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是七大洲中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据联合国人口司2019年的数据，在欧盟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据总人口的20.8% [11]。根据牛津大学循证医学中心对欧洲第一波新冠疫情死亡率的研究表明，60岁以上的人口随着年龄增加，进入重症监护室及死亡的风险也逐渐增加，80 岁以上老人感染后的死亡率是全年龄感染人群平均死亡率的五倍 [12-13]。
但新冠影响在欧洲 “年轻” 与 “年迈” 国家间也存在显着差异。2021年的研究 [13] 表明，在计算欧盟各国的超额死亡（释1）人数后发现，各国的超额死亡人数很大部分取决于该国人口的年龄结构。相比年龄结构偏向于年轻人口的国家，老龄化更为严重的国家则经历了更高的超额死亡人数。例如，作为欧洲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意大利在2020年4月至2022年3月期间累积新冠死亡人数和疫情期间的超额死亡人数都是欧洲首位 [14]。
2020年底，随着几种不同的新冠疫苗陆续在欧洲被批准上市，考虑到疫苗资源紧张及分配不均，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ECDC）在其发布的新冠疫苗接种策略指南 [15] 中强调，老年人及养老院工作人员、医护工作者、免疫力弱者及其照护者应该是优先接种疫苗的人群。尽管在执行细节上有所差异，但大部分的欧盟国家几乎都将长者排在接种疫苗的第一梯队——首先需要完成接种的人群。
唯一做出 “叛逆” 决定的欧盟成员国是保加利亚，即使本国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20.8%，但一开始政府仍将长者排在第二梯队，优先让染疫风险低、年富力强的年轻群体接种疫苗。这为保加利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第一梯队开始接种疫苗的五个月后，即在2021年1月至5月期间，保加利亚共有8813名60岁及以上长者死于新冠 ，此后保加利亚政府才调转车头，决定开放疫苗给年长人士接种 [16]。
在政治局势动荡、错误信息传播、反疫苗传统势力的三重夹击下，保加利亚的新冠死亡率是欧盟成员国中最高的，2020年4月至2022年3月期间的每十万人超额死亡率居于欧盟之首。2021年底，这场大流行已在这个拥有700万人口的国家造成30,359人死亡。
到了2021年底，奥密克戎变异株代表的新冠疫情强势归来，作为欧盟疫苗接种率最低的国家，保加利亚在奥密克戎的攻势下风雨飘摇，死亡人数连创新高，医疗系统濒临崩溃。新上任的保加利亚总理基里尔·佩特科夫在2021年12月23日宣布，为了提高老年人群疫苗接种率，政府将为接种新冠疫苗的老年人发放现金奖励，成为欧洲唯一一个为了刺激老年人疫苗接种 “发糖” 的国家 [17]。
政府规定：每名退休的保加利亚人在接种第一剂或第二剂疫苗后，在接下来的六个月内除了退休金外，还将获得一次性的75保加利亚列弗（约合人民币266元）现金。已经接受第三剂加强针的退休人数也将有资格获得该笔奖金。仅1个月后，三分之一的长者完成了2剂疫苗接种 [26]。
在执行较好的国家，比如欧洲第一波疫情中的抗疫 “模范生” 德国，人们甚至为不能 “插队” 接种疫苗而烦恼。疫情初始时，德国一直将死亡率控制得很低，但作为欧盟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德国为接种疫苗制定了近乎于严苛的计划 [18]。
德国公卫部门根据人群出现严重症状的可能性以及与风险人群或感染者的接触机会的高低，分为六个不同的优先级别 [19]。其中最高优先级（即优先级组1）的人群为：80 岁以上人士及住在疗养院的长者， 照护老年人的护理人员，照护极度脆弱的患者（例如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的医务人员，在新冠隔离病房工作的医护。60岁以上的长者以每5年为分界线，年龄从高到低依次被安排在前五个级别，而60岁以下全部人群则轮到最后一批接种疫苗。
每一个级别都有预计完成接种的日期，在前一个级别的人群完成接种之前，下一级别绝不能 “插队”。任何人想 “插队”，都将可能会被起诉，甚至曾有立法者提议对 “插队” 者罚款3万美元（约合19万人民币）[20]。
欧盟另两个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希腊和意大利，则相继从2022年1月和2月起，对年长人士实行疫苗强制令 [21]。
其中，意大利强制疫苗令的对象为任何年龄50岁及以上者， 违反规定将面临最高1,500欧元的现金罚款（约合15,000人民币）。惩罚措施相当有效，截至2022年4月，意大利50岁以上人口完成2剂疫苗接种率已超过90%。希腊则要求60岁以上的人士强制接种新冠疫苗，拒绝接种者将被每月罚款100欧元（约合1,000人民币）。约 520,000名60岁以上的希腊人在强制令颁布前尙未接种疫苗，而在宣布强制令后的24小时内，目标年龄组中的17,500多名希腊人已登记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