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编译
导语：
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奠基石，也是学术活动能够规范、高效开展的基础。然而，随着政治势力与社会争议进入校门，美国大学校园成为了各群体争夺影响力的重要场所，大学的学术自由也在多方“夹击”之下遭到了严重冲击。近期哈佛大学有学生因批评以色列的人权记录而没能获得奖学金的事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那么，究竟是哪些主体影响着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以满足自身诉求？不同主体对学术自由施加影响的途径又是如何呢？
本文编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网站的评论文章，原标题为《学术自由的三线战争》（The Three-Front War on Academic Freedom），作者为芝加哥大学教授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和研究主任汤姆·金斯伯格（Tom Ginsburg）。文章略有删改，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思考，与公众号立场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对于美国的学术自由来说，本周是黑暗的一周。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让其政治盟友“挤满”了一所文理学院的董事会，并决心将该学院转变为保守派的意识形态堡垒。人权观察组织前负责人肯尼斯·罗斯（Kenneth Roth）因为对以色列人权记录的批评而未能获得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奖学金。明尼苏达州哈姆林大学（Hamline University）的一位教授则因为在艺术史课上展示先知穆罕默德在数百年前的画像而遭到抨击并被解雇。
为了推进其产生和传播知识的核心使命，高等教育机构依靠三个主要来源的资金：国家、市场以及他们的学生和校友。事情的关键是要保持这三者之间的平衡，过于依赖其中任何一个都会对大学的学术自由构成显著威胁。
首先是国家，国家在限制学术自由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红色恐慌”期间，教师可能仅仅因他们的意识形态差异而被驱逐出大学。虽然明确针对教师的做法在今天很少见，但对政府资金的持续依赖意味着大学的预算、课程、人事等方面仍然很容易受到来自政客的影响。
▲明尼苏达州哈姆林大学教授因为在艺术史课上展示先知穆罕默德在数百年前的画像而遭到抨击
共和党人将大学问题看作政治问题。他们认为，教育机构，尤其是大学，是自由主义生长的温床。例如，在2021年题为“大学是敌人”的演讲中，日后的美国参议员万斯（J.D. Vance）认为，大学追求的不是“知识和真理”，而是“欺骗和谎言”，并称他的母校耶鲁大学法学院对保守派观点怀有敌意，是“真正的极权主义”。
但共和党人非但没有保护学术自由，反而试图阻止传播其不认同的思想。德桑蒂斯一直是禁止关于种族“分裂”课程的主要提倡者，此前，学校对“批判性种族理论”存在道德恐慌。去年，他签署了《停止对我们的孩子和员工的错误（Stop WOKE）法案》，该法案禁止“支持、促进、推进、灌输或强迫”与种族有关的几种观念的教学，包括为实现多样性而进行歧视是可以接受的观点。它还试图防止任何人因其种族或性别而感到“内疚，痛苦或其他形式的心理困扰”。
去年11月，一名联邦法官下令对该法案的高等教育部分发出临时禁令，理由是其侵犯了教授的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权。这是学术自由的胜利，但德桑蒂斯并没有放弃。他现在的目标是通过其他方式实现其意识形态追求。通过在总计十三人的佛罗里达新学院（New College of Florida）董事会中任命包括希尔斯代尔学院（Hillsdale College）院长在内的六名保守派，德桑蒂斯希望将佛罗里达新学院转变为“南方的希尔斯代尔”。
▲德桑蒂斯签署Stop Woke法案
但国家并不是唯一压制学术自由的行为体。优秀的大学也需要让他们的私人捐助者，包括行业合作伙伴和慈善家远离学术决策。因为毫无疑问，来自捐助者的压力可以影响一个机构的决策。
拒绝肯向肯尼斯·罗斯发放奖学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大学官员没有公开解释他们为何拒绝罗斯的奖学金申请，但学者们声称罗斯所谓的“反以色列偏见”是主要原因。罗斯执掌近三十年的“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组织遭到了以色列支持者的强烈反对，如该组织在2021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声称，在某些地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施加的“人权剥夺” 非常严重，相当于“种族隔离和迫害的危害人类罪”。
罗斯并不是第一个因为以色列问题而在大学里遭受挫折的人。2020年，由于来自捐助人的压力，多伦多大学放弃让曾经批评过以色列的瓦伦蒂娜·阿扎罗娃（Valentina Azarova）执掌其法学院的人权项目。多伦多大学最终受到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的谴责。
2021年，北卡罗来纳大学董事会拒绝了该学校新闻系向妮可·哈娜-琼斯（Nikole Hannah-Jones）提供终身教职的建议，原因也是来自捐助者的压力。保守派捐助者显然对她参与“1619项目”感到不满，该项目是《纽约时报》的一项倡议，重点是研究美国奴隶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遗产。
▲妮可·哈娜-琼斯（Nikole Hannah-Jones）
学生学费在过去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倍多，这减少了大学对公共和私人捐助者的依赖。但过度依赖学费会产生自己的风险，大学越来越多地将学生视为客户，结果是越来越多地服从于学生的要求，不再提供可能引起学生反感的资料。
如在哈姆林大学的争议中。即使兼职教授埃里卡·洛佩斯·普拉特（Erika López Prater）并没有犯错，他在教学大纲中提出警告并提供了相关背景，随后才展示了14世纪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画像。该画像由波斯人完成，并长期受到穆斯林的赞誉，因为一些穆斯林认为先知的一些画像是可以展示的。
但无论如何，学生们还是对此怨声载道，该大学的“包容性卓越副校长”将普拉特的行为称为“不可否认地......仇视伊斯兰教”。显然，以确保每个学生都被倾听的名义来损害教职工的利益比捍卫一个明显正确的教学决定更容易。
▲美国哈姆林大学
压制性国家法律的回归无疑对学术自由构成了严重威胁。但正如哈佛大学和哈姆林案所表明的那样，私人捐助者和学生的过度影响可能同样有害。在所有三种情况下，一些群体被冒犯的感觉都限制了高等教育的内容。当然，我们决不能容忍对少数群体的歧视和威胁，这种不满情绪也需要表达和讨论。但是，如果每次有人感到被冒犯时，学术交流和校园辩论都会因此取消，大学怎么可能探讨有争议的话题呢？没有美国文明成就之一的知识自由，大学就不可能成为引领思想和进步的源头。
编译：高隆绪
编务：张乐词
责编：张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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