公司1899—1924年历年年度会议报告，中国市场对精制糖品的需求量呈持续增加势头。再如，日本糖业专家木村增太郎在明确日本糖业未来发展趋势时指出：日本方面应密切关注中国市场的消费动向，日本向中国市场输出赤糖（原料）数量必定会减少，而机制精糖将成为主要输出糖品种类，在中国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英属香港的两家精制糖品厂（使用爪哇原料糖品，用骨碳过滤法加工成精制糖品）。另一方面，从糖业技术层面来看，机器制糖显然已成为近代东亚糖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路径，机械化生产从技术层面解决了精制糖品生产的批量化问题，英属香港地区、日本、中国大陆等东亚糖业主体纷纷致力于精制糖品事业的发展。由此，可以认为，近代以来洋糖消费理念的兴起，其作用不亚于清中期糖品消费大扩张所产生的影响，撬动并摧毁了中国糖业一糖独大的糖业经济旧格局，进而形塑了多元竞胜的糖业新局面。

季羡林

中国糖史专家季羡林曾指出人类许多极不显眼的日用生活品和极常见的动、植、矿物的背后均隐藏着一部十分复杂且具体生动的历史，糖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物品之一。19世纪以来，在欧洲甜菜制糖业崛起、古巴与爪哇的甘蔗糖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精制糖品成为大宗贸易商品，其经济价值为各国所重视，其精制及消费问题随之成为世界性话题，近代中国并未置身事外，“精洁化”洋糖消费的兴起在中国糖业经济发展史上具有较为特殊的历史地位。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作者：赵国壮，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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