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地革命和“黑人共和国”的神话

文丨马伟军

已故海地裔美国学者米歇尔-罗尔夫·特鲁约（Michel-Ralph Trouillot）曾经指出，过去西方学界普遍忽视了海地革命。的确，那些著名的法国大革命史家也忽视了那场波及大西洋世界的革命。新世纪以来，在跨国史、全球史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海地革命研究成了欧美学界研究的热点，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然而，我国学界对这场革命关注不多，我们对海地革命的了解很多时候是通过一些教科书才有些印象，并且存在诸多误解。值海地独立建国220周年之际，笔者拟结合有限的阅读和了解，尝试就以法属圣多明各独立而告终的海地革命的重要内容做简要介绍。

一、革命前夕的圣多明各是加勒比海的明珠

说起海地，给我们的首要印象是这个国家很穷。甚至网络上还流传着海地人吃“泥饼”的说法，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海地是多么的贫穷和落后。然而，海地在法属殖民地时期，可以说是富得流油，沦落为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是后来的事情。

海地是加勒比海伊斯帕尼奥拉岛（l'île d'Hispaniola）西部的一个岛国，东邻多米尼加共和国。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该岛上生活着数十万土著居民。此后，随着西班牙殖民者而来的掠夺、屠杀、疾病等，使土著居民很快灭绝，该岛西部也先后成为西班牙和法国的殖民地。在1697年9月20日签订的《里斯维克和约》（Traité de Ryswick）中，西班牙默认了法属殖民地圣多明各（Saint-Domingue）的势力范围。需要注意的是，该和约并没有提及“圣多明各”的字眼，更没有包含西班牙向法国割让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部领土的条款，只是默认了法国对该岛西部三分之一领土的占领。在1714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法属圣多明各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经过法国殖民者数十年的努力经营，革命前夕的圣多明各成为所有新大陆殖民地中经济增长最快，最繁荣的殖民地，被誉为“加勒比海的明珠”。

圣多明各是世界上首要的糖和咖啡生产地，此外还生产靛蓝、棉花和可可等经济作物。据1774年定居圣多明各的马提尼克的克里奥尔人莫罗·德·圣-梅里（Moreau de Saint-Méry）记载，革命前夕这里有8000个种植园，其中3117个是咖啡种植园、793个是甘蔗种植园、3150个是靛蓝种植园、789个是棉花种植园和50个可可种植园。与之相对应的，还有大量的制造业，包括182个塔菲亚酒厂（西印度群岛产的甘蔗酒）26个砖瓦厂、6个皮革厂、29个制陶厂以及370个石灰窑。另有学者指出，到1776年，圣多明各创造的财富已经超过了整个西属美洲殖民地所创造的财富。1780年代，它生产的糖和咖啡几乎占全世界供应的一半。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它的出口量超过了巴西和墨西哥的总和，也超过了美国，接近英属西印度群岛的两倍。圣多明各最富有的种植园主比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这样的弗吉尼亚人富裕得多。法兰西角（Cap Français）是圣多明各最大的城市和文化中心。它是新大陆最繁忙的港口之一，平均每天都有100多艘商船停泊在它宽阔的港口。这座城市的几何型街道和现代化的公共建筑成了欧洲文明在热带地区的象征。这里有能容纳1500人的大剧院，还有医院、优雅的公共广场、共济会会所、书店和报刊。《美洲布告》（Affiches américaines）《医学报》（Gazette de médecine）以及《圣多明各年鉴》（Almanach de Saint-Domingue）等报刊在文化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784年，法兰西角成立了学术社团菲拉德尔费俱乐部（Cercle des Philadelphes），并于1789年升格为皇家学院，成为继费城和波士顿之后西半球第三个拥有学术社团的地方。他们拥有一个博物馆、一个物理和化学实验室和一个植物园。人们对科学尤其感兴趣，在法兰西角举行过多次会议，讨论的主题涵盖电学、物理学和植物学等。1784 年，一个热气球在法兰西角升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圣多明各的繁荣。

圣多明各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如此巨大的财富，离不开众多奴隶的艰苦劳动。在1789年，殖民地大约有50万奴隶人口，3万白人人口和几乎同等数量的自由有色人种人口。在殖民地的社会结构中，从上到下依次为白人、自由有色人种（les gens de couleur libres）和奴隶。奴隶处在社会最底层，遭受白人和自由有色人种的奴役和剥削。大多数种植园奴隶在田间劳动或加工糖和咖啡，但也有一些被主人及其家人用作家仆。在田间劳动要比干家务更辛苦。18世纪80年代，一位法国观察者描述了他在圣多明各的甘蔗种植园所看到的情景：“烈日照射在（奴隶们的）头上；汗流浃背。他们的身躯因酷热而沉重，笨重的锄头和坚硬到能弄坏工具的黏重土壤让他们疲惫不堪，他们仍然在努力克服一切障碍。他们郁郁寡欢地劳动；他们的脸上都流露着悲惨的表情。”奴隶在残酷的环境下劳动，基本的生活和休息难以保障，很多奴隶便早早死去。

白人是占统治地位的种族。按社会地位和财富的不同，他们分为大白人（les grands blancs，主要包括殖民地的官员、种植园主和商人）和小白人（les petits blancs，主要包括小种植园主、雇工、工匠和海员）。他们之间也存在竞争和分歧，比如欧洲白人和克里奥尔白人分离，但他们因维护奴隶制的共同利益而团结在一起，同时还鄙视自由有色人种。白人种植园主对宗主国为垄断殖民地贸易而实行的专营政策（L'Exclusif）极为不满。在他们看来，没有宗主国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和限制，可以获取更大的利润。

自由有色人种是介于白人和奴隶之间的中间阶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白人种植园主和女奴或混血妇女姘居的结果，少部分是自由黑人。自由的黑白混血儿地位要比自由黑人高，有些富裕的自由有色人种的资产甚至超过了白人种植园主，却依旧遭受白人的歧视。在整个18世纪早期，殖民地几乎没有对黑人及其后代的歧视。然而，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官方政策和白人殖民者对自由有色人种的歧视日益严重。一系列法律试图限制新的奴隶解放，并禁止自由有色人种从事包括医生、公证人和民兵在内的许多职业，而且禁止他们使用白人祖先的姓氏。圣多明各的社会结构与加勒比其他殖民地大致相似，但它是美洲黑人和白人、奴隶和自由人之间人口最不平衡的地区，社会种族等级制度的矛盾尤为突出。这种不平衡性对之后的革命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二、1790年10月的奥热起义和1791年8月的奴隶起义

说起海地革命，我们一般想到的是1791年8月21日晚发生在法兰西角的奴隶起义，似乎这场起义成了海地革命的代名词。国际学界，一般也将海地革命的起止时间界定在1791-1804年，显然是把1791年8月的那次奴隶起义作为海地革命爆发的标志。正如出生于瓜德罗普岛的历史学家菲利普·吉拉尔（Philippe Girard）所指，所有想强调普通黑人民众在海地革命中的作用的人都喜欢这个日期。然而，近些年美国历史学家约翰·D.加里格斯（John D. Garrigus）和杰里米·D.波普金（Jeremy D. Popkin）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约翰·D.加里格斯特别强调黑白混血儿在海地革命中的作用，因此把1790年10月黑白混血儿领袖樊尚·奥热（Vincent Ogé）领导的起义作为革命开始的标志。这一倾向早在19世纪中期海地第一代历史学家托马·马迪乌（Thomas Madiou）和博布伦·阿杜安（Beaubrun Ardouin）的海地史著作中就有所体现。杰里米·D.波普金则把1789年法国大革命在圣多明各殖民者中间引起的分裂和内讧作为海地革命爆发的时间，这可能与他长期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学术经历有关。海地革命发生于什么时候的分歧看似无关紧要，但其背后涉及海地革命的起源和性质问题：它是法国大革命的一部分还是不同于前者的另一场革命，还是自由有色人种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抑或是黑人奴隶反抗奴隶制的起义？

海地革命是一场始于圣多明各的白人种植园主争取自治的运动，但因歧视自由有色人种便很快变成了一场争取种族平等的运动，最后演变成了反对奴隶制和争取独立的革命运动。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戴维·格古斯（David Patrick Geggus）所言：“如果没有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就不可能有海地革命。”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仅动摇了殖民地旧制度的权威，而且革命的自由和平等原则鼓舞了殖民地的各阶层人民。然而，因在圣多明各的白人、自由有色人种和奴隶之间形成的种族等级制度和不同的利益诉求，使得他们对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原则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

长期以来，种植园主不满殖民政府的“大臣专制”（ministerial depotism）和宗主国为垄断殖民地贸易而实行的专营政策（L'Exclusif）。当种植园主得知要召开三级会议时，他们便开始秘密选举三级会议的代表，希望能在三级会议有自己的代表。1789年6月8日，在巴黎的殖民地种植园主选出的8名代表参加了三级会议，因支持第三等级而参加了网球场宣誓，并最终获得6个国民议会的席位。另外，殖民地的种植园主也开始选举地方议会和总议会，谋求地方自治。然而，他们把自由有色人种完全排除在这些政治之外，这对拥有大量财产且人口众多的圣多明各自由有色人种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在巴黎的自由有色人种代表朱利安·雷蒙（Julien Raimond）和樊尚·奥热（Vincent Ogé）积极活动，想在维护奴隶制问题上与白人种植园主合作，以便获得与白人平等的政治权利。于是，他们向马西亚克俱乐部（Club de l'hôtel de Massiac）请愿，但他们的愿望落空了。在此情况下，他们转而求助于“黑人之友协会”（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说服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 Pierre Brissot）和他的同僚们，承认自由有色人种权利将是对种族偏见的打击，也是最终废除奴隶制的第一步。1790年3月，制宪议会通过的两项法令看似在自由有色人种获取平等政治权利方面大大迈出了一步，但殖民地议会还是拒绝授予自由有色人种公民权，这激化了白人和自由有色人种之间的矛盾。1790年10月，在巴黎受挫的奥热回到圣多明各北部省，他和让-巴蒂斯特·沙瓦纳（Jean-Baptiste Chavannes）一起，迅速组建了一支由300多名自由有色人种组成的军队反抗白人种植园主，以武力谋求自由有色人种的政治权利，史称奥热起义。尽管沙瓦纳敦促招募奴隶参加，但被奥热拒绝了。虽然他们最初在白人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但因北部自由有色人种不多，起义很快就失败了。奥热和20多名起义者在法兰西角被绞死，这让自由有色人种群情激愤。在西部省和南部省，自由有色人种也拿起了武器，但他们很快被保王派说服和瓦解了。北部省的自由有色人种被强行解除了武装。野蛮处决奥热和沙瓦纳的消息让制宪议会十分震惊，在1791年5月15日做出了妥协，通过的法令授予父母皆为自由人的自由有色人种与白人平等的政治权利。虽然只涉及一小部分自由有色人种，但引起了圣多明各白人的强烈抵抗。在此情况下，白人与自由有色人种之间彻底分裂，白人保王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1791年8月21日晚，一群来自圣多明各北部平原的奴隶在布克曼·杜迪（Boukman Dutty）让-弗朗索瓦（Jean-François）乔治·比亚苏（Georges Biassou）和让诺·比莱（Jeannot Bullet）等人的领导下开始了一场有组织的起义，迅速蔓延到整个殖民地，摧毁了数百个种植园，预示着殖民地社会秩序的衰败。奴隶起义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圣多明各海岸，不仅最终迫使法国于1794年2月4日颁布废奴法令，而且奴隶起义引起的白人流亡对美国政治也产生了影响。

综上所述，“海地革命”这一术语是对1789-1804年间发生在圣多明各的系列事件的总称。正如杰里米·D.波普金所说，后世史家之所以使用这一称谓，一方面是为了体现这些事件的重要性，在讨论现代自由和平等思想的起源时，应该把这些事件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置于同等地位；另一方面，是为了把这些事件置于整体之中，表明革命是按照革命者有意识的计划进行的。当然，这些问题涉及比较革命研究的问题，因限于主题和个人学识，在此不作讨论。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肯定，没有1789年种植园主争取自治的运动，就没有自由有色人种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和1790年10月的奥热起义，正是在白人和自由有色人种以及白人内部矛盾彻底激化的情况下，才爆发了1791年8月的奴隶起义。换而言之，1791年8月的奴隶起义不是一件孤立事件。历史学家为了研究的便利，常常会用某一重大事件进行历史分期，并赋予其象征性意义。就海地革命研究而言，1791年8月的奴隶起义只是在北部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时西部省爆发了自由有色人种领导的另一场起义，共同推动了圣多明各革命的发展，但他们的目标不同并且时有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在海地独立建国后的混血种族和黑人之间依旧存在。在海地革命史上，1791年8月的奴隶起义成了神话。

三、杜桑·卢维杜尔及黑人共和国

说起海地革命的领导人，我们通常首先想到的可能是黑人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这可能与我国在上个世纪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政治宣传有关，杜桑作为反对殖民主义的典型人物，自然受到重视和渲染。另外，国际学界关于海地革命者和独立建国元勋的研究集中在杜桑身上，但是还有许多可以探讨的空间。通常，人们以为杜桑在参加革命时是奴隶，这是对他的误解。实际上，杜桑·卢维杜尔与其他起义领导人不同，早在1776年就已经获得了自由。他拥有自己的奴隶，也曾租赁过一个小咖啡种植园，还有过一段婚姻，有三个孩子。另外，杜桑在海地革命早期并不是主要领导人，是否参与了1781年8月的那次奴隶起义一直存在争议。毛里求斯历史学家苏迪·哈扎里辛格（Sudhir Hazareesingh）最新的研究认为杜桑参与并策划了那次起义，从各种论证来看是可信的。即使他从一开始就参加了那次起义，在他之上还有起义领导人布克曼·杜迪、让-弗朗索瓦、乔治·比亚苏和让诺·比莱，他只是比亚苏的副手。1793年，他已经崛起为与西班牙结盟的重要叛军首领，曾一度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废除奴隶制是海地革命的重要成就，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两位领导人是法国派驻圣多明戈的特使莱热-费利西特·松托纳克斯（Léger-Félicité Sonthonax）和艾蒂安·波尔维列尔（Étienne Polverel），尽管作为西班牙盟友的杜桑及其叛军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法国特使采取了废奴措施。直到1794年5月5日，国民公会颁布废奴法令3个月后才转向了法国一边。随着杜桑与西班牙和英国军队作战的胜利，他在圣多明各的地位不断上升。在排挤和打败潜在的政敌和敌人后，在1801年成为圣多明各的终身总督。在他领导下，圣多明各成为事实上独立的法属殖民地，为最终独立奠定了基础。

面对拿破仑控制圣多明各的企图，杜桑和让-雅克·德萨林（Jean-Jacques Dessalines）领导广大黑人奋起抵抗拿破仑妹夫夏尔·埃马纽埃尔·勒克莱尔将军（Charles Emmanuel Leclerc）领导的远征军。1802年6月7日，杜桑被诱捕后，圣多明各暂时又归法国控制。10月，当看到法国在瓜德罗普恢复奴隶制后，让-雅克·德萨林和亚历山大·佩蒂翁（Alexandre Pétion）领导黑人和混血儿为争取独立战斗。在1802年11月勒克莱尔死于黄热病后，远征军在罗尚博将军领导下继续征战，企图恢复奴隶制。在圣多明各军民有力抵抗下，1803 年11月罗尚博将军向德萨林投降，殖民地最终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1804年1月1日，德萨林在戈纳伊夫（Les Gonaïves）发布《独立宣言》，宣布建立海地“共和国”。海地革命在当时的大西洋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挑战了当时白人主导的政治秩序，挑战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也是继美利坚共和国之后美洲的第二个“共和国”。

在当时主流政治文化话语下，被认为是“非人的”黑人奴隶能组织起来起义并建立“共和国”是“不可想象的”。笔者以为，认为海地革命是不可想象的，这本是一种政治和文化傲慢。学界在评价这场革命和建立的黑人国家时，普遍冠以“共和主义的”和“自由的”，其实是一种“历史想象”，而不是一种“历史事实”。从杜桑和德萨林等领导人的政策来看，圣多明各的奴隶虽然获得解放，但没有摆脱强制劳动，还被限制在种植园里面劳动。此外，1801年《法属殖民地圣多明戈宪法》（Constitution de la colonie française de Saint-Domingue）第28条和第30条规定杜桑为终身总督并秘密指定继承人的做法与当时的共和理念是相悖的。这种秘密指定继承人的做法不利于政治稳定，杜桑被诱捕可能与德萨林为谋求政治权力而与法国合谋有关。他的后继者德萨林的做法离共和理念更远，先成为终身总督，然后于1804年10月干脆直接称帝，实行独裁统治。革命建立的是名副其实的“海地王国”。共和与自由只是一种修辞，毕竟用当时的时髦话语装饰一下门面还是对统治有利的，因为没有独裁者愿意说自己是独裁者。

结语

海地革命是在加勒比海最繁荣的殖民地爆发的一场争取自由的革命。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原本掩藏在法属圣多明各表面繁荣下严峻的社会种族等级矛盾的火山终于爆发。这场革命始于殖民地种植园主争取自治的运动，在自由有色人种争取平等政治权利的过程中矛盾进一步激化，并爆发了1790年10月奥热领导的自由有色人种起义和1791年8月的奴隶起义，最终演变成争取独立的战争。正如马提尼克政治家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所言，虽然海地革命最初受到法国革命的影响，但它是按照自身的规律和目标进行的殖民地革命。

黑人杜桑在1794年之前的革命进程中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只是在转向法国阵营并同法国的敌人作战的过程中，他的地位不断提高。在此后大西洋废奴运动以及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杜桑的反奴隶制和殖民主义形象不断提升。1998年4月，杜桑这位法兰西曾经的叛徒进入先贤祠，是对其黑人解放先驱地位的承认。杜桑成了一个在全世界回荡的神话，留在法国、海地和世界人民的集体记忆中。

毫无疑问，海地革命及其“黑人共和国”不是一个神话，它的主要领导人有自身的局限性。曾长期为奴或者生活在奴隶群体中的人，其思想观念和行事风格必然带有奴隶制的烙印，非洲王权观念的影响很明显，这些显然有违民主与共和观念。由杜桑和德萨林奠基和建立的“海地共和国”的制度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其集权特征很明显，为后来的政治分裂和斗争埋下了祸根，也未能处理好自由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废除了奴隶制，却又建立起了强制劳动制度。此后，海地逐渐被世人所遗忘，也逐渐沦为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博士研究生）