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允许跨性别者参赛的东京奥运，是尊重人权还是非公平竞争

在东京奥运以前，从来没有一个公开的跨性别运动员参加过奥运会。

这个夏天，新西兰举重选手劳雷尔·哈伯德（Laurel Hubbard）将改变这一现状。

6月11日，国际举重联合会（IWF）确认了东京奥运会参赛名单，今年已经43岁的哈伯德在女子87公斤级举重中排名第七，成功获得参赛资格。

在新西兰，哈伯德曾是青年男子举重冠军，后因性别认知障碍退役。在接受了激素治疗后，哈伯德重新以女性身份开始了职业生涯。

现在，哈伯德即将成为第一个参加奥运的跨性别参赛者。而她的参赛，将重新引发有关跨性别运动员的伦理辩论。

允许跨性别运动员参赛：从变性手术到激素治疗

自从人们开始关注性少数群体，体育界对跨性别运动员能否参加比赛，尤其是女子赛事的讨论就未曾停止。

1896年，雅典举行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只允许男子参赛。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届奥运会上，女性的项目也仅限于网球等几个项目。直到1928年，阿姆斯特丹举行第九届奥运，女性才得以参与田径比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突出成绩的女运动员的性别受到质疑，这使得体育界开始进行性别验证测试，并从1968年的奥运会开始引入。但这种测试被批评为在医学和伦理上有问题，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被废除。

遵循《奥林匹克宪章》中“禁止任何基于性别的歧视”，国际奥委会（IOC）从2004年起决定有条件地允许变性者参加比赛，但要求参赛者必须做变性手术，术后两年才可参赛。

可在现实中，这种规定往往会让运动员错失黄金年龄，阻碍重重。

2014年，IOC将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纳入其改革计划，反对歧视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被写入了IOC章程，并在15年推出了新标准：取消作为参赛条件的变性手术，跨性别女性现在可以通过抑制血液中的雄性激素水平来参加奥运会。

目前，用于确定性别转换的标准是睾酮激素水平，它是已知的造成男女成绩差距的主要因素，能影响与运动表现有关的身体状况，如肌肉质量。该激素男女都会分泌，但成年男性的分泌量是成年女性的20倍，正常体内含量也高出7-8倍。新标准规定，只要跨性别女运动员血清中的睾酮激素保持在每升10纳摩尔以下且超过一年，就有资格作为女性参赛。

除了IOC，其他的体育组织在这几年也陆续出台了相关规定。

2019年11月，世界田径协会规定，跨性别女运动员的睾酮浓度必须一年内低于每升5纳摩尔才可参赛。2020年10月，国际15人制橄榄球的管理团体表示考虑到男女身体差异，禁止跨性别者作为女性参加比赛，此外，国际足联也在考虑更严谨的标准。

对此，IOC新闻发言人马克·亚当斯曾表示，他们非常支持各体育机构为其个别项目量身定制规则：“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领域，我们不能硬性规定或一刀切。”

常年接受激素治疗的哈伯德并没有进行变性手术，目前，她的睾酮激素已达到IOC标准，作为本届奥运年龄最大的举重运动员，她仍有夺金的希望：哈伯德是2017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在2019年世锦赛上受伤后仍获第六名。

非公平竞争？

根据《Outsports》的报道，除了已经拿到资格的哈伯德，本次奥运还有8名跨性别者有机会在测试赛获得资格，如BMX极限单车的美国选手Chelsea Wolfe、巴西女排选手Tifanny Abreu。

虽然舆论将这种事看做是体育界的进步，但对于很多普通运动员而言，这种规定并不公平。

早在2019年，英国退役游泳运动员、1980年莫斯科奥运银牌得主谢伦·戴维斯（Sharron Davies）就曾警告，奥运不应该将女子运动作为变性运动员问题的 "活实验"，这是“不公平的”。

戴维斯援引了部分科学依据：生物学上的男性，如果在青春期后转性，将保留一定的身体优势，在科学对这一问题有明确结论之前，他们的参赛资格应受到限制。

与哈伯德同在87公斤级比赛的比利时举重运动员安娜·范贝琳汉（Anna Vanbellinghen）也表示，她支持跨性别人群，但包容原则不应该“以牺牲他人为代价”，她告诉奥运新闻网站inside the games，“对一些运动员来说，改变生活的机会被错过了——奖牌和奥运资格——而我们却无能为力。”

比利时举重运动员安娜·范贝琳汉（Anna Vanbellinghen）图片：AFP

澳大利亚举重联合会也赞成范贝琳汉的看法，它曾在2018年试图阻止哈伯德黄金海岸英联邦运动会，但没有成功。澳举重联认为，无论睾丸激素水平如何，哈伯德都比女性运动员有身体优势："目前的标准及其应用有可能贬低女子举重的价值，并阻止女性出生的运动员在未来追求这项运动的精英水平。”

而新西兰举重队的教练则认为，这不是一个男人变成一个女人并获胜那么简单。"哈伯德正在拼尽全力进行训练，"他说，国际奥委会和其他体育科学机构都认定，身高和肌肉量等外观差异属于“个体差异”。

运动员们之所以提出反对，是因为生物性别的男性在进行激素治疗后，男性身体优势是否会保留的问题尚未得到明确的科学认证。

持续进步的科研领域

多年来，对跨性别运动员的身体机能研究一直没有最权威的解释。

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心脏病学教授本杰明·莱文（Benjamin Levine）是全球领先的运动表现科学专家，常年为美国国家篮球协会、国家橄榄球联盟、世界田径协会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提供咨询。

莱文教授告诉《华盛顿邮报》，他很理解为什么这个话题会激起人们的情绪，因为无论性别认同如何，经历青春期的男性睾丸激素水平的人，平均来说，会比顺性（即性别认同与出生时指定性别相同的人）女性长得更高更强壮，有更多的肌肉和更强的心脏，并在其他几个影响运动能力的生理因素上有优势。这也是为什么在体育赛事中，青春期前的男孩和女孩是差不多的，而之后的一切都出现了分歧。

2020年9月，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也指出，跨性别者在进行12个月后抑制睾酮激素治疗后，肌肉质量没有损失。

不过，也有部分研究表明，超一年抑制睾酮激素会减弱跨性别者的部分生理优势。

2004年，阿姆斯特丹性别障碍专家中心的创始人荷兰内分泌学家路易斯·古伦发现，抑制变性女性睾酮激素时，她们出现了肌肉萎缩、血红蛋白和IGF水平下降的情况。随后，一篇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也证实了古伦的结论，经过激素治疗，变性男性的体能明显好于跨性别女性，但跨性别女性的跑步速度仍略快于顺性女性。

今年2月，跨性别跑步运动员、医学物理学家乔安娜·哈珀（Joanna Harper）发表的研究指出，激素治疗四个月后，一些运动优势：如更高的血红蛋白水平消失了，但一些身体优势如肌肉面积和力量，在36个月后仍然存在。为此，哈珀主张允许跨性别女性在接受一年激素治疗后参加比赛。

30岁的澳大利亚手球运动员汉娜·蒙西（Hannah Mounsey）验证了哈珀的说法。

作为前澳大利亚男子国家队队员，蒙西接受了激素治疗。此后，她虽然依旧高188厘米、重100公斤，但却无法像治疗前那样打球：“我是去了肌肉力量，感觉自己更重了，不能投跳，感觉自己是个不同的人。”

面对种种科学争议，国际奥委会医疗科技部主任理查德·巴吉特表示，IOC正试图消除对跨性别者的歧视和女性赛事的公平性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但这很难。

“条约制定者认为应允许女性根据其性别认同无条件地参加比赛，而医学和体育科学专家则认为应保留某些界限。无论我们如何改变它，都会有许多人不会满意。”巴吉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