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爱磊白宜凡 | “自我低估”：精英大学农村籍大学生社会能力的自我建构

教育研究,2023,44(05):103-118.

“自我低估”:

精英大学农村籍大学生

社会能力的自我建构

> 谢爱磊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 白宜凡

常州大学瞿秋白政府管理学院讲师

作者

简介

摘要

基于一项始于2013年且仍在进行的追踪调查，探讨进入精英大学的农村籍大学生特殊的社会体验（不少研究指出的“自卑”心理）。所谓的“自卑”可以重新加以概念化，即农村籍大学生的一种特殊主观建构——对自身社会能力的“低估”，可被纳入社会流动研究的视域考察。农村籍大学生对社会能力的“自我低估”是他们经历向上的社会流动时不熟识新的地位文化的结果。由于自认为缺乏被认可的“知识”和“文化技能”，接受访谈的农村籍大学生普遍提及感到“不自信”，倾向于对自身的社会能力进行负面评价。由于否定自身的社交能力，接受访谈的农村籍大学生会倾向减少在非学业领域的探索。对农村籍大学生自卑现象的考察应着重结构分析。其意义在于，既可深入揭示其本质与社会成因，也为消解针对农村学生的刻板印象并进而为他们增能赋权提供可能。

关键词

精英大学；农村籍大学生；自卑；自我低估

——（学生会）部门招新的时候，当时我听到他们问那些人一些关于文学方面的问题，读一些文章有何感受之类的。听到那些人在说很深刻的话，觉得自己没有那种感觉。要是他们问到我那样的问题，我觉得我什么都答不出来，就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摘自质性访谈记录——顾蕾¹）

¹ 出于遵守科研伦理、保护受访者的考虑，文中所有校名和人名均为化名。

学校教育是个人积累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也是遏制社会不公平加剧的有效手段。当前，深入推进不同社会群体间机会获得上的平衡、促进共同富裕，依然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2000年以来，我国政府实施和推进了一系列促进城乡高等教育公平的政策。自2008年始，通过“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和“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等政策，有效地改善了高质量高等教育的供给，为中西部地区学生创造了更多的优质高等教育机会。通过“重点高等学校定向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有效地改变了相当一段时期内重点高等学校农村籍大学生比例下降的趋势。关于高等教育公平，在《机会平等：高等教育公平的挑战》报告中，世界银行前高等教育主管萨尔米（Salmi，J.）将其定义为入学机会平等和在高等教育系统中享有同等的成功机会两个方面。在我国高等学校，农村籍大学生数量的不断增长，同样推动了不少研究者将目光转移至后一话题，重新审视这一群体在高等学校，尤其是精英大学的学业和生活适应问题。

本文关注的是精英大学的文化属性及其对农村籍大学生在校期间社会流动体验的影响及具体机制。面向农村籍大学生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帮助他们了解高等教育机构的文化内核，使之更好地适应大学的学业和生活，避免成为“小镇做题家”；为他们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打好基础，避免“农民工化”，从而进一步坚定农村家长和学生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的预期。

#01

背景与问题

近40年，关注寒门大学生的研究在数量上逐步递增，在话语体系上也有重要转变。研究者从支持进路转向亏欠进路，即从强调如何提供社会支持逐步转向查验这一群体的可能不足。在近期的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持续扩张和相关的促进教育公平政策的出台与推进，越来越多农村籍学生进入各类高等学校学习，但社会新闻常将他们刻画成学业困难、生活拮据、适应维艰的群体。^［1］研究人员则揭示了一幅迥异的图景。在学业上，关于农村籍大学生是否真的存在弱势，尚未定论。虽然早期研究多是指出他们在学业上处于不利地位。^［2］但晚近的研究对此提出质疑，指出他们与城市学生的学业水平基本相当，^［3］尽管在大学开始阶段学业表现相对较弱，但能够迎头赶上，^［4］甚至实现逆袭^［5］。有研究指出，进入精英大学的农村籍大学生在社会生活融入上面临一些障碍。例如，在校期间，较少当选为学生组织负责人，^［6］半官方类学生组织的参与率也略低^［7］。另有研究指出，在融入精英环境时，他们会经历较复杂的情感体验。例如，容易产生“自卑”感，^［8］以及“愧疚”感、“幻灭”感和“自我疏离”感，^［9］甚至有“相对剥夺”感^［10］。更有研究指出，他们社交能力弱，社交焦虑程度高。^［11］

总体上，晚近的研究较为注重对农村籍大学生个体经历或主观体验中的“亏欠”进行深度描述，对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及影响发生的具体机制并未予以充分关注。其原因之一，或为研究者视城乡差异的内涵不言自明。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主流话语体系对个体成功或失败的责任伦理修辞发生变化。按照西登托普（Siedentop，L.）的说法，深受全球化和自由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深入推进的影响，个人偏好和理性选择已然不可避免。^［12］个体的境遇据说日益取决于他们自身的能力与判断力，而非外在的社会结构——在对技治社会和贤能主义不懈追求的情况下，成功或失败的道德判断尤为如此。^［13］话语体系的这一变化在极大程度上重塑了对不同弱势群体境遇的讨论。例如，在针对农村籍大学生的研究中，研究者概念化努力的方向逐步“向内”（指向个体感受或发掘个人内在的道德或情感力量），而非“向外”（指向加诸个体身心的社会结构）。但此思路易导致忽视这一简单事实：个体困扰实际上是外在社会结构与其生命历程不断交织的结果。

本研究基于一项始于2013年且仍在进行的追踪调查，关注的是精英大学农村籍大学生的特殊体验（不少研究指出的“自卑”心理）。在心理学定义中，自卑是指个体由于实在和意识到的生理或心理缺陷而产生的消极心态，多体现为对自己的怀疑、不确定并缺乏自尊。在农村籍大学生中间存在的所谓“自卑”现象可以重新加以概念化。对社会现象加以概念化的方式，既体现学科旨趣，也寓示可能的解释，并指向解决问题的一般方向。把握农村籍大学生的某些心理特质或有助我们理解他们的生命进程，但对他们发展的纯心理学判断却容易带来对结构性因素及其影响发生机制的忽视，^［14］不利于将他们在大学阶段的生命历程同更加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动建立联系。

所谓“自卑”，是农村籍大学生的一种特殊主观建构，即对自身社会能力的“低估”。社会能力是指，个体为完成在特定的社会情形和环境中的特定社会任务同他人开展有效交往的能力，它需要个体系统整合自身的思维、感情和行为。^［15］农村籍大学生对社会能力的“自我低估”，是他们经历向上的社会流动时不熟识新的地位文化的结果。按照索罗金（Sorokin，P.A.）的论断：对个体而言，跨越社会阶层绝非简单的客观人生进程，社会流动本身会被他们赋予多元含义。^［16］在赋予其以社会意义时，个体不仅考虑经济或职业上的“客观”指标，更会考虑各种社会符号及其象征意义。^［17］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极有可能因要处理出身阶层和目的地阶层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而产生特殊的体验。本文从农村籍大学生的视角出发，借助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力图对所谓的自卑现象加以重新概念化。其意义在于，此研究既有助于深入揭示其本质与社会成因，也为消解针对农村籍大学生的刻板印象从而为他们增能赋权提供可能。

#02

文献回顾和理论框架

高等教育机构常被视作进阶精英阶层的阶梯，大学学习和生活是弱势群体经历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阶段。已有的研究指出，当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进入高等教育机构时，极有可能经历如下主观体验：情绪感受更差，诸如与中上层背景的学生比较起来更容易有压力感、意志消沉、幸福感更低；^［18］难以接受新身份，在陌生的大学环境中难有归属感；^［19］对自己的能力认知较低，如自我效能感低；^［20］成就动机不足，害怕失败^［21］。稍结构功能论取向的分析认为，这是由于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父母无法有效地将“适当的”文化资本传递给自己的子女所致。^［22］冲突论取向的分析强调，学校本身是一类重要文化机构，弱势群体学生进入高等教育系统尤其是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学习的情形，可被看作“文化上的外来者”进入新文化环境的过程。大学环境中“被认可”的文化规范成为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的适应障碍，易造成新的阶层差异。^［23］

在经典的社会流动研究文献中，针对个体社会流动体验的研究是一项重要议程。这一方向的研究脱离了传统的社会流动研究纯粹代内、代际抑或垂直、水平流动的结构性叙事框架，尤为关注社会流动过程之于个体的社会意义，亦即个体对自身社会流动经历的主观感受、认识与评价。就社会流动体验而言，既有文献存在两条基本脉络：一条脉络深受戈德索普（Goldthorpe，J.H.）影响，另一条研究路线则由索罗金开辟。戈德索普所开拓的牛津流动研究（The Oxford Mobility Study）焦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及普通人的社会流动机遇。戈德索普指出，此时的英国社会职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更多人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不过就其本质而言，社会变得更加“开放”只是一个假象——尽管绝对社会流动率有所增加，但相对流动率却未有变化。^［24］20世纪70、80年代，戈德索普曾短暂地研究那些实现了社会流动的个体的主观体验。他指出，绝大多数实现了社会流动的个体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对自己的上升轨迹尤为自豪。戈德索普提出的进步主义理路（progressive thesis），对后来的社会流动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核心主张在于，无论是之于个人还是社会，流动都是积极的精神力量——推动个体跨越社会阶层意味着可以模糊传统的地位秩序，亦可减少社会距离和阶级冲突。

索罗金特别关注社会流动究竟对个体意味着什么。继承其低社会化理路（dissociative thesis）的分析与戈德索普的论断龃龉不断。这一分析理路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病理学和社会解组论，核心主张是社会流动内在地包含了向下和向上两种模式，无论哪一种模式都可能导致个体的“低社会化”，进而带来社会和心理问题。^［25］其内在逻辑是：在原来的社会地位上养成的生存心态、态度和偏好不一定与新的社会地位匹配。实现社会流动，意味着思想和行动甚至身体的调适。^［26］跨越社会阶层不仅意味着从社会经济地位连续体的一端踏向另一端，同时也就意味着脱离一种地位文化并进入另一种。按照这一理路的分析，社会流动带来的核心挑战为：如何处理“过去”与“现在”两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关系并建立身份认同感、克服由地位文化的二元分裂所带来的内心冲突。索罗金将“低社会化”解读为“精神紧张”或“精神疾病”。^［27］后来者将其内涵进一步拓展，先后带入“社会孤立”、^［28］“情绪失调”^［29］等内容。在近期诸多研究中，得到进一步验证的是“功利个人主义”及“方向迷失”现象。^［30］

对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在高等教育机构中消极社会流动体验成因的分析提醒我们重新回归进步主义和低社会化理路的基本争论。进步主义理路和低社会化理路的分歧主要在于，处在社会流动当中个体主观体验的性质。但实际上，低社会理路和进步主义理路都肯定了宏观社会结构特征的影响。戈德索普认为，自身的研究发现得以成立的关键是英国社会当时的结构性特征。战后的重建带来了英国新服务阶层的兴起，作为初生的社会阶层，其成员的身份认同感低。新型职业精英在抵达目的地阶层后，很少发现自己被在品位和生活方式上高度相似的其他人所包围，因而不太可能受地位焦虑或文化疏离的困扰。这即是说，在一个以新社会阶层增长、高流动性为特征的转型社会当中，流动中的个体可能较少需要应付各类社会和心理压力，因为目的地阶层当中有着大量拥有相似流动轨迹的人，与他们建立社交联系可能更为容易，这有助于社会流动者降低被边缘化和孤立的风险。而在地位等级已然森严，合法性地位获得困难的社会中，流动则更有可能心理上“致病”。^［31］

对低社会理路所刻画的地位文化分隔、高低排序及影响，进步主义理路的分析也并未予以否定。实际上，两者都探讨了文化实践的影响，且将其视作社会分层结构影响个体社会流动体验的具体机制。不同在于，进步主义理路将自身的分析置于动态的社会转型框架。当社会结构持续变动抑或社会流动率高时，即便是同一阶层的文化同质性也很难保证。^［32］因为新晋社会成员源源不断地将自身阶层的社会和文化特质带进目的地，目的地阶层的文化甚或因此而发生改变，^［33］其文化上的区隔、专断和排斥也会降低，^［34］流动者则无须经历痛苦的文化融入。低社会理路的分析则将阶层结构设置在一个较远的视域，相对稳定。倘若社会流动率不高，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实践相对稳定且同质性高，高社会阶层与低社会阶层的成员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殊为不同；那么，跨越社会阶层自然会带来适应问题。

上述分析提供给我们一套在变动的社会结构中理解学生主观体验的框架，有助于我们理解农村籍大学生对自身社会能力认识的消极性及其结构根源，即由于社会地位本身的高低隐喻。文化上的等级关系常常意味着流动者要放弃旧有的文化品位和实践，而这通常意味着对旧的自我的否定。

具体到能力问题上，森内特（Sennett，R.）指出，流动中的个体要面临的现实问题是，进入文化意义上的另一个世界通常意味着认识到能力由另一些和自己疏离的文化符号所定义。^［35］奥格布（Ogbu，J.U.）指出，能力定义的核心是完成文化意义上的合法任务、履行被特定群体看中的角色、接受社会所给予的社会规范。^［36］也正是由此，其具有文化上的相对性。在研究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入学标准的历史变迁时，卡拉贝尔（Karabel，J.）特别指出，能力的内涵深受不同社会群体间权力关系的影响，占据优势地位的群体赋予人才选拔标准合法性的重要前提是，他们有能力将自身的文化符号或实践界定为全社会认可的能力标签。^［37］在研究东汉末年人才选拔制度的流变时，陆威仪（Lewis，E.M.）亦指出，在正式启用九品中正制之际，曹丕于其中纳入了美学内涵——欣赏和创作文学作品的能力。这一做法，是对曹操“唯才（军事和管理才能）是举”政策的偏离，有助于地主阶层重获权势。后来夺权的司马氏对此尤为肯定、继承并加以发扬，实质上确认了当时的社会权力关系格局，人才选用制度成了拉拢世家大族的重要手段。^［38］也就是说，对能力内涵的界说，既是精英控制的结果，也有利于精英控制自身的再生产。

一般的能力定义只承认主流文化对能力所赋予的普适内涵，这类专断容易产生对弱势群体早期社会化有所“亏欠”、能力不足的判断。在针对工人阶层子弟流动经历的分析中，海勒（Heller，J.L.）也指出，中产阶层容易将工人阶层子弟早期社会化的烙印视作性格或能力缺陷的证据。^［39］这会使工人阶层子弟在新环境中有疏离感，并易导致消极的适应结果。不少研究指出，类似海勒所提出的“污名化”现象，反映的不过是中产阶层的文化偏见，是对从其他社会阶层所获知识的有意贬低。^［40］例如，有研究指出，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学生会感知较多的不确定性——无法确认自身的能力和勤奋是否会必然带来成功，但中上阶层背景学生将这一情形界定为“缺乏自信”。^［41］

问题是，来自较低社会经济背景并处在社会流动进程中的个体是否接受这些偏见和贬低，其具体机制又是如何？关注社会分层和主观认同的研究指出：可得的物质资源（客观分层标准之一）极大程度地形塑了个体的精神面貌，影响着他们对与他人主观社会排序的认可。^［42］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对自身社会价值的认可度更低，对自身的能力评价也更低。^［43］不少社会学研究表明，在一个结构化程度高、流动殊为不易的社会，来自稍弱势群体中的个体容易直接在出身的社会阶层与特定的能力之间建立直接的关联，从而看低自身的能力。例如，来自工人阶层的男孩通常认为，自己所在的阶层学习能力不足。在申请大学时，即便是在学业不成问题的情况下，依然倾向于选择非精英大学。即便进入精英大学，依然必须付出大量的情感与智力努力以克服学习能力不足的主观建构。^［44］赫斯特（Hurst，A.L.）的研究表明，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工人阶层子弟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因为学校教育系统往往将学业失败归结为学习能力不足，而他们的父辈又较多被排斥在学校之外，这意味着他们要接受一种特殊的社会建构——自身所在群体学习能力不足。^［45］对此，在里安（Ryan，J.）与赛克瑞（Sackrey，C.）的早期研究中也有所提及：流动至中产阶层的工人阶层子弟所谓的自卑感应当是文化信念和残留的身份认同交织的结果。^［46］现代社会在文化上主张贤能主义的神话，被淘汰常被解释为能力不足或努力不够。问题是，上升中的个体往往可能物质上相对成功，但精神上却依然眷念、认同出身的社会阶层，对自身能力的较低评价也往往由此而生，它是对自我与他人之间社会秩序的象征性认可。

本研究关注的是精英大学农村籍大学生对自身社会能力的主观建构。如同森内特所言，这些建构背后反映的应当是对自身所在群体相对社会价值的认可。^［47］对其性质的把握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社会流动。在无法实现社会流动的个体身上，我们可以一窥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对处在社会流动过程的个体，加诸其身的结构性力量则有其独特表现形式，把握其对认识和了解处于变动当中的社会结构至关重要。

#03

研究设计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源于一项针对四所“985工程”高等学校、约2000名本科生参与的追踪调查。该调查始于2013年，总体上采用混合研究设计，包括问卷调查和质性访谈两个部分。

数据来源与抽样

问卷调查部分的样本以“按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样”（PPS）策略获取。调查一共三轮。第一轮在2014年秋，亦即学生大一之后。意在了解学生的家庭背景和早期成长经历、进入大学后的学业表现和社会活动状况，共计发放问卷2000份，回收1938份，回收率为97%。第二轮在2015年秋，亦即学生大二之后。意在持续了解学生的学业表现和社会活动状况，以助于结合第一轮调查深入了解被调查学生的大学适应过程。样本为第一轮入样学生，回收问卷1633份，回收率约为84%。在前两轮问卷调查之后，2014年年底和2015年年底，研究者先后开展了较为持续的半结构式访谈以助于深入理解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的一些初步认识，了解农村籍大学生在精英环境中适应的具体过程、影响因素和发生机制。第三轮问卷调查于2018年，亦即学生毕业后一年进行。意在了解被追踪的个体毕业深造或就业的基本情况，样本依然为第一轮、第二轮入样学生，回收问卷1034份，回收率约为53%。之后，再于2019年夏进行了深度访谈，以深入了解学生的就业准备和工作落实过程。

三轮访谈的对象主要通过目的性抽样的方式选取。在第一轮访谈时，为了解学生的适应过程及结果，研究者按照学生在学业成就和社会成就两个维度的表现，将参与问卷调查的学生分为四组：高学业成就且高社会成就、高学业成就且低社会成就、低学业成就且高社会成就及低学业成就且低社会成就。然后，在每组中随机抽取15名学生参与访谈，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样本持续流失，在无法获得足够数量农村背景大学生参与访谈的情况下，研究者采用了“滚雪球抽样”的方法补充样本。参与三轮访谈的学生分别有54、60和68名。所有访谈每次持续时长1.5～2小时。访谈过程，研究者仅在征得被访者同意的情况下才进行录音，以便研究人员后期整理资料。

数据分析

本文所分析的数据主体为上述追踪调查的第一、第二轮深度访谈和第一轮问卷调查数据。之所以主要分析首两轮访谈和第一轮问卷调查数据，是因为大学一二年级被研究人员公认为学生适应的关键转折期（transitional years），也是系统观察家庭背景和早期教育经历对学生大学期间适应状况影响的较佳时期。数据呈现时采用大质小量的相关镶嵌式，即以质性数据为主体，辅之以量化数据。质性数据分析意在探索变量间关系和发生机制，并指导后续量化分析、建构相关模型，而量化数据的分析则可验证质性数据揭示的相关性。^［48］

质性数据的分析遵照的是螺旋上升的路径。研究者从理论出发，从最基本的社会流动、文化适应与社会能力建构三个主题入手编码，采用持续比较的方式分析农村籍和城市籍大学生的访谈资料，并探索数据和编码之间的契合程度和不同之处，需要时生成新的编码（文化边界、熟悉、文化资本、社会能力的自我低估等），直至没有新的编码出现、达到饱和。^［49］结合编码和生成的主题，再生成理论建构（类似“对精英文化环境的不熟悉导致社会能力的自我低估”）。

量化数据的分析在质性数据所揭示的理论指导下展开，核心是检验农村籍大学生在对自身社会能力的肯定或否定的情况问题上与城市籍大学生是否不同，成长中积累的文化资本有无差异，以及这一差异能否解释城乡大学生对自身社会能力认识的不同。其中，对自我社会能力的肯定或否定测量主要来自问卷中与自尊相关的陈述，与罗森伯格（Rosenberg，M.）构建的《自尊量表》基本一致。我们借其了解和测量在认识自身的社会能力时，个体在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上的总体感受。^［50］研究者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公共因子，即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并转化为取值0～100的连续变量作为因变量。回归分析的核心自变量——大学生为农村籍/城市籍，这是本文主要分析和比较对象。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学生的个人背景、家庭背景、成长过程中各类资本的积累以及学生在大学期间与教授和同伴的交流情况。分析方法选用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由于样本中近10%的大学生在至少一个分析变量上存在缺失值，分析前使用多重插补法（MultipleImputation by Chained Equations，MICE）生成20个完整的数据集。^［51］

#04

研究发现

针对质性和量化的数据分析揭示出两个基本主题，它们共同构成后文结论处理论提炼的基础。

跨越文化边界

在社会地图上跨越人生阶梯包含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进阶。对个体的社会流动进程而言，后者带来的纷扰往往不亚于前者。精英高等教育机构是中上层的符号象征，其间流行和占据主导地位的也往往是中上层文化。对踏入其中的农村籍大学生而言，陌生的空间以及与原生家庭迥异的文化环境，通常会让他们心生“疏离”——他们是“文化上的外来者”。^［52］谈及大学的社会生活，农村籍大学生受访者普遍提及有此感受。海一大学的王学彤在接受访谈时即曾提到，“我所想的大学完全是自己想象的。那时候甚至还以为大学就跟高中差不多大，只不过上课的方式不一样而已，而且把大学理想化。上了大学之后，完全是重新开始，好像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新的世界”。

踏入新的社会空间首先意味着理解它并逐步书写人生意义，书写的空间则在于自中学转入大学后学业和社会生活方面所发生的改变。无论是城市籍大学生受访者还是农村籍大学生受访者，在初次接受访谈时都提及：感受到中学和大学在这两个方面有着许多不同。灵活性、选择和自由常被他们提及。但在自主性越强的社会空间，行动的有效性越是依赖行动者能否洞悉那些没有言明的文化规范和实践。

“我当时不知道”。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对学生的期待是：需要能够在智力发展与社会成就方面齐头并进，以便未来能够担当起社会领袖的角色。学业之外，他们也应积极地参加学生会、社团等不同类型学生组织，甚或从事社区服务和参与实习工作。这类活动有助于他们发展不同类型的技能，积累文化和社会资本为将来的就业和发展蓄积优势。但在大一初次接受访谈时，农村籍大学生受访者在谈及社会生活和课外活动时普遍提到：“我当时不知道”。他们所提及的“不知道”，有两个层次的含义。第一层含义为，他们需要时间去理解进入大学到底意味着什么，学业和学业之外需要怎样的安排，可自由支配的大量时间可以用来做什么。在结束了一切被安排、竞争相对激烈的高中生活之后，新的社会空间里所拥有的“空闲”、“自由”和“选择”往往转化为不小的压力——他们缺乏一个“有准备”的认知图示以指导行动。正如海一大学的董鹏飞所言，“（一年级时）遇到的困难还是控制住自己。我个人比较贪玩，（而）到大学之后，时间都（要）自己分配”。“不知道”的第二层含义为，对如何安排自己的课外活动他们尚没有系统认识。尤其是在刚入学时，对是否参与、如何参与以及参与各类学生组织和社会活动的意义没有清晰认知。南山大学的宁迩珊在初次接受访谈时即提到，“大一的时候没有参加任何社团，主要是由于不了解，没有赶上社团招新……因为没有信息来源，所以就没有去参加社团”。

“迷茫”。陌生感往往伴随着迷茫。在迪迪埃（Didier，E.）看来，处于社会流动过程的个体，总习惯立足过去的社会图式看待新的世界，而旧有的图式往往难为新的环境提供有效的行动指南。^［53］因而，在布迪厄（Bourdieu，P.）看来，对进入精英环境的来自优渥家庭背景的学生而言，舒服与安逸是更常见的心理状态。^［54］但对来自其他社会群体的学生而言，文化错配——旧有生存环境与新的环境在文化上的不同是更常见的情形，迷茫与困惑往往因此而生。在初次接受访谈时，谈及学业之外，农村籍大学生受访者普遍提及迷茫。例如，南山大学的李一思即提及，“大一特别迷茫，没有目标，啥都不知道，比较痛苦，不知道社团是什么东西”。在毕业半年之后的访谈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过往的经历有了更多的批判性反思，苛责自身在学生时代过于迷茫。回忆起自己大学时代的社会活动经历，金林大学的倪思思提到，“大一的时候不想弄（参加学生活动），大二的时候也不想弄，大三的时候完了……那时候确实是比较迷茫的时期，而且我觉得那段时间真的是浪费了”。

但实际上，又如他们所言，大学实际上“充满着无限可能”，成长又是个漫长的过程。农村籍大学生受访者时常将自己描述为“后知后觉者”，即在大学生涯刚开始的时候，自身的迷茫和困惑常导致缺乏“游戏感”，结果错失了许多机会。海一大学的钱基即提到，“大一刚进来的时候对这些方面的认识还是不够深刻，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它们对自己能有多大价值的提升……那会儿对大学生的认识还是停留在除了学习还剩一些课余时间，就这个样子”。

“不喜欢”。基于西方背景的研究亦指出，对大学的社会生活和课外活动，来自工人阶层背景的学生和来自中上层社会背景的学生往往有着不同的态度。前者并不看重它们的文化意义，认为这些活动没有价值，甚或对其嗤之以鼻。对这一分析思路，本土研究多是简单套用，但却并未有足够经验观察。但本研究的数据分析显示，农村籍大学生受访者并不盲目“抵制”精英环境的文化活动。他们中的部分人的确表示不喜欢大学中的某些社会活动或文化，如学生会等组织中的工作文化，感觉其“官僚”、“势利”与“功利”。但农村籍大学生受访者所言的功利，更多地与现代工作场合科层制结构的特性相联系。参与学校各级学生会和校团委等半官方类学生组织，意味着初步接触科层制的工作文化，而这些组织的事务安排更多地切事而非基于个人感情，理性计算常超过感性归属。对此，农村籍大学生受访者常常表示不习惯。例如，在初次接受访谈时，他们均提及，参与半官方的学生组织对“在综合评价中获得较好的分数有帮助”，但自身在情感上是有抵触的。金林大学的吴强提到，“没有报名学生会或者团委。原因是自己对学生会没有太多感觉，就是在我看来的话，学生会其实是有一些感觉是跟有一些利益挂钩（奖学金）的，我并不是很喜欢”。

部分农村籍大学生受访者汇报说，自己也参与了某些学生组织或社团，但整体看来，“不太功利”，不是着眼于提升个人能力，而是出于兴趣而加入。这是大部分农村籍大学生受访者的共同特征。但这里并非说明城市籍大学生受访者更加功利，只是对自己不熟的科层制结构及其办事风格，农村籍大学生受访者普遍表示难以接受。例如，汉江大学的肖伍提到，“我不喜欢这种模式，不感兴趣。我感觉学生会其实人员不必那么多，很多部门都可以省去。有一次文艺表演一门课要请假，但报上去后请假条迟迟地下不来，事情特别推来推去，我挺烦的”。

但来自城市的大学生受访者表示，即便颇有微词，也依然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作出选择。由于家庭背景的缘故，他们对科层制的工作文化更为熟悉，也更能接受。例如，来自南方某省穗市、就读南山大学的姚师山，在大一时即积极报名学生组织工作。在初次访谈时直言不讳地说，“感觉校级机构太庞大，没有好感”。但他还是积极历练，先后任院办公室学生助理，学生会秘书干事，再任学生会的秘书长。

“你得懂技术”。当被问及为何较少参与半官方的学生组织时，农村籍大学生受访者提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门槛。当访谈者请他们解释参与学生组织需要哪些“技术”时，受访者一般会提到这些组织在招收新工作人员时部分职能部门的一些特别要求。这些特别要求常涉及三方面，一是组织活动的能力和经验，二是有关才艺，三是具体的事务能力。农村籍大学生表示，这些往往是难以逾越的门槛。例如，当讨论学生组织时，农村籍大学生受访者反复提及中学时代少有参与学生活动的经验，但城市籍大学生受访者的回忆往往不同。

例如，海一大学的城市籍大学生受访者吴安怡，在提及自己的中学时代时，不无自豪地说，“学校要求所有高中毕业生在毕业的时候……每个学期至少选一门选修，至少加入一个社团。在高中除了学习之外还要做一些学生工作，（自己）连续三年都是年级的纪委主席，管理年级的各种事务，同时也是校学生会文体部部长”。

艺能训练往往需要长期的家庭投入和个人努力才能掌握。在此前从未接受过相关训练的农村籍大学生受访者看来，这个门槛短期难以逾越。在回忆起大一决定是否申请学生会干事的经历时，南山大学的纪晓提到，“文艺部需要才艺，宣传部也需要一定的才艺。当然我想我文艺不行，高中的时候很少接触电脑，（没办法搞宣传），这两个部门，我就打消了念头。其他的部门相对之下，我更喜欢生活部……像组织部之类的，还是需要一定的口才之类的，但是我口才不行”。

具体的事务能力则往往既与电脑和软件知识挂钩，又与对这些知识在特定场合的恰当应用挂钩，它是工作文化与技能应用的综合体。对于此前未接触过相关知识的农村籍大学生而言，无疑是另一个迈不过去的门槛。金林大学的曾文回忆自己学生会的面试经历：“学院的学生会面试当初我去参加过，第一轮是笔试，计算机那方面我一窍不通，但笔试就有好多那方面内容。比如说要你设计一些邀请函什么的，需要注意字体段落间隙，但我就没当回事儿，结果笔试就没过”。

农村籍大学生受访者提及的另一类“技术”挑战是面试。在不少学生组织中，部分热门部门竞争激烈，通常需要经历好几轮面试方能入选。而对面试，农村籍大学生受访者往往提及感到陌生，“从没有经历过”。对这些较为结构化的社会活动，他们说自身往往缺乏必要的准备：在面试前对面试流程并不知晓，抑或由于这种“信息缺乏”在面试时充满紧张情绪，抑或随之产生“盲目”的态度——“面试不过，就算了”。例如，在回忆自己学生会面试经历时，南山大学的吴迪曾表示，“学生会面试……每个部门的部长……坐在那里……面试的是一个一个进去的……当时其实也挺怕的，然后就问你一些问题……当时真的是被吓到了，有那么多人……想起来我是没做很充分的准备的。就是那些问题，说实话你完全可以争取一个套路来回答的。就最起码你不会……至于说无话可说，但我是不懂这个套路的”。

吴迪口中的“套路”，亦可以称为这些面试场合所传递的“文化”信息，类似职场的筛选和为这一目的而举办的仪式。仪式的完成需要参与仪式的人识读与理解相关信息，并标准化地完成指定任务。对此，农村籍大学生受访者普遍表示不熟悉。

有研究指出，导致弱势社会群体的大学生在精英环境中难以获得竞争优势的主要文化机制有两条。第一条，由于对精英大学文化环境不够熟悉，难以产生轻松感、确定感与归属感。^［55］而这些都不利于带来游戏感，更无助于他们在大学中开展独立思考和社会行动。^［56］第二条，由于缺乏关于精英环境的知识以及被认可的文化技能，他们无法将自身的社会行动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以有效探索精英环境。如果说上文所分析的亚主题“我当时不知道”、“迷茫”与“不喜欢”涉及第一条；“你得懂技术”所涉及的则为第二条，即具体的文化技能。这两条机制背后所谕示的则是，文化意义上的难以简单跨越的地理边界，对农村籍大学生受访者关于自身社会能力的主观建构有着直接影响。

能力所及

能力是文化意义上的，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长大通常意味着习得不同的文化知识和技能，占有不同的文化符号。^［57］但占据主导地位的优势群体更有可能将自身的文化符号或实践界定为全社会认可的能力标签，精英场域尤为如此。^［58］例如，谈及六艺，钱穆指出，“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为教……凡此六艺，都是当时贵族阶级日常事务中所必需历练的几项才干”；“大雅君子，不为时限，不为地限，到处相通”的另一面，便是以主流雅化的文化符号超越空间和时间之俗——非主流的风气风俗。^［59］精英高等教育机构远非一个文化上中立的环境。^［60］弱势群体一旦在其中遭遇陌生的文化规范和实践，往往容易对自身的能力心生不自信和怀疑。

“感觉自己什么特长都没有”。在谈及自身的社会能力时，农村籍大学生受访者普遍提及自身家庭早期文化资源投入的欠缺，并将其视作一项不可逆的个体缺失。例如，在接受访谈时，来自农村的金池和君亦都曾提及感觉自己“什么特长都没有”。海一大学的金池提到，除学习外，感觉自己“才艺或者唱歌、弹一些乐器、下棋之类的，就不是那么优秀了，我什么特长都没有”。金林大学的君亦也提到，“到大学之后就看到很多人会一种乐器、会一种舞蹈之类的，感觉自己什么特长都没有”。

金池和君亦所提及的艺能，往往需要长时间学习，需要家庭长期地投资各类才艺培训班，如舞蹈、乐器或其他兴趣班等。但本研究的数据分析（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显示，农村籍大学生从未参与过此类培训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城市籍大学生，约为城市籍大学生的1～2.3倍。高中阶段，出于高考准备的考虑，普通家庭的相关投入显著减少。因此，分析中，我们只包含了小学和初中的相关活动状况。（见图1）

除了艺能，像金池和君亦一样的农村籍大学生受访者提到的“个体缺失”，还包含类似读书、去博物馆、旅游等文化消费活动。针对不同类型家庭早期文化资本投资的量化分析也的确显示，城市和农村籍大学生受调查者的家庭在早期文化资本投资上存在显著差异。例如，我们的第一轮调查问卷涉及学生在小学与初中阶段是否参与过不同类型的文化消费活动：去艺术博物馆、科技馆，去图书馆，参观动物园或植物园，听交响音乐会/话剧演出，在国内旅行。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显示，农村籍大学生从未参与以上文化活动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城市籍大学生，约为城市籍大学生的1～2.5倍。（见图2）

当然，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上述差异是一项重要的结构性差异。但个体总倾向赋予自身的社会位置以道德意义。在一个分层的社会体系中，结构劣势容易被转译为个体缺失。在访谈时，农村籍大学生受访者普遍提及因自身家庭早期文化资本投入不足而产生的欠缺和落后感。例如，来自金林大学的路一如提及，“像城市里的孩子，他可能技能就比较多，比如说会弹钢琴、吉他什么的……如果说农村来的，就可能学这些东西就比较少，像我就什么都不会”。

“比较自卑”。由于自认为缺乏被认可的“知识”和“文化技能”，农村籍大学生受访者提及感到“自卑”。对访谈资料进一步分析显示，核心体现在“对自身的社会能力进行负面评价”。例如，在初次接受访谈时，农村籍大学生受访者普遍提及对自身的社会能力“没有信心”，在回忆自己大一时的班委竞选经历时，南山大学的宁宁提及，“我真的是心里面万分纠结，都不敢上去（参加竞选）那种，就觉得是这种自卑，觉得自己没能力，上去就好像是去出丑的，上来什么都很自卑，什么都觉得自己是不可以的……就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太够”。

对量化数据分析也显示，在对自身的社会能力进行评价时，相较城市籍大学生，农村籍大学生更多自我否定、更少自我肯定。例如，在第一轮调查问卷中，我们利用《自尊量表》测量学生对自身社会能力的认识和评价。在分析量化数据时，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法，提取出“自我肯定”（“我感觉我是一个有价值、与他人平等的人”，“我感觉我有很多优秀的品质”，“我和其他人一样有能力”）与“自我否定”（“总的来说，我感觉自己是个失败者”，“我感觉我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长处”，“我自己不够尊重自己”，“有时我会觉得自己很没用”）两项因子；再通过多元线性回归的方式，检验城乡学生在自我肯定或自我否定感上的差异（模型1），并在模型中依次增加控制变量，检验相关因素的影响。在模型2中，我们加入学生个人背景变量（性别、民族）；模型3a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学生家庭背景变量（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父母的职业类型、家庭整体经济状况）；模型3b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学生成长中家庭文化资本投资活动（参观博物馆、图书馆，参加艺能培训等）变量；模型3c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学生成长中家庭社会资本投资活动（父母与老师、同学的交流情况）变量；模型4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模型3a、3b和3c中的控制变量。

表1和表2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相较城市籍大学生，农村籍大学生更少地产生积极的自我肯定，更容易产生消极的自我否定（模型1、模型2）。其中，就解释力而言，家庭背景是最大的影响因素，文化资本次之，社会资本最小（模型3a—模型3c中，相较模型2的核心自变量回归系数变化的程度依次为模型3a＞模型3b＞模型3c）。在控制家庭背景因素的情况下，城乡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文化和社会资本投资进一步解释了他们对自身社会能力认识和评价的差异（相较模型3a，模型4图2小学与初中阶段，农村籍大学生相较于城市籍大学生从未参与文化资本活动的可能性核心自变量的回归系数进一步改变）。

在日常生活中，能力并不以抽象的形式存在，它有具体的表现形式——能力本身意味着能够完成某些特定社会场景下的任务。正如上文中量化分析所揭示的，文化知识和技能上的欠缺感往往导致农村籍大学生受访者认为自己能力不够。访谈时，海一大学的吴陆提到，“自己没有什么特长。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特别感兴趣、也没有什么特别擅长的。比如，让你去应聘一个部门，我既不会弹琴，也不会画画，我怎么会去呢？到最后我就觉得既没有了兴趣，也没有了这个能力”。

如此，对自我能力的认定与对社会结构中自我位置的认识之间便有了对应关系。但是，正如布迪厄所言，对自我和他人相对能力的认识在其本质上却是符号意义层面的——是否熟悉某种文化被转译成：是否拥有某种能力。

“自我设限”。在偏向否定自身的社会能力时，接受访谈的农村籍大学生普遍提及会有意减少在非学业领域的探索。质性数据分析显示，在自认缺乏相关能力时，他们常诉诸两种策略：知难而退与发挥优势。

知难而退主要是指，在对精英高等学校中的社会活动认识不清的情况下，对自身能力的否定常导致农村籍大学生受访者倾向在社交和课外活动上不投入或少投入精力与时间。在回顾大学的学习和生活经历时，汉江大学的尹琳提及初入大学时申请学生会干事的情形。“我当时想这些应该都挺难的，就没有报，挺可惜的。我就知道部长跟什么之类的，其他的都不知道。”

发挥优势则主要是指，在认定自身社会能力不足的情形下，农村籍大学生受访者更倾向于继续在自认为较为擅长的学业领域做努力，而不再轻易在社会生活方面做出新的拓展。例如，南山大学的卢林就提到，在进入大学之后，自己将精力几乎全部放在学业上。当谈及在初入大学考虑是否参加学生组织的情形时，他按照自己不完全准确的认识进行了如下描述。“我自己觉得我不大适合去管理别人，去领导别人；我认为，这个方面，我可能不需要。”

对于卢林而言，学业上的成功不仅让他保持了自身成功者身份，维持住了自尊；而且更重要的是也为他创造了一个避风港，让他去规避来自不熟悉领域的挑战，成为封闭自己的重要力量。在回忆自己的大一生活时，来自汉江大学的季亦也常有反思。她提到，“我觉得我比较内向，城里的孩子，像学生工作做得好的，他们都属于很善于交往，比较外向之类的。因为是干部，他们要擅长说话，我不太爱说话，我就不太适合学生工作，我更适合学习。”

#05

总结与讨论

我们主张，从农村籍大学生的视角出发，重新概念化所谓的“自卑”现象，对其的考察要从心理学视角切换到社会学视角。在心理学视域中，“自卑”常被视作一种可加以衡量的客观的个体性格缺陷。正是因此，针对农村籍大学生的相关研究或报道，常病理化他们的个体心理状态，关注点多在其情绪问题、病态、心理危机及个体后果。我们认为，用其描述农村籍大学生在精英大学的社会流动体验太过漫无边界，不利揭示这些体验的特殊内涵、社会成因和发生机制。借助深度访谈获得的数据，本文发掘了所谓自卑感的特定社会学含义。它是农村学生的一种特殊主观建构——对自身社会能力的系统“低估”。由于自认为缺乏在精英环境中被认可的“知识”和“文化技能”，接受访谈的农村籍大学生普遍倾向对自身的社会能力进行负面评价。由于否定自身的社会能力，接受访谈的农村籍大学生会倾向减少在非学业领域的探索。其背后的解释在于：在经历社会流动时，农村籍大学生会考虑目的地的社会符号及其象征意义，由于社会结构本身的隐喻，文化规范和实践上的差异常被赋予高低等级关系。诸如，才艺和高雅文化活动的参与等都会被视为更高能力的象征；家庭早期文化资本投资的匮乏，易导致他们在初入精英大学时不熟悉其文化环境，认为自身在社会能力方面有所欠缺。在精英场域，集体命运完成了向个体缺失感的转换，资源的匮乏被转译为消极的自我评价。正如森内特等人所言，对能力的自我低估代表着一种非对称的社会关系，对个人内在价值欠缺的认识实则是文化和社会资本占有劣势的反映。^［61］又如帕金（Parkin，F.）所提到的，自卑感是最常见的权力技术，对于稍弱势的社会群体而言，其往往意味着自我设限。^［62］

本文之所以用对自身社会能力的“自我低估”这一概念概括上述现象，意指概念化的方向不在“卑”，强调其并非无意识的心态与性格缺陷，也并非一种客观判断，而是一种特殊的主观社会建构。对农村籍大学生社会能力的主观建构及其背后社会和文化结构成因的分析，有一定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桑德尔（Sandel，M.J.）指出，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关于能力，当代的主流理解是技治主义式的——能力的内核体现在个体所拥有的“客观”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个体的成功或失败则都可归于他们所拥有的技术专长。^［63］但假如抱此认识，能力的文化和社会属性则容易被掩盖。技治主义另一方面的潜在含义是，正如生产总值定义了社会发展成就，个体的社会价值取决于他们的市场能力。如此，能力与道德判断之间便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优势社会群体而言，社会地位本身在能力上的合法性可能意味着自满；但对于弱势群体而言，其则可能意味着自贬。本文指出，即便是看似高度附着于个体的能力，依然可以开展结构分析，而对其建构性特质的理解则为探索其社会结构内涵开辟了道路。在分析农村籍大学生的境遇，甚至是近些年研究人员颇为关注的看似高度主观的情感时，结构分析依然是重要任务，如此，才不至于在分析他们社会适应上的相对弱势时，对其成因进行个体化诊断。

农村籍大学生受访者在经历向上的社会流动时，处理出身阶层和目的地阶层之间在文化上的冲突关系而产生的特殊体验，亦提醒我们市场化变革以来关于个体社会流动意义叙事的变化。在《平凡的世界》一书中，路遥勾勒的奋斗故事，令几代人心醉神迷。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罕见的社会变动和流动大潮中，主人公孙少平，物质生活贫乏，却尽可能汲取精神上的养料。作者刻画的个体流动轨迹，深刻而细致。在那个社会结构松动，精神生活丰富的年代，物质生活的苦难和精神层面的幸福应当是克服身份制、实现社会流动的双重注脚。80年代的文学作品庆祝的是初步开放的社会结构，关于社会流动的社科研究话语关注的则是社会不再“死水一潭”。^［64］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逐步成为社会资源和机会分配的主要机制，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将目光投向这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其对个人生命机遇的影响。^［65］及至晚近，社会的结构化和阶层化趋势愈加明显，基本的阶层边界日益清晰，在社会经济的分层结构“逐渐定型”的背景下，研究者追问这些变化对社会流动所造成的可能障碍，他们关心社会是否变得不再开放。研究者尤为关心的是在一个新的分层体系中，社会流动之于个体而言，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意义究竟如何。倘若正如本文所指出的，跨越社会阶层意味着突破文化边界和部分的自我否定，这则意味着实现社会流动的难度在加大。正如布迪厄所言，文化资本的投资是个艰巨而长期的过程，文化排斥是深层次的社会流动障碍。迪迪埃也指出，即便我们极力告别过去，早期的社会化经历与生活轨迹依然会持续地发生作用。^［66］本研究藉由微观研究，管窥了变动中的社会结构的特征（由流动者的体验了解结构性约束的表现形式）。这是本文的另一理论贡献。

向上的社会流动其本身正面和积极的社会意义毋庸置疑。但本文指出，倘若只从经济或职业维度描述社会流动，则有可能使社会流动本身的意义狭隘化。关注农村籍大学生在流动征程的感情和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成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深入推进高等教育公平。首先，持续扩容。要继续推进更多农村籍学生进入高等教育机构。正如在以新社会阶层增长为特征的转型社会，与他人建立社交联系可能更为容易一样，当高等教育机构中有着大量拥有相似流动轨迹的人，流动中的个体可能较少需要应付各类社会和心理压力。其次，文化增益。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入学教育等形式帮助农村籍大学生了解大学的文化内核，让他们克服参与重要类型学生组织、参与学校各类活动的文化障碍；文化资本的积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农村学校，除正规的学科教学课程外，可以考虑开设兴趣班，为农村孩子培养个人才艺创造机会；推动城乡文化资源的供给平衡，为普通农村学生创造接触图书馆、文化馆、科技馆等文化资源的机会。最后，文化赋能，地位文化的高低等级关系是阶层穿越者心理和感情代价的重要来源，长期以来，乡村被赋予了落后、贫弱等更为负面的文化内涵，它的逐步消解对改变农村籍大学生能力的自我认知至关重要。我们既要肯定作为文化机构的大学在传递主流价值观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要认识和研究乡村文化和价值观在大学中的地位及其对农村籍大学生教育体验的影响，赋予乡村以正面的文化含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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