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党特朗普派如何看待俄乌战争？

周四，美国保守党评论员詹姆斯·大卫·万斯（J.D Vance）向一群人呼吁，警告美国不要过多地介入乌克兰局势。“利用美国的力量来干欧洲的脏活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万斯愤怒地说道，“华盛顿本就是一个疯子云集的地方，我希望各位暂且能当个理智的人。”

万斯作以上讲话的场所，是位于华盛顿市中心的马奎斯万豪酒店。台下的听众大概有100多名，大部分是年轻的保守派。在讲话中，万斯不仅对美国的海外干涉提出质疑，还警告其他保守派成员要多加关注共和党内建制派“令人担忧”的复兴。

这是一场名为“从混乱中崛起”的集会，共和党特朗普派将其称为“紧急”会议，旨在讨论普京入侵乌克兰所导致的政治后果。会上，青年男性统一着庄重的深色西装，女性则一律着连衣裙，他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演讲者们一个接一个地上台强调干预乌克兰事务将给美国人的生活带来的危险，并且不断发出警告：这种在当年导致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爆发的战略思维的回归，在之后招致的后果将不亚于第三次世界大战。

因此，伴随着乌克兰战争的持续，共和党也将迎来一场战争——一场针对本党自身的战争。与以往一样，这场战争围绕着“美国优先”的原则展开。2016年4月，在共和党初选期间，特朗普在华盛顿的五月花酒店（Mayflower Hotel）首次提出了这一原则。特朗普在那里承诺，将避免海外军事干预并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彻底调整。

然而，这一承诺从未完全兑现。最终实现从阿富汗撤军的是民主党总统拜登，而不是特朗普。在其反复无常的任期之内，特朗普从未真正掌控过自己的国家安全顾问，也就是麦克马斯特（(H.R. McMaster）和博尔顿（John Bolton）这样的鹰派思想家。从特朗普支持者的角度来看，此二人成功颠覆了特朗普最初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

但是，特朗普确实成功改变了保守派对普京本人的评价。普京被视为美国的强大对手，掌握着为特朗普及其追随者所公开赞叹的权力。即使是乌克兰战争，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特朗普对这位俄罗斯领导人的崇拜之情。特朗普最多只愿意承认他对普京的感到“惊讶”，然后又“重操旧业”，试图再次利用乌克兰危机（就像他在2019年“通乌门”中的所为一样）为自己谋利。在本周接受“真实美国之声”（Real America Voice network）采访时，特朗普公开喊话普京要求其曝光亨特·拜登（译者注：拜登之子）的不法活动。

尽管特朗普对普京的看法并未发生多大改变，但乌克兰战争加深了特朗普追随者与共和党鹰派之间的裂痕，削弱了这两者本就不甚稳定的合作关系——前者对美国的海外干预行为深恶痛绝，后者却对战争颇为热衷。自伊拉克战争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支持“”外交政策（以促进民主和政权更迭为政策基础）的新保守主义者一度威信扫地。然而，几乎在一夜之间，随着美国国内就加强与北约的联盟以对抗俄罗斯达成新的外交政策共识，鹰派大有再度卷土重来之势。对此，大西洋理事会欧亚中心副主任梅琳达·哈林（Melinda Haring）评论道：“这几年以来，新保守派一直未能在外交决策中拥有话语权”，“以乌克兰战争为契机，他们又回来了”。

事实也许确实是这样，万豪酒店为期一天的会议为我们了解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动乱，以及其党内特朗普派的持久力量提供了窗口。很明显，自始至终乌克兰战争并没有使与特朗普结盟的右派力量退却，反而使其更加进取。

正如特朗普提名的驻阿富汗大使、美国经济研究所所长威廉·鲁格（William Ruger）所述：“新保守派似乎奇怪地受到当前危机的鼓舞，他们喜欢白宫将这场危机定性为民主与威权之争的‘二元论叙事’。但现实主义和要求克制的力量不会在这场斗争中退缩。与20年前不同，美国公众不会轻易接受新保守主义者的陈词滥调。”

万豪会议的参会者通常将自己称作“现实主义者”或者“克制者”，与会人员都是这一派的重要人物，包括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肯塔基州)、众议员托马斯·马西(Thomas Massie，肯塔基州)、丹·毕肖普(Dan Bishop，北卡罗来纳州)、马特·罗森戴尔(Matt Rosendale，蒙特州)等政客，同时也包括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索拉博·阿马里(Sohrab Ahmari)、莫丽·海明威(Mollie Z. Hemingway)以及万斯这样的评论家。这场活动由《美国保守派》（American Conservative）杂志以及以“鉴别、教育和培养践行支持强大家庭、主权国家和所有人繁荣的公共政策的美国年轻人”为宗旨的“美国时刻”组织（American Moment）联合举办，万斯是该组织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这些保守主义机构旨在针对在过去几十年在华盛顿蓬勃发展的鹰派国家安全网络，建立一个年轻的反建制力量人才储备库，为未来可能胜选的特朗普、德桑蒂斯、克鲁兹或霍利（译者注：皆为保守派的中坚政客）政府输送在意识形态上可靠的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上接二连三的发言者更多是在抨击共和党鹰派，而不是在讨论乌克兰问题本身。事实上，乌克兰危机本质上更像是一个可借题发挥以讨论美国国家意识（nationhood）的由头，而基辅自身的命运反而退居其次。新《契约》杂志（Compact magazine）发表的一篇题为《远离深渊》（Away From the Abyss）的声明概述了一个基本论点——援助乌克兰就等于伤害乌克兰。按照这种想法，美国及其盟友都在抵制冲突降级的同时鼓励倒霉的乌克兰人奋战到底，以希望实现莫斯科的政权更迭，而这很有可能会引发一场全球性的大灾难。

特朗普政府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的主任拉斯·沃特(Russ Vought)就曾抱怨对“新保守主义时刻的抨击”。对沃特来说，乌克兰战争似乎只是一个小插曲，领导人真正应该考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不把美国的军队从欧洲撤回来”。他由此声称，2019年特朗普因担心乌克兰对美国军事援助的处置问题而下令暂停援助是一个明智之举。但是，此举却“吓坏了”美国国内“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精英，并使总统陷入弹劾危机。沃特说，美国在未来“需要一个有魄力拒绝并揭发这些政策专家的总统。”

然后发言的是乔·肯特（Joe Kent）。肯特现年41岁，前陆军特种部队军人，目前正在竞选国会议员，以期取代杰米·埃雷拉·博伊特勒（Jaime Herrera Beutler）的位置，后者正是在2021年1月6日国会骚乱背景之下投票支持弹劾特朗普的10位众议院共和党人之一。相较之下，肯特得到了特朗普的背书，以及彼得·蒂尔（Peter Thiel）和史提芬·永利(Stephen Wynn)的财政支持。在9月于华盛顿举行的“J6正义”（Justice for J6）集会上，肯特发表讲话称：“不走正当程序逮捕政治异见者，这是在香蕉共和国（译者注：对经济体系属于单一经济、拥有不民主或不稳定的政府，特别是那些拥有广泛贪污和强大外国势力介入之国家的贬称）才会发生的事情。”肯特宣称自己正在与建制派作斗争，并且时常出现在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的福克斯新闻节目和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的“战情室”（War Room）播客中。在本次会议上，肯特解释说，“建制派下定决心要将我们的国家推向与俄罗斯的灾难性冲突之中”，向基辅提供更具杀伤力的武器援助并对俄罗斯进行网络攻击是在走一条通往战争的道路，“我们应该保持务实”。而肯特所谓“务实主义”的意涵，似乎就是给予普京他所求的一切。在他看来，“普京已经提出了对乌克兰的诉求，这是一个缓和局势的合适开端”，普京要求掌控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诉求也“非常合理”。与沃特一样，肯特也对新保守派大加批判，说这些“右翼的新保守主义者”“渴望权力、热衷流血、不可信任”，“拜登正在梦游走向战争”。

众议员马特·罗森代尔（Matt Rosendale）与肯特对乌克兰的看法一致。他表示，真正的入侵不是发生在乌克兰，而是发生在美国的南部边境。他解释说，他之所以在国会反对针对俄罗斯的法案，是因为他“不能在知晓本国南部边境正在被入侵的同时，对此种法案给予支持”，虽然“乌克兰人民生活悲惨”，但美国政府更应该关注死于吸毒过量的10万名美国公民，这些人的死亡“与死于入侵别无二致”。此外，拜登对乌克兰的援助也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罗森代尔宣称：“我对一位妥协让步的美国总统表示严重怀疑，拜登正在向一位不那么坦诚的乌克兰总统提供难以置信的帮助。”他补充道：“我们这可真是盛产战鹰。”

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的态度则更为谨慎。他指出，反干涉的共和党人已经在华盛顿的政策辩论中取得了实际进展。“有少数人对俄罗斯人表示同情”，保罗小心地表示：“我不同情乌克兰的”，“即使是新保守派的领导人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也未曾呼吁美国在乌克兰驻军。”但即便如此，会议整体上还是体现出对共和党再犯干预主义错误的强烈担忧。众议员丹·毕晓普（Dan Bishop）由此宣告：“特朗普挑战了共和党新保守派的正统地位，这值得称赞”。他还表示，从“特朗普身上汲取经验”至关重要，共和党必须致力于摆脱群体的迷思。同样，由前特朗普政府官员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和《纽约邮报》前专栏作家苏赫拉布·阿马里（Sohrab Ahmari）等人组成的专题讨论小组，也对鹰派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持久影响力进行了分析。

共和党内更传统的里根派对乌克兰危机的解读相对而言则更加简单直接。在他们看来，普京的行动对当前的全球秩序构成了威胁，美国拥有道义上的义务维护秩序，同时也应该在防止秩序崩溃方面做到毫不利己。艾哈迈里看法与之截然不同，他认为“令人担忧的是乌克兰”以及媒体迅速向乌克兰一边倒的现象。他随之指出，从新冠肺炎、“黑人命贵”以及乌克兰事件中体现的“模仿策略”（mimetic tactics）体现了“干预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调整其精神控制策略的技巧”。对此，安东开玩笑说新保守主义是否也出现了“奥密克戎变体”。《美国保守派》高级编辑海伦·安德鲁斯（Helen Andrews）也打趣道：“要我说，乌克兰就是个腐败成性的国家，来捉我吧！”

有几位参会人员要么回避谈论普京本人，要么回避普京试图整个乌克兰民族的。也有不少人似乎在一定程度对普京的权力政治给予了同情和理解。八年前，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J. Buchanan)首次表达了此类观点。在《美国保守派》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布坎南问道：“普京是旧保守主义者（paleoconservative）吗？在为人类未来而战的文化战争中，他是我们中的一员吗?” 这其实是两个反问句，布坎南的论点是，美国而非俄罗斯才是世界上的坏人。在他看来，“里根总统曾称旧苏联帝国为‘现代世界的邪恶中心’。普京总统曾经暗示，在21世纪奥巴马领导下的美国可能更配得上的这个称号。当今美国人如此热衷于堕胎、同性婚姻、色情产业、滥交以及全套好莱坞价值观，这么一看普京的话也并非毫无道理。”

在那次会议上，我与斯科特·麦康奈尔（Scott McConnell）进行了交谈，他是一个业已落选的新保守主义者。在2002年，他与布坎南和塔基·西奥多拉科普洛斯（Taki Theodoracopulos）共同创立了《美国保守派》，以抗议布什政府向伊拉克开战。我问他为什么大批保守主义者从里根时代支持海外干涉的立场，转而开始支持普京和其他极右民粹主义者，比如匈牙利的欧尔班·维克托（Orbán Viktor）。他解释说:“普京和欧尔班都不是共产主义者。今天的匈牙利比三五十年前要自由得多。” 对于支持“美国优先”的右翼来说，这种观点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消失，而万豪会议也只是共和党内部长期争斗的一个小小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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