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到名古屋，为爱知华侨总会做了一场“中日社会与文化的差异”的讲演。
来会场相聚的，有资深的老华侨，也有刚来日本的学生，许多人都听了多年我在喜马拉雅FM上的“静说日本”节目，也读了我多年的“静说日本”公众号，非常感恩大家给我的支持。
聊到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我觉得首先是认知的差异。
譬如“同文同宗”。
我们中国人一直有一个概念，那就是，日本人当年派遣唐使到中国留学，不仅学习了中国的文字，也学习了中国的各种社会制度与科学技术，如今还保留着十二生肖和二十四节气，因此，中日两国是“同文同宗”。自然，这个“宗”，就是咱们中国。
日本人至今依然保持着过中秋的习俗
但是，日本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早期的日本文化，甚至是社会文明，确实传自于中国。但是，在日本200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国文化只是日本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基础，而且是前期的开化基础。而日本真正变得强大，是因为明治维新时期向西方学习，全盘引进了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与文化制度。明治维新，不仅让日本从一个以渔业和农业为主的岛国，一下子变成了近代工业大国，而且超越了大清，成为亚洲最强之国。同时在新汉字创造与社会教育文化制度上反过来影响和回报了中国。而战后，日本又接受了美国文化。因此，如果说日本文化的“宗”，有中国、欧美和本土三大“宗”，最终形成了日本独自的文化内涵与色彩。而且到了现代，日本与中国在价值观、社会制度上有着太多的差异，日本人因此认为中日两国是“同文不同宗”。
这是中日两国在社会文化上的第一大认知差异。而这一种差异，直接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日本人认为自己已经是“西方国家”，因此有了“白人意识”。而中国人认为日本的“脱亚入欧”政策是背叛中华文化圈的忘祖行为。于是，两国民众在情感上就产生了一种“不是自己人”的别扭。
西方的燕尾服成了日本标准的礼服
其二，中国信奉“革命”，而日本人讨厌“革命”。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日本的诸多事情中，最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是在过去2000多年的历史上，日本人为何没有出现过“我把皇帝杀了，我来当皇帝”的“革命思想”。
也正因为有这一种的不理解，也因此无法理解日本人对于天皇的盲目尊崇，包括为何在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为啥没有直接以“第一战争罪犯”的罪名，将日本天皇送上绞刑架。
从公元前660年，神武天皇建立日本这个国家开始到现在，日本已经历经了126代天皇，而且这126代天皇，就他们一家世代相续，没有人取代过他们，所谓“万世一系”。
我们中国人把皇帝称为“天子”——天的儿子。而日本则把皇帝称为“天皇”——天的皇帝，直接顶到了天花板。所以，日本人认为天皇是“神”，不能碰。而中国人认为皇帝只是“天之骄子”，他干得不好，我就可以“替天行道”，取而代之。
因此，中国有“革命思想”，日本只有“改良思想”，也就是在维护皇权统治的前提下改良社会，而不是将其彻底推翻。
这种思想的不同，造成了中日两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选择了不同的两条路，中国一直以农民起义等革命运动，来实行改朝换代，推动社会的进步。而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充满血腥，甚至历史的割裂。而日本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父传子，或兄传弟，在和平与喜庆的气氛中完成。即使向中国学习的遣唐使运动，还是向西方学习的明治维新运动，都是在天皇的直接操盘之下实施的社会与国家的大改革。这就造成了日本人骨子里遵从上级，听命历史，按部就班的保守之风。这与中国人喜欢新奇，追求变革与融通，喜爱破旧立新的思想精神，有了很大的差异。而这种社会文化的差异，用一个字来表述的话，就是中国人喜欢“动”，而日本人喜欢“静”。
中日互为邻居，长相也是一模一样，但是，国民性和文化性，却有根本的不同，因此产生一些矛盾和文化的冲突，也是理所当然，其实不必大惊小怪。
我觉得，相互理解与相互包容，不争你上我下，你先我后，是处理中日两国关系的基本法宝。
讲演结束后，有幸参加了爱知华侨总会的忘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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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一套书，了解日本人的思维与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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