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既伤脑筋又伤感情的事儿
2022-08-03 星期三
做出版，有一个关键环节较少被人提及，却让人既伤脑筋又伤感情，那就是一本书的绝版。所谓绝版，就是对某一本书不再加印，版权不再续约，版权到期、清理掉库存之后，这本书不再销售，这一版本也就此绝迹江湖。一本书的出版，意味着诞生，往往有隆重的登场仪式，推广与营销也做足功课。而绝版，则相当于退场。如果该书稿以后没有其他出版机构接手做另一个版本，就等于没有重生的死亡。尽管从感情上很难接受，但绝版实属出版行业的题内应有之义：如果每一本书都保留一定库存，永远维持着可供货状态，那么再大的仓库也放不下，这时候最大的成本已经不是编辑印制，而是仓储与现金流了。而伤脑筋的则是：你需要做出决定，让哪一本书绝版，以及到什么时候应该绝版。既伤脑筋又伤感情，可你又必须这样做，否则就是尾大不掉，被库存拖累，进而发展到团队所做的工作都被拿来补贴库存。对读库十几年间出版的各种各样的书，我们曾经做过各种有形无形的绝版参考指标，最终发现大多参数都太过主观、模糊，于是简化成一条：以销量做判断。没错，每本书都是自己吭吭哧哧做出来的，都是自己亲生的孩子，实在没有办法靠一些朦朦胧胧的情感因素来厚此薄彼，只能拿唯一清晰的数据来管理。特别是当一本书有2000册库存，而每月只有十几册销量，要消化掉全部库存需要一二十年的时候，你不想让它绝版都难。看起来功利且无情的销售数量，成为我们最近一两年的决策依据，另一方面，这也促成了某种公平，因为实在难以用虚头巴脑的其他价值属性来彼此说服。我是这样安慰自己的：至少，我们为这世界留下了5000本书。5000，在读库内部，被称为一个“出版单位”。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们的每一种书，初版印数至少都是5000册。许多同学可能会对这么低的首印数不以为然。与动辄几万起印的出版黄金年代相比，这确实太过卑微了，但看下另一个公开数据：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20年底，我们的图书市场上，有196万种书的单品销量低于1000册。2020年之后呢？我都不忍心去搜寻相关数字了，估计更让人沮丧。还有一个需要考量的因素是如今网上二手书店的兴起，原本会永久归属某人书房、书架的书，有许多已经参与二次流通；而网络搜索和支付手段的便捷，也让许多人有了“与其在自己家里翻来找去，不如在网上下单一本”的习惯。可以这么说，在网络书店以及二手书市场，基本上没有你找不到的书了。所以我觉得，一部好的书稿，我们为这部分优质内容，在这世上留下至少5000份火种，某种程度上也就够了。需要它的人，自然可以找得到。这种薪尽火传的想法，让读库团队，尤其是版权部门决定一本书的绝版和退场时，基本可以做到心安理得，波澜不惊。六月份，我们的版权编辑递交了一份清单，上面是版权即将到期、销量又达不到要求的书，按照已经形成的定规，这些书将不再续约，清理掉库存之后，就此绝版。这份清单有三十多种书，意味着我们要与这些书告别了。因为有此前的心理建设，所以我并没有产生多大波澜，只是把这些书搜罗到自己的办公桌上，想借告别之际再好好爱抚一遍，重温一下当年决定出版时的心路历程，以及编辑过程中的种种甘苦。一本本打开，一页页翻过，我在心里与这些书一一说再见。应该说，是平静地说再见。经营压力悬在头顶，也顾不上什么矫情了。但当其中一套书被放置在我手中时，我的淡定却有些瓦解。这套书分为两本，一本叫《我没偷懒！读写记忆困难儿童案例》，一本叫《我能记住！读写记忆困难儿童实战》，作者为日本该领域专家品川裕香。顾名即可思义，它针对的是特定人群：读写记忆困难儿童。还记得当初决定引进这套书时的动因，是我听一位部队心理专家讲的故事，第一次知道了“读写困难”这个名词。一个品学兼优的小伙子，名校毕业，在某军方单位得到了一份工作，但没多久就被判定为不能胜任。父母恨不得要打官司，在相关测试和该心理专家的解释下，才不得不接受了事实：小伙子患有读写困难。这个故事有个光明的尾巴，一是当事人最终被换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岗位，也干得很出色；二是他尽管有读写困难，却多年没被发觉，也说明有这方面问题的孩子并无智力障碍。于是看到有这套日文书的版权可以引进时，我便毫不犹豫地签下来，是因为听那位心理专家说，国人对“读写困难”认知甚少。是啊，就像这两本书给我的感受，我们还习惯用“明明有能力却学不会，都是因为你懒”来责备孩子，或者用“只要努力，总能做到”这样的勉励来当作解决之道，殊不知孩子经受的伤害和自我责备有多深，以及因误会和误诊而耽误了最好的治疗时机。关于这一群体，我们岂但没有研究，甚至还缺少了解（日本也只是到1999年才官方认可了这类患者，并在学校中推行相关措施）。据美国的资料显示，全美学龄儿童中，阅读障碍患者的比例约为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这一数字让我在终审书稿时，有触目惊心之感：百分之十到十五，在我们周围，会有多少孩子被误会，被误诊？作者品川裕香女士在文中采用“读写困难”一词代替“读写障碍”，是因为她相信只要给予适当的教育支援，孩子都能取得相当的进步。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专业支援”就像眼镜之于近视患者一样不可或缺。遗憾的是，这套书由读库出版三年来，销售非常不理想，所以版权到期之际，我们决定不再续约。可是，如果这样的书就此绝版，有此类需求的家长和孩子，也就少了一份“专业支援”，这岂不是更遗憾的事情？希望这套书，可以让读写困难的孩子尽早被发现，扬长避短，因材施教——这就是我们当年引进这套书的初衷啊，并且因为需要把书中许多日文的对症和矫正训练更换为中文，所以编辑和翻译方面也是费尽心机。那样的辛苦我们甘心付出，是因为相信一本书，对某些人，在某种情境下，有某些特定用途，这就是她最不容置疑的出版价值。如今，难道仅仅因为销量不好，就让她绝迹于世？我们努力工作，读者热心支持，不就是为了让我们有钱任性，以丰补歉，来做一些相信她有价值、应该被做出来的事情吗？我找到版权编辑，对她说，这套书，我们再续一次约，哪怕卖得少，卖得慢，我们也要让她处于“有”的状态。又没过两天，机缘巧合，我认识了郑枫老师。她是一个读困男孩的妈妈（“读困”这个简称我也是从她嘴里得知的），用业余时间维护微信公号“飞米力”，这个读困科普小平台聚集了国内几百位读困家长，大家彼此支持，守望相助。我急忙约她，她又邀请到读困主题纪录片《我不是笨小孩》的导演樊启鹏老师，来我们的录音室录制了一期“读库立体声”，倾诉这方面的心得和感受，也希望可以给陷入困境的父母和孩子一些帮助和慰藉。这期节目我已附在文末，而我内心更多的感受，是自责于我们的工作做得还非常不到位，就要草草收兵。说起来，我与郑枫处于一个熟人圈子里，也早就与樊启鹏老师相识，如果稍微用心，接近读困群体并没有多么困难，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主动去找那些人，所以这套书与需要她的读者，就处于“两头找不着”的境地：书找不到需要她的人，人不知道有这样一本书。“我们把书做好，等待您来发现”，看来这是不够的。一个编辑，不应该只是满足于把书做出来，还需要去把需要她的读者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